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369）/拉開倒周序幕（1）
毛澤東在1970年，對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決定打倒劉少奇，是1965年初開始製定《二十三條》的時候。毛澤東與劉少奇“鬥”了一年多，到1966年夏天，劉少奇就被罷了官，基本上被打倒了。可是劉少奇倒台之後，毛澤東的鬥爭還在繼續，前前後後一直“鬥”了10年，這說明毛澤東第一次遇到真正的高手。這個高手是誰呢？他就是與毛澤東風雨同舟40年，共同走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周恩來。
1966年秋，毛澤東正式拉開了與周恩來鬥爭的序幕，中間除了林彪事件的插曲之外，毛澤東在十年文革中，主要對手就是周恩來。
周秉德是周恩來親弟弟周恩壽的女兒，她在1949年12歲住進中南海，到她結婚為止，一直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十餘年，幾乎像周恩來的親生女兒一樣。周秉德回憶說：【陳毅在文革初期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說什麽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
陳毅是周恩來的鐵杆心腹，陳毅能看出來毛澤東搞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周恩來本人就更能看出來了。當然，在文革的最初階段，周恩來還沒有意識到毛澤東要打倒他，以為毛澤東的目標隻是劉少奇。然而到了1966年9月底，周恩來猛然醒悟：原來自己也是毛澤東要打倒的目標。
據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說：【1966年9月底，江青已經開始要“整”總理，突出的例子就是文革小組在《紅旗》雜誌召開大專學校紅衛兵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由張春橋主持，參會的有蒯大富等七、八個學生。座談會上先是學生發言，他們除了罵劉、鄧之外，矛頭對著總理，說總理“和稀泥”，搞“折衷主義”。學生發言後，張春橋表示回去報告。】
王力由於各種原因，在這裏隻能說江青要“整”周恩來。事實上如果沒有毛澤東的示意，江青是不敢整到周恩來頭上的。張春橋把這份《會議記錄》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讓人傳一份給周恩來看。
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傳過來的《會議記錄》，馬上明白了毛澤東的用意。周恩來知道，毛澤東給他看這份批評他的《會議記錄》，是要給他一個警告。周恩來自己也很清楚，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這兩個月，一直委婉地抵製毛澤東搞文革，一有機會就對文革澆冷水降溫，這讓毛澤東對他非常不滿。因此，這次毛澤東用這份《會議記錄》來警告周恩來：如果你再抵製我的文革，我就要批判你了。
這時，周恩來麵臨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向毛澤東妥協，停止抵製毛澤東的文革，緊跟毛澤東搞文革，這樣毛澤東就可以取消對周恩來進行批判；第二個選擇是繼續抵製毛澤東的文革，這樣就要冒著被毛澤東批判的風險，甚至有被打倒的可能。
周恩來做出了第二個選擇。是什麽原因促使他做出這個選擇呢？很可能是他已經看出了毛澤東的意圖。這時周恩來恍然大悟地發現，毛澤東搞這場文革，絕不是針對劉少奇一個人的，自己也將成為被打倒的對象。因為看破了毛澤東的意圖，周恩來意識到，如果他停止抵製毛澤東的文革，雖然暫時可以躲過被批判的危機，可是將來必然躲不過被打倒的危機，停止抵製就等於是給自己挖墳墓。【待續】
拉開倒周序幕（2）
【接前】周恩來看清楚了，他現在唯一的生存之道，唯一避免被打倒的出路，就是繼續抵製下去，隻有頂住毛澤東的文革，才能保住自己。當然這也不僅僅是為了保住自己，也是為了保住他們這些老革命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這個“黨”。從事後諸葛亮的觀點來看，周恩來此舉是高明的，他沒有被毛澤東“忽悠”了。
毛澤東傳給周恩來這份《會議記錄》後，就等著周恩來向他來檢討。按照以往的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傳過來的這份批評他的材料後，馬上就會找毛澤東做自我檢討，以換取毛澤東的和解。可是這次，周恩來卻裝傻，裝得好像看不懂毛澤東的意思，沒有對這份《會議記錄》進行任何表態。
毛澤東本來不想現在就批判周恩來，因為時機還不成熟。但毛澤東的計策被周恩來看破了，所以毛澤東隻好提前實施批判周恩來的計劃。毛澤東搞批判的慣例，是先製造輿論，扣一個帽子，再來批判。上次，毛澤東拋出一個針對劉少奇的帽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這次毛澤東針對周恩來，又拋出一個新帽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澤東的新帽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在1966年10月1日的林彪國慶講話中，首先亮相的。毛澤東讓林彪首先說出這個提法，是想向周恩來暗示，林彪是支持自己的。不過毛澤東也知道，如果直接跟林彪說批判周恩來，林彪肯定是不會同意的，所以毛澤東要“忽悠”一下林彪，讓他無意中說出批判周恩來的話。
