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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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是為了美化鄧小平，以及他的子女，跟班。我看不下去了。
說實話，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都應該好好書寫華國鋒。他是真正改變了中國曆史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中國改革開放之父。沒有他粉碎四人幫，鄧小平一家可能被死亡了，哪裏還有成為第二代核心的機會？
把江青打倒，周恩來辦不到，鄧小平辦不到，葉劍英和李先念更辦不到。隻有華國鋒才能辦到，並成功地帶領中國撥亂反正，走上正途。
盡管他是一個老實人，不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玩兒陰謀詭計不行，也不太會保護自己。但是他的曆史作用不能埋沒，他在曆史關鍵時刻的勇敢行為不能被忘記。
鄧小平，陳雲，薄一波，彭真等人，華國鋒把他們從人下人解放出來，重新爬上高位，但反過來不公正的對待華國鋒，實在不夠厚道，太涼薄。
ZT：還原華國鋒：一個真正改寫曆史的人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4-08-14/59603671.html
繼毛澤東之後，華國鋒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任職四年零八個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為權力核心實際主政，卻隻有兩年零三個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在官方敘述中，他更多是一個礙事角色，被摒於所謂“三代領導集體”之外，沒有他，曆史的敘述會更順暢，更完整。對於一位曾在共和國曆史上集黨政軍最高職務於一身的中共領導人，這種情形是很駭怪的 。而實際情況是，沒有他，曆史將是另一番光景，沒有他，曆史的敘述會中斷。他是真正改寫了曆史的人。
華國鋒在曆史上的遭遇，不但與當時的政治格局有關，也與他個人的性格有關。就前者而言，他所繼承的政治遺產和他的權力來源是相當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繼承的政治遺產是一個既無法終止，又無法繼續的局麵；而他的權力既來自毛的指定，也來自“粉碎四人幫”的行為。這其間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幫”攫取最高權力的阻礙，也是別人通往最高權力的踏腳石兼絆腳石。作為絆腳石，盡管有毛的欽定，盡管“黨政軍”集於一身並立下“粉碎四人幫”的曆史功勳，但在一個“論資排輩”，講根基講實力講權謀的官僚集團中，都不能成為他的護身符。而他忠厚老實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這一點）在這個冷酷狡詐的政治環境中成了他的負資產。於是他的言行被安上了種種說辭，以便證明他“犯了錯誤”，以便證明他的“下台”是合理的。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在天安門向參加慶祝大會的軍民揮手致意
這些說辭真真假假暫且不論。問題不在於說了和做了什麽，問題在於誰說、誰做。比如“兩個凡是”和“四個凡是”，比如“壓製平反”與壓製給（除文革外的）曆次運動的受害者平反，比如“個人崇拜”與“隻能有一個婆婆”……前者就是錯誤的，後者就是正確的。歸根結底，問題不在於搞不搞“改革開放”，問題在於誰來掌握“改革開放”的話語權，從而說明改革開放是某人的功勞，離了他就不行。
使人感慨萬端的是，華國鋒是在一個百廢漸興、日趨進步的曆史時期，被想回到“十七年”（1949-1966）的傳統勢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實踐派”合力趕下政治舞台的。華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認為他沒有資格，後者認為他是個障礙。而這兩者在“後華時期”的鬥爭，以後者的失敗而告終，形成了目前“有中國特色”的曆史局麵。
改革開放以來，官方對華主政兩年的評價盡管有貶有褒，卻貶多於褒。最權威的結論，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製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曆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此後，隻要論及華國鋒，相關著述幾乎無一不以此為基調；一些著述還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負麵評價：“阻撓和拖延恢複鄧小平工作”、“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搞‘洋躍進’”，等等。
2008年8月20日，遠離權力中心的華國鋒逝世。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評價。拋開意識形態色彩不說，至少在事實方麵，這次評價還算客觀。至於推行“兩個凡是”、壓製真理標準討論、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崇拜”等等說法，新華社的生平未置一詞。這可能是格於對已故者悼念、避諱的人倫和慣例，未必是官方改變了結論。同一年的10月18日，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韓鋼在北京三味書屋講座發表演講《還原華國鋒——關於華國鋒的若幹史實》，從八個方麵力圖還原一個真實的華國鋒，一個曾經被冷落、被歪曲、被誤解的曆史人物。韓鋼認為：“一正”的結論過輕，“四負”和衍生的負麵評價不少有違事實或過於武斷。蓋棺卻並未論定，關於華國鋒，還有許多事實需要還原。
