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很複雜，我們簡單一點
簡稱老槍
——影響力投資在中國
【編者的話】影響力投資，一個舶來的投資行業在中國才剛剛起步。但對於成長起來並在繼承社會財富的八零九零後而言，可能恰恰這個概念能夠幫助理解在他們身上的矛盾：他們被詬病自私傲慢孤僻，但卻建立了一個個組織結構平坦的世界級公司，在虛擬世界上真正交到了好朋友，喚醒了中國的公民社會。本文為作者對影響力投資之父和這一行業在中國發展的相關人士的采訪特寫。嚐試回答八零九零後們，重視金錢還是重視道德的難題真的存在嗎？他們是否還願意去投資一個沒有社會回報的項目？是否會願意自己的商業投資中不帶上任何的價值觀判斷？
社會企業之父
哈佛紐約俱樂部，四十四街和第五大道的交匯口，曼哈頓最繁華的街區。
他站起來向我握手，虛弱，這是我對這次握手的唯一印象。他恭敬地遞給我一張名片：比爾·得雷頓（Bill Drayton）Ashoka創立者和主席，然後解釋說email隻能聯係到他的助手，因為“我沒有手機，沒有電腦，不查網絡。”前麵的客人還沒有走，他們繼續聊天。場麵詭異：兩個穿著高檔西裝年富力強的男商人坐在德雷頓對麵，堅決地說著什麽，德雷頓瑟縮在一件陳舊而褶皺的西裝裏，輕微地搖頭。
他廉價的衣著，他謙卑得過頭的態度，他毫不隱藏的虛弱，如今回想起來，終於讓我意識到正是這些特點給他帶來了崇高的權威，像聖雄甘地那樣（那是他恩師的恩師），讓無數年輕人側耳傾聽，繼而在世界各地施行他所宣傳的事業。
他出生於豪富的貴族之家，卻總在做推翻這個階級的事。在麥肯錫的十年，他做成的最有影響力一個項目，是說服紐約市政府根據尼古丁含量向煙草公司征稅。這個項目差點讓他丟了飯碗，要知道，那些年麥肯錫的最主要的客戶正是這些煙草商。在卡特政府的任上，他出任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首任副局長，發明並推動了一項在當時非常有爭議的政策：排汙交易。也就是建立市場機製，允許私人企業之間交易汙染排放量。從國家環境保護局的位子上退下來，他拉上幾個麥肯錫的老同事厚著臉皮開始創業，起名Ashoka，扶助和投資社會企業家。無論是尼古丁征稅、排汙交易、還是Ashoka，德雷頓都在試圖運用市場經濟的活力去撬動原本死板的公共和社會領域。
三十餘年過去了。那個根據尼古丁含量征稅的建議，如今已成為美國的國標。那個曾經被指責為“道德淪喪”的排汙交易政策，已經在世界各國普遍使用，並成為了《京都議定書》的基礎框架。而他八十年代創建的Ashoka，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企業家平台，在70餘個國家重點扶持了三千餘名社會企業家。在業內，他被尊稱為社會企業之父，也是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這種新型投資方式的前驅。
影響力投資，也就是專門投資社會企業和社會項目的基金，同時注重所投資項目的金融回報和社會回報。據這個領域的研究機構全球影響力網絡GIIN表示，自從“影響力投資”這個詞2007年被發明以來，據保守估計，2014年全球的影響力投資基金至少有三百餘家，總管理資產至少以達到230億美元，2015年的全球增速預計為20%。
舉幾個影響力投資的例子：
美國目前最大的影響力投資，是美國政府扶持的社區重建基金，用於投資沒落的舊工業區的改造複興。
LeapFrog，一家成功的私募基金，投資亞洲和非洲針對弱勢群體的保險業。
Root Capital，一家非盈利性的影響力基金，投資非洲和拉美的可持續農業項目。
