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帕瓦羅蒂首次來華:帶著冰箱洗衣機,1500瓶礦泉水

解密帕瓦羅蒂首次來華(附照片)

1986年6月30日的《人民日報》報道了胡耀邦會見帕瓦羅蒂的消息。（作者供圖）

1986年、2001年、2005年，帕瓦羅蒂曾經三次來華。其中以1986年的首次來華最為中國人、也最為帕瓦羅蒂本人所看重。有人說，是帕瓦羅蒂，為中國人真正打開了一扇西方歌劇的窗戶。帕瓦羅蒂本人也說：“這趟中國之旅是我畢生最美妙的經驗之一，永遠不會從腦海裏消失。”在他的自傳《帕瓦羅蒂的世界》中，用了一章的篇幅記述此行。他寫道：“那次訪問以後，中國政府曾多次邀請我再次前往，但我總是加以拒絕。我相信，不論另一趟訪問有多麽成功，也不可能像1986年的經曆那麽自然、美妙。類似的體驗一生難得出現一回，第二次絕不會再有。”這似乎可以解釋，帕瓦羅蒂前兩次來華為什麽中間相隔了那麽長的時間。

2007年9月6日帕瓦羅蒂逝世後，很多國內媒體刊登了悼念文章，回溯他與中國的淵源。但不少文章並不準確。筆者所服務的中國對外演出公司，是帕瓦羅蒂1986年首次來華的主辦機構。借工作之便，我到檔案室裏打開了當年的卷宗。厚厚三大本卷宗中，封入了“談話談判備忘錄”、“明碼電報”、“接待計劃”、“外賓接待簡報”等各種當年往來的工作文件，也封入了今天看來別有意味的帕瓦羅蒂第一次來華的細節。

　　意大利政府出錢

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和經濟原因，歐洲一個劇院到遙遠的北京演出一台歌劇，在那個年代絕非易事。中演公司的一份報告顯示，早在1979年，意大利政府就提出派遣羅馬劇院訪華，由於經費的原因，最終未能成行。後來幾乎每年都會舊話重提。以至於中國文化部都感到有些疲憊了。關於熱那亞歌劇院1986年訪華一事，最早的一份文件，是中演公司1984年10月20日寫給文化部的請示報告。當時的文化部主管領導在上麵批示：“此團來訪的來龍去脈未說清楚。邀請如此大團來訪，目的必須明確。請再查一查情況，告我。”

中演公司急忙報上去一份更詳盡的報告，說明熱那亞歌劇院此次訪華“確有誠意，將會得到官方資助”。為了讓領導決策方便，還特別在新報告中提出了兩個方案：其一，熱那亞歌劇院與帕瓦羅蒂一起來，共160人；其二，請帕帶二三十人小樂隊來。但同時指出，如果熱那亞歌劇院不來，費用可能有問題，因為意大利政府已經決定對該劇院訪華給予官方資助。明眼人一看便知，第二個方案完全是個偽方案，根本就不成立。於是領導果斷批示：“擬同意按第一方案，即請意大利熱那亞歌劇院160人（包括名演員帕瓦羅蒂也來）於1986年6月來華訪問演出。”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劉德有、部長朱穆之很快相繼圈閱表示同意。這件事就算初步定下來了。

　　中國方麵很強硬

之後，是長達一年多的各種具體談判和準備工作。但是直到1985年11月，雙方還都一直沒有直接見麵。當時的談判所涉及的內容極為瑣碎，排練演出在什麽樣的劇場，住什麽樣的酒店，中國當時有什麽標準的劇場和酒店，以及飲食交通如何安排，劇院需要來的人數，能不能有啦啦隊、攝製組……耳聽為虛，對於中國這個遙遠神秘的國度，意大利人根本摸不清頭緒。

顯然意方有些著急了，通過中國駐意使館提出來華進行考察商談。針對這一情況，1985年10月11日，中演公司致電駐意使館文化處：“請告熱那亞歌劇院，如同意下列幾點，我可如期接待該院4人自費來華商定訪華演出有關問題並發簽證。1.我接待的總人數（包括帕瓦羅蒂的隨從人員在內）不能超過160人，超過的人數應自費。2.住房仍為前門飯店登記的旅館。3.我方解決童聲合唱團、吹奏樂隊及群眾演員有困難。4.同意電視組自費隨團活動，每人每天食、宿（兩人一間）、交通費至少60美元，城市間交通費另付。以上問題請該院均予諒解。”

