2012 (167)
2013 (346)
2014 (204)
2015 (199)
2016 (738)
2017 (213)
2018 (120)
2019 (106)
這一次G20大合影的站位,除了體現彼此之間的親疏關係以外,金磚五國領導人盡數站在第一排,凸顯了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視。中國正通過此次G20,力圖推進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廣泛參與,讓G20成為一種長效機製,而這也從此次合影站位中體現了出來。
在過去幾十年裏,市場全球化造就一批在世界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他們理所當然應被納入國際事務的決策中來。金磚五國則是這批新興市場國家最突出的代表。新興市場國家地位的崛起十分明顯,其產出和貿易額在全球的占比越來越大。在國際金融危機後,新興市場國家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杭州G20峰會上,除了墨西哥、阿根廷、印尼、南非、土耳其、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原本就是G20成員國以外,中國還邀請了乍得、埃及、哈薩克斯坦、老撾、塞內加爾、泰國等國家元首共同出席,這與中國所希望推動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變革是分不開的:發展中國家勢必需要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G20的意義
相比G7等其他組織,G20更具代表性,因為G7隻包括發達國家,且這些國家在全球產出中的份額在不斷下降。而G20的代表性是以價值觀和利益訴求的分歧為代價的,因為成員各自擁有不同的政治和經濟體製以及文化傳統,共識可能會更難達成,但這對更完善的全球治理是不可或缺的。
直至目前,G20仍然是一個過渡性的全球治理體製,雖然相較於舊有的治理機製有很大的突破,但仍未完全脫離布雷頓森林體係(Bretton Woods system),因此構建新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還需更大的努力和決心。不過,G20機製也已經開始深刻地改變著全球治理機製
首先,G20改變G7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G7成立初衷是協調各國經濟政策。隨著國際形勢變化,G7關注的問題越來越泛化,乃至政治化。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G7全球治理能力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加速全球治理機製變革,促使G20走向世界舞台。G20框架強調各國對世界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共同責任,體現全球治理從G7主導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主導的轉變。
2009年9月,匹茲堡G20峰會確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份額至少增加5%,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中投票權至少增加3%。這些改革措施打破長期以G7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控製全球治理的不合理局麵。
其次,G20改變G7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麵,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性經濟問題大多在G7內部進行討論和決策,討論議題隻代表發達國家立場,發展中國家利益未能充分反映。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集體崛起促使G20成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平台,提升發展中國家在構建全球經濟秩序的話語權,推動國際金融體係改革。
在全球經濟決策方麵,G7時代新興國家僅以觀察員身份列席過G7會議,沒有決策權,而G20突破西方發展經濟學的“中心-外圍”理論。在G20機製內,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外圍”國家開始與以G7為首的“中心”國家共同探討全球問題,使得世界經濟的決策權朝均衡方向發展。
如今G20雖然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中軸,但以它為基礎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還遠未形成,特別是隨著世界各國從金融危機中複蘇的步伐快慢不一、利益訴求逐步分化,G20越來越難以就重大問題取得進展,“多極化”可能導致“無極化”。麵對危機之後的新世界,G20需要進一步探索自己的新角色,以G20扁平結構為基礎,盡快構建新的國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