真正讓這三個基金夠得上影響力投資的，並不是“亞非拉”、“可持續”、“弱勢”這樣的慈善關鍵詞，而是他們投資時掛在嘴邊的話：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翻譯得粗俗一點，“名利雙收”。又想著好名聲，又想著賺錢。在傳統的風險規避、資金回報這兩個維度之外，這一類投資人開始關注第三個維度：這個投資行為將為社會創造多少價值，也就是社會回報。而在社會回報和資金回報之間，到底孰重孰輕？這兩者是否必然此消彼長？則成了這個領域永遠的爭議焦點。既有基金在叫囂“所有的投資都是影響力投資”，也有基金在小心翼翼地不敢越出傳統慈善的範疇。
見完德雷頓之後過了幾天，我的Facebook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一個陌生的姑娘說不用email不用手機的德雷頓給我寄了一個包裹，裏麵有一封信一本書。搞混了地址，寄到她家，因為她也最近剛剛見了德雷頓。
我問她，你現在在哪裏。這個美國姑娘說，她正在緬甸做一個社會企業。我問她，包裹裏是一本什麽書？她說，書名叫《怎樣改變世界》。《怎樣改變世界》，沒有比這個更大而無當的書名了。
送電有送雞蛋好嗎
“大一參加一個活動，走的時候發現門口堆著幾本《怎樣改變世界》。我不是很喜歡這個標題，感覺特膚淺。”吊詭的是，時隔半年的隆冬，坐在上海的“公益新天地”，我再次聽到了這個大而無當的名字，說話的是創思實驗室的運營總監張冬櫟。這是第一家立足於中國大陸的海外影響力投資機構。
“後來翻開一看，感覺，哇好振奮人心！到大四那年，我的寢室已經成為了學校裏社會創業的沙龍了。”張冬櫟2009年從美國的布林莫爾女校畢業，作為元老之一創立了創思。那一年，影響力投資在美國都還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這些年來，創思投資過：給青海鄉村提供太陽能爐灶及光伏發電儲電係統、通過社交媒體數據分析幫助邊緣人群獲得金融服務、幫助工廠的農民工提升技能和收入等20多個項目。
投資社會企業的資金回報率不夠高，常常是投資的瓶頸。 如何讓影響力投資看起來更誘人？最近，創思和殼牌公司旗下的基金會合作，達成了一個做混合融資的協議：對於有潛力的能源類社會企業，由殼牌基金會出捐款和行業內部知識，由創思出股權貸款和人脈。兩家合力，不但總投資額度高了，人脈多了，也降低了早期創業者的融資成本。
這樣的混合融資，聽起來實在是兩全其美的好事。可是創思的項目經理沈文馨說，公眾常常對這種混合出資方式產生誤解，“明明是做好事，為什麽還要求資金回報率呢？”甚至有不少人會把這樣的融資創新當作是郭美美式的詐騙。她說，“在中國做影響力投資的最大阻力來自於缺乏教育。”
不但是公眾對於影響力投資有誤解，即使在公益界業內，這個概念似乎也超前了一點。沈文馨所管的一個孵化團隊想給雲南農村用電困難的學校做分布式太陽能電站。這個團隊去雲南實地考察，不但發現這些學校的確用電困難，很合適參加分布式電站並網，而且發現結合國家的“光伏扶貧政策”，這些原來靠私人捐款捐物苦苦支撐學校，可以因此得到國家補貼，用補貼的錢為學校更新硬件軟件。也就是說，這個項目可以讓學校不但得到穩定的供電，而且獲得經濟獨立！沈文馨拿著可行性報告，到上海的一家大型公募基金會談合作。哪知道這家公募基金會負責人一上來的三個問題就讓她措手不及，“光伏是什麽？光伏安全嗎？送電有送雞蛋好嗎？”
送電有送雞蛋好嗎？這背後的假設是，一個勉強於溫飽的地方，不該去主動爭取自足和富裕。
沈文馨認為，國內大部分的基金會仍然在主要關注給孩子送午餐送雞蛋這樣的傳統慈善。“他們認為，每天中午從十裏之外運雞蛋，煮好，發給學生吃，要比給這個學校提供電力和穩定的經濟來源更重要。其實，傳統基金會關注的事情和目前的大趨勢有脫節，他們沒有看到，比起每天中午的煮雞蛋來說，更深更廣的問題是資源分配的不平均。這個分布式電站的項目是在根本上改造農村的基礎建設，改變這種資源不平均。同樣是十萬人民幣，的確可以買很多雞蛋，但是這個項目可以讓這個村子永遠有穩定的電力。”
