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六四日記，與陳雲李先念主導的奪權政變

葉劍英之女：李鵬六四日記裏暗藏的真相(圖)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4/4056251.html

=========================================================

六四已經過去了25年。

當年以反腐敗為主要訴求的學生和市民運動，以武力鎮壓結局。解放軍最精銳部隊開著坦克到長安街和天安門，麵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25年以後，大陸腐敗橫行，已經到了全民腐敗的地步。比之1940年代的國民黨腐敗，更加重許多倍。

當年，對反腐敗運動最惱火的鄧小平和李鵬等人，以及依靠那次運動上台的江澤民等人，今日他們的家族都是中國最腐敗的家族。

今日再回首，那場反腐敗運動真是中國近代史一個轉折點：當反腐敗的學生和民眾被打壓下去，腐敗就開始橫行無阻，沒有製約了。不能反腐敗，那就隻能跟著一起腐敗了。這就是結果。

========================================================

從政治層麵看，64事件的結局，是因為一些的老革命家們借學潮激化矛盾，搞陰謀政變，罷免黨中央總書記，從而他們可以得到權利。

這次政變，背後的主持人是陳雲和李先念，表現了他們高超的政治鬥爭藝術，無中生有，劣勢反擊，最後獲得全勝。當時掌握絕對權利的鄧小平，心胸狹隘，剛愎自用，聽信讒言蠱惑，自廢武功揮刀自宮，把最得力的門徒幹將廢棄，最後隻好與其他老人共享權利。實際上，他自稱第二代核心之時，卻是他從權利和功績頂端下墜之日。

一開始，鎮壓64被稱為是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後來這麽大的曆史功績，卻沒有人認領。先是稱之為64暴亂，後來降級為事件和風波。陳雲和李先念不願意把陰謀詭計公開暴露，鄧小平也不願意展覽自廢武功之舉。所以，領導人希望盡快忘記64. 可惜，李鵬不願意忘記，那是他距離中國權力頂端最近的時候，也是他人生最輝煌的時刻。

那場流血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當年，李鵬，楊尚昆等就曾表示過，不一定要流血才能結束那場運動。

但是，之所以走上流血的不歸路，主要因素是：

（1）陳雲指示門徒心腹姚依林，唆使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等人一起，背著總書記和多數政治局常委，到鄧小平那裏說悄悄話。以片麵的偽造的情況匯報，欺騙了鄧小平。把反腐敗等同於反鄧小平，並把鄧小平的私下說的一些火頭上的話，作為“決策”傳達給其他領導人，並寫成社論告示全國。通過這樣的陰謀詭計，成功的激化了中央領導和鄧小平，與反腐敗的學生和民眾之間的矛盾。本來趙紫陽和鄧小平的決策是，舒緩矛盾，逐步平息學生的過激情緒，最後達到軟著陸的結果。

但是，陳雲，李先念，彭真，薄一波，王震等元老，老而不休，希望抓住更多的權利，為自己家族，為子孫們謀得利益，搞權利腐敗。1986年底，借著學潮和批自由化，這些人強硬逼迫胡耀邦辭職。這一次，他們又想借著學潮，製造矛盾，激化局勢，把趙紫陽搞下去。這些人名義上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是為人民打下江山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這時卻不管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隻想著為自己和家人撈權撈利益。他們是腐敗的源頭。

（2）胡耀邦和趙紫陽，本來是鄧小平搞改革開放的兩位主將。可惜的是，鄧小平心胸狹隘，私心太重，輕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他被讒言蒙蔽，以為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要讓鄧小平下台，類似太子謀反奪權，因此自斷手腳，把最得力的兩位改革主將先後廢棄了。後來，鄧也後悔，64之後不久曾派人給趙紫陽帶話，隻要承認錯誤寫悔過書，就可以出來工作，甚至可以當政協主席。但是，趙紫陽拒絕了。

在用人方麵，把胡趙搞下去，重用老人幫，是鄧的敗筆。胡趙下台以後，上台的江澤民是陳雲和李先念推薦的人。所以，陳雲和李先念既是激化64事件搞政變的背後主謀，是始作俑者，也是最大贏家。