本文原載三味書屋博客，“根據演講錄音整理，未經演講人審閱”。導言由多維曆史綜合韓鋼在《往事》、《炎黃春秋》雜誌中發表的同題文章編輯而成。
剛才李老師介紹了，我是主要研究中共曆史和當代中國史的。原來曾經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黨校兩個單位工作，剛剛調到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所以今天是以華東師大曆史係的曆史教師這麽一種身份跟大家做這個交流。
我今天要談《還原華國鋒》這個題目，恐怕有些先生會認為是不是因為華國鋒剛去世，這個當然是一個原因，但不是我要談華國鋒的主要原因。因為這些年來，大概三四年來，我一直在研究中國1977到1978年的曆史。這個研究讓我感覺，我們從80年代以來，對華國鋒這樣一個人物的一些曆史事實的敘述以及結論，或者是不符合史實的，或者是不公正的。當然今年正好趕上華國鋒去世，所以，李老師和劉老師希望我能來跟大家做個交流，我馬上就想到我應該把我這些年來對於華國鋒的一些研究心得跟大家做一個交流和匯報。
當然，特別要說明，就是剛才李老師也說了，當代中國史的研究其實有很多困難，這個大家都知道，一個是意識形態的限製， 還有一個是檔案文獻的封閉。包括像華國鋒這樣的人物也是，別看他離我們非常近，但實際上關於他的很多曆史事實，由於這兩個方麵的原因，我們還是搞不清楚。包括我今天談也還有很多疑問，我願意把我的研究心得，同時把遺留的一些疑問跟大家做個匯報，也請大家來做個分析、判斷，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提供更多的材料。
我今天的題目叫《還原華國鋒》，副標題叫《關於華國鋒的若幹史實》。
華國鋒在中共曆史上是第二個集黨、政、軍三個最高職務於一身的領導人，還有一位大家都知道，就是毛澤東。除了這兩位人物以外，在中共曆史上還沒有任何人曾經集黨、政、軍三個最高職務於一身的。那麽，他是1976年的4月當國務院總理，算是政府的第一把手。1976年的10月6日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副主席，這是黨、軍兩個第一把手。然後在1980年辭去國務院總理，1981年辭去中央主席，然後到1982年，連中央副主席都不擔任了。所以他集黨、政、軍三個最高職務於一身，大概可以說是五年的時間，但是真正主政隻有兩年，就是從1976年的10月到1978年的12月。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華國鋒實際上已經不處於中共高層權力核心。所以我要談的主要是華國鋒主政的這兩年。華國鋒主政的這兩年，官方從80年代以來的評價有兩個方麵，第一個方麵給予了他肯定的評價，這肯定的評價就是一句話：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這是前半句，後半句是：後來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這就是官方給華國鋒這兩年的評價。這算是正麵的評價了。接著官方給了華國鋒四個方麵的負麵評價：第一，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製真理標準討論；第二，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的工作和平反冤假錯案。第三，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製造和接受對自己的個人崇拜。第四，對於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以及其他一些左傾政策也負有責任。長期以來，關於華國鋒官方的評價正負麵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那麽，幾乎所有的，從官方到民間到研究者的著述，這些年來，大體都是按照這兩個方麵的評價來敘述的。我過去也相信，因為我學黨史比較早，從78年一考大學就學黨史，我本人從80年代以來所接受的關於華國鋒的曆史敘述和評價一直就是按照這個正反兩麵來做的。最近三四年來，我的研究讓我感覺到官方的這個評價既有不足，還有背離事實，還有非常不公道的地方。所以，今天的這個講座我就想就華國鋒的一些史實來談哪些地方不足，哪些地方背離事實，哪些地方不公道。我就還原事實，至於價值方麵的判斷，我認為研究曆史是非常難做的。那麽待會兒在我們交流問題的互動過程中，也許我可以談談我的看法。
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粉碎“四人幫”或者叫逮捕“四人幫”。官方的表述是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有功。我還告訴大家，還有比這更輕飄的說法，當然不是正式的說法，中共高層元老某人說，粉碎“四人幫”對於華國鋒來講，僅僅是做了一個共產黨員該做的事。這就更輕飄了。
而事實上，我的研究，我對於史料的研究發現，實際上，在整個逮捕“四人幫”的過程中，華國鋒是一個最具有關鍵作用的人物。這個裏麵當然有很多具體史實可以講。第一，正式提出解決“四人幫”動議的是華國鋒。我們過去都講是葉劍英葉帥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其實不是。葉劍英當然在中共元老之間有過私下的交流和議論，但那都是個別的議論，沒有正式提出來。真正正式提出來的是華國鋒。
