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賀子珍的神經也出了問題，經常和一些男同誌夜間往來，幾次流產。毛澤東曾經問過我一些問題，我都沒有完全如實地講出來。賀子珍要到蘇聯看病時，毛澤東再三不讓她去，她硬是要離開毛澤東。她生的孩子和毛澤東給她算的時間根本碰不到一起。這下，毛澤東震怒了！」
朱仲麗: 完全如實地寫江青能出版嗎?
現在，反映曆史的紀實文學作品多如牛毛，良莠不齊。這類文學作品的真實性往往由於作者的現實地位和所處的環境而收到影響。隻要不是存心偽造曆史，隻要不是有意製造曆史的混亂，紀實文學作品的曆史價值是會在這類作品中得到體現的。一些曆史重大事件的當事人紛紛拿起筆來寫回憶錄，這無疑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於種種的原因，紀實文學成了一些人發泄私憤、推萎罪責、抬高自己、美化親朋好友等目的的工具；一些本來在曆次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采取了獵奇和介紹偉人的方式牟取暴利或把自己打扮成了解什麽內幕的人物如所謂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一類；個別曆史人物甚至雇傭一些筆桿子偽造曆史，如某人的回憶錄竟把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主席團的排名榜說成了1967年2月老帥抗爭中雙方人物的坐次，等等。一些細小的疏忽，暴露了一些人對曆史的不負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我作為一個作家，總是要產生一種弄清曆史真偽的責任感，為此我采訪了許多的重要人物。
誰也沒有料到，在中共曆史上留下深深足跡的老革命家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會在她63歲時一改醫生的職業，成為舉國皆知的作家。她在10多年的時間裏寫出了近百萬字的文學作品。其中，《女皇夢》、《黎明與晚霞》、《愛與仇〉、〈燦爛紅葉》、《難以忘卻的昨天》等長篇巨著使讀者爭相購買，毀譽不絕。這些作品描述的事實不管多麽令史學家感到震驚，作者的身份必然要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於是，我產生了拜訪她的念頭。在曆史人物裏，她的份量很輕，在重大的曆史事件裏並沒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她的幾本書卻給人們留下了有關她的許多話題。據接觸江青的一位她的親屬對我說：江青看了朱仲麗寫的《女皇夢》後，輕蔑地說：“她懂得個屁！曾幾何時，她對我巴結得要命，給我寫了無數的信件，把我吹捧得上了天。當時我對她還是有好感的，幾次在毛主席麵前說她的好話，說王稼祥同誌的功勞。現在她根據一些亂七八糟的材料，對我進行毫無根據的誣蔑，說明她的品質是多麽的惡劣！”這番話，更使我對朱仲麗產生了極大的好奇。
1988年12月23日上午，我經有關方麵的介紹，來到她的寓所，和她暢談了四個多小時。我進她小院的時候，她在樓上打量著我。到了她的客廳後，她很客氣，親自簽名送了我她寫的幾本書，並給我提供了有關王稼祥的一些材料。她說：“有關稼祥同誌的故事和曆史，我寫得已經不少了。但是由於我的身份，我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本來麵貌寫出來，我看了你寫的許多作品，願意給你提供一切我能夠提供的材料，希望你能根據中國革命的大舞台，把稼祥同誌的真實形象寫出來。所以我聽說你要來，有意識地給你準備了這些東西，但願我們之間能夠合作得愉快。”
我說：“我們之間是互相提供方便和資料的關係，目前還談不上合作。但是我希望能夠得到你的幫助，那就是把真實的王稼祥告訴我。我看了你寫的江青和其他的革命領袖的作品，總覺得離我所接觸的曆史相差有距離。我希望我們通過今天和以後的談話，能夠使我縮短這個差距。”
“你看了我的全部作品，有什麽看法和感想？”她有點迫不及待了。“特別是我寫江青的那幾本書，讀者對此很感興趣。你也在一些作品裏描寫了江青，有些史料我還沒有看到，能否給我提供一些？我們交換也可以呀！今天我們都不要客氣，有什麽就說什麽，什麽樣的觀點都可以講，我們以作家的身份來研究曆史。”
沒想到我還沒有開口講打消顧慮，她倒先提起了這方麵的內容，使我們之間立刻有了共同點。於是，我說：“我看了你的《女皇夢》，感到有些描寫和事實以及曆史的文獻大不相同。今天我是以一個作家和曆史研究者的身份和你探討問題的，希望我們能坦率和誠懇地交換看法。”我隻得實事求是地亮明我的態度，“你寫的所有的作品中，唯有《女皇夢》影響很大，但是引起人們爭論的焦點也最多。主要的問題是你寫的情況和眾人所掌握的事實不符。江青作為毛澤東的夫人，多年來披著一層神秘的外衣，不管現在人們對她是什麽評價，我隻想把許多的曆史真相搞清楚。這既是作家的本份，也是一個曆史研究者的天職。從這一點出發，我對江青的曆史也有很的興趣。我正在多方麵地搜集材料，尋找當事人，翻閱有關的檔案，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寫一部反映江青的紀實作品。研讀和再現江青的真實曆史和故事，這對我們進一步認識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曆史，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是有重大意義的。江青在她參加革命，也就是入黨的時候出身在一個貧苦的家庭，她的出身很苦，這也是她要求加入革命行列的一個原因。我看了她30年代寫的一些文章，並不是個人的發泄。其中對文藝的認識，比如說主張到工農大眾中去體驗生活，對當時國外的一些名著的理解，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要求的。毛澤東之所以看中了她，並不單純是由於她的美，而是多種因素，其中包括她在在30年代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她的思想是激進的，她的革命要求體現在她30年代的許多活動之中。毛澤東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別人這樣評價江青：[ 她在30年代是追隨魯迅的，她在文藝上的革命觀點同時啟發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問題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為她在30年代有那樣的膽量和水平，我們才在延安結合。這一點，總理知道，康生同誌也知道。你們在適當的時候向全黨講一講江青同誌的這個革命經曆。] 這說明，江青的曆史是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讚同的。你說對嗎？”