鄧小平很快回過味兒來，他上了當，被陳雲和李先念利用，廢棄胡趙，換成江澤民，從而大權旁落了。所以他後悔，才有了讓趙紫陽寫悔過書再出山的設想。

趙拒絕後，沒有辦法，鄧隻好在1992年，以88歲的高齡，話都說不清了，路都走不穩了，還要再次南巡深圳。其主要目的是敲打不聽他的話的江澤民，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江澤民本來是陳雲和李先念推薦的人，與陳李比鄧關係更近。這時，不得不轉向，投靠鄧小平。在1989-1992年間，李鵬和江澤民是“一字並肩王”。那時央視播放的政治局會議或中央會議，江澤民和李鵬是並排坐在主位，平起平坐。但是，1992年的十四大以後，才變成江澤民一人坐主位，李鵬和其他人排列兩側的順序。當上總書記三年以後，投靠了鄧小平的江澤民，在老鄧的扶持下成為第三代核心。但是這個半截插班的江澤民，比起“原配”接班人趙紫陽，差了許多。

公平而論，趙紫陽主政的1979-1989年間，實現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騰飛打好了基礎。從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大鍋飯，成功地轉變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趙紫陽是首功，是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如果鄧小平是中國這個“公司”的董事長，那趙紫陽就是CEO。

1987年十三大結束後，趙紫陽開記者招待會，那會場的布置，言行舉止的風度，說話的文采，在中共曆史上是空前絕後（迄今為止）的。曆來（今天亦然）中共領導人的記者會都是老一套，領導人在台上，台下是記者提問。趙紫陽那一次，把記者圈在圍欄後，領導人們走在圍欄前，邊走邊談，並接受記者提問。後麵的四個常委也可以與記者們分別交談。那真是大氣，豪氣，有底氣。也許隻有當年的周恩來可以相比（但周的底氣不足，因為怕犯錯誤，後麵有老毛和老劉盯著）。

（3）把野戰能力最強的王牌軍，開著最先進的坦克裝甲車，走過長安街，進軍天安門，隻是為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嗎？不是，鄧小平是在立威：向陳雲，李先念，以及他們身邊背後的那些人們示威。盡管鄧受了蒙蔽和讒言，把趙紫陽拿下，讓陳李推薦的江澤民上台，但是軍權仍在鄧的手裏。陳雲和李先念們不能，也不敢把鄧小平一並拿下。這才是鄧小平楊尚昆一定要把鐵軍和坦克開到天安門的最終理由。

可惜的是，這一場權利鬥爭，是以很多年輕學生和市民的鮮血與生命為代價的，還有幾位年輕軍人的生命。也是以腐敗泛濫，全黨與全民腐敗為代價的。

（4）64之前，掌握實權的是趙紫陽，趙是鄧的人。其他的“老革命家”們在鄧那裏沒有多少說話權，因為隻有鄧是趙的老板。老革命家們的子女，大多不成氣候，也無法搞權力腐敗。

那時，隻有鄧家子女和趙家子女比較“硬氣”，地方和部門官員也都買賬。其他老革命家的子女，看著眼紅，但是使不上力氣。於是找各自的老爺子抱怨。這些老革命家也在處心積慮的冥思苦想，怎樣才能為子女謀劃一條腐敗發財之路。

64學潮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這些老革命家，指使姚依林（背後），李鵬（前台），夥同陳希同，李錫銘等人一起，煽風點火，造謠生事，背後進讒言搞陰謀，終於激化了矛盾，蒙騙了鄧小平，揮刀自宮拿下了趙紫陽。前邊拿下胡耀邦，這次有拿下趙紫陽，實際上是兩次政變。老革命家們背後搞陰謀詭計，使得兩人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下台。還好，這些人還算識人，沒有讓李鵬主政，選了圓滑的江澤民。

但是，老革命家們費盡心機搞陰謀政變的目的，並非隻是讓某人下台。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讓子女們上位。所以64以後，有一句話特別流行，關鍵崗位還是要靠自己人；而最靠得住的，還是子女們。這正是老革命家們需要的“共識”。於是，另一個共識就順理成章了：每家出一個代表從政掌權，官拜副部級。其他子女下海經商，利用家族的權利發家致富。鄧家出了鄧楠當科委副主任（後來的科技部），二公子經商，很快成為上市公司主持人。陳家出了大公子陳元，當一個國家級銀行的行長，後成為人民銀行的副行長。劉少奇家出了劉源當河南省的副省長。薄家出了西來公子主政大連（副省級）。習家出了近平當福建省副省長。從此，所有老革命家們及其子女，都進入了權力腐敗的快車道。上行下效，全社會的腐敗，開始了爆炸性泛濫。