具體的時間有兩個說法：第一個是華國鋒本人的說法，是1976年9月10日；第二個是李先念和吳德的說法，是1976年9月11日。都是當事人，華國鋒是當事人，李先念和吳德也是當事人。究竟是哪一天，存疑。但不管是哪一天，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動議的是華國鋒。是他去找了李先念，請李先念向葉劍英轉達關於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向。請葉劍英考慮以什麽方式，在什麽時間，解決“四人幫”問題。第二，跟中共高層政治局委員的溝通是華國鋒。當時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共是16位。劉伯承病重住院，他基本上根本沒有耳聞解決“四人幫”問題。其他五位我們大家都知道是王（王洪文）、張（張春橋）、江（江青）、姚（姚文元），還有一位是吳貴賢。吳貴賢是因為華國鋒感覺到她是聽從“四人幫”的，所以這件事情根本沒有讓她知道。其他10位政治局委員華國鋒先後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時間跟他們溝通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這是華國鋒做的工作。第三，具體考慮、商量解決“四人幫”的方式、時間，以及方案甚至包括方案的細節，是華國鋒跟汪東興與吳德分別商量的。第四，最後，定在10月6日晚上八點實施，是華國鋒和葉劍英同時在懷仁堂主持的。當然，具體組織是汪東興。
我講的實際上都很簡單，有些細節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講了。這四個方麵能夠說明，華國鋒是解決“四人幫”問題的主導者。怎麽看這個事情，怎麽評價這個事情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官方僅僅把華國鋒說成是有功，這是淡化了華國鋒在解決“四人幫”問題上的作用。這是我要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逮捕“四人幫”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鄧小平複出的問題。80年代以來，從官方到研究者，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說法，說華國鋒阻撓和拖延了鄧小平的第二次複出。直到最近華國鋒去世，我在網上看到還有文章這麽寫。我對史料的研究發現，這個史料既有檔案文件，也有當事人的回憶，我發現，這是一個100%的謊話，是一個100%的背離事實的結論。
事實是什麽呢？事實恰好跟長期以來流行的這個說法完全相反。華國鋒不僅沒有阻撓鄧小平的複出，而且，最早提出要恢複鄧小平的工作。大家一定會問，你有什麽根據，我講有三個根據。第一個是當事人的回憶。當事人最權威的回憶是吳德。吳德在前些年出版過一本叫《十年風雨紀事》的書，在這本書裏麵，他專門提供了自己的一則回憶。他說1976年的10月份，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明確宣布了三條，這三條分別是：第一，要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要讓鄧小平堂堂正正地出來工作；所謂堂堂正正，就是要經過中央的正式會議，比方說，中央全會，這樣的形式、程序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三條，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因為鄧小平在1975年年底開始，被認為是搞右傾翻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他都是處於待罪之身，叫做右傾翻案風的總頭目。
因此，如果現在要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話，一定要有一個轉彎子的過程。而這個過程華國鋒注意到了，說要做好群眾的工作。然後吳德說，這次會議以後，李先念、陳錫聯和他三個人，就到了玉泉山，去看望鄧小平，向鄧小平轉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意向。吳德是政治局委員，是當事人。他的這個敘述，我認為是非常可靠的。
第二個算一個口述回憶者，在剛剛出版的《炎黃春秋》雜誌上登載了熊向輝的女兒熊蕾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透露到她的父親熊向輝在1976年的10月底，曾經跟葉劍英元帥有一次私人談話。在這次私人談話裏麵，葉劍英非常明確地表示，中央已經在考慮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這就是粉碎“四人幫”的當月。這是第二個屬於口述文獻的依據。第三個是我看到的文獻，是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這個講話非常明確地宣布，說中央在考慮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但是這個事情有個過程，中央準備在正式的中央全會和全國代表大會上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這是1977年3月14日，離粉碎“四人幫”僅僅不過半年時間。而且，就在這個講話裏麵，華國鋒專門說到，他說實際上在粉碎“四人幫”當時，中央政治局已經準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在答複為什麽沒有馬上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時候，華國鋒特別講到，他說是因為中央有個考慮，第一，要有個轉彎子的過程，第二，要考慮防止有“四人幫”的骨幹分子利用這個做文章。因為剛剛逮捕“四人幫”，實際上在中國社會是有一種關於華國鋒和葉劍英搞宮廷政變，或者說叫右派政變的說法，有很多流言。這個，中共高層是注意到了。不僅國內有，海外也有。
