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關於餓死三千萬來源跟謠言辨析
本文由 傲笑紅塵 在 2007-6-14 22:04 發表於: .美國 ( .com )
不知從那個陰溝裏吹來一股陰風：“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請大家冷靜的想一想，當時中國人口總數是6億，假定真的餓死3000萬人，平均每20個人中就有一人餓死。那將是：“餓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難民，拋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國大地滿目淒涼。”這是多麽淒慘的景象。現今55歲（大躍進時10歲）以上的人。估計約有4.5億，他們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人。試問，他（她）們有誰見過那種景象呢？沒有、沒有一個人見過。因為那是謊言。在4.5億人眾目睽睽之下說謊，可見謊言泡製者是多麽的無恥！
餓死3000萬人之說，究竟是怎麽來的？
原來，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經國務院批準，將1949—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人口數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予以公布 （1983年出版的《統計年鑒》）。美國的人口學家從這個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2680萬）。這個數字被人“移花接木”，說成是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我們不知道誰是玩手段的第一人，這個人一定是一個善長訛賴的老手！如是“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在國內外就這樣流傳了近20年。為什麽無人對此進行批駁呢？因為它適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對社會主義，而主張恢複資本主義製度的人，興高采烈。他們說人民公社、大躍進餓死那麽多人，還不應該把社會主義反掉嗎？！換言之“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就是一些人為搞資本主義所製造的借口，對這種謠傳必須給予徹底駁斥！
戶口登記數字及其計算方法科學嗎？
現從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統計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統計數字。（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新觀察]•文庫版•大饑荒檔案www.xgc2000.com下稱“李文”）
年份 年末總數人口
（萬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長率（‰）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6，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李文”）
“上述數字公布後，很快引起了國內外的反響。西方幾十個大通訊社都報導了1960年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的消息，共同社說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國的人口學家認為上述所公布的數字有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指出某些數字間存在著一些矛盾。這表現在各個年度人口出生率減死亡率所得出來的自然增長率，與本年總人口減上年總人口得出來的增長率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差距，而這種差距又不能用“機械增長”即國際移民來解釋，因為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移入移出的人數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他們希望有更準確、更係統、更詳細的資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曆年人口的變動，其中包括弄清‘大躍進的人口後果’的數字。
“國外研究中國人口的著述中，影響較大的是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提出的研究報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全國研究理事會的資助下，帶領他的助手進行了詳細研究，寫成《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作為美國全國研究理事會行為與社會科學及教育委員會的《人口與人口學第27號報告》公開出版發行。
“科爾在前述著作中對‘大躍進’引起的超量（非線性）死亡人數作了研究和估算。書中說：‘按官方開列的死亡率計算，1957年的死亡數為590萬， 1964年為802萬，這些年的死亡數量從590萬到802萬的線性趨勢，可算出1958年至 1963年（線性）死亡總數為 41 80萬。由官方記錄得出的死亡人數為5740萬，照此計算，困難年代超量死亡數約為 1600萬。’書中又說：‘1957年和 1964年經過對少登記數調整後的死亡數為1040萬和940萬。按照線性趨勢，1958－1963年調整後的死亡總數為5940萬。實際死亡總數為 8620萬，超過線性趨勢的死亡數約為2700萬。’（按：引文中的線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線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國人口及人口學委員會於 1984年7月 10 日為科爾上述著作的出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合眾社、美聯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訊社在報導中都說到上述超線性死亡數宇。
“法國人口學家卡洛沒有估算‘大躍進’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但他對科爾的研究結果表示了某些保留，並認為‘中國的問題最好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他在《為便於分析中國人口統計資料的建議》一文中寫道：‘無論如何，曆史學家需要這樣一個估算。我們建議中國同行對這些數據進行科學的調整，並說明調整方法。”（“李文”）
“蔣正華（按：時任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引者注）以曆年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曆年死亡人數，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萬人；同時按這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數為6602萬人。這樣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 1700萬人 （1697萬人）。” （“李文”）
“科爾估算的1958年至1963年實際死亡人口為8620萬人，減去線性死亡人口 5940萬人，超線性死亡人口為2680萬人。約為2700萬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這裏麵有一個例外的情況：按1957年戶口登記的年平均人口63741萬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數與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有較大距離。那麽，是不是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是根據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呢？筆者計算的結果是：（1）按科爾書中給出的戶口登記1957年死亡人數590萬，死亡率為10.8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630萬人；（2）按科爾書中給出的他所估計的1957年死亡人數1040萬，死亡率 19.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737萬人。這樣倒推出來的兩個1957年人口數比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58260萬人（這個數字是科爾所肯定的）還少3500至3600萬人；而且把1957年與1958年的65324萬相比，一年內猛增1億多人，是難以設想的。因此，筆者（按：即李成瑞）認為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兩個死亡人數與相關數字間存在著令人難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爾作出新的解釋前是這樣的。”（“李文”）