看得出，中國方麵很強硬。談判過程在帕瓦羅蒂的自傳中沒有什麽反映，隻有一句：“這項計劃已經進行了一年，但我們很少張揚，因為我們怕最後若談不攏，會讓大家太過失望。”

其實，今天來看，帕瓦羅蒂和熱那亞歌劇院訪華，條件對中國是相當有利的。簡單地說，國際旅費和藝術家的工資均由意大利方麵負責，中方隻負責藝術團落地後的接待安排和相關費用，而且由於是兩國政府間的文化交流項目，按慣例不需要支付演出報酬，也不用考慮票房分成問題，隻需要支付給藝術家們一點零用金就可以了。與今天商業演出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美元的出場費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在當時，卻有彼時彼地的情況與困難。

　　能否在體育館裏演歌劇

在談判備忘錄和相關文件中，有意方提出在體育館演出歌劇的記錄。中方提出，歌劇這樣的“嚴肅音樂”完全不適合在體育館演出。對方顯然不肯輕易放棄，堅持在體育館是可以演出歌劇的。中方於是告訴對方，如果選擇在體育館，需要另外支付25萬美元的費用。25萬美元在1980年代可是一筆巨款，為什麽需要這麽大的費用呢？中方說，需要支付體育館前後共一個月的場租費。這是當時經谘詢，體育館方麵的報價，而且是“上級的規定”，幾乎沒有什麽討價還價的餘地。即便在今天看來，恐怕也是全球最貴的租金了。

意大利人倒是沉得住氣，說我們在經費方麵再想點辦法，但後來這個想法還是不了了之，隻有選擇由中方為之選定的天橋劇場。而就當時的實際情況看，從中國人的角度，在北京也沒有比天橋劇場更適合演歌劇的了。如果早在1986年就能夠在體育館演出歌劇，對中國文化領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1986年6月22日至7月4日，熱那亞歌劇院在北京天橋劇場演出了6場歌劇《波西米亞人》，其中3場由帕瓦羅蒂出演。此外，帕瓦羅蒂還分別在北展劇場和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兩場個人音樂會。依照中國“專業界”人士的標準，帕瓦羅蒂個人演唱會同樣不太適合進入大會堂。但是帕瓦羅蒂成功了，他成了第一個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個人音樂會的外國人（其實中國也沒人享受這份殊榮）。大會堂的那場演唱會，是經過胡啟立提議、胡耀邦拍板決定臨時從北展移到大會堂的。這成為1986年帕瓦羅蒂訪華的高潮，音樂會結束時，在一遍又一遍的謝幕之後，帕瓦羅蒂即興發表講話，表達了他的激動與感激。從大會堂出來，坐上紅旗轎車，他對身邊的人說：“今晚是我藝術生涯的頂點。”

　　住宿問題

開始，意方對許多事情很堅持。比如對於劇場，他們認為天橋劇場“條件太差”；對於人員，中方要求他們限製在160人以內，他們認為“不可能”；對於原先安排的前門飯店，他們覺得“太落後”。隨著談判的進行，他們接受了天橋劇場。160人的限製，雙方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允許意方增加到210人，中方隻負責接待160人的食宿交通費用，餘下的50人為自費，中方同意安排其食宿交通，但每人每天要交60美元的包幹接待費。

住宿問題，稍微複雜些，中方堅持認為前門飯店“很不錯”，連卡拉揚率領柏林交響樂團來,住的也是那裏。最後意大利使館於1985年10月21日照會文化部，仍然很客氣，“十分榮幸地通知貴部如下：旅館，不太理想，為此希望選擇一個較好的旅館，其差價部分，意方支付。”為此，中方為他們重新選擇了由著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香山飯店。香山飯店在當時，是北京最好的飯店。兩個賓館的差價加上意方增加的50人接待費用，合在一起高達8萬美元。香山飯店也“趁火打劫”，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費”，理由是旅遊旺季，北京租房特別緊張，同一天空出這樣多房子有困難，需有一半房子要提前一天空出，其一天費用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我曾向今天的旅行社請教關於“起租費”的問題，他們說早就沒有這個說法了，你那是什麽時候的皇曆？