64以前，家族腐敗，權利腐敗，還是很小範圍的，被控製的。64以後，最高決策人圈子開始“名正言順”的家族權力腐敗，從此中國社會的腐敗一瀉千裏，再也沒有束縛了。

=================================================================

葉劍英之女：李鵬六四日記裏暗藏的真相(圖)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4/4056251.html

“六四事件”可謂中共近三十年來揮之不去的政 治夢魘。2010明年6月，六四事件決策者之一李鵬的《六四日記》幾經周折於中國大陸境外麵世，對這段改寫中國曆史的政治事件有著詳細評述。2010年7 月，同為六四親曆者、中共開國元帥葉劍英之女戴晴撰寫係列文章《李鵬六四日記看點》指出，“黨內的強硬派動用武力重新鞏固了地位，80年代以來新興的公民 力量被全麵鎮壓，黨內溫和派也被徹底清除，再次上演了‘一方全贏，另一方全輸’的零和博弈。”從學生和中共領導人兩方麵都克製的開端，到悲劇性的結局（老 同誌執拗地抑止粉碎了英雄模樣天真的年輕人和堅定不移的宿命論者的決心），曆史的兩方麵的人來說，都似乎與人的本意背道而馳。全文摘錄如下。

 

六四事件期間的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正門

這本日記，若說名聲，可是大噪了好一陣子了——特別是當局不許它麵世的消息傳出之後。鮑樸選在今年將它推出，或者說，那個神秘的中間人選擇今年將它塞給鮑樸，為什麽呢？

流傳世間成為公共閱讀品的日記，大凡分三種：一曰流水 細賬，每日進項出款、吃喝迎送，書寫者目的單純，隻為自己留個備忘。再一類是柔情百轉之女或多淚多血之男，一肚子柔情豪氣找個隱秘地方打發。這第三類就是 多少帶些自戀癖、或者自認為曆史絕不該忽略自己的人物了：他們或者自己提筆、或者倩人捉刀，推出喬模喬樣所謂“日記”——其實是對自家建功立業的自詡。

這本《關鍵時刻》（李鵬六四時期的日記原計劃在 2004年、即六四15周年時出版，當時定名《關鍵時刻：李鵬日記》，但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否決公開發表，隻容許印刷小量在中共高層內部傳閱。——編者 注），毫無疑問屬於第三類。雖說其調閱秘密檔案（包括在可以拿版稅）的權力（注意此處確為權力而非權利）無人可比（讀者朋友一定記得軟禁中的趙紫陽想參閱 一下文件而遭拒的情景），氣勢也不可說不恢弘，可惜最後出手的這十五萬字，一點也沒能給他加分。

日記作者說“其中許多情節是鮮為人知，第一次公諸於世的”——究竟哪些，他沒有明說。如果從世人關心的角度，或者說，從“六四悲劇”裏邊最為要害的待解之謎而言，《日記》頗有若幹看點——比如“4·26社論”。

胡耀邦離世，民間諸多不滿發泄出來。趙紫陽堅持，“隻 要學生不搞打砸搶，我們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在胡的葬禮和自己出訪之前，即4·19日，趙前往真正掌權者住處，“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 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到4·23日臨行前，常委一班人對鄧和趙共同確定的處理學潮“三條原則”（強調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做好學生工作，維持社會正常秩 序，堅決製止一切打砸搶不法行為）並無異議。

不料，用當時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張萬年的話說，4·23下午趙出訪，4·24李鵬就（召開常委會）聽北京市匯報，4·25給鄧小平匯報，4·26發表社論，三天之內就給學潮定了反黨反社會主義製度“動亂”的性。