朱仲麗點點頭，說：“你說的這些，我也想到了。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完全如實地寫江青能出版嗎？就是我寫的《女皇夢》，人民文學社出版社要出版的時候，也是相當難啊。有些部門就是不讓出版，送審也不批，他們也批不了。最後，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是擔負了很大的風險才出版了《女皇夢》。我對此，很有意見。我們的出版部門的主管人豈不是自己捆綁自己嗎？我也看到過你的許多作品，沒想到你能掌握那麽多的材料。我敢肯定，有人給你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不然你不會知道那麽多重要的東西的。其中你寫的內容，我也知道，但是不那麽詳細。我們這些人都是許多事件的當事人，但是如果沒有材料和文獻的提示，也是不能夠全麵地了解情況的。越是要掌握更多的材料，就越要下很多的功夫。我寫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和她被捕後的情況，我主要的是依據當時中央下發的文件和各地揭發的材料，其中也有我的合理想象。文學作品嘛，沒有合理的虛構是不行的。往往在這樣的時候，才能寫出驚世之作。”
我感到了一種震驚，像她這樣的作家如果搞合理的虛構和想象，是否能行？我說：“是的，文學作品不能夠當作曆史來看待，但是一些曆史事件的當事人寫作品應該怎樣想象和虛構？這恐怕應該好好地討論。我寫作的時候，在材料麵前必須多作分析。提供材料的人身份不同，政治觀點不同，所表達的事實也會有區別。我接觸過許多的重大事件的當事人，他們所講的事實就不完全一樣，甚至是根本的顛倒。這就要求作家具體分析了。我寫作的原則態度是，依靠材料但絕不迷信材料，相信文獻也要注意掌握當時的客觀環境和當事人的全部活動。認真地聽取現在當事人的回憶，了解當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絕不在空想和猜測上作文章。就是文學加工也要有曆史資料為依據，絕不能離開曆史事實和人物本身的行為而想象。如江青沒有想當女皇的行為與念頭，你想象了她的那麽多的言論和行為，能算是曆史嗎？”
“你對王稼祥同誌的曆史了解嗎？”朱仲麗打斷我了我的話題，突然提到了這一點。
我說：“王稼祥同誌所寫的東西我都看過了，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時給中央和其他領導人所寫的東西。當然，我也看到了你所寫的全部文章和作品。但是，這些材料還遠遠地不夠，我很想聽聽你的介紹，給我一個真實的王稼祥同誌和真實的你。我寫東西首先是要熟悉大量的材料和曆史背景，特別是涉及到人物的言論和行為的時候，必須要看他們所寫的文章和經過檢驗的講話記錄。不能隻聽一些人的介紹，也不能隻看個別的文獻。研究曆史和研究曆史人物的活動，沒有第一手的資料是很難準確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點的。”
朱仲麗被我的表述說服了，這才認真地給我講起了他丈夫的全部曆史：“稼祥是個書呆子氣十足的老實人。如果不是革命的需要，他可能是一個學者而不會成為黨的領袖人物。幾十年來，他隻知道默契地為黨工作，從來不會追名逐利。正是他的高尚品質激勵著我，才使我決心拿起筆來。”從她所講的事實裏，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不管是曾經多麽偉大和演出過多少威武雄壯舉動的人，其實他們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們和一切人的特征都是一樣的，並沒有什麽特異功能。隻是他們所處的環境和曆史條件不同，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影響不同，於是要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才能走著與眾不同的道路。任何偉大的曆史人物，如果沒有造就偉大事業的曆史條件，他們絕對不可以造就影響和推動曆史前進的功績。這正是曆史唯物主義者的基本觀點。
據朱仲麗介紹，王稼祥和朱仲麗結為伉儷，還是毛澤東牽的紅線。那時的毛澤東，和中共高級的領導人之間，相處得非常融洽。中共中央的各級領導人，都把毛澤東作為領導全黨奪得解放的最高領袖。麵臨著多於自己幾十倍敵手的打擊，革命隊伍裏的內訌和爭鬥已經沒有市場，除了毛澤東其他任何人都不敢出來挑這副擔子。那是需要一個英雄而又能夠出英雄的時代，毛澤東自然地在中國共產黨內樹立了自己的權威。他日日夜夜地召集有關的領導和人員開會、談話、研究問題、決定大事，從來沒有高距於黨內任何同誌之上的特權。他關心同誌們的生活和身體，包括他們的婚姻。所有的領導同誌都把他當作尊敬的兄長和良師。那時，起碼在朱仲麗的心目中，毛澤東是一位了不起的巨人。一次，她和江青提起了黨內的領袖人物，朱仲麗說：“我最佩服毛澤東，他身上有一種偉大的吸引力，使人們甘心情願地接受他的領導。”江青不以為然地說：“其實也不全是這樣，有的人擁護是因為他們自己已經沒有了基礎，當初反對他的人現在有幾個是真心實意的？這還要考慮考慮。在任何時候都會有一批隨大流的人。”朱仲麗感到她的話很奇怪，就反問：“你也是隨大流的人嗎？”江青作了個怪臉說：“我和你一樣，也是被他巨大的吸引人拽過去的。”