林彪雖然尊為黨內第二位，但他與劉少奇不一樣，不主動管事，極少參加會議，送交他批閱的中央文件，林彪是“主席畫圈我畫圈”，當然也不是林彪自己畫圈，是秘書代為畫圈。林彪隻有在小範圍的中央會議中，才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國慶講話等公眾會議上的“例行講話”，林彪懶得自己起草講話稿，都是請毛澤東那邊的人，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給他起草講話稿，到時候林彪照著稿子念就是了。所以1966年國慶節的林彪講話，是陳伯達和張春橋起草的。
林彪的這個講話稿，事先沒給周恩來看，也沒給林彪本人看，倒是給陶鑄看了。因為在國慶節前，毛澤東還是信任陶鑄的，隻是在國慶節後，陶鑄發表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換頭”照片之後，毛澤東才不信任陶鑄了。陶鑄看到林彪講話稿中有這樣一句話“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陶鑄固然政治嗅覺不夠敏銳，當時這麽明顯的政治問題，陶鑄當然還是看得出來，因為以前黨內的文件中，從來沒有提到過“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這個名詞。既然有一條“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必然要有一批這條路線的代表人物，那就意味著黨內，特別是黨內高層，又要興起一場大的鬥爭。【待續】
拉開倒周序幕（3）
【接前】一個人對革命和鬥爭的態度，往往隨著自己的地位而變化。一個人在沒有掌權的時候，往往是歡迎鬥爭的，因為越鬥自己越有機會；而一旦自己掌了權，態度馬上就變了，就不歡迎鬥爭了，喜歡穩定了。因為有了鬥爭，自己的權力就會變得不穩。
陶鑄是打倒劉少奇的得益者，一下子升到黨內第四位的高位。這時，陶鑄從保住自己地位的願望出發，希望黨內越穩定越好，特別不希望黨內高層出現大的鬥爭。因此，陶鑄不希望看到毛澤東再發起一場針對“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黨內鬥爭，但陶鑄也無力阻止毛澤東，他隻能設法降低這場鬥爭的溫度。
在1966年國慶節林彪快要講話時，陶鑄找毛澤東說：“‘反革命路線’的提法太重了，中國人最怕‘反革命’三個字。”
毛澤東聽了說：“那就加個‘對’字，改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
林彪對這個例行公事的講話稿並不在意，於是就按照稿子念，在講話時照本宣科地講了“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這句話。
當天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張春橋又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概念不清，容易誤解，文字也不通，表達不清楚。”
毛澤東說：“那就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周恩來聽了林彪的國慶講話，馬上意識到其中提出一個新的說法“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種提法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周恩來也意識到，林彪講話中說的“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這句是衝著自己來的。如果是一般人，就會簡單地認為，既然是林彪第一個講出這句話，那就意味著這是林彪主動要向周恩來發難。
但周恩來還是很精明的，他並沒有被毛澤東“忽悠”，他還要核實這件事，到底是林彪主動提出來的主意，還是毛澤東的主意。於是周恩來去找文革小組的王力和關鋒等人，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含義和來曆。王力和關鋒解釋了半天，他們沒有說這是林彪提出來的，這讓周恩來感到放心。因為如果林彪真的要與毛澤東聯手起來對付自己的話，周恩來的處境就完全不一樣了。
不過周恩來還是非常謹慎的，他還要去找毛澤東進行最後的核實。因為這關係到周恩來采用什麽鬥爭方式，把林彪當成一個團結的對象，還是當成一個敵人的基本戰略問題。因此周恩來必須特別慎重，完全不能出差錯，他要當麵向毛澤東把這件事問清楚。據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說：
【周總理找了我，他不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說他要去問毛主席。事後他告訴我說，他是向主席這樣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曆來提路線問題，都是左傾、右傾，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
毛主席用英文做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