早在二十年前，論者就已經看到，這裏邊的關鍵是登門激 怒鄧小平，繼而將鄧的狠話放進社論。總書記出訪，一線指揮權交給李鵬之後局勢如何發展？《日記》這回不僅透露早在4·21日，“軍委楊尚昆副主席下令緊急 從駐防在保定的三十八軍的兩個機械化師中抽調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趕赴北京。一個團進駐中南海，其餘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衛中央首腦機關的安 全。”對於誘導鄧小平講出“極有份量的話”，《日記》說：4·23日，總書記離京，李鵬很不爽，覺得“趙紫陽已經把這個‘爛攤子’推給我了，不知居心何 在”。楊尚昆此時有了動作。《日記》說：“在這時，尚昆同誌建議我主動找小平同誌請示，他也一同去。”

《日記》詳盡給出“鄧小平（4·25）講話要點”。這 本是一篇隻講給他和“尚昆同誌”聽的話，連這本《日記》裏也沒有說鄧有指示讓他們傳播——與此相反，趙紫陽記得，到後來，在5·17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 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事實是，當天下午，總書記出訪期間主持工作的李鵬即作出 決定，在黨、政府和北京市三大係統傳達；當晚起草“4·26社論”——學運升級。

《日記》（4月20日）裏還有一則鄧家絕對不喜歡看到的爆料——事關獨裁改革家鄧小平怎麽一次再一次痛斬一線工作大將：

“這次中蘇最高級會晤，已明確是在小平同誌和戈爾巴喬 夫之間進行。雖然去年在一次小範圍會議上，小平同誌親自定了這次中蘇高級會晤是由兩位總書記，即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進行正式會談，小平同誌和我與戈的會晤 都叫會見。但最近小平同誌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變，明確提出我與戈爾巴喬夫之間為正式會談，而趙與戈爾巴喬夫之間由會談改為會見。”

讀者記得蘇聯在中共奪權、掌權征途上所扮演的角色吧？ 到1989年春夏之交，絕交三十年之後，毛澤東的繼承人（即退位而不交權的鄧小平）如何在續交的曆史舞台上出場——李鵬的這本日記將鄧的忐忑、瞻顧、患得 患失揭示出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怎麽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麵時平實的敘述，會掀起如此大的風浪。

爭功諉過，本是李鵬推出自己《六四日記》之原委，無奈他使用的“功”“過”標準，竟然與20年來世界大潮，與日漸蘇醒民眾的判斷，與有誌於將六四開拓的權貴資本大業悶聲穩住——“得好兒絕不賣乖”——之意願過於相悖，於是，連自己同一戰壕的前後同誌，都嫌他說得太多了。

李鵬其實沒那麽“弱智”。說得多，不就成篇，整段引用不容撼動的意識形態麽？至於20年來變得不那麽“政治正確”的，他可是沒有掉以輕心：但凡與當軸意願相悖，不管當年多麽風雲，多麽功勳卓著，也絕對不說。所以，找找《日記》裏邊少了什麽，也不失為一個看點。

少了什麽人呢？一是當年堅定的好同誌，竟在後來的，本該翼振雲霄的90年代吃了癟：比如陳希同，楊白冰。二是鎮壓者真正的“對頭”，頑抗到底的領袖人物李錄。

吳國光在他近作《李鵬日記初讀》裏，給出一個推斷： 《日記》（包括《鄧小平年譜》）隱瞞了一個重大事實：早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鄧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給李鵬；正是這個密令，認定學生運動為‘旨在 推翻共產黨的反革命動亂’，並確定了一係列的強硬應對方針。”有道理。但我願意在這裏給出另一個解說，在文檔沒有解密，而參與者又拒絕開口之前，供大家推 敲比較。這就是：並沒有這個4·23密令。鄧小平一周之內（4月19日-25日）態度大變，是受到了挑唆。《年譜·附錄》對那個不尋常的“4·24晚政治 局常委碰頭會”的詳述，實際上事後為鄧小平的4·25召見講話推脫曆史責任。

但是，正如吳國光所說，李鵬怎麽會有那麽大的勁頭，包 括那麽大的能量，趙紫陽前腳走，後腳就把人大萬裏，黨頭兒宋平這樣的大帽子，以及與他意見並非一致的胡啟立，田紀雲一幹人召來，正顏厲色大抒無產階級正氣 呢？吳國光是不是忽略了兩點：第一，寧“左”勿右的“毛記”政治文化傳統對所有政壇人物透骨入髓的浸淫——哪怕“思想解放”十年之後；第二，北京市長陳希 同。

