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大字報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與北大哲學係另6位教師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及李醒塵在北大食堂共同張貼《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6月2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標題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同日的《人民日報》又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開頭寫道:“聶元梓等同誌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被毛澤東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大字報全文,全國上下興起了造反運動。6月2日康生來到北大支持聶元梓,讚揚其大字報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7月22日、23日,陳伯達、江青來到北京大學,挑起北大師生,對“六?一八事件”的辯論。7月25日晚,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再次來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辯論大會,批判北大工作組鎮壓群眾,並建議撤銷工作組。趕走工作組後,聶元梓當上北大校文革籌委會主任、校文革主任。8月18日早上,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和群眾時,聶元梓被安排上天安門城樓,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
聶元梓大字報向全國播出後,各大專院校和中學率先回應,受到壓抑的外地造反者奔赴北京大學取經,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狀、求援。7月29日到8月12日就有3.6萬個單位的71萬人次到北大。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回信、中共第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十六條”先後造成的強大衝擊波,仍未打破各地黨政機關領導人對文革抵觸、控製的態度、做法。8月18日、8月31日,毛澤東兩次接見首都紅衛兵和外地來京師生,更加公開了他對紅衛兵的肯定、支持,也以個人的權威、魅力吸引著各地青年學生源源不斷湧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澤東接見,渴望帶回不同於地方當權派壓製運動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聲音。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已經成為中學生的穀雨和清明也迎來了人生的重要時刻,他們姐妹倆都已經成了公社中學的兩名初中學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的衝擊下,這時候的公社已經更名為紅光人民公社,而原來為紀念已經犧牲了的孟家集農業合作化的帶頭人而命名的孟喜子人民公社被革命的紅衛兵們徹底擯棄了,關鍵是有不少的人對孟喜子的曆史定位提出了挑戰,他到底是一個烈士還是一個資產階級在孟家集的代理人仍然是一個大大的疑問號。不管如何,按照時下的習慣,公社應該有一個革命化的名字。當時的渭原縣所屬的十四個公社都改了名字,而這些名字都是當時人們認為最革命,最響亮的名字,諸如,東風呀,紅旗呀,紅星呀,紅光呀等等,不但各個公社要改名字,公社下麵的大隊也要改名字,這樣一來,難免就要重名了,比如有個東風公社紅旗大隊,還有一個紅旗公社東風大隊,這樣一來,就苦了郵政係統的工作者,分揀郵件時隻好對照著舊名來查,弄了個新舊地名對照表,就像查密電碼一般。即就是這樣,那個時候,仍然的許多信件還是因為地址的緣故而無法投遞,最後隻有標上“查無此人”而退回原地,最可笑的是有些信就是退回原地,仍然找不到送信人,因為那些僅有的幾個翻來倒去的地址有時連寄信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免不了自己也寫錯。
穀雨和清明姐妹倆人年齡雖然相差一歲,但是在學校裏卻在同一年級,都在初二,因為當時上學時,為了互相照應,姐弟倆同一年報名上學所以就一直在同一個年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個公社所屬的唯一中學便成了首當其衝的地方。自從來自西安交通大學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沿隴海線向西一路播下文化大革命的火種以來,這個平靜的關中平原便立馬變得不平靜了,像一個幹透了的大草原,被一把大火點著了,登時便成了燎原之勢。在各個生產大隊,學校和單位,立刻成立了各種各樣的造反隊,那時候,人們都好像打了雞血一樣的亢奮,人人都會背誦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同時還有另一條最高指示,讀上去更加貼心,更覺得是偉大領袖的諄諄教導和殷切期望,甚至有點家裏老奶奶的苦口婆心,“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大學生哥哥們就是中學生弟弟們的最好榜樣,在大學哥哥們的幫助下,公社中學的紅衛兵組織立即成立了起來,當時公社中學已經和公社一樣,更名為紅光中學,所以革命小將的紅衛兵組織便命名為“紅光中學革命造反團”。革命造反團一成立,便將學校的老校長,班主任老師和各科的代課老師作為革命和專政的對象,便紛紛成了革命小將們革命的對象。