朱仲麗後來才知道，江青到延安不久，已經和毛澤東暗暗地相戀了。我追問：“到底他們之間誰是主動的？”朱仲麗說：“應該說，還是毛澤東。江青到了延安以後，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長得漂亮；第二，她會演戲，已經在全國是出了名的演員，唱京劇唱得相當不錯，絕不是人們所說的她是三流演員，那是根據政治需要在貶低她，其實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這在的延安當然是鳳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於學習，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會寫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發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筆。第四，她看過不少馬列的著作，對《共產黨宣言》一類的經典著作北得滾瓜爛熟。她和中央一些領導同誌談話，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澤東首先看上了她的這些長處，引以為知音了。毛澤東正為他和賀子珍的婚姻而傷腦筋。”
這番話，可是在朱仲麗的文章裏所沒有的。來之前，我已研究了她的簡曆：朱仲麗1915年生於湖南長沙。其父朱劍凡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在民國初期擔任過湖南省的教育廳長。後來又辦了周南女子學校。早在“五四”運動前後，朱劍凡就和毛澤東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8年，23歲的朱仲麗來到陝北革命根據地延安。毛澤東得訊後，特地來看她，一見麵就風趣地說：“我們終於有了自動化第一流的醫生了！小朱，以後我們這些 [共匪] 頭子可都交給你了！”不久，她擔任了中央機關醫務所所長，毛澤東和中央的其他領導人都把她作為自己的保健醫生。而她正是求之不得的。
那年初冬一天，朱仲麗吃完飯正在窯洞外散步，隻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會餐出來。毛澤東一見朱仲麗就笑嗬嗬地對王稼祥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小姑娘是我的老鄉，還是蕭勁光的小姨子，老教育家的女兒喲。稼祥同誌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你們以後要多打交道呢。”
朱仲麗用羞澀的眼睛瞟了王稼祥一眼，他那修長的身材，白皙的麵孔，寬闊的天庭，明睿的眼睛，深深地印在她的腦海裏。其實，王稼祥的名子和革命經曆她早就聽說了。這位比自己大9歲的首長是安徽涇縣人，他出生於小地主兼小商人家庭，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他是蘇聯中山大學畢生的，知識淵博，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1930年他從蘇聯回國後，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擔任中央第一張機關報《實話報》的主編。朱仲麗經常看他寫的文章，對他崇拜得不得了，隻是無緣見麵。
毛澤東看出他們都有點意思，便把話題一轉，微笑地問道：“小朱，你敢不敢開個牛皮公司，當老板呀？你如果有膽子，搞個宣傳工作挺可以呀！”接著，他帶有諷刺意味地說：“我們黨內現在有人就搞牛皮公司，當牛皮公司的老板得臉皮厚，不要臉紅。”說完，哈哈大笑。說這話的時候，王明剛剛從窯洞裏出來，毛澤東的話就是針對王明講的。朱仲麗看了王明一眼，就衝著毛澤東和王稼祥說：“我可當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幹不了！”據她自己說：“那時我就看出了王稼祥是和毛澤東站在一起的。”
此後，朱仲麗常到王稼祥那裏給他看病。這個雖然已經32歲但仍是獨身的首長，始終把朱仲麗當作同誌和下屬。倒是朱仲麗從王稼祥平凡的語言中，感覺到了他的品質和對她的感情。不久，王稼祥給蕭勁光寫了一個便條：“請你調給我兩匹小蒙古馬。此外，如果可以的話，請帶你的姨妹子來我處一玩。”朱仲麗感到，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當作朋友來邀請的信號，也是一種求愛的表示。
朱仲麗很高興地和蕭勁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請他們下圍棋、打撲克。漸漸地，他們更家熟悉了。又經過了幾個月，王稼橡突然地問朱仲麗：“我們什麽時後結婚？”朱仲麗措手不及措失聲問：“為什麽要這麽快？”王稼祥哈哈大笑起來：“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1939年陰曆正月，王稼祥和朱仲麗正式結婚了。
這時，我們的話題再次回到了江青的問題上，我問：“你和江青認識以後才和王稼祥結婚的，是不是？”
朱仲麗點點頭，說：“應該是的，因為我和稼祥結婚後，發現江青早就和毛澤東在一起了。江青此人，我在《江青秘傳》和《女皇夢》這兩本書裏已經詳細地寫到了。但是裏麵的細節，我是有誇大的，不誇大不行，出版不了，這有當時的背景在裏麵。我寫江青的時候，許多領導同誌都說，你寫江青有資格，你了解她。其實我也是了解她的表麵，深層次的東西不好挖掘。”
我說：“裏麵的材料一看就可以發現你是參考了大量的中央專案組整理的東西，那些不同的人揭發的材料雖然都是有關江青的佐證，但是我對你和她直接接觸的材料更感興趣。你知道，我作為一個紀實文學的作家，沒有經過核實的材料我是不敢用的。我對你直接感受的東西更為信服。”
她說：“你說得不錯，比如我揭發江青和四人幫、林彪之間的勾結，就是根據中央專案組的材料和其他的揭發材料而寫的。我的書是紀實文學嘛，是可以藝術加工而合理地想象的。由於工作上的原因，我和毛澤東及江青長期接觸，對他們最為了解......”