　　每天500元“出場費”

讓人感到奇怪的倒是關於“零用金”問題的最終談判。意方提出普通演職員每人每天70元人民幣，劇院領導和帕瓦羅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複是普通演職員每人每天90元，劇院領導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羅蒂每天500元。這一結果在總數上實際超過了意方提出的標準，因為除去院領導的零用金有所降低外，其他人都提高了，而劇院領導其實沒有幾個人。這時意方的態度很有趣。原備忘錄上寫道，對此“意方表示理解，也能接受此方案；但（需要）再做演員的工作，在文字上應加上‘保留探討的權利’”。任何人也看不出給演員加了錢，為什麽還要“再做演員的工作”的道理。曆史一不小心就在這裏留下了一點幽默的小插曲。參加談判的是院領導，降了他的零用金，長了別人的，有苦說不出，慌不擇言地以需要再做演員工作為借口，“保留探討的權利”，給自己找了一個不太高明的台階下。

至於中方為什麽給出高於對方要價的“零用金”標準？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經向老同誌請教，他們說，過去許多事情都是提前向上級部門請示，具體做事兒的沒有自主權。即便是對方的要價對中方更有利，也不能臨時相機改變上級已經研究決定了的事情。所謂談判，不過是“通知”對方而已。當然，今天的中演公司在理念和工作方式上已完全與國際接軌。回首這一切，真讓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500元人民幣，在今天也許不算什麽，但在那個年代，一般人的月工資也就是幾十塊錢。一天500元，也算得上是超乎想象的天價了。

　　“罷工”問題

備忘錄顯示，有些談判，意大利人顯然被中國人繞糊塗了。中方提出，有些舞台人員可以住在劇場附近的前門飯店，這樣可以節省交通時間，而且方便（真實目的可能是節省住宿接待費用）。意方認為，如果住房條件不好，或分在幾個飯店住，演員會罷工的，其責任意方不負，按法律要由中方負責。中方認為，遇有問題應本著協商精神加以解決，而不是付諸法律；因為法律是各國自己定的。如“罷工”，在意大利是可以的；在中國是不行的。屆時如真出現罷工，按意大利法律辦還是按中國法律辦？意方隻好同意按協商的辦法解決。關於“罷工”條文，中方提出：一、如果寫上意歌劇院可以罷工，那麽也應寫上中方的協助人員、舞美人員、司機等也可罷工。二、寫上“如果意方的演員罷演，所造成的後果，其責任應由意方負；中方的有關人員罷工，其責任應由中方負”。意方大約也明白，中國人不可能出現罷工，寫了各負其責，其實也就是等於要意方負責，所以提出“那麽都不寫”。中方表示同意。

顯然，中國人踢皮球的功夫要大大超過意大利人踢足球的水平。

　　意大利“粉絲”跟著來華

在今天，如果有外國演出團體來華，對方表示有一個幾百人的粉絲團要跟著一起來，肯定會受到主辦方的熱烈歡迎，也會成為媒體炒作的熱點。但在20多年前的中國，帕瓦羅蒂的粉絲們卻遭到了中方談判代表的拒絕。意方提出，帕瓦羅蒂在華演出期間，希望中方能為意大利幾百人的旅遊者提供觀摩票（意方自己出錢）；中方認為，意歌劇院來華，主要是為中國觀眾演出，意旅遊者可回意再看，中方不能提供觀摩票，一口就給回絕了。意大利人還是不甘心，說你們不是需要外匯嗎？這些人來了，吃住行玩，都要花錢，是旅遊創匯的好機會呀。中方不為所動，稱：中國改革開放，是需要大量外匯，但是這樣的外匯我們不需要。