傳統慈善麵向的是窮人之中最窮的那一群，而影響力投資麵向的是窮人之中稍微富裕的那一群，向他們敞開了資本市場之門。當最窮的那群漸漸脫離貧困，一味的慈善捐助是否是幫助他們的最好辦法？誠然，總有人身處水深火熱需要傳統慈善拯救，可是脫貧之後如何支付？針對這個人群，影響力投資在 “做好事”、“公益”上大大拓寬了思路和參與麵。
2013年，壹基金的發起理事周惟彥召集撰寫了《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影響力投資發展報告》，這是國內影響力投資領域的第一份白皮書。這份報告指出，中國本土的諸多公益基金會，比如南都、友成、樂平等，最近幾年都在持續給社會企業家資助，可是它們的運作方式仍然把慈善作為唯一目的，隻捐助，不投資。而嵐山社會基金，中國第一支本土的影響力基金，則在使命陳述中加入了鮮明的慈善色彩：“以社會效益為第一目的，收益回報為第二目的。”據悉，嵐山已經在近期放棄了影響力投資，轉型為了一個投資電影的基金。
打破中國三個部門的邊界
創思團隊是清一色的海歸，張冬櫟和沈文馨都在北美讀了本科，而創思所孵化的那個分布式電站的項目，則是三個留法歸國的男生搞的。不奇怪，這股在歐美越吹越猛的社會創業和影響力投資浪潮正是由這樣一批年輕的海歸帶回了中國，他們是比爾·德雷頓的第一批中國信徒。
目前國內較成熟的影響力投資機構大多是境外背景：創思背後的資金源是一個成功的美國房產商。在中國投了不少農業和慈善項目的LGT基金是列支敦士頓皇家的私有基金。而更加令人尋味的是，目前中國最能聚起人氣的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平台之一，則是英國大使館的文化教育處。
這麽多海外資本的介入，本土資金的式微，恰恰反映了作為舶來品的影響力投資，還需要在中國接地氣很久。
為什麽一個外國的大使館會大費周章來給中國的社會企業搭台呢？沈文馨說，“因為英國正在把自己的國際形象包裝成一個社會創新上非常先進的國家。”除了搭這個社會企業的台，英使館文教處的另一大職責是促進英國留學和雅思考試。社會投資和出國留學，這兩個看似無關的事，在中國吸引著同樣的一批人：年輕的城市中產。
無獨有偶，這個“英國提升國際形象”的觀點，頗讓北師大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張強同意。2012 年起, 他開始和英國政府相關部門及社會企業聯盟等機構合作, 通過研討會、實地考察等方式帶動中國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商業機構及學術單位共同學習英國在社會金融方麵的經驗。他還攜手在小微貸款界頗有影響的宜信公司發起了“中國公益金融創新計劃”。
“當初我們要做社會金融(Social Finance)很多人不理解，他們都說，你們一定要說是公益金融或者慈善金融，否則別人不知道你要幹嘛。但是，我們其實並不隻想局限在第三部門這一個領域。我們的目標是讓中國的三個部門（注：第一部門指政府機構，第二部門指私人企業，第三部門指公益組織）跨界合作，讓大家意識到要真正解決社會問題，其實沒有清晰的邊界。”
於是，他帶領的團隊雖然冠上了公益金融的名號，卻一直在試圖溝通三個部門間對社會金融的認識。他聯合了商務部、銀監會、南都基金會、社科院、宜信、AVPN這樣的國際機構、LGT這樣的境外基金，舉辦了多次圓桌會議，探討中國國情下的社會金融應該怎麽搞。“我們合作的國際機構聽說中國居然能公開討論社會金融這樣的話題，感到很興奮。”
而對張強來說，意識形態並不是社會金融和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發展的最大的阻力。 “有的時候有可能是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而更多的時候，則的確隻是溝通上的障礙。”張強認為，更堅硬的邊界，是術語和命名。如何將中國從一個條條框框的社會，演化到一個多元流動的社會。“我們國家原來是一個很係統的計劃型的國家，連教授都要分成很多級，為什麽呢？目的就是讓社會的每一個單元都能進行橫向比較，所以在打破邊界的時候就會受到阻力：一個政府官員到企業工作，他問第一個問題就是，我現在是什麽級別啊？”