她的話題再次回到賀子珍上來。她說：“其實，造成她和毛澤東離婚的原因，她應該負主要責任。賀子珍沒有文化修養，長期以來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就衝著毛澤東發脾氣，還動不動就揮槍動手。一次，一個美國女記者采訪毛澤東，采訪完畢後按照外國的禮節擁抱了毛澤東，賀子珍見狀撲上去就給了美國記者一個耳光，罵人家不要臉。這一次，氣得毛澤東也動了手。此外，賀子珍的神經也出了問題，經常和一些男同誌夜間往來，幾次流產。毛澤東曾經問過我一些問題，我都沒有完全如實地講出來。賀子珍要到蘇聯看病時，毛澤東再三不讓她去，她硬是要離開毛澤東。她生的孩子和毛澤東給她算的時間根本碰不到一起。這下，毛澤東震怒了！毛澤東選擇了江青，是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感情基礎。毛澤東知道江青在上海結過婚，但是他沒有那種傳統的封建觀念，他對中央一些同誌說：“首先江青是我們黨的同誌，是革命的戰友。就是她不成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親密戰友，可以幫助我工作。她有這個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曆史不算什麽，我也是離過婚，而且是結過兩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許多觀點能夠和毛澤東一拍即合，這是他們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前征求了黨內許多同誌的意見，周恩來、王稼祥、康生、賀龍等領導人都是同意和擁護的。其實並沒有什麽中央對江青的約法三章，也沒有對江青的任何限製。所謂那些東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為了政治需要，我們把它作了演義......”
我和她談了很長時間，除此之外，她並沒有再談出江青的更多新鮮東西來。於是，我隻得改換了話題：“你和王稼祥同誌生活了近40年，能否談談你對他感受最深的幾件事？”朱仲麗用手點著我說：“你這個人真會抓問題，好，今天我們就敞開時間長談吧！”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李立山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形成了“左”傾路線的高潮。王稼祥根據全國各地的材料和報告，毫不猶豫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當時剛從蘇聯回國的王明也從個人的野心及不良動機出發，反對李立山。但是，王稼祥在蘇聯的時候就對王明的政治野心有所警惕，認為他的許多活動不符合組織原則。但是反對李立山的共同立場，使他和王明走到了一起。他擔心自己將來會受王明的連累，果然不久，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召集會議，宣布了對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的處分決定。25歲的王稼祥離開了上海，被派往香港作黨報記者。可是不到四個月，共產國際糾正了李立山的錯誤，王稼祥重新回到中央，並在64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31年，王稼祥要求到中央蘇區工作。經批準，他和任弼時、顧作霖以中央代表身份，來到江西中央蘇區，結識了毛澤東、朱德等紅一方麵軍總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人。王稼祥和毛澤東一交往，就被他的非凡氣度和遠見卓識所折服。他後來對朱仲麗說：“我從毛澤東身上，看到了一種能指揮革命從黑暗走向光明的嶄新藝術。所以，當王明一夥在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上排斥毛澤東時，我力排眾議，保留了他的黨籍。”毛澤東離開前敵委員會的時候，對王稼祥說：“你和我都是少數，不服從也不行。我先到後方去，你們需要我的時候再回來，再見吧，朋友！”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最偉大的人物，他也不可能離開社會環境和現實存在的客觀條件來任意地發揮他的計劃和想象。
朱仲麗深情地說：“正是在長期的鬥爭中他認識了毛澤東的英明和正確，所以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糾正了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王稼祥的功勞，毛澤東一直沒有忘記。直到1973年春天的九屆三中全會期間，他老人家還說 [ 稼祥同誌極早就擁護我，他和張聞天不一樣。遵義會議，他出了很大的力。這樣的老幹部，隻講自己的過錯，不講自己的功勞，很難得。他是有大功的人，應該讓他很快站出來工作。]”朱仲麗講這話的時候，我看到她的眼睛裏含著淚水，神情依然是十分激動。
她的話題再次回到賀子珍上來。她說：“其實，造成她和毛澤東離婚的原因，她應該負主要責任。賀子珍沒有文化修養，長期以來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就衝著毛澤東發脾氣，還動不動就揮槍動手。一次，一個美國女記者采訪毛澤東，采訪完畢後按照外國的禮節擁抱了毛澤東，賀子珍見狀撲上去就給了美國記者一個耳光，罵人家不要臉。這一次，氣得毛澤東也動了手。此外，賀子珍的神經也出了問題，經常和一些男同誌夜間往來，幾次流產。毛澤東曾經問過我一些問題，我都沒有完全如實地講出來。賀子珍要到蘇聯看病時，毛澤東再三不讓她去，她硬是要離開毛澤東。她生的孩子和毛澤東給她算的時間根本碰不到一起。這下，毛澤東震怒了！毛澤東選擇了江青，是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感情基礎。毛澤東知道江青在上海結過婚，但是他沒有那種傳統的封建觀念，他對中央一些同誌說：“首先江青是我們黨的同誌，是革命的戰友。就是她不成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親密戰友，可以幫助我工作。她有這個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曆史不算什麽，我也是離過婚，而且是結過兩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許多觀點能夠和毛澤東一拍即合，這是他們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前征求了黨內許多同誌的意見，周恩來、王稼祥、康生、賀龍等領導人都是同意和擁護的。其實並沒有什麽中央對江青的約法三章，也沒有對江青的任何限製。所謂那些東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為了政治需要，我們把它作了演義......”