陳市長秘書出身，1987年底進中委，半年後任國務委 員。正是他和李錫銘，在4月23日趙紫陽離開北京當天晚上，急急找到萬裏，要中央常委開會聽取匯報。趙紫陽說，“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就召集了事關重大 的“4·24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陳希同代表北京市做“主體匯報”，放言“學潮的矛頭……實質上是對準小平同誌的”，“中央有黑手”……等。也是這個陳希 同，在4·27遊行當局克製沒有鎮壓之後，他沒有為這罕見的雙贏局麵欣幸，而是“一肚子氣，說學校基層幹部感到被出賣了”（趙紫陽語）……所有這些表現， 包括5·18日中午陪李鵬見學生代表；鎮壓後看望，慰問戒嚴部隊；還有6月30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平叛報告”……他與李鵬無絲毫分歧啊。

但他的名字從《李鵬日記》裏消失，消失得幹幹淨淨，幹淨到不能不引起我們讀史人的注意。

第二個從《日記》上消失的功臣驍將：楊尚昆之弟楊白冰。

和陳希同一樣，他也是四人幫倒台後調北京，進中委，到 89年春天，以總政治部主任身份任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5月底臨場受命，以69歲高齡，擔起戒嚴部隊總指揮。“一舉粉粹首都反革命暴亂”之後，該年 11月，晉身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主持起軍委日常工作來了。當時誰也不好說什麽，立了頭功嘛！但隨後在鄧最不爽（愧恨交加仍須硬撐著？），不 得不自己跑到深圳去振興危局的時候，竟然上杆子明言鄧記改革須由他們掌了軍權的“保駕護航”，這還不算，居然接著提出一份打算由自己提擢的將軍名單（多達 百名！）……軍委主席江澤民怎麽擺？鄧小平不揮淚斬將已不可能。

陳希同看上去沒這麽跋扈。想當年三大直轄市，上海天津 沒動一槍一炮，兩名主管，小平同誌一句話，都一步躥到最高層，“始作俑者”（趙紫陽語）的他呢，雖然後來也撈個“陳政局”名頭，沒想到率先腐敗的北京一幫 子，恰恰好觸到“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徹底查處，嚴懲不貸”的做秀黴頭上。

至於第三個有意避諱的角色，是為達成天安門鎮壓局麵同為功不可沒者——從零星麵世的資料與回憶文字中，已知有一位突然冒出的“民運領袖”李錄：每個關鍵時刻都表現出革命家絕不妥協的卓絕品質；凡出現和緩局麵必毫不留情予以摧毀。《日記》幾乎不提他，或許有更為隱秘的考慮？

投入自己的錢，在香港出版“被（大陸）剝奪了出版權利”的《李鵬六四日記》，不管怎麽著，鮑撲作出這樣的決定，總有幾分為作者伸張正義的效果。無奈正式推出前夕，遭遇“某個機構”約談，最後根據“香港版權法”，取消原計劃。

“某個機構”何方神聖，鮑撲沒有說——或許他自己也弄不真確。往大裏說，自然應該是21年前氣焰萬丈地“平息反革命暴亂”，而後將其更名為“動亂”，最後定為“一場風波”——而且頂好沒人再提起——的當局。

當局此願，不但當年被殘害，被關押，被整肅的人不買賬，有權了解真相的後世人也不認同。但世間居然有手上沾了血（包括抽像意義的“沾血”，即無由推脫的道義責任）依舊充大個兒的，李鵬之外，吾爾開希算不算？

多少重大揭秘的書籍在香港推出了啊，怎麽“某個機構” 偏偏不放過這本呢？平心而論，《李鵬六四日記》洋洋十多萬言，還真沒曝出什麽世人切望但毫無所知驚天黑幕。“凶狠社論-戒嚴-武裝清場”三大步拍板皆出自 鄧小平，20年來其實已是朝野共識。但通讀日記，有沒有讓人覺得心頭一震的地方呢？別人不得而知，就本筆者而言，確有幾處。比方說，姚依林行狀之記錄。