這些條條框框的術語限製，也製約了中國對社會金融的接受程度。張強說，“社會金融的需求肯定是有的，可是在中國討論這個話題，大家會用的術語是‘公共財政’。一旦用到了‘公共財政’這個詞，就很難想到這份錢其實可以從私企或者從公益組織出。我比較喜歡光譜的概念，社會金融其實是一個互相連接的光譜，並不是非此即彼。”
打破邊界，讓三個部門聯手起來的最好的平台，莫過於影響力投資之中一種複雜的金融產品：社會影響力債券(Social Impact Bonds)。簡單說起來，這種債券就是用私人的錢直接去投資公益項目來解決政府無力解決的社會問題，政府再根據項目的結果好壞給投資人回報。張強認為，如果能在中國成功發行這種債券，將成為三個部門聯手合作的重要標誌，真正把金融業的靈活高效注入了政府服務，投資方和服務方完全分離，再也不需要漫長的招標競標。而且，政府“隻為成功買單”(pay for success)，也就是說，隻有在項目成功了之後，政府才需要向投資人提供收益。
這種債券，其實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初試水。自2010年，全球範圍內共發行了25支社會影響力債券，大多在歐美發達國家。 2013年，紐約州立政府勞犯懲教部（第一部門）、美國銀行（第二部門）、和一家叫做Social Finance的非營利的影響力投資機構（第三部門），共同發行了紐約州的第一支影響力投資債券。懲教部的數據表明，紐約州所關押的大部分犯人都係重犯，剛出獄不久的犯人不久又關回了監獄，非常浪費納稅人的錢。這支由Social Finance設計的影響力債券，所募得的資金用於紐約政府外包給第三方服務機構進行出獄犯人的幫助教育，防止他們再犯罪。美國銀行是這個債券的發行商，而這個債券的購買者則是美國銀行個人財富管理的直接客戶：一些大富豪。一年後，獨立的評估機構將考量這個項目是否降低了重犯率，如果重犯率降低了至少5%, 勞犯懲教部將支付紅利給證券持有人（“隻為成功買單”）。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美國前財長和哈佛大學前校長，是這個債券的首批認購者之一。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首肯證明了這種債券的金融模型至少走得通。簡·休斯 (Jane Hughes)， Social Finance的領導人之一，是這個債券的主要發起人。她告訴我，有三大原因決定了影響力債券在兩三年內迅速風靡歐美：其一，是全社會共同意識到了政府服務往往注重投入（雇了多少人，用了多少錢）而忽視產出（做了多少事），而納稅人越來越多地想知道錢是否花在了出效果的刀口上，隻願意“為成功買單”。其二，是大量公益服務的求大於供。在美國，2014年有一半的公益組織表示它們現有資金所能提供的服務不能滿足需求他們服務的群體。其三，投資人越來越多地想在投資中直接施加自己的社會價值，也就是說，投資人本身的價值訴求要求一個既有資金回報又有社會回報的項目。
對於簡所提到的第三點，大衛·伍德(David Wood)，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研究影響力投資的學者毫不驚訝：“因為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八零後成了投資人嘛。”他的證據是，在最近兩三個月中，高盛、黑石這樣的傳統金融巨擎紛紛在客戶的直接要求下成立了影響力投資部。