朱仲麗: 完全如實地寫江青能出版嗎?
現在，反映曆史的紀實文學作品多如牛毛，良莠不齊。這類文學作品的真實性往往由於作者的現實地位和所處的環境而收到影響。隻要不是存心偽造曆史，隻要不是有意製造曆史的混亂，紀實文學作品的曆史價值是會在這類作品中得到體現的。一些曆史重大事件的當事人紛紛拿起筆來寫回憶錄，這無疑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於種種的原因，紀實文學成了一些人發泄私憤、推萎罪責、抬高自己、美化親朋好友等目的的工具；一些本來在曆次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采取了獵奇和介紹偉人的方式牟取暴利或把自己打扮成了解什麽內幕的人物如所謂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一類；個別曆史人物甚至雇傭一些筆桿子偽造曆史，如某人的回憶錄竟把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主席團的排名榜說成了1967年2月老帥抗爭中雙方人物的坐次，等等。一些細小的疏忽，暴露了一些人對曆史的不負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我作為一個作家，總是要產生一種弄清曆史真偽的責任感，為此我采訪了許多的重要人物。
誰也沒有料到，在中共曆史上留下深深足跡的老革命家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會在她63歲時一改醫生的職業，成為舉國皆知的作家。她在10多年的時間裏寫出了近百萬字的文學作品。其中，《女皇夢》、《黎明與晚霞》、《愛與仇〉、〈燦爛紅葉》、《難以忘卻的昨天》等長篇巨著使讀者爭相購買，毀譽不絕。這些作品描述的事實不管多麽令史學家感到震驚，作者的身份必然要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於是，我產生了拜訪她的念頭。在曆史人物裏，她的份量很輕，在重大的曆史事件裏並沒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她的幾本書卻給人們留下了有關她的許多話題。據接觸江青的一位她的親屬對我說：江青看了朱仲麗寫的《女皇夢》後，輕蔑地說：“她懂得個屁！曾幾何時，她對我巴結得要命，給我寫了無數的信件，把我吹捧得上了天。當時我對她還是有好感的，幾次在毛主席麵前說她的好話，說王稼祥同誌的功勞。現在她根據一些亂七八糟的材料，對我進行毫無根據的誣蔑，說明她的品質是多麽的惡劣！”這番話，更使我對朱仲麗產生了極大的好奇。
1988年12月23日上午，我經有關方麵的介紹，來到她的寓所，和她暢談了四個多小時。我進她小院的時候，她在樓上打量著我。到了她的客廳後，她很客氣，親自簽名送了我她寫的幾本書，並給我提供了有關王稼祥的一些材料。她說：“有關稼祥同誌的故事和曆史，我寫得已經不少了。但是由於我的身份，我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本來麵貌寫出來，我看了你寫的許多作品，願意給你提供一切我能夠提供的材料，希望你能根據中國革命的大舞台，把稼祥同誌的真實形象寫出來。所以我聽說你要來，有意識地給你準備了這些東西，但願我們之間能夠合作得愉快。”
我說：“我們之間是互相提供方便和資料的關係，目前還談不上合作。但是我希望能夠得到你的幫助，那就是把真實的王稼祥告訴我。我看了你寫的江青和其他的革命領袖的作品，總覺得離我所接觸的曆史相差有距離。我希望我們通過今天和以後的談話，能夠使我縮短這個差距。”
“你看了我的全部作品，有什麽看法和感想？”她有點迫不及待了。“特別是我寫江青的那幾本書，讀者對此很感興趣。你也在一些作品裏描寫了江青，有些史料我還沒有看到，能否給我提供一些？我們交換也可以呀！今天我們都不要客氣，有什麽就說什麽，什麽樣的觀點都可以講，我們以作家的身份來研究曆史。”
沒想到我還沒有開口講打消顧慮，她倒先提起了這方麵的內容，使我們之間立刻有了共同點。於是，我說：“我看了你的《女皇夢》，感到有些描寫和事實以及曆史的文獻大不相同。今天我是以一個作家和曆史研究者的身份和你探討問題的，希望我們能坦率和誠懇地交換看法。”我隻得實事求是地亮明我的態度，“你寫的所有的作品中，唯有《女皇夢》影響很大，但是引起人們爭論的焦點也最多。主要的問題是你寫的情況和眾人所掌握的事實不符。江青作為毛澤東的夫人，多年來披著一層神秘的外衣，不管現在人們對她是什麽評價，我隻想把許多的曆史真相搞清楚。這既是作家的本份，也是一個曆史研究者的天職。從這一點出發，我對江青的曆史也有很的興趣。我正在多方麵地搜集材料，尋找當事人，翻閱有關的檔案，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寫一部反映江青的紀實作品。研讀和再現江青的真實曆史和故事，這對我們進一步認識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曆史，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是有重大意義的。江青在她參加革命，也就是入黨的時候出身在一個貧苦的家庭，她的出身很苦，這也是她要求加入革命行列的一個原因。我看了她30年代寫的一些文章，並不是個人的發泄。其中對文藝的認識，比如說主張到工農大眾中去體驗生活，對當時國外的一些名著的理解，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要求的。毛澤東之所以看中了她，並不單純是由於她的美，而是多種因素，其中包括她在在30年代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她的思想是激進的，她的革命要求體現在她30年代的許多活動之中。毛澤東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別人這樣評價江青：[ 她在30年代是追隨魯迅的，她在文藝上的革命觀點同時啟發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問題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為她在30年代有那樣的膽量和水平，我們才在延安結合。這一點，總理知道，康生同誌也知道。你們在適當的時候向全黨講一講江青同誌的這個革命經曆。] 這說明，江青的曆史是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讚同的。你說對嗎？”