“經筆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對1957年死亡人數進行技術性修訂，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樣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統計的 1957年平均人口為63741萬，依照科爾重估的這一年死亡率19‰計算，死亡人口為1211萬人。把這個數字與科爾計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日940 萬聯係計算，則1958年至1964年的線性死亡人口為6462萬人，與科爾估計的6年實際死亡人口 8620萬相比，超線性死亡人口為2158萬約為2200萬，這一數字的修訂由筆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負責”。
從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對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研究，依據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記），三個人得出三個結論。蔣正華：1700萬（1697萬）；科爾：2700萬（2680萬）；李成瑞：2200（2158萬）。
再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與學者們推論出的數字，存在著重大差別。
“兩位學者對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總數的估計相差不算大。科爾估計為8620萬人，蔣正華估計為8299萬人，相差32萬人，占死亡人口總數 3.8‰。這個差額，在兩個估計的非正常死亡差額983萬人中，約占1／3，是一個次要因素。同戶口登記的6年死亡人口 5740萬相比，科爾的估計數增加了2880萬，即增加了50.2‰，蔣正華估計數增加了2559萬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當大，隻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兩位學者對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計差距懸殊，這是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研究結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爾估計6年的正常（線性）死亡人口為 5940萬人，蔣正華估計為 6602萬人，相差662萬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 11.1%。這個差額約占兩人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額983萬人的2／3。”（“李文”）
上述情況告訴人們，這種單純的數字推論和估算，科學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登記，同樣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與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減少了5個千分點，死亡率增加了3個千分點，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減少的情況下，而人口卻增加了2000萬。這2000萬人是從那裏來的，除非用機械增長，即移民來解釋。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萬人。這兩年人口出生率，1961年為18.02‰，1962年為37.01‰，1962年與 1961年相比，增長了19個千分點，即增長了50%還多；人口自然增長率1961年3.78‰，1962年為26.99‰，1962年比1961年增長了8.5倍。雖然1962年經濟形勢開始好轉，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長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這種無規則性，是不可思議的，隻能用“統計有誤”來解釋。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材料公布後，美國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強烈。他們緊緊地扣住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們似乎從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綻，很快地確認了 1960年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筆者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變動的這種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懷疑這個統計數字的真實性，和材料編製人的責任心，人們有理由指出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人口登記，和國外研究者、報導者們的失真、失實，失掉客觀性？
下麵看科爾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麵：
“第一，科爾是從生育率開始，經過一係列推導，求得兩個普查間隔期的不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總數。
“第二，科爾在推算出兩個普查間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記平均漏報率之後，對於如何將平均漏報率分配到各個年度（作為推算每個年度死亡人數的主要依據）這一重要問題上，是根據未作詳細說明的‘假設’來作出的。”
“第三，科爾對各個年度死亡人數的估計，始終是圍繞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進行的，而沒有研究每個年齡組人口的死亡率。他雖然編製了兩個普查間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歲為一組的簡略生命表，但沒有編製各個年度的生命表，因此無法用來推算各個年度的死亡人數。（“李文”）
“第四，科爾對於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數，認為是線性趨勢，按兩點間直線來計算。因此，起點年數值與終點年數值的高低，對6年總數起決定作用。這兩個點的數值估計，因種種原因有可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偶然性、隨意性，從而對計算結果產生較大影響。”（“李文”）
統計學是科學，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無論是統計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來做的。如果統計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實的，而研究工作出現片麵性；或者研究工作無誤，而統計材料失真；或統計者、研究者都出現主觀隨意性，那麽科學就會變為荒謬！我們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專家得出的結論，都有失真，失實和失掉客觀性之嫌！因為它和客觀存在的曆史不相符，主觀和客觀不統一。研究人員的數字推論，必須以客觀存在的事實來驗證，而不是按數字推論的結果去描述曆史。
1983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記後，如前所述，外國主要是美國的專家很快發現了1960年中國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於是西方幾十個大通訊社立即報導了這一消息，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聲呼喚，國內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齊鼓噪，越喊叫愈離奇，在這個反華聲浪中“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出籠了。以訛傳訛，傳了近20年。漢語中有一句諷刺性成語：真作假來，真亦假；假作真來假以真。假的就是這樣變成 “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這樣的曆史：美國帝國主義，一向仇視中國共產黨，一向仇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向仇視社會主義製度。中國共產黨在同國民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美國帝國主義一直是國民黨鎮壓中國共產黨的幫凶和靠山。抗戰勝利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和美國空軍陳納德第十四航空隊賴在中國，幫助蔣介石集團打共產黨。