而在去年年末的另一場公眾演講中，壹基金首任秘書長楊鵬則向在座的中國留學生提問，“為什麽中國的年輕人開始關心公益了？”他得到最多的回答是，“因為中國的八零後九零後想親身參與社會改革，幫助弱勢群體。”
金錢的道德
八零後長大了。九零後長大了。
世界的資本財富正在慢慢被這一代繼承。
在中國，他們的出生恰好趕上了獨生子女政策，他們的成長恰好趕上了教育改革，他們畢業，發現一紙文憑沒有帶來好工作。幾乎想當然的，人們開始責怪這一代人，責怪國家的政策變動導致了這一代人的自私、傲慢、孤僻、啃老、居無定所。
在美國，約有八千萬公民出生於1980年到2000年之間，被稱為“千禧一代”(Millennials)。這是美國人口數量最大的一代，甚至超過了他們的父輩“嬰兒潮一代”。他們沒有經曆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沒有經曆教育改革，可是人們給這一代美國人貼上了同樣的標簽：老板說他們目無尊長，銀行抱怨他們怎麽還不買車買房，父母罵他們每秒鍾都在自拍然後用濾鏡上傳到社交網絡。
影響這一代人性情和偏好的不是某一個國家的某一個政策，而是更加宏觀的世界性巨變：網絡科技、環境汙染、金融危機、恐怖襲擊。他們成長在一個全球化的氛圍裏：一條新聞瞬間傳遍全球，一個新產品馬上有了世界範圍的用戶，一個危機在幾周內到達了各大洲，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出家鄉旅行。
這就解釋了他們身上的矛盾：為什麽恰恰是這些自私的人，一次又一次為遙遠的災禍進行募捐和祈福。恰恰是這些傲慢的人，建立了一個個組織結構平坦的世界級公司。恰恰是這些孤僻的人，在虛擬世界上真正交到了好朋友，喚醒了中國的公民社會。恰恰是這些就業大成問題的人，成了創業者和投資人。
我問創思的沈文馨，為什麽中國本土的風投公司還沒有開始做影響力投資。她說，“我倒是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去年夏天，IDG資本撥出一億美元做了一個專門扶持九零後的基金。它從沒有說自己是一個影響力投資，可是你說它有沒有社會影響，我覺得是有的，因為九零後是非常關心社會問題的。而且這一代的年輕人的就業有困難，這個基金的一個作用就是解決了九零後的就業問題。”
“社會企業之父”比爾•德雷頓則說，“這不是局限於一個國家的現象。組織世界的方式根本改變了。我們從一個規則社會進步到了一個同理心社會。在舊世界，人們日複一日重複地父輩的日子，好公民就是守規矩的人。而在這個新世界裏，旅行太容易了，社會變化太快了，昨天的規則也許今天就不適用了，也許你去了另一個地方也不適用了。這個新世界的公民不是刻板遵守規則的人，而是利用同理心和同情心為他人設身處地著想的人。”
據埃森哲2012年的一份研究報告 ，八零後一代在管理財富上與父輩有兩大不同：其一，雖然他們會聆聽金融理財師的建議，但是不喜歡買固定的理財產品，而是更喜歡獨立做投資決定。其二，他們的世界觀直接反映在他們對投資項目的取舍上。
那麽，回到影響力投資領域那個討論了幾萬遍的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社會回報和資金回報，哪一個對於影響力投資更重要？
很多人認為，如果是投資一個有社會價值的項目，金融回報肯定要低於市場上的其他的產品，因為是“在做好事嘛”。很多人認為，如果一種投資類型永遠達不到市場平均回報率，那它就不可能壯大。也有人認為，影響力投資常常是高風險投資，如果沒有和這種風險相對應的高回報，它將不可能吸引到主流投資者。甚至有一些行為經濟學家說，人類的思維習慣不會去同時優化兩個目標，要求投資者既優化金融回報又優化社會回報簡直是無視人類思維的局限。