朱仲麗點點頭，說：“你說的這些，我也想到了。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完全如實地寫江青能出版嗎？就是我寫的《女皇夢》，人民文學社出版社要出版的時候，也是相當難啊。有些部門就是不讓出版，送審也不批，他們也批不了。最後，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是擔負了很大的風險才出版了《女皇夢》。我對此，很有意見。我們的出版部門的主管人豈不是自己捆綁自己嗎？我也看到過你的許多作品，沒想到你能掌握那麽多的材料。我敢肯定，有人給你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不然你不會知道那麽多重要的東西的。其中你寫的內容，我也知道，但是不那麽詳細。我們這些人都是許多事件的當事人，但是如果沒有材料和文獻的提示，也是不能夠全麵地了解情況的。越是要掌握更多的材料，就越要下很多的功夫。我寫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和她被捕後的情況，我主要的是依據當時中央下發的文件和各地揭發的材料，其中也有我的合理想象。文學作品嘛，沒有合理的虛構是不行的。往往在這樣的時候，才能寫出驚世之作。”
我感到了一種震驚，像她這樣的作家如果搞合理的虛構和想象，是否能行？我說：“是的，文學作品不能夠當作曆史來看待，但是一些曆史事件的當事人寫作品應該怎樣想象和虛構？這恐怕應該好好地討論。我寫作的時候，在材料麵前必須多作分析。提供材料的人身份不同，政治觀點不同，所表達的事實也會有區別。我接觸過許多的重大事件的當事人，他們所講的事實就不完全一樣，甚至是根本的顛倒。這就要求作家具體分析了。我寫作的原則態度是，依靠材料但絕不迷信材料，相信文獻也要注意掌握當時的客觀環境和當事人的全部活動。認真地聽取現在當事人的回憶，了解當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絕不在空想和猜測上作文章。就是文學加工也要有曆史資料為依據，絕不能離開曆史事實和人物本身的行為而想象。如江青沒有想當女皇的行為與念頭，你想象了她的那麽多的言論和行為，能算是曆史嗎？”
“你對王稼祥同誌的曆史了解嗎？”朱仲麗打斷我了我的話題，突然提到了這一點。
我說：“王稼祥同誌所寫的東西我都看過了，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時給中央和其他領導人所寫的東西。當然，我也看到了你所寫的全部文章和作品。但是，這些材料還遠遠地不夠，我很想聽聽你的介紹，給我一個真實的王稼祥同誌和真實的你。我寫東西首先是要熟悉大量的材料和曆史背景，特別是涉及到人物的言論和行為的時候，必須要看他們所寫的文章和經過檢驗的講話記錄。不能隻聽一些人的介紹，也不能隻看個別的文獻。研究曆史和研究曆史人物的活動，沒有第一手的資料是很難準確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點的。”
朱仲麗被我的表述說服了，這才認真地給我講起了他丈夫的全部曆史：“稼祥是個書呆子氣十足的老實人。如果不是革命的需要，他可能是一個學者而不會成為黨的領袖人物。幾十年來，他隻知道默契地為黨工作，從來不會追名逐利。正是他的高尚品質激勵著我，才使我決心拿起筆來。”從她所講的事實裏，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不管是曾經多麽偉大和演出過多少威武雄壯舉動的人，其實他們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們和一切人的特征都是一樣的，並沒有什麽特異功能。隻是他們所處的環境和曆史條件不同，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影響不同，於是要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才能走著與眾不同的道路。任何偉大的曆史人物，如果沒有造就偉大事業的曆史條件，他們絕對不可以造就影響和推動曆史前進的功績。這正是曆史唯物主義者的基本觀點。
據朱仲麗介紹，王稼祥和朱仲麗結為伉儷，還是毛澤東牽的紅線。那時的毛澤東，和中共高級的領導人之間，相處得非常融洽。中共中央的各級領導人，都把毛澤東作為領導全黨奪得解放的最高領袖。麵臨著多於自己幾十倍敵手的打擊，革命隊伍裏的內訌和爭鬥已經沒有市場，除了毛澤東其他任何人都不敢出來挑這副擔子。那是需要一個英雄而又能夠出英雄的時代，毛澤東自然地在中國共產黨內樹立了自己的權威。他日日夜夜地召集有關的領導和人員開會、談話、研究問題、決定大事，從來沒有高距於黨內任何同誌之上的特權。他關心同誌們的生活和身體，包括他們的婚姻。所有的領導同誌都把他當作尊敬的兄長和良師。那時，起碼在朱仲麗的心目中，毛澤東是一位了不起的巨人。一次，她和江青提起了黨內的領袖人物，朱仲麗說：“我最佩服毛澤東，他身上有一種偉大的吸引力，使人們甘心情願地接受他的領導。”江青不以為然地說：“其實也不全是這樣，有的人擁護是因為他們自己已經沒有了基礎，當初反對他的人現在有幾個是真心實意的？這還要考慮考慮。在任何時候都會有一批隨大流的人。”朱仲麗感到她的話很奇怪，就反問：“你也是隨大流的人嗎？”江青作了個怪臉說：“我和你一樣，也是被他巨大的吸引人拽過去的。”