應該說，在關鍵的5·17鄧家峰會上，五名常委，對“軍隊進京實施戒嚴”的態度究竟是3：1（胡啟立棄權），還是2：2（喬石棄權），就底色，情感而論，與陳雲最為貼近的姚依林選擇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並沒有懸念。但他具體如何站呢——在關鍵的三個階段？

4月16日，李鵬出訪回京，兩名副總理接機。《日記》 說：“依林同誌告訴我，因為耀邦同誌去世，北京有幾所大學不太平靜，一些學生張貼了小字報和大字報，在內容上有為胡耀邦鳴冤叫屈的，也有攻擊黨中央，甚至 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同誌的。”——結論下得比“始作俑者”們（趙紫陽語）早？

4月18日，雖然趙紫陽堅持“隻要學生不搞打砸搶，我們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日記》主人還是在會後專門到姚依林辦公室交換意見：“我們兩人的看法一致，認為學生正在醞釀一次新的大規模學潮。”——“敵情”？

到5月1日，社論已然發過，趙紫陽也出訪回來。《日 記》說，在常委擴大會上，“錫銘提到‘團結學生會’……姚依林同誌說，匈牙利搞多黨製，結果把國家搞亂了。”——“學潮”已經被上升到“政治風潮”。風潮 之源頭呢，在趙紫陽為和緩局麵發表“亞銀”與“五四”講話當天，李鵬記載：“我去見姚依林同誌，商討當前的局勢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這場 動亂是不是趙紫陽發動的，目的是打鄧倒李保趙。他還提出疑問，胡耀邦的悼念活動調子定得那樣高，是否也是趙紫陽發動的。”——這是姚依林麽？階級鬥爭嗅 覺，敵情觀念，包括見獵即心癢難熬：快成康生門徒了！李鵬接著說他聞聽此言之後自己的感慨：“姚依林是一位老同誌，並且久在中央工作，鬥爭經驗豐富。他的 兩點質疑，確實發人深省。但是，我當時並沒有明確表態支持他的觀點。”——注意“發人深省”。似乎是，從這時候起，天安門悲劇納入中共內鬥正途。

到了5·20，當胡啟立給中央常委寫信，對軍隊針對學生，是否將發生流血事件極表憂慮，李鵬寫道：“對此信，姚依林批示，要盡可能做到不流血，但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不動武，那將束縛自己的手足。”——這是高決策層！開這樣的口子：血洗之責，鄧小平之外，又添一線姚依林。

《日記》給出的姚依林，百分之百真確麽？如果李鵬沒有 說謊，讀史人如何將這樣一副猙獰麵目與半個世紀前那個清華化工係高材生，那個以“黨齡一月”之黨員（而非黨組織）身份策動“光榮偉大12·9運動”的18 歲青年相聯係？“學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一直作為社會推進力被描畫得熠熠生輝。莫非你們當初向宋哲元當局情願，不是出於抗日，出於愛國，出於青年學子 最可寶貴的正義追求與獻身情懷，而是早早地就打起了“可取而代”的主意？當這主意十多年後成為現實，當年的學運頭目也爬過屍身白骨，一步步成了新的黨國頂 級領導——從不勝寒的高處，隻能以這樣的心胸向下俯視？

早在4月24日，對湧上街頭悼念胡耀 邦的學生們，李鵬就已給出如下描述：“不是一般的遊行，示威，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鬥爭”。到了5月下旬，更與“老同誌 們”有了如下共識：“在根本問題上不能退。要退，就是中國共產黨不執政了”；陳雲說得更透徹，據《日記》載：“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兩千萬革命 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

問題嚴重到如此程度，豈能不調動野戰部隊，“大軍壓境”，“不惜流血”？但敵人是誰呢，——麵對這批身經百戰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5月27日向中顧委匯報“動亂”的時候，未經詢問，取證，庭辯，審理，李鵬其實已然將“黨與共和國的敵人”開列出來，也即“學生背後（具有國際背景）長胡子的人”。具體有這麽五撥兒：

（1）趙紫陽（李鵬此時用詞為“總後台”）的秘書鮑彤所領導的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辦公室，包括“受政改室領導的‘三所一會’”；

（2）戒嚴前夕在薊門飯店開了一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後台“精英”們；以及由此延展出的“指揮天安門動亂和暴亂的司令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3）方勵之，李淑嫻夫婦；