但是，帕瓦羅蒂的粉絲團還是來了，而且一下子來了160人，而且是和帕瓦羅蒂同機到達。他們悄悄地組織了這個龐大的旅遊團。承辦的旅遊公司大概也了解中國人的脾氣，在大部隊臨行前一個半月，1986年5月7日，負責這次行程的意大利新地平線旅遊公司經理塞維利歐·蓋格裏雅第專程來京拜會了中演公司。

事到如此，中方首先禮貌地感謝對方通報這一情況，但接著說，以前你們意方曾提出80人旅遊團訪華，我未同意。中演隻承辦藝術團，而不是其他團；觀眾主要是中國人，票供不應求；演出不像體育比賽需要啦啦隊，而且兩批人混在一起，管理不便。

但是對方卻不慌不忙，表示了解中方心情，並勸中方不要擔心。他強調這160人一行的訪華，無論在哪個方麵，都不會給中方造成麻煩。兩個團雖然同坐一架包機抵京，在飛機上他們可以是一個整體，但自下飛機起，兩團就會分開；且表示，他有豐富的組織經驗，非但不會給中方製造麻煩，相反會隨時為中方提供幫助。比如，為避免歌劇院抵京時住房混亂，他可以幫助中方預先編排房號（因為他有歌劇院訪華人員的名單，這一點打動和拿住了中演公司），還有組織參觀遊覽等。事已如此，中方表示，具體問題，等前站來後再商定。對方也順勢提出，要求參加中方同前站的會談。

事後，中方才明白，包括熱那亞歌劇院在內的所有一行人的訪華，都是由這家旅遊公司安排的。連包租專機，也是他們談定的。這其實是西方旅遊業最通行的做法，但在當時的中國，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

會談結束後，中演公司給有關方麵的報告稱：“據悉，意大利是世界上最活躍的一個民族，意大利人的自由主義觀念極端嚴重。要有組織、有秩序地安排他們的活動是非常困難的。”並據此提出了接待工作新的預案。

　　中方婉拒外長讚助

在當時中意雙方的商談中，稍微特別一點的要求中方幾乎都很難做到。原因既有觀念上的，也有物質上的。

中演“關於意大利熱那亞歌劇院訪華演出讚助名義問題的請示”中說了這樣一件事：意大利在舉辦較大型文化和演出等活動時，有由總統或部長等有較高地位的人給予讚助的習慣。意方詢問，不知中國有無此習慣？意駐華使館提出，希望以兩國外長的名義予以讚助。外交部西歐司的意見是，如從雙邊關係上講，他們沒有什麽反對意見，請中演公司根據一貫的做法，從禮賓角度出發，進行通盤考慮。中演公司說，以往官方來訪藝術團從未有過以外長名義予以讚助的做法，從各國來華藝術團平衡考慮，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國家，不提也是可以的。如果這次提了，難免今後引起互相攀比，產生親此疏彼之錯覺。再從簡化禮賓角度考慮，不提讚助，也是可行的。

相關領導批示：“同意演出公司意見，以我無此習慣為由予以婉拒。”其實今天看來，當時如果那樣做了，在理念和習慣上都是重要的突破。因為現在，兩國間特別重大的文化藝術活動，由政治人物甚至雙方國家元首擔任讚助人或名譽讚助人，已經成為慣例。

　　冰箱、洗衣機、1500瓶礦泉水隨機抵達

　　1986年來華，是帕瓦羅蒂的節日，除了他母親患有心髒病，擔心受不了巨大喜悅的衝擊沒有來之外，父親、妻子、三個女兒，家中的親人悉數都來了。

人之外，還有“輜重”。這一行隊伍，帶來了洗衣機、冰箱，還帶來了重達兩噸的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光礦泉水就帶了1500瓶！連帕瓦羅蒂本人都為此感到吃驚。