我舉一個例子，比方說1976年11月，美國革命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中就明確地說，華國鋒在中國國內正在搞右派政變。另外，在西方，在英國、西德、法國都有輿論認為華國鋒逮捕毛的遺孀是在搞非毛化。法中友協主席有個非常有名的親華人士叫做夏爾·貝特蘭，可能在座的有些人知道，貝特蘭就公然宣布辭去法中友協主席職務，他認為中共現在的中央在搞非毛化，認為“四人幫”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代表。甚至到什麽程度呢？當時中國有個芭蕾舞團到西德去訪問，他們的演出劇場被歐洲的左翼分子擋上大標語，標語的題目就是：“四人幫”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忠實代表。那麽，高層考慮到海內外輿論對於中國政局有可能會發生影響，而引起政局的不穩。
在這種情況下，高層考慮，鄧小平的出台要緩一緩，否則就會坐實社會上以及海外關於華國鋒在搞宮廷政變的流言。這是我講的華國鋒和高層的考慮，至於大家是不是認為它是宮廷政變那是另外一回事。出於這個考慮，所以高層沒有讓鄧小平馬上出來，但是這絲毫不意味著華國鋒有意拖延鄧小平複出。而事實上呢，華國鋒已經在為鄧小平重新複出做一係列的準備。
我講一些曆史情況，比方說，在1976年12月馬上改善鄧小平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76年的12月，經華國鋒批準，恢複鄧小平閱讀中央文件的待遇。這個很難得。因為批鄧以後，鄧小平已經看不到中央文件了。12月份華國鋒親自批準恢複，當然是葉劍英提議的，後來專門由葉劍英辦公室主任叫做王守江，由他負責轉送中央文件。這個中央文件當然不是我們看到的縣、團級的文件，也不是什麽省、軍級文件，而是中央常委能夠閱讀的文件。改善他的政治待遇。第二，改善他的生活待遇。76年的12月份，鄧小平患了嚴重的前列腺炎，而且有嚴重的尿毒瘤。經華國鋒批準，送北京301醫院醫治，而且是由著名的泌尿科專家來做這個手術。鄧小平的手術方案是華國鋒親自批準的。
而且在鄧小平動手術之前，華國鋒專門安排把鄧小平接到玉泉山，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集體麵呈粉碎“四人幫”經過。我認為這個規格非同一般，一個中共中央主席，一個中共中央副主席，兩位政治局委員，一個是李先念、一個是汪東興，四個人向鄧小平集體麵呈粉碎“四人幫”的經過，我認為這個規格相當高。而我們想，要想向鄧小平轉告粉碎“四人幫”的經過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給一份文件，或者，要麵呈的話，讓中央辦公廳派一個主任或副主任就夠了。但是華國鋒不是這樣的。華國鋒采取了高規格的，向鄧小平集體麵呈的方式。這說明了什麽呢？我認為充分說明了華國鋒，當然包括葉劍英在內，高層就是要改變原來對鄧小平的待遇，為鄧小平複出做準備。
事實上，1977年的元月份，中央秀才班子在為華國鋒起草中央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稿裏麵，華國鋒已經把讓鄧小平複出的內容寫進了這個稿子裏麵。1977年元月份就寫進了稿子。後來是因為中央黨政軍幹部會議推遲了，沒有在元月份召開，改到3月份，所以到3月份華國鋒才宣布。這個過程表明華國鋒沒有在任何時候要去阻撓鄧小平。至於沒有讓鄧小平馬上複出，那是出於策略考慮，出於政治策略的考慮，不是要有意地拖延。而且很快鄧小平在1977年的7月份，就是十屆三中全會就複出了，離粉碎“四人幫”僅僅九個月的時間。這個也說明，官方，包括學界長期以來說華國鋒要拖延和阻撓鄧小平複出這個說法是不實的。這是第二個要還原的華國鋒的事實。
第三個，關於“兩個凡是”。華國鋒這些年來，80年代以來，最遭到詬病的問題就是“兩個凡是”。我前麵說到的官方對華國鋒的四個負麵評價，第一條就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當然，華國鋒在“兩個凡是”的問題上是有責任，怎麽評價我們另外再說。他的確講過“兩個凡是”，但事情遠沒有像官方做的結論這樣簡單，也更不像很多研究著述所說的那麽簡單。
我的研究讓我發現，“兩個凡是”，實際上一共隻說過四次。第一次的確是華國鋒說的，在1976年的10月26日，這一天華國鋒召集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負責人開會。在這個會議講話的過程當中，華國鋒談到揭批“四人幫”的問題，因為他召集中央宣傳口開會主要是商議粉碎“四人幫”以後怎麽揭批“四人幫”。在談到揭批“四人幫”的時候，華國鋒說了這樣一句話：“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說過話的、點過頭的都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演，某個演員不好，換人就是了。”我講的這段基本上是華國鋒的原話。我不敢說每一個字都對，但基本上是華國鋒的原話。這是第一次提出“凡是”。