總理知道這是毛主席的主張，就說‘我懂了’。總理以後就照著毛主席的口徑講了，實際上總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
【待續】
拉開倒周序幕（4）
【接前】有人誤以為毛澤東一點不懂外語，其實毛澤東也學英文好些年，與斯諾等美國人交談時，也會蹦出幾個英文詞匯來。像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這樣簡單的英文詞匯，像毛澤東這樣聰明的人，當然應該能夠掌握的。
周恩來核實了這個提法的確是出自毛澤東之後，說“我懂了”。周恩來這句話有三重含義：第一個是“懂了”這句話的意思，第二個意思是“懂了”毛澤東對他的批判，已經拉開序幕了；第三個意思是“懂了”林彪沒有主動提出和參與這件事。
毛澤東這裏用了一個小計策，他自己不首先說批判周恩來的話，而是讓林彪第一個公開說出批判周恩來的話。這可以造成兩個效果：第一個效果是讓周恩來誤以為林彪已經與毛澤東聯手起來批判他了，造成周恩來自信的崩潰，投降認輸；第二個效果是挑起周恩來對林彪的誤解和不滿，進一步發展成他們兩人的內鬥，毛澤東就可以來一個“漁翁得利”。
毛澤東的計策固然高明，但遇到周恩來這樣的高手，這個計策還是失敗了，兩個效果一個也沒有達到。
1966年10月3日，也就是林彪講話後的第三天，第十三期的《紅旗》雜誌上，刊登一篇社論，其中專門提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說：【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在這裏，不能采取“折中主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
黨內高層都清楚，這裏提到的所謂“折中主義”，明顯指的是周恩來，因為周恩來最喜歡搞折中。
《紅旗》雜誌刊登這篇事關文革全局的重要社論，按理說，應該事先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審閱，可是這篇文章的發表卻沒有通知周恩來。而且在這一期《紅旗》社論發表之後，還搞了一個敲鑼打鼓的“慶祝”，以提醒人們這期社論的重要性。
據周恩來的聯絡員劉西堯回憶說：【當時周總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而陳伯達卻繞開總理和中央政治局，發表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論。當天我見到周總理時，他憂心忡忡地對我說：“陳伯達不經中央討論就發表這樣一篇社論，幹部思想毫無準備，又要有一大批幹部下台。”】
誰都知道，盡管陳伯達是《紅旗》雜誌的主編，但沒有毛澤東的意思，陳伯達是不敢登這種文章的。周恩來表麵上抱怨陳伯達，實際上是抱怨毛澤東。
周恩來對這篇《紅旗》社論是耿耿於懷的，到1967年2月發生“二月逆流”時，周恩來再次提出這件舊事，當麵責備陳伯達說：“1966年10月發表第十三期《紅旗》社論，這麽大的問題，你們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送給我們看看。《紅旗》社論發表以後敲鑼打鼓，也是從這一期開始的。”
陳伯達不敢說這是毛澤東的意思，也不敢頂撞周恩來，隻好胡亂找借口說：“我不知道啊，我沒有看。”【待續】
拉開倒周序幕（5）
【接前】很多人不理解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因為這些人總是把“鬥爭”理解為權力之爭。對於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這些人按照權力之爭來理解，認為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之後，做了一些僭越的事情，引起毛澤東的疑心，以為劉少奇有野心要篡位，所以毛澤東發動了文革打倒掉劉少奇。
對於毛澤東與林彪的鬥爭，這些人也按照權力之爭來理解，認為林彪的軍隊勢力在文革中大大膨脹，威脅到毛澤東，特別是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提出要設立國家主席，引起毛澤東懷疑林彪有篡位的野心，所以毛澤東又搞掉了林彪。
可是對於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這些人就難以用權力鬥爭來解釋了。第一，找不出周恩來有什麽僭越的事情，相反，周恩來對毛澤東畢恭畢敬，基本上是臣子對待皇帝的態度，找不出周恩來有篡位野心的證據和跡象。
第二，找不出周恩來與毛澤東爭奪黨權或軍權的事情。周恩來從來沒有當過毛澤東的接班人，一直是排名第三，先是排在劉少奇之後，後來又排在林彪之後。隻是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曾短暫地排名第二，毛澤東很快就提拔了王洪文做接班人。不管是毛澤東提拔劉少奇、林彪或王洪文，周恩來都沒有跟他們爭當過接班人。
因為無法用“權力之爭”來解釋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於是這些人幹脆就說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沒有鬥爭，說周恩來對毛澤東俯首帖耳，惟命是從，徹底奴化，根本不敢有篡權的念頭。甚至有人說周恩來在文革中幫助毛澤東整人，幫助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幫凶”。又說周恩來挑撥離間了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造成林彪的出逃，等等。