1986年6月16日中方一封特急電報上稱：

帕瓦羅蒂通過旅遊團經理向我所提飲食要求（含法國礦泉水、進口牛排、法國麵包）等，我難解決，希意方自行安排，費用自理。

收到這樣的消息，再加上到了中國什麽都買不到的傳言，帕瓦羅蒂心中難免忐忑。為了保險起見，他不得不帶來了很多的食品。還帶了三個醫生、兩個秘書、兩個廚師。

然而中方在當時也確有為難之處。為了將熱那亞歌劇院每人每天的夥食標準從25元提高到30元，還需要專門給文化部打報告。

關於帕瓦羅蒂和熱那亞歌劇院來華，甚至還有一份獨特的關於調整演出票價的請示：根據胡啟立同誌對外國來華表演藝術團演出的票價要“優質優價”的指示精神，建議將歌劇和演唱會門票價格根據劇場情況劃為四檔，分別調整到10元、8元、6元、5元。這一請示在當時是“外聯局並報劉德有副部長。並經藝術局會簽”的。顯然，這樣的票價標準，在當時屬於高價了。然而演出票還是供不應求，盡管沒有“黃牛黨”，歌劇和演唱會的5元錢門票，還是被悄悄地炒到了50元。

這些細節讓人看到真實的曆史。到了2001年和2005年，再讓帕瓦羅蒂帶著冰箱蔬菜來，就會成為笑話了。但在那時，這就是荒誕的真實。帕瓦羅蒂的冰箱，後來留在了中國。中演公司醫務室前兩年被撤銷前，還一直使用著它。已經退休的肖大夫說：“挺好用的。

　　隨時都會找到快樂

來華演出，對於帕瓦羅蒂來說，物質條件是極其艱苦的，但是精神上非常興奮。6月下旬到7月初，正是北京最熱的日子。當時的北京天橋劇場，根本沒有空調設備。由於太過悶熱，帕瓦羅蒂的感覺是“連空氣都沒有”。

作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帕瓦羅蒂非常清醒。他寫道：“即使我確定不會有中國人聽到，我還是覺得不應該有所抱怨。如果我開始有怨言，團裏的每個人也會開始發牢騷。此外，這些不便和我們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較起來，都隻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事實上，他也是一個隨時都會找到快樂的人。在中國演出之餘，他還跑去看京劇，並且請化妝師為自己化了妝，現學現用，竟然咿咿呀呀地唱了一段。對於長達三四個小時的化妝，他表現得非常耐心。

他還告訴我們，在1986年的北京雖然汽車稀少，可也照樣堵車，一次在香山飯店和天橋劇場之間的路上，他被幾輛牛車堵了整整4個小時。可他並沒有沮喪，反而想到小時候家鄉的田園風光，過去摩德納的街上，牛車就是這樣走的。

連在樂曲當中鼓掌這樣不禮貌的行為，他也不以為忤。他覺得：“此地觀眾對我們的音樂會習俗一無所悉，他們聽到喜歡的東西，便很自然地表達他們的欣喜之情，一旦發現我與其他歌手並未停下來，立刻就停止鼓掌，音樂並未被打斷。對藝術家來說，再沒有比‘禮貌性’掌聲更糟糕的東西（噓聲可能更糟糕，但禮貌性掌聲也好不到哪裏去）。相較之下，‘不禮貌的’掌聲豈不非常可喜？”

最有趣的是在天安門廣場上騎車。本來隻是為拍攝幾個鏡頭而臨時想起騎車的帕瓦羅蒂，騎上從一位中學生那裏借來的自行車就不肯下來了。他騎上單車，開始繞著天安門廣場走，“那種感覺非常棒，我在中國騎單車！”他看到紀錄片的導演與攝影師跟不上來，故意騎得更快。他們隻需要拍一個鏡頭，“但我騎得正高興，根本不想停下來。”

　　想不到中國有這麽好的聽眾

中國人對帕瓦羅蒂表示了真摯的歡迎與極大的熱情。每一場演出，都是掌聲如雷。據中演公司《外賓接待簡報》記載，帕瓦羅蒂的首場歌劇演出，非常成功，觀眾最長的一次掌聲“長達6分鍾”。而他在北展劇場的首場音樂會，終場謝幕15次，加演了5個曲目，相對於12個曲目的整場演出而言，加演的曲目與時間甚至超過了一個半場演出。“中國觀眾的熱烈反應深深令我感動。我從未接觸過類似的聽眾，他們欣賞的喜悅似乎是那麽地慷慨、開放，沒有沾染絲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他們的反應源自內心深處，似乎是完全開放自己，來接受我們提供的音樂。”