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三大決戰勝利後，1949年3月，美國政府做出決策：台灣對於美國在西太平洋戰略有著重要地位，美國的目標，是決不能讓台灣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從這時起，美國霸占了中國領土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海軍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1950年9月，美國發動侵朝戰爭，其矛盾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1951年5月18日，美國操縱第五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的議案。 1973年，美國總統尼克鬆在白宮會見台灣國民黨副總統嚴家淦，表示：美國將繼續同台灣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關係”，“美國決心信守對中華民國的協防承諾”。美國政府現在更加瘋狂地支持“台獨”，妄圖把台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分割出去。中國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囂的“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過是帝國主義者們人工製造的反華借口。至於國內那些別有用心者，人們早就看清了他們的嘴臉，他們想把“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強加給毛澤東。“反毛必反共，反共必親美”，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我們要做的是還曆史以本來麵貌。1958——1965年中國人口確實發生了變動。這種變化，用人口學研究中的某個公式是無法說清的。還是法國人口學家卡洛先生說得好，“中國人的問題，最好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
關於出生率從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趨勢問題。
考慮這個問題，有兩種人兩種思路：一種人說，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的人們被餓得奄奄一息，怎麽會生育呢？這種人出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敵意，醜化、詛咒社會主義建設。他們所追求的是私有製、資本主義。另一種人則主張進行深入的社會分析，從當時的曆史環境中尋求答案。我們認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開展了全國範圍的普及基礎教育，當時的教育製度是12年，基礎教育的實施，改變了傳統的早婚（十五六歲結婚）習慣，這個婚嫁真空的時間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從五十年代初期，國家大力宣傳廢除包辦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製度的這一變化，破除了早婚習慣，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時間窗，盡管比較含糊，但我們仍然認為它對1958年以後出生率下降是有影響的。
其三，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是中國工業打基礎的時期，大約5000萬農民轉為工人；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初期， 1958、1959年兩年又有2000萬農民轉為工人，在這7000萬工人中，單身約占95% 即 6950萬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時間窗，雖然其時間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對1958年以後出生率下降產生影響，當是確定無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間參加農田基礎建設和水利工程的農民，不少於4億，這麽廣大的青壯年男女，從小家庭生活轉變為大集體，占全國人口70%的青壯年男女，其婚、嫁改變常規，必將對出生率產生重大影響，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搞清了上述社會曆史環境再來評述出生率下降，就會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諸多社會因素造成的，不能簡單的歸結為經濟困難的結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的人們，假如你們不是出於偏見，相信你們是會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對於那些出於偏見的人們，對他們不想說些什麽，他們的立場決定了他們決不會承認真理，除非改邪歸正。
關於1958年9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趨勢問題
這裏有三個方麵的問題：
其一，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主要是糧食短缺，一直持續了3年。營養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體質衰弱者，對疫病抵禦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連續饑荒中早亡。這種情形是在全國範圍零零星星持續3年發生的。它不引起社會振蕩，不會使人感到恐慌，仍屬正常死亡。而餓死人則是另一種情形。舉例說，一個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饑餓待斃，其他4人必會救助，而不會眼睜睜的看著其死亡。一家如此，一個村亦然。一家有難，其他家決不會坐視不顧。不要忘記那是人民公社時期，集體所有製的優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發生餓死人，即是區域性、群體性，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必將震驚全國，瞞是瞞不住的。
其二，廣大群眾運動中的意外事故（傷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約有4億農民投入農田基礎建設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約1.5億立方。而許多工程都是民辦的，自籌經費。如河南省林縣紅旗渠工程，1960年開工，1969年竣工。還有大量民工投入鐵路建設工程。這樣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意外事故和疫病發生是難以避免的。這裏雖然沒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數的統計表，但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於是成立的。這個代價是有意義的，它為中國的經濟建設、鐵路建設、特別是水利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設計灌溉麵積達10億畝。這是整整一代人的貢獻。今天分享著大躍進成果的人們。應該飲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詛咒大躍進，不是大躍進做錯了什麽？！隻因為大躍進體現了社會主義風貌，人們的無私奉獻、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這些是與一些人追求資本主義相對立的，故為他們所不容。他們把“自力更生”曲解為“閉關鎖國”，“驅使人們去做不必要的犧牲”。
其三，是自然災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個月裏，台風登陸11次，……台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泛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直接死亡5000餘人。（《災情報告》第378、第379頁）1961年，“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仍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淪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 4.9%。（《災情報告》僅舉以上兩例，災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僅如此？）
一切害怕社會主義的人，無不攻擊大躍進。“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就是這些人騙造出來的。倘若發生集體餓死人事件，不僅震驚全社會，同時也會在曆史上留下陰影；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爾今已經過去40餘年了，一些反對毛澤東、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利用他們手中的一切便利條件，翻箱倒櫃，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的曆史翻了個底朝天，除了40餘年前早就曝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陽事件”外，有誰翻出了新的“信陽事件”呢？沒有，一件也沒有。
三年經濟困難有無餓死人