紅光中學革命造反團的領導者是一名叫做郝建國的高年級學生,他的父親是公社裏的武裝幹事郝愛民。郝建國是隨著父親兩年前從別處調到紅光中學的,由於經常隨著父親的工作調動而不斷地轉學,郝建國的學業便有點趕不上趟,經常留級,年齡自然而然地比一般的同學大一點。文革開始後,革命小將的熱情也隨著運動的發展而逐漸高漲,紅光中學也成立了革命造反團,這團長的職務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年齡比較大的郝建國的頭上。再加上郝建國同學別看平時學習成績不怎麽樣,可是革命的熱情卻是十分地高漲,加之自己根紅苗壯,又是革命幹部出身,平時就有點鶴立雞群的感覺。雖然自己是在農村中學讀書,但是郝建國自己覺得他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而且還是城鎮戶口,所以他從心底裏壓根兒看不起這些來自農村的同學,總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他從內心裏不願意和這些來自農村的“稼娃”們混在一起,在他看來,和這些土裏土氣的農村娃混在一起,有失自己的身份,用當地的土話講,那就是“刷價”得很。但是現實的情況是,自己隨父親來到這個公社裏來,父親在這裏工作,他也隻能在這樣的中學裏上學,這是毫無辦法的事。他從內心裏盼望著父親能調回縣城工作,但是這又不是父親所能決定的,“革命工作嗎,就是要服從組織的決定,哪能反個人利益放在革命工作的前頭?一事當前,不要總想著替自己打算,這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每當他給父親說起這些的時候,父親總是用這些大道理來教育他,反而使得他無話可說!“還革命戰士呢,你不是早就從部隊上轉業到地方了嗎?”他嘴裏不服地嘟囔著,覺得父親早已經退伍了,卻還處處以革命戰士來標榜自己。“胡說,”父親生氣地訓斥道:“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不在於他是否還佩戴著帽徽和領章,而是在思想上,要用革命戰士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不論什麽時候,隻要穿過這身黃軍裝,那他就永遠都是一個革命戰士!,隻要黨需要,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辭!”父親永遠保持著一個老軍人的本色,盡管他如今已經轉到地方工作,但從心底裏講,他骨子裏還保持著一個軍人的本色。父親的嚴厲管束,他在家裏和母親一樣,幾乎沒有個人的自由,甚至連說話的權利也沒有,他隻有在心底裏對抗一句“軍閥作風!”
由於這些年,他總是隨著父親的工作調動而不斷地搬來搬去,每搬一次家,他都得轉學一次,雖然說當時所用的教材都是一樣的,但這樣轉來轉去,免不了多多少少的對他的學業有些影響!因為他幾乎沒有安定下來。每到一個新的地方上學,同學,老師對他來說都是陌生的,好不容易剛剛適應了,熟悉了,保不齊哪天又要搬家,又要轉學。他自己總感到是在動蕩中生活和學習,無形之中,學業就有點比不上他的人了。別看他長得高高大大,穿得也整整齊齊,幹幹淨淨的,但學習卻比不過那些土裏土氣的“稼娃”。加之他還因轉來轉去地留過級,在班裏要比一般的同學年長一些,加之他本身個頭也高,就更有鶴立雞群,木秀於林的感覺。
文革開始後,紅光中學也不是世外桃源,造反奪權的風潮一起,立即席卷了這個以前充滿朗朗讀書聲的地方,革命小將的革命熱情是什麽也不能阻擋的,紅光中學革命造反團應運而生,郝建國也成了紅衛兵組織的頭頭。
其實剛開始時,郝建國其實什麽也不懂,那天上完數學課,他因為回答不出老師的提問,被數學老師批評了幾句,他心裏老大的不痛快,十六歲的少年臉漲得通紅,在那些比他低半個頭的同學麵前,他感到非常丟人。下課後,他一個人耷拉著腦袋在學校教室外轉悠,不巧正好碰見年級輔導員餘得剛老師,餘老師是自己比較熟悉的一個老師,因為他曾去過他家找過他的父親。記得是一年前,餘老師有個弟弟想當兵,當時在公社醫院體檢,身體不合格,還是因為是他的輔導員老師,餘老師提著禮品去他的家裏找他的父親幫忙。 他原本不抱多大的希望,按他的父親的秉性,他覺得他父親本來就是一個油鹽不進的倔人,誰知這次卻出乎他的意料,父親爽快地答應幫忙,還親自到公社衛生院找人改了體檢表,這使他非常不解。他不敢問父親,後來偷偷地問母親,為何父親這回變成了觀音菩薩?母親笑而不答,臨末了說了一句,“還不是因為你。”原來父親覺得是兒子的老師來求他辦事,若是不答應,自己的兒子在學校裏日子恐怕也不好過。自己的文化課成績一般,老師多次家訪,父母也很著急,雖然說自己身體十分健康,長得也高高大大,看上去也是相貌堂堂,但是學習上的事卻總不能如人所願。為這種事,他沒有少受過老師的批評。作為班裏為數不多的城鎮戶口的孩子,在學業上輸給這些土裏土氣的農村“稼娃”,他內心中總有些不甘,但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覺得自己很沒有麵子,尤其是輸給了這些他本來就瞧不起的農村孩子。
