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記事 後記

秦腔記事 後記

當我在匆匆之中寫完這部小說的上卷的時候，我並沒有一種作完一件事之後應有那種的釋然的感覺，相反地感到心情更加沉重。往往在這個時候，才會發現自己駕馭文字的能力太差，也缺少作為一個作家應該具備的那種靈感和天賦，有一種“書到用時方恨少”的感覺。 　　這是一個缺少英雄的時代。英雄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是一個十分遙遠而又蒼白的概念。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溫瑞安先生的話“說英雄，誰是英雄？”　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裏，尤其是在北美這樣一種特殊的環境中，人們似乎將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手段緊緊聯係在一起的，而後者則是人們更注重的東西。有了生存的手段，才會考慮生存的方式。所以這種手段有時就會變得千奇百怪，不可思議。所幸的這裏的寫作是和任何生存手段都沒有任何的聯係和瓜葛，而純粹是一種個人的業餘愛好，這就是使得我解除了作為任何有可能成為道義上的束縛和羈絆，成為一種為寫作而寫作的非功利性的東西。 　　沒有英雄並不意味著人們不渴望英雄。我想正是沒有英雄的空虛感，才使得我產生了一種想編出個“英雄”的欲望，而這個欲望不時地在折磨著我，於是使我無法輕鬆地寫下某種遊戲一樣的文字，這似乎看起來又墜入了那種“文以載道”的陳詞濫調之中去。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高爾基先生曾形象地說“文學就是人學”，現在回想起來在我最初地接受有關“文學”的概念的時候，受的正是這種思想的影響。但是今天看起來似乎這話仍然沒有錯。 　　我在上高中的時候學校是在溈河灘上、馬超嶺下，少年時候的我曾經對“馬超嶺”這個名字產生過無數的幻想。因為人們告訴我那曾是當年馬超大戰曹孟德的地方。每當我對著那座小小的禿嶺，總是想象著當年馬孟起是如何在這座嶺上，使得曹孟德割須棄袍？ 　　記得前幾天曾經讀到一篇有關中國城市方麵的文章，其中說到西安是最古樸的城市。位於八百裏秦川中央的西安曾是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之一，記得有一句話曾經這樣說過，中國，一百年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陝西，五千年看河南。 　　三千年的文化已經夠悠久了。八百裏秦川那厚重的黃土下麵埋藏著數不清的曆史文物和數不清的故事。就象你隨便用手一挖就會找出一些秦磚漢瓦的碎片，隨便與人一談就會引出無數令人心碎的故事一樣。 　　張化龍的故事曾經是故鄉人們津津樂道的一件事。他就是內子的村上的人，直到今天我常和內子開玩笑的時候，說到你不愧是張化龍的後代，砸過鹽店，飯作得那麽鹹。張化龍的重新被發掘應該歸功於文化大革命，那塊扶風，岐山，眉縣人為其所立的石碑在文革時才被作為曆史文物運到西安碑林博物館保存。盡管此前它已經在那裏默默無聞地豎立了數十年。 　　但本文寫得並不是張化龍的故事，而是張化龍故事的影子。我所感動的不僅僅是張化龍聚眾鬧事的勇氣，而是在起義失敗之後，清兵將張的故鄉包圍，若是抓不到張的話，將血洗張的故鄉，當時的瘋狂據說連雞犬也不能留下。在這種情況下，張化龍挺身而出，好漢做事好漢當，何必要連累無辜呢？從這一點來看，張化龍是一條真正的好漢，否則的話就不會有三縣數十萬鄉民包圍縣府，冒死救張的動人舉動。也不會有三縣人為其所立的那塊石碑。 　　《說嶽全轉》中曾有這樣一首詩，說是：“世間缺陷甚紛紜，惱恨風波屈不伸，最是人心公道在，幻將奇語慰忠魂”。那麽今天我也隻好慰忠魂了。郭其熊就是慰忠魂式的人物，他的傳奇故事就是因為慰忠魂而杜撰出來的。 　　晚霞曾說有點象莫言紅高粱家族使我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羅順問《紅高粱》表現了一種如酒的生命力，不知道我要表現什麽？ 　　我想表現一種如秦腔般粗獷的關中民情，一種已經久違了的英雄的形象，不知是否有這樣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