有的。個別地區確實發生了餓死人的事件：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第一個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現嚴重春旱之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防災抗災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澤東看了國務院關於山東等省春荒缺糧的材料後，親自擬定題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要求在三天內用飛機運糧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裏，迅即處理緊急危機（《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冊第 20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1966年版）。24日，他又對東部沿海發生風暴的報告批示：“再接冉曆，視死如歸，在同地球開戰呀要有此種氣概。”（同上，第217頁）
不過這時，就全國形勢而論，並不嚴重，所以，在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糧食41.6億公斤。
1960年3月，習仲勳送來安徽“餓死人事件”的群眾來信，毛澤東、周恩來等對全國經濟形勢的嚴重性開始關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災情非常關心，對災區人民十分關愛，1959——1961年，國家通過調入、進口等辦法，向農村返銷了大量糧食，3年共計546.6億公斤，占總征購量的34.4%。（《當代中國糧食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頁）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發了農村缺糧高峰，全國農村平均每人消費量由1957年的 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第336頁）
農村的嚴重缺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澤在上海會議的《十年總結》講話中主動承擔了追求高指標錯誤的貢任。11月3日，周恩來受中央委托起草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堅決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12月，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糧食和市場問題的匯報提綱》指出了糧食多征購的問題。“1958、1959兩年大約多征貿易糧200億斤左右；”（《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108頁）從 1961年開始，國家大量進口、調撥糧食：1959、1960、1961年調入糧食量分別為—589.8、—169.5、—409.4萬噸，進口糧食量分別為0.2、6.6、58萬噸，向農村返銷。淨征購糧率降為 17.5%。
事實上，因為各地受災程度不同，糧食的減產情況也不同，災害集中和持續的地區，缺糧食情況比一般地區嚴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組1962年9月3日給周恩來的報告中說，穀城、光化、襄陽三縣被調查的13個遭受旱災的大隊，特別嚴重的，群眾根本分不到口糧；嚴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17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糧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糧食減產最多，這年形成的缺糧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達2.18億。
中共中央的種種努力，其社會效果是積極的，三年饑荒未釀成大災難。即沒有發生地區性、群體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餓死人的事僅僅是個別地區、個別人、個別現象。這種現象不僅災年、常年也在所難免，即使是今天人們偶爾仍可看到餓殍。
河南省信陽地區發生的餓死人事件（史稱“信陽事件”），誠然與三年自然災害有直接關聯，但主要是人禍。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導致的。筆者將以專題附錄於後。
科爾的統計數字不可信
現在把話題轉到人口學方麵來
人口學是一門科學，它可以從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麵人口變動發現社會運動的規律。這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人口學研究所得的結論，其正確與否，用什麽來檢驗？隻能是社會實踐。不是人口學決定社會運動，而是社會實踐檢驗人口學；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會運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後者是第一性的，物質的，它存在於人們頭腦之外。我們所堅持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下麵從三個方麵對科爾的統計數字進行驗證。
關於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
科爾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國官方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記數字。這個統計材料其客觀性、真實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數字本身有無法解釋的矛盾，本文己在前麵說過了。
科爾的研究方法過於粗略
科爾線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計算公式，是起點數加終點數，被2除。科爾估算（注意是科爾的估算，不是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 萬，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萬，二者相加是1980萬，再除以2，等於990萬。如是科爾得出結論，1957——1964年，中國年平年死亡人數是 990萬。以此推算，1958—1963年線性死亡人數5940萬。這麽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學嗎？其結論客觀、真實嗎？
人口學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學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計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為基數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論上應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計算。但這種方法實際上難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簡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製成一張人命表，需觀察一批同齡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過程，需花費 100年左右時間，實際難以做到，即使做到已成為曆史的追述，失去觀察分析現狀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簡便方法，是根據一年或幾年統計資料，來確定一批人分年齡的死亡率，並算出平均預期壽命。
以上所述，中國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記數字，其準確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爾的研究方法又過於粗略；再加上人口學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爾的研究結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國非線性（非正常）死亡2700萬人，是不可信的。
現在的問題，是依據科爾的結論撰寫中國曆史呢？還是以中國的曆史事實去檢驗科爾的結論？我們堅持的是後者。
需要說明，科爾作為人口學家，他所進行的工作是科學研究，其結論對與錯，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爾的研究結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誣稱“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他們製造這個謊言，是用來打毛澤東；醜化社會主義建設，曲解社會主義。為他們複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搖旗呐喊！
（摘自《還清白於毛澤東》國際炎皇文化出版社）