郝愛民本來是一個很有原則性的人,但是在孩子這件事上,他也是幹著急,沒有辦法他原來想著,若是差不多,孩子混到高中畢業,拿個高中文憑,然後在縣裏哪個單位給找個工作,也算是有個交待,或者是送到部隊裏雲當兵,有了高中文憑,也是容易發展,至少在提幹方麵也有個優勢。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根據學校老師的反映,這孩子恐怕很難進入裂隙上高中,若是考不上高中,這該如何是好,眼見得孩子很快就要從初中畢業,還不到十八歲,既不能招工,也不能入伍,這麽大個孩子留在家裏待業,也是他心頭的一塊心病。所以說,這人啊,不論你思想覺悟有多高,原則性有多強,但是總怕有短板,有軟肋。兒子眼下就是公社武裝幹事郝愛民同誌的軟肋。所以,他對學校裏的任何老師都不敢得罪,生怕對兒子建國的前途有影響,別的不說,給個好的鑒定和評語也是不錯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當建國把他的輔導員老師餘得鋼家裏的時候,他一點也不敢怠慢。漢聽完餘老師的介紹,是其弟弟入伍的事,郝幹事就下決心要幫他這個忙,他覺得餘老師,就是等於幫了自己的兒子。再說,當兵這事,就是他自己親手抓的,公社裏每年招的幾十個新兵,個個都從他手裏過,農村孩子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毛病,隻要過得去,讓誰去對他來說都一樣。而這個餘老師的弟弟也沒有啥大毛病,孩子太瘦,體重不夠,這也算不上什麽大毛病,去部隊上之後,大魚大肉催催,很快就長起來了,想到這裏,他有點兒心安理得地應承了下來,並親自去公社衛生院重新辦了體檢表,寫上合格,就算把這事給辦了。
有了這層關係,餘老師對建國自然是青睞有加,學校裏的好處自然而然地照顧到建 國的頭上,比如,班上選個先進啦,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啦,三好學生之類的,能給建國的統統給建國,特別是學校裏或者公社裏開會,需要一個代表發言呀,這類好事也自然而然地就落在建國的頭上。建國來本就是城鎮小孩,穿得幹淨,長得也體麵,又會講普通話。雖然說數理化成績不是太好,但好不是太差,勉強還過得去,政治和語文方麵比不比別的學生差,站在大會主席台上,交流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來,講得也是頭頭是道,重要的是他的發言稿都是輔導員餘老師給寫的,他在下麵反複練習,站在台上的時候基本上都能背出來,再加上他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你別說還頗有點像模像樣的。所以他拿什麽獎,一般同學都覺得合情合理。老郝看到兒子進步,心裏也樂開了花,尤其是每次公社或學校裏開完會,人們都向老郝恭維,“老郝,兒子不錯啊!”“老郝,到底是老子英雄兒好漢啊!”“老郝,將門虎子啊。” 人們把各種逢迎之詞毫不吝惜地端給老郝,老郝也難免有點飄飄然飛起來的感覺。這人也有點怪,一般情況下,最忌諱說別人比自己強,但是當說到自己的兒子比自己強的時候,不但不生氣,反而還樂得不成,最入老郝耳的奉承話就是,“老郝啊,這兒子真有出息,將來前途無量,比你這老子可強多了!”
這天,建國挨了數學老師的批評,在全班同學麵前丟了臉,正在鬱悶地在教室後麵轉,正好碰上了輔導員餘老師。餘老師一看建國悶悶不樂的樣子,心裏就猜了個八九不離十,心想肯定是數學課上挨老師批評了。公社中學的數學老師徐創成,是一個有著多年教齡的老教師,平時治學很嚴謹,從來不給學生麵子。他本來是從省城裏下放到這裏來的老右派,原來據說是大學的數學老師,58年因為給係主任提意見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渭原縣孟喜子人民公社,也就是今天的紅光公社進行勞動改造,當時的公社書記徐懷玉發現他是個文化人,便有意照顧他,後來聽說他是數學私法的老師,便讓他到學校裏教書。剛開始時這裏還沒有中學,就讓他在小學裏教算術,後來公社成立了中學,又把他抽上來在中學裏教數學。本來是大學數學老師,現在來教中學的數學,對他來說,還得有點大材小用。不過經過這些年的鍛煉,他在教學方麵也有了一定的成績,每次縣裏數學競賽,他所在的公社中學永遠都是拿第一,就連師資力量極強的縣城關中學,也隻能甘拜下風,為此縣裏各個中學的校長都想把徐老師調過去,以提高自己學校的數學學習成績,為此,徐老師可謂是一時風光,人們基本上忘了他頭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下子變成了香餑餑,再也沒有人提起他的老右派的問題。各個學校的校長把意見反映縣教育局,教育局的領導聽了之後覺得應該充分發揮徐老師的長處,利用徐老師,提高全縣中學的數學學習質量,也是一件好事。於是經過縣教育局領導商量討論,就讓徐老師到各個學校去輪流執教,每個中學輪轉一年,專門帶畢業班的數學,以期望在中高中能有所收獲,反正縣裏總共也沒有幾所中學。雖然徐老師的教學水平高,在各個學校都比較受歡迎,但是由於他的曆史問題,教育係統的各種表彰,從來都沒有他的份。因為那是一個政治掛帥的時代。作為一個老右派,徐老師自己也並不在乎這些,他隻是覺得能讓自己教學,雖然隻是初中,他已經是很滿足了,尤其是和學生在一起,他便忘記了世間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