朱仲麗後來才知道，江青到延安不久，已經和毛澤東暗暗地相戀了。我追問：“到底他們之間誰是主動的？”朱仲麗說：“應該說，還是毛澤東。江青到了延安以後，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長得漂亮；第二，她會演戲，已經在全國是出了名的演員，唱京劇唱得相當不錯，絕不是人們所說的她是三流演員，那是根據政治需要在貶低她，其實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這在的延安當然是鳳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於學習，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會寫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發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筆。第四，她看過不少馬列的著作，對《共產黨宣言》一類的經典著作北得滾瓜爛熟。她和中央一些領導同誌談話，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澤東首先看上了她的這些長處，引以為知音了。毛澤東正為他和賀子珍的婚姻而傷腦筋。”
這番話，可是在朱仲麗的文章裏所沒有的。來之前，我已研究了她的簡曆：朱仲麗1915年生於湖南長沙。其父朱劍凡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在民國初期擔任過湖南省的教育廳長。後來又辦了周南女子學校。早在“五四”運動前後，朱劍凡就和毛澤東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8年，23歲的朱仲麗來到陝北革命根據地延安。毛澤東得訊後，特地來看她，一見麵就風趣地說：“我們終於有了自動化第一流的醫生了！小朱，以後我們這些 [共匪] 頭子可都交給你了！”不久，她擔任了中央機關醫務所所長，毛澤東和中央的其他領導人都把她作為自己的保健醫生。而她正是求之不得的。
那年初冬一天，朱仲麗吃完飯正在窯洞外散步，隻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會餐出來。毛澤東一見朱仲麗就笑嗬嗬地對王稼祥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小姑娘是我的老鄉，還是蕭勁光的小姨子，老教育家的女兒喲。稼祥同誌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你們以後要多打交道呢。”
朱仲麗用羞澀的眼睛瞟了王稼祥一眼，他那修長的身材，白皙的麵孔，寬闊的天庭，明睿的眼睛，深深地印在她的腦海裏。其實，王稼祥的名子和革命經曆她早就聽說了。這位比自己大9歲的首長是安徽涇縣人，他出生於小地主兼小商人家庭，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他是蘇聯中山大學畢生的，知識淵博，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1930年他從蘇聯回國後，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擔任中央第一張機關報《實話報》的主編。朱仲麗經常看他寫的文章，對他崇拜得不得了，隻是無緣見麵。
毛澤東看出他們都有點意思，便把話題一轉，微笑地問道：“小朱，你敢不敢開個牛皮公司，當老板呀？你如果有膽子，搞個宣傳工作挺可以呀！”接著，他帶有諷刺意味地說：“我們黨內現在有人就搞牛皮公司，當牛皮公司的老板得臉皮厚，不要臉紅。”說完，哈哈大笑。說這話的時候，王明剛剛從窯洞裏出來，毛澤東的話就是針對王明講的。朱仲麗看了王明一眼，就衝著毛澤東和王稼祥說：“我可當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幹不了！”據她自己說：“那時我就看出了王稼祥是和毛澤東站在一起的。”
此後，朱仲麗常到王稼祥那裏給他看病。這個雖然已經32歲但仍是獨身的首長，始終把朱仲麗當作同誌和下屬。倒是朱仲麗從王稼祥平凡的語言中，感覺到了他的品質和對她的感情。不久，王稼祥給蕭勁光寫了一個便條：“請你調給我兩匹小蒙古馬。此外，如果可以的話，請帶你的姨妹子來我處一玩。”朱仲麗感到，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當作朋友來邀請的信號，也是一種求愛的表示。
朱仲麗很高興地和蕭勁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請他們下圍棋、打撲克。漸漸地，他們更家熟悉了。又經過了幾個月，王稼橡突然地問朱仲麗：“我們什麽時後結婚？”朱仲麗措手不及措失聲問：“為什麽要這麽快？”王稼祥哈哈大笑起來：“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1939年陰曆正月，王稼祥和朱仲麗正式結婚了。
這時，我們的話題再次回到了江青的問題上，我問：“你和江青認識以後才和王稼祥結婚的，是不是？”
朱仲麗點點頭，說：“應該是的，因為我和稼祥結婚後，發現江青早就和毛澤東在一起了。江青此人，我在《江青秘傳》和《女皇夢》這兩本書裏已經詳細地寫到了。但是裏麵的細節，我是有誇大的，不誇大不行，出版不了，這有當時的背景在裏麵。我寫江青的時候，許多領導同誌都說，你寫江青有資格，你了解她。其實我也是了解她的表麵，深層次的東西不好挖掘。”
我說：“裏麵的材料一看就可以發現你是參考了大量的中央專案組整理的東西，那些不同的人揭發的材料雖然都是有關江青的佐證，但是我對你和她直接接觸的材料更感興趣。你知道，我作為一個紀實文學的作家，沒有經過核實的材料我是不敢用的。我對你直接感受的東西更為信服。”
她說：“你說得不錯，比如我揭發江青和四人幫、林彪之間的勾結，就是根據中央專案組的材料和其他的揭發材料而寫的。我的書是紀實文學嘛，是可以藝術加工而合理地想象的。由於工作上的原因，我和毛澤東及江青長期接觸，對他們最為了解......”