本文由 傲笑紅塵 在 2007-6-14 22:04 發表於: .美國 ( .com )
不知從那個陰溝裏吹來一股陰風：“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請大家冷靜的想一想，當時中國人口總數是6億，假定真的餓死3000萬人，平均每20個人中就有一人餓死。那將是：“餓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難民，拋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國大地滿目淒涼。”這是多麽淒慘的景象。現今55歲（大躍進時10歲）以上的人。估計約有4.5億，他們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人。試問，他（她）們有誰見過那種景象呢？沒有、沒有一個人見過。因為那是謊言。在4.5億人眾目睽睽之下說謊，可見謊言泡製者是多麽的無恥！
餓死3000萬人之說，究竟是怎麽來的？
原來，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經國務院批準，將1949—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人口數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予以公布 （1983年出版的《統計年鑒》）。美國的人口學家從這個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2680萬）。這個數字被人“移花接木”，說成是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我們不知道誰是玩手段的第一人，這個人一定是一個善長訛賴的老手！如是“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在國內外就這樣流傳了近20年。為什麽無人對此進行批駁呢？因為它適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對社會主義，而主張恢複資本主義製度的人，興高采烈。他們說人民公社、大躍進餓死那麽多人，還不應該把社會主義反掉嗎？！換言之“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就是一些人為搞資本主義所製造的借口，對這種謠傳必須給予徹底駁斥！
戶口登記數字及其計算方法科學嗎？
現從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統計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統計數字。（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新觀察]•文庫版•大饑荒檔案www.xgc2000.com下稱“李文”）
年份 年末總數人口
（萬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長率（‰）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6，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李文”）
“上述數字公布後，很快引起了國內外的反響。西方幾十個大通訊社都報導了1960年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的消息，共同社說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國的人口學家認為上述所公布的數字有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指出某些數字間存在著一些矛盾。這表現在各個年度人口出生率減死亡率所得出來的自然增長率，與本年總人口減上年總人口得出來的增長率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差距，而這種差距又不能用“機械增長”即國際移民來解釋，因為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移入移出的人數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他們希望有更準確、更係統、更詳細的資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曆年人口的變動，其中包括弄清‘大躍進的人口後果’的數字。
“國外研究中國人口的著述中，影響較大的是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提出的研究報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全國研究理事會的資助下，帶領他的助手進行了詳細研究，寫成《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作為美國全國研究理事會行為與社會科學及教育委員會的《人口與人口學第27號報告》公開出版發行。
“科爾在前述著作中對‘大躍進’引起的超量（非線性）死亡人數作了研究和估算。書中說：‘按官方開列的死亡率計算，1957年的死亡數為590萬， 1964年為802萬，這些年的死亡數量從590萬到802萬的線性趨勢，可算出1958年至 1963年（線性）死亡總數為 41 80萬。由官方記錄得出的死亡人數為5740萬，照此計算，困難年代超量死亡數約為 1600萬。’書中又說：‘1957年和 1964年經過對少登記數調整後的死亡數為1040萬和940萬。按照線性趨勢，1958－1963年調整後的死亡總數為5940萬。實際死亡總數為 8620萬，超過線性趨勢的死亡數約為2700萬。’（按：引文中的線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線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國人口及人口學委員會於 1984年7月 10 日為科爾上述著作的出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合眾社、美聯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訊社在報導中都說到上述超線性死亡數宇。
“法國人口學家卡洛沒有估算‘大躍進’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但他對科爾的研究結果表示了某些保留，並認為‘中國的問題最好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他在《為便於分析中國人口統計資料的建議》一文中寫道：‘無論如何，曆史學家需要這樣一個估算。我們建議中國同行對這些數據進行科學的調整，並說明調整方法。”（“李文”）
“蔣正華（按：時任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引者注）以曆年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曆年死亡人數，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萬人；同時按這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數為6602萬人。這樣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 1700萬人 （1697萬人）。” （“李文”）
“科爾估算的1958年至1963年實際死亡人口為8620萬人，減去線性死亡人口 5940萬人，超線性死亡人口為2680萬人。約為2700萬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這裏麵有一個例外的情況：按1957年戶口登記的年平均人口63741萬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數與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有較大距離。那麽，是不是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是根據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呢？筆者計算的結果是：（1）按科爾書中給出的戶口登記1957年死亡人數590萬，死亡率為10.8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630萬人；（2）按科爾書中給出的他所估計的1957年死亡人數1040萬，死亡率 19.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737萬人。這樣倒推出來的兩個1957年人口數比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58260萬人（這個數字是科爾所肯定的）還少3500至3600萬人；而且把1957年與1958年的65324萬相比，一年內猛增1億多人，是難以設想的。因此，筆者（按：即李成瑞）認為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兩個死亡人數與相關數字間存在著令人難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爾作出新的解釋前是這樣的。”（“李文”）