這次“凡是”我們隻要從華國鋒說話的語境就可以看出，他是專門針對揭批“四人幫”的具體問題談的。因為在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八個樣板戲”要是停演的話，華國鋒擔心會引起人們非毛化的議論。我前麵已經講了，海內外已經有這種議論了。所以他說毛主席點過頭的你就不要去批了。特意講了“八個樣板戲”，某個演員不好他是講的劉慶棠和錢浩亮。因為當時匯報當中有人說了，這“八個樣板”戲現在能不能演？因為這“八個樣板戲”裏麵有劉慶棠和孫浩亮。他說電影可以不演，但是在舞台上演換個人就是了。所以這次提“凡是”完全是華國鋒在部署揭批“四人幫”問題的時候一個具體的工作策略，跟後來研究者所說的華國鋒第一次提“兩個凡是”，要用它做“政治棍子”，我認為毫無關係。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76年的11月30日，是政治局委員吳德，也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這一天召開的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匯報粉碎“四人幫”情況的時候說的。他在最後說：“凡是毛主席指示過的，凡是毛主席說過的，我們都要去做，而且要做好。他說過去‘四人幫’給我們很多幹擾，現在清除了‘四人幫’的幹擾，因此我們可以做得更好。”這是第二次講“兩個凡是”。吳德後來解釋他為什麽在這樣一個時候說“兩個凡是”，他說也是考慮到要用毛澤東的指示來證明華國鋒采取粉碎“四人幫”的舉動，完全是遵循毛澤東的意誌，而不是背離毛澤東的意誌。也就是吳德要用“兩個凡是”來證明粉碎“四人幫”的正當性。也跟後麵講的他要用“兩個凡是”來做政治棍子毫無關係。這是第二。
第三次是1977年的2月7日《紅旗》雜誌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這是“兩個凡是”最經典的表達，後來廣泛援引的是這個社論的說法，叫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兩個凡是”最經典的表達。這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我剛才說的，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這次講話。在這次講話的最後，他說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注意，華國鋒在1977年3月講到的這“兩個凡是”跟二七社論那“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有半句是不一樣的。那麽好，從這次講話以後，很快華國鋒自己感覺到“兩個凡是”的表述有問題。這是華國鋒自己後來說的。後來當然是在“兩個凡是”受到批判的時候說的，但是華國鋒是不是因為“兩個凡是”受到批判他才這麽說呢？不是。我注意到1977年3月份以後，華國鋒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以及中央文件的敘述沒有再提“兩個凡是”，就是華國鋒，從此以後再也沒提“兩個凡是”。
所以我覺得“兩個凡是”作為一個方針在1977年3月份已經結束。至於“兩個凡是”作為一種觀念普遍存在著，從中共黨內到黨外，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華國鋒已經意識到“兩個凡是”的表述有問題。當然他認為“兩個凡是”有毛病、有不周到的地方是不是就證明他對中共文革的意識形態有反思，我沒有這麽說。我覺得他在這個問題上恰好有局限。但這跟他要繼續堅持和維護“兩個凡是”是兩碼事。這是第三個問題。關於“兩個凡是”的方針問題。
第四個問題，關於壓製真理問題討論的問題。長期以來，就是從80年代以來，有一個好像是鐵板釘釘的結論，認為對於1978年5月份開始的真理標準討論，華國鋒采取了壓製的態度。我這三四年就去找華國鋒怎麽壓製真理標準討論的文獻根據，到現在為止，我沒有找到任何華國鋒嚴厲指責真理標準的隻言片語。我沒有找到任何材料。汪東興有，汪東興當然材料很多。吳冷西有，熊複有，張平化有，我就是沒有找到華國鋒壓製真理標準討論的材料。
那麽好，華國鋒壓製真理標準的這樣一個結論是怎麽來的呢？我後來發現，是在1979年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和1980年中共中央高幹討論曆史問題決議的時候，有些人提到了幾件事情。幾件什麽事情呢？第一，在1978年6月份，當有人向華國鋒請示說《紅旗》雜誌要不要對真理標準討論表態的時候，華國鋒說不要表態。這是一次，算是一個根據。第二個根據，有人揭發說1978年的10月16日，海軍政委蘇正華在海軍黨委會上傳達了華國鋒的六點指示。其中第一點指示就是說，關於真理標準討論不要急忙表態。我查了很多材料，雖然我查的材料可能有限，但是查來查去，大概最能說明華國鋒對真理標準討論態度的材料就是這兩個。
我個人認為，這兩個材料絲毫不能說明華國鋒要對真理標準討論采取壓製的態度。相反，我認為這可能跟華國鋒一貫的對意識形態的謹慎態度和性格有關係。我舉一個例子。1978年的4月7日，中央宣傳口向華國鋒、汪東興匯報關於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籌備情況的時候，張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三個人兩次請華國鋒對理論爭論問題表態。因為當時對理論問題有很多議論，很多討論，比方說，關於按勞分配的問題，關於唯生產力論的問題，關於繼續革命的理論問題，關於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當時在揭批“四人幫”的時候，理論界就已經提出來了。但這些問題都跟毛澤東有牽連，所以就引起很多非議，說這些問題能不能討論，說這一討論就很容易牽涉到毛主席。
張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這都是新任命的中宣部的部長和副部長，兩次在談話和匯報當中請華國鋒對這些理論問題做表態，華國鋒兩次謝絕，而且華國鋒說得非常明確，他說我啊，不便於過早地對理論問題表態，他說理論問題啊，理論界思想活躍是好事，這都是他的原話。他說放開一些，活躍一些對於理論有好處。如果我現在就對理論問題表態，別人就不好說話了，因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這是1978年4月7日，所以，後來有人說華國鋒對《紅旗》雜誌和海軍黨委的那個關於真理標準不表態的說法，我認為同他在1978年4月份的這個心態、這個性格、這樣一個主張完全是一脈相承的，絲毫不能證明他要通過不表態來壓製真理標準討論。這是第四個問題。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問題。