她的話題再次回到賀子珍上來。她說：“其實，造成她和毛澤東離婚的原因，她應該負主要責任。賀子珍沒有文化修養，長期以來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就衝著毛澤東發脾氣，還動不動就揮槍動手。一次，一個美國女記者采訪毛澤東，采訪完畢後按照外國的禮節擁抱了毛澤東，賀子珍見狀撲上去就給了美國記者一個耳光，罵人家不要臉。這一次，氣得毛澤東也動了手。此外，賀子珍的神經也出了問題，經常和一些男同誌夜間往來，幾次流產。毛澤東曾經問過我一些問題，我都沒有完全如實地講出來。賀子珍要到蘇聯看病時，毛澤東再三不讓她去，她硬是要離開毛澤東。她生的孩子和毛澤東給她算的時間根本碰不到一起。這下，毛澤東震怒了！毛澤東選擇了江青，是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感情基礎。毛澤東知道江青在上海結過婚，但是他沒有那種傳統的封建觀念，他對中央一些同誌說：“首先江青是我們黨的同誌，是革命的戰友。就是她不成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親密戰友，可以幫助我工作。她有這個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曆史不算什麽，我也是離過婚，而且是結過兩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許多觀點能夠和毛澤東一拍即合，這是他們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前征求了黨內許多同誌的意見，周恩來、王稼祥、康生、賀龍等領導人都是同意和擁護的。其實並沒有什麽中央對江青的約法三章，也沒有對江青的任何限製。所謂那些東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為了政治需要，我們把它作了演義......”
我和她談了很長時間，除此之外，她並沒有再談出江青的更多新鮮東西來。於是，我隻得改換了話題：“你和王稼祥同誌生活了近40年，能否談談你對他感受最深的幾件事？”朱仲麗用手點著我說：“你這個人真會抓問題，好，今天我們就敞開時間長談吧！”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李立山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形成了“左”傾路線的高潮。王稼祥根據全國各地的材料和報告，毫不猶豫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當時剛從蘇聯回國的王明也從個人的野心及不良動機出發，反對李立山。但是，王稼祥在蘇聯的時候就對王明的政治野心有所警惕，認為他的許多活動不符合組織原則。但是反對李立山的共同立場，使他和王明走到了一起。他擔心自己將來會受王明的連累，果然不久，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召集會議，宣布了對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的處分決定。25歲的王稼祥離開了上海，被派往香港作黨報記者。可是不到四個月，共產國際糾正了李立山的錯誤，王稼祥重新回到中央，並在64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31年，王稼祥要求到中央蘇區工作。經批準，他和任弼時、顧作霖以中央代表身份，來到江西中央蘇區，結識了毛澤東、朱德等紅一方麵軍總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人。王稼祥和毛澤東一交往，就被他的非凡氣度和遠見卓識所折服。他後來對朱仲麗說：“我從毛澤東身上，看到了一種能指揮革命從黑暗走向光明的嶄新藝術。所以，當王明一夥在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上排斥毛澤東時，我力排眾議，保留了他的黨籍。”毛澤東離開前敵委員會的時候，對王稼祥說：“你和我都是少數，不服從也不行。我先到後方去，你們需要我的時候再回來，再見吧，朋友！”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最偉大的人物，他也不可能離開社會環境和現實存在的客觀條件來任意地發揮他的計劃和想象。
朱仲麗深情地說：“正是在長期的鬥爭中他認識了毛澤東的英明和正確，所以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糾正了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王稼祥的功勞，毛澤東一直沒有忘記。直到1973年春天的九屆三中全會期間，他老人家還說 [ 稼祥同誌極早就擁護我，他和張聞天不一樣。遵義會議，他出了很大的力。這樣的老幹部，隻講自己的過錯，不講自己的功勞，很難得。他是有大功的人，應該讓他很快站出來工作。]”朱仲麗講這話的時候，我看到她的眼睛裏含著淚水，神情依然是十分激動。
她的話題再次回到賀子珍上來。她說：“其實，造成她和毛澤東離婚的原因，她應該負主要責任。賀子珍沒有文化修養，長期以來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就衝著毛澤東發脾氣，還動不動就揮槍動手。一次，一個美國女記者采訪毛澤東，采訪完畢後按照外國的禮節擁抱了毛澤東，賀子珍見狀撲上去就給了美國記者一個耳光，罵人家不要臉。這一次，氣得毛澤東也動了手。此外，賀子珍的神經也出了問題，經常和一些男同誌夜間往來，幾次流產。毛澤東曾經問過我一些問題，我都沒有完全如實地講出來。賀子珍要到蘇聯看病時，毛澤東再三不讓她去，她硬是要離開毛澤東。她生的孩子和毛澤東給她算的時間根本碰不到一起。這下，毛澤東震怒了！毛澤東選擇了江青，是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感情基礎。毛澤東知道江青在上海結過婚，但是他沒有那種傳統的封建觀念，他對中央一些同誌說：“首先江青是我們黨的同誌，是革命的戰友。就是她不成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親密戰友，可以幫助我工作。她有這個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曆史不算什麽，我也是離過婚，而且是結過兩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許多觀點能夠和毛澤東一拍即合，這是他們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前征求了黨內許多同誌的意見，周恩來、王稼祥、康生、賀龍等領導人都是同意和擁護的。其實並沒有什麽中央對江青的約法三章，也沒有對江青的任何限製。所謂那些東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為了政治需要，我們把它作了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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