“經筆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對1957年死亡人數進行技術性修訂，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樣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統計的 1957年平均人口為63741萬，依照科爾重估的這一年死亡率19‰計算，死亡人口為1211萬人。把這個數字與科爾計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日940 萬聯係計算，則1958年至1964年的線性死亡人口為6462萬人，與科爾估計的6年實際死亡人口 8620萬相比，超線性死亡人口為2158萬約為2200萬，這一數字的修訂由筆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負責”。
從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對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研究，依據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記），三個人得出三個結論。蔣正華：1700萬（1697萬）；科爾：2700萬（2680萬）；李成瑞：2200（2158萬）。
再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與學者們推論出的數字，存在著重大差別。
“兩位學者對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總數的估計相差不算大。科爾估計為8620萬人，蔣正華估計為8299萬人，相差32萬人，占死亡人口總數 3.8‰。這個差額，在兩個估計的非正常死亡差額983萬人中，約占1／3，是一個次要因素。同戶口登記的6年死亡人口 5740萬相比，科爾的估計數增加了2880萬，即增加了50.2‰，蔣正華估計數增加了2559萬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當大，隻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兩位學者對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計差距懸殊，這是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研究結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爾估計6年的正常（線性）死亡人口為 5940萬人，蔣正華估計為 6602萬人，相差662萬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 11.1%。這個差額約占兩人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額983萬人的2／3。”（“李文”）
上述情況告訴人們，這種單純的數字推論和估算，科學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登記，同樣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與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減少了5個千分點，死亡率增加了3個千分點，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減少的情況下，而人口卻增加了2000萬。這2000萬人是從那裏來的，除非用機械增長，即移民來解釋。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萬人。這兩年人口出生率，1961年為18.02‰，1962年為37.01‰，1962年與 1961年相比，增長了19個千分點，即增長了50%還多；人口自然增長率1961年3.78‰，1962年為26.99‰，1962年比1961年增長了8.5倍。雖然1962年經濟形勢開始好轉，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長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這種無規則性，是不可思議的，隻能用“統計有誤”來解釋。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材料公布後，美國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強烈。他們緊緊地扣住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們似乎從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綻，很快地確認了 1960年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筆者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變動的這種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懷疑這個統計數字的真實性，和材料編製人的責任心，人們有理由指出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人口登記，和國外研究者、報導者們的失真、失實，失掉客觀性？
下麵看科爾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麵：
“第一，科爾是從生育率開始，經過一係列推導，求得兩個普查間隔期的不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總數。
“第二，科爾在推算出兩個普查間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記平均漏報率之後，對於如何將平均漏報率分配到各個年度（作為推算每個年度死亡人數的主要依據）這一重要問題上，是根據未作詳細說明的‘假設’來作出的。”
“第三，科爾對各個年度死亡人數的估計，始終是圍繞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進行的，而沒有研究每個年齡組人口的死亡率。他雖然編製了兩個普查間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歲為一組的簡略生命表，但沒有編製各個年度的生命表，因此無法用來推算各個年度的死亡人數。（“李文”）
“第四，科爾對於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數，認為是線性趨勢，按兩點間直線來計算。因此，起點年數值與終點年數值的高低，對6年總數起決定作用。這兩個點的數值估計，因種種原因有可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偶然性、隨意性，從而對計算結果產生較大影響。”（“李文”）
統計學是科學，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無論是統計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來做的。如果統計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實的，而研究工作出現片麵性；或者研究工作無誤，而統計材料失真；或統計者、研究者都出現主觀隨意性，那麽科學就會變為荒謬！我們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專家得出的結論，都有失真，失實和失掉客觀性之嫌！因為它和客觀存在的曆史不相符，主觀和客觀不統一。研究人員的數字推論，必須以客觀存在的事實來驗證，而不是按數字推論的結果去描述曆史。
1983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記後，如前所述，外國主要是美國的專家很快發現了1960年中國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於是西方幾十個大通訊社立即報導了這一消息，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聲呼喚，國內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齊鼓噪，越喊叫愈離奇，在這個反華聲浪中“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出籠了。以訛傳訛，傳了近20年。漢語中有一句諷刺性成語：真作假來，真亦假；假作真來假以真。假的就是這樣變成 “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這樣的曆史：美國帝國主義，一向仇視中國共產黨，一向仇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向仇視社會主義製度。中國共產黨在同國民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美國帝國主義一直是國民黨鎮壓中國共產黨的幫凶和靠山。抗戰勝利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和美國空軍陳納德第十四航空隊賴在中國，幫助蔣介石集團打共產黨。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三大決戰勝利後，1949年3月，美國政府做出決策：台灣對於美國在西太平洋戰略有著重要地位，美國的目標，是決不能讓台灣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從這時起，美國霸占了中國領土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海軍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1950年9月，美國發動侵朝戰爭，其矛盾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1951年5月18日，美國操縱第五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的議案。 