第五個問題，就是關於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問題。關於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這些年來，我的研究也讓我發現找不到100%的根據。有汪東興阻撓冤假錯案的平反，有這樣的材料，但是華國鋒阻撓老幹部恢複工作，阻撓冤假錯案的平反，到現在為止找不到這種材料，倒是有相反的材料。就現在當事人披露的材料倒是讓我發現華國鋒在恢複老幹部工作的問題上，還真是做了不少正麵的事情。
我就講三個人，第一個，胡績偉。胡績偉是文革前《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文革當中當然作為走資派被打倒了。文革後期被調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去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粉碎“四人幫”以後，他還在國務院政研室工作。這個時候有人推薦，說希望胡績偉回到《人民日報》工作，因為當時《人民日報》的主要負責人叫做魯英，可能有些年長的朋友知道，這個魯英是從《上海解放日報》調來的，水平極低。尤其他是跟隨“四人幫”走的。所以《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都紛紛強烈要求罷免魯英，要調胡績偉回來。胡績偉不願意回來，是華國鋒親自找的胡績偉談話，這是胡績偉自己披露的。在1976年的10月底，華國鋒就親自找胡績偉，胡績偉推脫說自己能力不夠。華國鋒當時用了個激將法，他說你能力不夠，總比得上那個草包主編輯吧？因為《人民日報》那些記者、編輯對魯英的評價極低，認為他是草包主編輯。這一下把胡績偉給激起來了，他說我水平比他當然還是要高一些。華國鋒說，既然他能幹你就能幹。胡績偉就這樣回到了《人民日報》，是華國鋒親自談的話。
第二個例子是胡耀邦。胡耀邦在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後就靠邊站了，他的職務沒有被罷免，還是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但是已經不是實務，靠邊站，在家裏賦閑。後來在粉碎“四人幫”以後，葉劍英推薦要重新啟用胡耀邦。誰談的話呢？也是華國鋒。這是胡耀邦的女兒滿妹在書中自己說到的，說華國鋒親自到胡耀邦家裏登門拜訪，請胡耀邦出山，被胡耀邦拒絕了。後來華國鋒又請葉劍英來做工作，因為葉劍英與胡耀邦私交甚好，有很深的私誼，所以經過葉劍英的動員，胡耀邦答應了。緊接著，華國鋒第二次找胡耀邦談話，而且明確地告訴他派他去中央黨校擔任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這也是華國鋒親自找的胡耀邦談話。
第三個例子是張愛萍。張愛萍也是華國鋒親自找他談話。張愛萍這件事情是他的兒子張勝在他的書中披露的。他說1977年的3月份，華國鋒親自找他父親談話，召見他父親，而且華國鋒跟張愛萍的談話氣氛非常好，張愛萍一去，他就講，你還有件東西在我這。張愛萍說我有什麽東西在你這？華國鋒就掏出張愛萍在文革當中蹲監獄的時候寫的三首詩。這三首詩當然都是很憤怒地表達了他的心情。張愛萍一看果然是自己寫的。他很奇怪，這詩怎麽到你手裏了？因為華國鋒是1972年接替謝富治，擔任公安部長，所以很有可能是華國鋒在擔任公安部長的時候，什麽人把張愛萍的材料匯報上去，被華國鋒留下來了。然後華國鋒說完璧歸趙，你這詩寫得不錯，所以我把它留下來了。然後華國鋒告訴他說，中央專委決定由我來接任，中央專委全稱叫做中央專門委員會，是專門領導原子能工業的一個中央機構，是1962年11月成立的，一共15個委員。文革當中這個專委當然已經被打得七零八落，文革前是周恩來擔任中央專委的主任，粉碎“四人幫”以後，由華國鋒出任中央專委主任。當然華國鋒肯定是兼任，中央專委得有個主持日常工作的人，誰呢？華國鋒和葉劍英同時考慮由張愛萍來接替。所以華國鋒就請張愛萍出任中央專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重新請張愛萍出山。就在這個月，華國鋒下達了張愛萍的任職命令。
這三個人都是文革當中有名的走資派，特別是胡耀邦和張愛萍，是剛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作為鄧小平“四大幹將”的兩個人。鄧小平在批鄧反右運動中被認為有“四大黑幹將”，一個是中國科學院的胡耀邦，一個是國防科工委的張愛萍，還有一個是教育部的周榮鑫，還有一個就是鐵道部的萬裏。這“四大黑幹將”有兩位是華國鋒親自談話請他們出山的。據說，我沒有得到證實，就是口頭聽說，萬裏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也是華國鋒親自談話。所以，我沒有找到華國鋒阻撓、拖延恢複老幹部工作的材料，倒是通過現在披露出來的材料發現，他在推動恢複老幹部工作的問題上真做了不少事情。
還有冤假錯案的平反。我看到的材料有兩個事情。一個就是內蒙古文革時期最大的冤案，內人黨冤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冤案。這個冤案的平反是華國鋒推動的。內人黨冤案的平反報告是華國鋒在中央批準前自己做的修改，然後整個為內人黨冤案平反的中央批語是華國鋒親自起草的。這是一個事情。第二個事情，1978年，當胡耀邦領導的中組部跟中央專案組發生矛盾的時候，我們知道中央專案組是汪東興負責的，1978年，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的過程當中，就要求中央專案組把原來冤假錯案的材料轉到中央組織部，但是被汪東興拒絕了。後來，是中央常委開會決定，要求中央專案組把所有材料轉給中央組織部。這個會議就是華國鋒主持的。這個是有文獻證明的。所以我覺得在平反冤假錯案的這個問題上麵，說華國鋒拖延和阻撓也跟曆史事實不符。這是第五個問題，關於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問題。