6月25日，帕瓦羅蒂在香山飯店舉辦了一場記者招待會。他真摯地說：“我不想討好中國人，但應該說真話。中國聽眾給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中國有這樣好的聽眾，這是我預想不到的。”大師非常坦率，“ 我是第一次訪問中國，到一個新的國家來訪問演出，如同上演一個新的歌劇一樣，心裏是不托底的。”他說，為此，他和熱那亞歌劇院的同行們，在來中國之前，特意在熱那亞的體育館，完全按照在北京演出的節目進行了三場試演。

他形容此次來訪“簡直是一場美好的夢”。對中國人他也有自己的評價，認為“中國人有強烈的自信心和幸福感，這與蘇聯、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那些社會主義國家的人不同，在那裏人們精神受壓抑，而中國人自願與人接近，是開放性的，富有創造力”。談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他引用了一句意大利諺語，“放棄老路走新路，困難在所難免”。並且說：“中國人正在探索新道路，就像我在探索歌劇發展的新道路一樣。”

帕瓦羅蒂在中國並不是一味說好話，他關於嚴肅音樂的說法切中時弊。在談到嚴肅音樂、民間音樂、通俗音樂的分類時，他說，“這是一個很深奧的問題，這種分法不科學。把古典音樂都列為嚴肅音樂是不妥的，所有的古典音樂不一定都是嚴肅音樂；而民間音樂、通俗音樂（即現代音樂）同樣也有嚴肅音樂。這主要取決於作品的本身。

　　“我愛上了您的國家”

6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邀請帕瓦羅蒂到中南海做客，並舉行午宴歡迎他的訪華。胡表示，他看到了帕瓦羅蒂關於嚴肅音樂的談話，很好，可以跟音樂理論界的人探討一下。他還感慨，中國有可以容納6000人的宴會廳，卻沒有容納3000人的歌劇院。他首次向客人透露，10年內中國將建設一個國家大劇院，邀請他屆時來演出（實際上中國國家大劇院到今天才正式落成）。為了彌補沒有大型歌劇院的不足，胡耀邦當場拍板，請帕瓦羅蒂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一場個人音樂會。他還勸客人不要著急走，到中國的一些地方去看看。聽說藝術家們的日程排得很滿，胡耀邦決定讓有關方麵包專機送客人去西安看一看。

次日，中演公司就與空軍聯係，包了兩架“三叉戟”飛機，7月1日早9時起飛，晚7時返回，朝去夕歸。中國人的辦事效率令意大利人大吃一驚，為之激動不已。盡管為了準備7月2日的演出，帕瓦羅蒂本人沒有去西安，但是他的家人和熱那亞歌劇院的藝術家們，幾乎都去了。

帕瓦羅蒂不斷為他和熱那亞歌劇院中國之行中所發生的事情所激動。7月4日，作為第一個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演唱會的外國人，帕瓦羅蒂為這個他個人藝術生涯中最大的室內音樂會的成功激動不已。萬人大會堂輝煌的場麵和宏大的氣勢，給帕瓦羅蒂極大的震撼。7月4日當天，他表示7月8日願為北京觀眾加演一場，場地小點，不用擴聲設備。但其後他又緊急約見中演公司經理宋成九，說加演事未同美國記者商量。爾後，帕正式告訴中方：在京不能加演，因為美國記者不願鋼琴師留下（熱那亞歌劇院的藝術家於7月4日當晚離境回國，帕瓦羅蒂因為要到上海拍紀錄片留了下來，這時他的安排主要聽美國攝製組的）。這在帕瓦羅蒂是十分破例的，也是“十分不謹慎的”。同樣，也有人批評胡耀邦“不謹慎”，個人演唱會進大會堂，包專機去西安遊覽，這麽大的事，說笑話一樣就定了，什麽意思？但正是這種“不謹慎”顯示出一位偉大藝術家和一位偉大政治家極其可貴的真摯情懷。

帕瓦羅蒂7月16日離開中國前在機場給胡耀邦寫信，說“我愛上了您的國家”。

作者：王洪波,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