1973年，美國總統尼克鬆在白宮會見台灣國民黨副總統嚴家淦，表示：美國將繼續同台灣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關係”，“美國決心信守對中華民國的協防承諾”。美國政府現在更加瘋狂地支持“台獨”，妄圖把台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分割出去。中國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囂的“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過是帝國主義者們人工製造的反華借口。至於國內那些別有用心者，人們早就看清了他們的嘴臉，他們想把“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強加給毛澤東。“反毛必反共，反共必親美”，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我們要做的是還曆史以本來麵貌。1958——1965年中國人口確實發生了變動。這種變化，用人口學研究中的某個公式是無法說清的。還是法國人口學家卡洛先生說得好，“中國人的問題，最好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
關於出生率從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趨勢問題。
考慮這個問題，有兩種人兩種思路：一種人說，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的人們被餓得奄奄一息，怎麽會生育呢？這種人出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敵意，醜化、詛咒社會主義建設。他們所追求的是私有製、資本主義。另一種人則主張進行深入的社會分析，從當時的曆史環境中尋求答案。我們認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開展了全國範圍的普及基礎教育，當時的教育製度是12年，基礎教育的實施，改變了傳統的早婚（十五六歲結婚）習慣，這個婚嫁真空的時間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從五十年代初期，國家大力宣傳廢除包辦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製度的這一變化，破除了早婚習慣，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時間窗，盡管比較含糊，但我們仍然認為它對1958年以後出生率下降是有影響的。
其三，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是中國工業打基礎的時期，大約5000萬農民轉為工人；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初期， 1958、1959年兩年又有2000萬農民轉為工人，在這7000萬工人中，單身約占95% 即 6950萬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時間窗，雖然其時間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對1958年以後出生率下降產生影響，當是確定無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間參加農田基礎建設和水利工程的農民，不少於4億，這麽廣大的青壯年男女，從小家庭生活轉變為大集體，占全國人口70%的青壯年男女，其婚、嫁改變常規，必將對出生率產生重大影響，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搞清了上述社會曆史環境再來評述出生率下降，就會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諸多社會因素造成的，不能簡單的歸結為經濟困難的結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的人們，假如你們不是出於偏見，相信你們是會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對於那些出於偏見的人們，對他們不想說些什麽，他們的立場決定了他們決不會承認真理，除非改邪歸正。
關於1958年9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趨勢問題
這裏有三個方麵的問題：
其一，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主要是糧食短缺，一直持續了3年。營養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體質衰弱者，對疫病抵禦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連續饑荒中早亡。這種情形是在全國範圍零零星星持續3年發生的。它不引起社會振蕩，不會使人感到恐慌，仍屬正常死亡。而餓死人則是另一種情形。舉例說，一個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饑餓待斃，其他4人必會救助，而不會眼睜睜的看著其死亡。一家如此，一個村亦然。一家有難，其他家決不會坐視不顧。不要忘記那是人民公社時期，集體所有製的優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發生餓死人，即是區域性、群體性，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必將震驚全國，瞞是瞞不住的。
其二，廣大群眾運動中的意外事故（傷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約有4億農民投入農田基礎建設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約1.5億立方。而許多工程都是民辦的，自籌經費。如河南省林縣紅旗渠工程，1960年開工，1969年竣工。還有大量民工投入鐵路建設工程。這樣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意外事故和疫病發生是難以避免的。這裏雖然沒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數的統計表，但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於是成立的。這個代價是有意義的，它為中國的經濟建設、鐵路建設、特別是水利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設計灌溉麵積達10億畝。這是整整一代人的貢獻。今天分享著大躍進成果的人們。應該飲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詛咒大躍進，不是大躍進做錯了什麽？！隻因為大躍進體現了社會主義風貌，人們的無私奉獻、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這些是與一些人追求資本主義相對立的，故為他們所不容。他們把“自力更生”曲解為“閉關鎖國”，“驅使人們去做不必要的犧牲”。
其三，是自然災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個月裏，台風登陸11次，……台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泛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直接死亡5000餘人。（《災情報告》第378、第379頁）1961年，“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仍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淪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 4.9%。（《災情報告》僅舉以上兩例，災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僅如此？）
一切害怕社會主義的人，無不攻擊大躍進。“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就是這些人騙造出來的。倘若發生集體餓死人事件，不僅震驚全社會，同時也會在曆史上留下陰影；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爾今已經過去40餘年了，一些反對毛澤東、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利用他們手中的一切便利條件，翻箱倒櫃，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的曆史翻了個底朝天，除了40餘年前早就曝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陽事件”外，有誰翻出了新的“信陽事件”呢？沒有，一件也沒有。
三年經濟困難有無餓死人