第六個問題，關於引進和開放。80年代以來，官方的著述和研究者的著述都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實際上，我這幾年的研究發現，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引進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就開始了。這個開放和引進與華國鋒有直接關係。
我們都知道，1976年中國的經濟急劇滑坡，文革十年中國的經濟有三個負增長年：1967年、1968年和1976年。1976年的經濟局麵非常嚴峻：糧食、棉花都減產，原材料、燃料、動力和交通嚴重滑坡，所以當時的經濟非常緊張，財政狀況也非常緊張。在這種情況下華國鋒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叫借錢搞建設。借誰的錢？當然不是借中國自己的錢，中國財政本來就緊張，就是借西方國家的錢。所以華國鋒從1977年開始就提出，引進國外的設備、資金和技術。
我們知道，1973年的時候，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家計委曾經提出一個43億美元的引進方案。華國鋒在1977年把這個43億美元的引進方案大大擴大了，從43億擴大到65億美元。然後，到了1977年的10月，又把這個引進方案從65億美元擴大到100億美元。到1978年的2月，又把這個150億美元擴大到180億美元，3月份又擴大到200億美元，四月份更大了，擴大到500億美元。這個過程啊，跟華國鋒的指導有直接關係。華國鋒從1977年開始，反複強調說，我們要借助國外的資金和技術來搞四個現代化。因為華國鋒覺得時間非常緊迫，周恩來在1975年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宣布了四個現代化目標，到1976年的時候，僅僅剩下23年的時間，因為宣布的是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所以華國鋒提出借助國外的力量來搞自己的建設。
而且1978年這一年，華國鋒力主中國國內從政界、學界到企業都應該到國外去看看，去開眼界，所以1978年中國形成了一個出國考察潮。其中華國鋒親自提議，派了兩個代表團出國考察，一個是李一氓率領的中國共產黨工作者代表團，訪問哪呢？訪問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那麽這個代表團主要是考察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和建設。另外一個是以古牧為團長的，古牧是當時的副總理，中國政府代表團，考察西歐五國：法國、瑞典、比利時、西德、丹麥。這個考察團長期以來搞不清楚是誰派出的，後來有個當事人就是張更生，這個人當過廣東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後來當過吉林省長，他在回憶中說，他當麵問過華國鋒，這個團就是華國鋒親自提議的。所以1978年才有出國考察潮。而且華國鋒在引進的問題上最早提出了“四個一點”。
我們都知道，1978年，有“四個一點”的口號，叫“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這“四個一點”最早就是華國鋒在1978年7月中央政治局聽匯報的過程當中提出來的，當然一開始沒有這麽完備。所以，要說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引進，華國鋒也在1977年就開始了，不是到1978年三中全會才開始的。這是第六個問題。
第七個問題，就是關於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我們過去長期以來有一個結論，也是從官方來的，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是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這個倒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工作會議正式宣布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但是我認為真正要還原曆史啊，我的研究讓我得出這麽一個結論，實際上這個重點轉移從粉碎“四人幫”以後就開始了。長期以來說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還繼續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說法也不完全錯。
的確，華國鋒在講話當中，在報告當中，在文章當中的確提到以階級鬥爭為綱，但是你要看華國鋒的政治實踐你就會發現，華國鋒實際上並不是把階級鬥爭作為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關注的重點，除了一個運動，就是揭批“四人幫”運動，除了這個運動例外。華國鋒粉碎“四人幫”以後召開的第一個會議是什麽會議呢？叫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為什麽？因為當時的農業問題非常嚴重，我剛才說了，政治運動加上災害的影響使得糧食和棉花大幅減產。