而德勤一位專門從事社會影響力的谘詢師則向我反問：“我不明白為什麽這個行業會無休止地討論這麽無聊的問題。為什麽要去問一個投資者他的終極動機到底是做好事還是賺錢？他的道德難題與我何關？”他認為，關於社會回報和資金回報孰輕孰重的道德討論，不過是反映了這個行業最初幾年濃重的慈善色彩——在慈善界，人們習慣於追問動機。而金融業的優勢恰恰是：錢就是錢，當錢進入了金融市場，動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高速有效地經營這些錢。他認為，諸如高盛和黑石這樣的傳統力量介入影響力投資將是件好事，它們會迅速為這個領域帶來效率和體量，而不是在道德的泥沼中止步不前。
這位谘詢師的話讓我想到這一代的年輕人身上的另一個常被低估的共性：這是普遍接受了經濟金融教育的第一代人。不管是什麽專業背景，這一代人大都知道“效用函數”和“比較優勢”這樣的名詞。在經濟學入門課裏，他們學到的數學模型是：人類的快樂和收益用金錢衡量。當然啦，所有人都會說，金錢買不來快樂，可是他們也同時毫無反諷地承認了這樣的模型之下的道德預設：金錢是快樂的重要部分，也是衡量快樂最便捷有效的的工具。在看慣了一輪又一輪上億元的融資之後，他們都會心平氣和地承認，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業，必然需要金錢和金融的支撐。
在這一代心中，金錢並不站在道德的反麵，而成為了道德的一部分。
於是，對於新一代的財富擁有者，這些看似無比自私又無比有愛心的八零後九零後們，社會回報和資金回報是否真的能分得開？重視金錢還是重視道德的難題真的存在嗎？他們是否還願意去投資一個沒有社會回報的項目？是否會願意自己的商業投資中不帶上任何的價值觀判斷？ 朱小斌，社會企業研究中心的主任，在這個中心出版的《2014社會影響力投資在中國》一書序言中說，“影響力投資將成為未來金融投資主流趨勢。”隨著財富的繼承，未來十餘年內，影響力投資將不再是劍走偏鋒的新概念，居於一隅的分支行業，而是新一代投資者都認同的價值觀。
1993年，一位芝加哥的年輕黑人女孩放棄了律所的優厚工作。她是水廠工人的女兒，靠獎學金才得以上名牌本科和名牌法學院，此時放棄穩定高薪的工作實在讓人費解。原來，她剛剛拿到一筆小小的“影響力投資”，來自一個基於Ashoka模型的新的公益投資組織Echoing Green。Echoing Green給她支付了一年的生活費，還讓她參加了很多公益創業的培訓。她暫時衣食無憂，決心加入一家剛起步半年的公益組織Public Allies。一年後，這位黑人女孩創立了Public Allies的芝加哥分部，並為這個組織募集了至今無人能及的善款。同一年，時任總統克林頓公開讚揚Public Allies為全美公益創業的典範，第一夫人希拉裏·克林頓在白宮接見了她和Public Allies的其他主創人員。
那一年，她剛剛結婚，從娘家姓羅賓遜改成了丈夫的姓氏奧巴馬。當時的米歇爾怎麽會想到，十五年之後，她的丈夫將會和希拉裏站在同一個舞台角逐民主黨的總統提名。她也不會想到，她會在當年希拉裏接見她的同一個花園裏，接見當初給了她第一筆資金的Echoing Green的主席。現在的人們看著她，總是去評論她的裙子，她的發型，她的手臂，而她說：“創辦Public Allies的四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係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國際發展方向的在讀碩士研究生。本文是在2014年夏秋對Ashoka創立者Bill Drayton、Social Finance的領導人Jane Hughes、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David Wood的采訪以及2015年初對北京師範大學的張強教授、創思實驗室的張冬櫟和沈文馨的采訪的基礎上撰寫的。本文責編：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