（4）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急先鋒“索羅斯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

（5）黨內的自由化分子（“發動人大常委簽名立即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趙紫陽當時還在總書記位置上，鮑彤 也還沒有被拘捕；“精英”們到薊門飯店開的那個“愛國”會，其實是在勸說無效之下，大家絕望中想到“與其讓軍隊把學生趕出廣場，不如由老師們把學生綁回學 校”（陳子明語）；至於索羅斯的“開放基金會”，那是經正式審批後，自198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推進社會開放”的常規活動。比如筆者本人作為申請者就正 在做“文革親曆口述史”和“文革認罪書集成”；中央美院教授楊先讓得到一小筆資質正在走黃河。該基金會不僅與89年春天的社會動蕩無關，擔任中方主席的， 早在1988年就換成國家安全部於副部長。至於方勵之，胡績偉等——正宗忠勇共產黨人是也。唯一能扯上些幹係的李淑嫻，以我的觀察，應屬心理而非政治範 疇。

但他們被當敵人，須由裝備了直升機，新型坦克，火箭炮，狙擊手……的正規軍來對付。對付的結果，已故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方法論教授鄒讜做過最精煉的陳述：

黨內的強硬派動用武力重新鞏固了地位，80年代以來新興的公民力量被全麵鎮壓，黨內溫和派也被徹底清除，再次上演了“一方全贏，另一方全輸”的零和博弈。

鄒讜是國民黨堅決反對聯俄容共的“西山會議派”首領人 物鄒魯之子。1987年，曾以美中文化交流身份住在北大芍園。記得筆者前往與他做“學者答問”的時候，腦子裏還曾小心眼兒地掠過“不知乃父精神在鄒教授身 上有何樣體現”這樣的想頭。後來，一次次接觸，學問道德崇敬之餘，竟然令晚他整整一代，並且在當時還有著中國共產黨黨籍的筆者黯然神傷——為這位說京片子 的廣東大浦人時時流露的對故國的摯愛，為他對共產黨改革傾注的厚望，為他感受到剛剛萌生於知識界的普世傾向時的由衷欣喜……無論從情感還是學理，鄒讜都不 同意以激進的方式變革社會，但他還是願意用最大的寬容和諒解，看待國民黨和共產黨從事“社會革命”的懇切願望。他認為“在國家生死存亡的時候，一批仁人誌 士認為隻有社會革命才能從根本上克服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和各個領域中的危機”。他不肯（或者不忍）把執政者放到個人獨裁的“極權主義”名下，而代之以讀者 相當陌生的“全能主義”——以這樣的心懷與期望，他最不願意見到的事情發生了。當局大開殺戒之後，他大病一場。

友人告訴我，後來，輾轉病榻之際，“風波”中一個個環節逐漸曝光，他最終獲知，在中國當代特有的“全贏”“全輸”兩造間，尚有零星讀書人，肯於將現代協商與妥協精神帶到現場。從徹底失望裏返回，他寫道：

在不到七個星期的時間內，從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四日，中 國的事件走完了從動員到鎮壓的前後相接的全程。在每一個暫停時刻，在每一個轉折點，都似乎存在著可以選擇其他途徑的機會。然而，那股希望奇跡般地改變中國 的動力，遇到了雖充滿裂痕，但仍不能一下推倒的權力金字塔。從學生和中共領導人兩方麵都克製的開端，到悲劇性的結局（老同誌執拗地抑止粉碎了英雄模樣天真 的年輕人和堅定不移的宿命論者的決心），曆史的兩方麵的人來說，都似乎與人的本意背道而馳。當學者回過頭來分析時，如果我們準備用不同於老同誌和極端學生 的假設去看這場政治博弈的話，每個悲劇性的錯誤都有一個解釋，每個失去了的機會都提供一個可供學習的教訓。

從寫於2003年的《六四日記》看，以個人功業為最高 目標的李鵬沒有絲毫的學習精神。他已經“全贏”，更繼續贏下去——隻看看此後二十年，他的家人如何借助無人敢於挑戰權勢，對國民共有資財所實施的攫奪。 《日記》披露，他曾經親自主持對趙紫陽兩個兒子的調查。此大贏家敢不敢請求組織查查他的家人，哪怕僅僅把他李家的收入公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