所以華國鋒召開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就是1976年12月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幹什麽？就是要把農業搞上去。至於他用學大寨的方法，我覺得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另外來做評價。第二個會議就是1977年3月份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的議題有兩項，第一項是揭批“四人幫”運動，就是部署1977年的揭批“四人幫”，第二項就是關於國民經濟發展的十年規劃。討論的重點在十年規劃，就是從1975年到1985年這十年。第三個會議就是1977年4月到5月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前麵不是已經抓了農業嘛，然後又抓了十年規劃，緊接著就抓工業。緊接著召開的就是工業行業係統的會議，什麽煤炭、石油、電力、機械。緊接著召開的是全國財貿係統學大慶會議，然後到1978年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全國教育工作會議。
我梳理了一下華國鋒在1977到1978這兩年，除了揭批“四人幫”運動以外，他沒有搞過任何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為內容的政治運動。所以我認為他實際上從1976年開始就已經把重點放到了經濟方麵，也就是說他關注的重點已經不是在階級鬥爭上了。這跟他在報告中、在講話中一再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我認為是要做具體分析的。
還有就是維護個人崇拜。在這個方麵，我也找到一些材料，但不是非常全麵。我找到的材料是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因為實際上所謂關於華國鋒的個人崇拜主要不是他本人製造的，官方的結論是華國鋒製造和接受個人崇拜。我覺得接受多少還有一點事實根據。但是製造個人崇拜實在是怪不到華國鋒頭上。那麽最早要把華國鋒作為新權力核心的實際上是葉劍英和汪東興。
這一點，葉劍英自己也承認，葉劍英說這個英明領袖就是他最早提出來的。這個一點不錯。我看到的材料，1976年的10月7日這一天，葉劍英在中央政治局會上第一次提出華國鋒是我黨的領袖，是毛主席選定的接班人。領袖這個概念最早就是葉劍英提出來的。而且葉劍英提出來我們要宣傳華國鋒主席，我們要大造輿論宣傳華國鋒主席。當然後來包括汪東興、紀登奎在內的政治局成員都表示要大力的宣傳。而且紀登奎表示要像宣傳毛主席那樣宣傳華主席，宣傳毛主席要有多高的規格，宣傳華主席就要有多高的規格，這是紀登奎的原話。紀登奎一度是在中央政治局分管意識形態的。所以他要求中央宣傳口大力宣傳華國鋒。
倒是華國鋒本人有點不適應。我看到一個材料，就是1976年的11月15日這一天，他專門跟汪東興有次談話，他說宣傳我宣傳得太多了，都宣傳得不適當了。汪東興很不以為然地說，一點都不多，說這是政治需要，一下就把華國鋒頂回去了。華國鋒就再也沒說話了。但是這是我唯一看到的華國鋒對宣傳他自己表示的不同態度，後麵我沒有看到。而且後來的事實是對華國鋒個人的宣傳的確達到了一個不適當的程度，但是華國鋒本人在這個過程中有什麽看法、意見我沒有找到材料。
所以從這八個方麵講，我覺得對於華國鋒這兩年的曆史事實應該重新做還原和研究，當然也可以重新做評價。在1978年11月到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我認為對於華國鋒的評價也是不公道的，實際上，中央工作會議對於華國鋒有很多批評。盡管對於華國鋒的批評不如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的紀登奎那樣尖銳，但事實上很多批評已經涉及到華國鋒。但華國鋒在1978年的工作會議上采取了一個非常包容的姿態。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在中央全會如此尖銳的直言批評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這在中共曆史上從來沒有過，我是研究黨史的，至少在當代中國的曆史上從來沒有過。
華國鋒並沒有壓製這些批評，甚至沒有對他本人遭到的批評做辯解。別人還有些辯解，關於具體的事實，具體的情節可能還有些辯解，但是華國鋒沒有。華國鋒完全采取了一種包容的態度。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從1978年的11月開始到12月的15日結束，華國鋒一共講過三次話，11月10日第一次，11月25日第二次，12月13日第三次。這三次講話裏麵有兩次，他都做了檢討。11月25日和12月13日。都認為在“兩個凡是”的問題上、在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上，還有在一些冤假錯案問題上，他作為中共中央主席負有責任。
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才開成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為民主的一次會議，空前，我不敢說絕不絕後，從來沒有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如此民主、如此放開言論去批評中央高層的政策。這跟華國鋒本人的包容態度有直接關係。所以後來，包括當年參加會議的胡績偉、於光遠都承認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之所以能夠開成一個民主的會議除了其他原因以外，跟華國鋒本人的民主姿態和民主精神有著直接關係。所以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本身能夠具有這樣的地位，我覺得也應該肯定華國鋒的作用。
好，我前麵要講的史實部分就是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