有的。個別地區確實發生了餓死人的事件：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第一個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現嚴重春旱之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防災抗災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澤東看了國務院關於山東等省春荒缺糧的材料後，親自擬定題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要求在三天內用飛機運糧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裏，迅即處理緊急危機（《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冊第 20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1966年版）。24日，他又對東部沿海發生風暴的報告批示：“再接冉曆，視死如歸，在同地球開戰呀要有此種氣概。”（同上，第217頁）
不過這時，就全國形勢而論，並不嚴重，所以，在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糧食41.6億公斤。
1960年3月，習仲勳送來安徽“餓死人事件”的群眾來信，毛澤東、周恩來等對全國經濟形勢的嚴重性開始關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災情非常關心，對災區人民十分關愛，1959——1961年，國家通過調入、進口等辦法，向農村返銷了大量糧食，3年共計546.6億公斤，占總征購量的34.4%。（《當代中國糧食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頁）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發了農村缺糧高峰，全國農村平均每人消費量由1957年的 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第336頁）
農村的嚴重缺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澤在上海會議的《十年總結》講話中主動承擔了追求高指標錯誤的貢任。11月3日，周恩來受中央委托起草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堅決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12月，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糧食和市場問題的匯報提綱》指出了糧食多征購的問題。“1958、1959兩年大約多征貿易糧200億斤左右；”（《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108頁）從 1961年開始，國家大量進口、調撥糧食：1959、1960、1961年調入糧食量分別為—589.8、—169.5、—409.4萬噸，進口糧食量分別為0.2、6.6、58萬噸，向農村返銷。淨征購糧率降為 17.5%。
事實上，因為各地受災程度不同，糧食的減產情況也不同，災害集中和持續的地區，缺糧食情況比一般地區嚴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組1962年9月3日給周恩來的報告中說，穀城、光化、襄陽三縣被調查的13個遭受旱災的大隊，特別嚴重的，群眾根本分不到口糧；嚴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17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糧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糧食減產最多，這年形成的缺糧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達2.18億。
中共中央的種種努力，其社會效果是積極的，三年饑荒未釀成大災難。即沒有發生地區性、群體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餓死人的事僅僅是個別地區、個別人、個別現象。這種現象不僅災年、常年也在所難免，即使是今天人們偶爾仍可看到餓殍。
河南省信陽地區發生的餓死人事件（史稱“信陽事件”），誠然與三年自然災害有直接關聯，但主要是人禍。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導致的。筆者將以專題附錄於後。
科爾的統計數字不可信
現在把話題轉到人口學方麵來
人口學是一門科學，它可以從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麵人口變動發現社會運動的規律。這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人口學研究所得的結論，其正確與否，用什麽來檢驗？隻能是社會實踐。不是人口學決定社會運動，而是社會實踐檢驗人口學；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會運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後者是第一性的，物質的，它存在於人們頭腦之外。我們所堅持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下麵從三個方麵對科爾的統計數字進行驗證。
關於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
科爾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國官方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記數字。這個統計材料其客觀性、真實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數字本身有無法解釋的矛盾，本文己在前麵說過了。
科爾的研究方法過於粗略
科爾線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計算公式，是起點數加終點數，被2除。科爾估算（注意是科爾的估算，不是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 萬，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萬，二者相加是1980萬，再除以2，等於990萬。如是科爾得出結論，1957——1964年，中國年平年死亡人數是 990萬。以此推算，1958—1963年線性死亡人數5940萬。這麽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學嗎？其結論客觀、真實嗎？
人口學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學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計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為基數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論上應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計算。但這種方法實際上難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簡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製成一張人命表，需觀察一批同齡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過程，需花費 100年左右時間，實際難以做到，即使做到已成為曆史的追述，失去觀察分析現狀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簡便方法，是根據一年或幾年統計資料，來確定一批人分年齡的死亡率，並算出平均預期壽命。
以上所述，中國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記數字，其準確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爾的研究方法又過於粗略；再加上人口學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爾的研究結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國非線性（非正常）死亡2700萬人，是不可信的。
現在的問題，是依據科爾的結論撰寫中國曆史呢？還是以中國的曆史事實去檢驗科爾的結論？我們堅持的是後者。
需要說明，科爾作為人口學家，他所進行的工作是科學研究，其結論對與錯，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爾的研究結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誣稱“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他們製造這個謊言，是用來打毛澤東；醜化社會主義建設，曲解社會主義。為他們複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搖旗呐喊！
（摘自《還清白於毛澤東》國際炎皇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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