以上這些人的說法都缺乏合理性，經不起基本的邏輯推理。如果說周恩來在文革中幫毛澤東整人，那麽周恩來保護了一大批老幹部的事實就無法解釋；如果說周恩來徹底奴化，不敢有篡權的念頭，那麽就無法解釋周恩來為什麽要挑撥毛澤東和林彪的關係。事實上，周恩來在文革中，一直在調和或調解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找不出周恩來挑撥兩人關係的證據。
據被劃為“林彪死黨”的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
【九大之後，我進了政治局，並參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總理從愛護、關心、教育我們出發，跟我們講了幾次什麽是“中央政治”。什麽是“中央政治”？總理說：“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我們聽後都笑起來，本以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怎麽“中央政治”就是這麽一句普通的話？我最初對總理的話理解不深，後來有所理解，還是不夠深。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後我被打倒了，我才真正認識到，總理說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簡單明瞭恰到好處。】
拉開倒周序幕（6）
【接前】邱會作的話，說明周恩來不是在挑撥，而是在調解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也正因為這樣，作為“林彪死黨”的邱會作在被打倒之後，才會感謝周恩來。
我們要理解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其實隻要把思路轉變一下，用路線鬥爭來理解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很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並不是他們兩人為了爭奪第一把手的權力之爭，也不是他們兩人因為個人私事的恩怨報複，而是一場典型的“路線鬥爭”。
如果說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鬥爭，還有一些個人恩怨的因素在裏麵，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鬥爭，並不包含個人恩怨的因素，純粹是出於路線的考慮。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在他麵前，極盡臣子的本分，並無篡權的野心，是一個典型的“忠臣”形象。毛澤東在“私”的方麵，對周恩來是滿意的。除了早年的江西時代，周恩來在毛澤東成為一把手之後，從沒有在“私”的問題上，做過對不起毛澤東的事情。然而在“公”的方麵，毛澤東對周恩來就很不滿了。
同樣，周恩來反對毛澤東，也不是因為“私利”的因素來反對。周恩來反對毛澤東，不是抱怨毛澤東沒有讓他當接班人，而是反對毛澤東搞的那一套路線。
因此，毛周之間的鬥爭，並非起因於個人私利的恩怨之爭，純粹是起因於他們兩人在思想路線上的分歧。也就是說，兩人的鬥爭，都是為了實施自己心目中的“正確路線”，是一場站在“公”的立場上的路線鬥爭。
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思想分歧，我們曾經介紹過一些。關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我們在前麵也做過不少評述，這裏再介紹一下外國人的看法。我們認為，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寫的《鄧小平傳》中，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寫得比較深入，所以這裏用較多篇幅引用幾段。下麵是《鄧小平傳》中關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幾段文字。
【毛澤東是一個平等主義者，主張一切平等，如機會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所有社會成員在外貌上、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標準，都應該是基本一樣的，這也是毛澤東喜歡共產社會的原因之一。毛澤東對個人主義極其反感，把個人主義等同於自私自利。】
【待續】
*****下接《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375）》*****
*****上接《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374）》*****
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375）/拉開倒周序幕（7）
【接前】【由於以上的原因，毛澤東偏愛沒有階級的社會製度。在工業方麵，他希望工人能夠參與工廠的管理和經營，有很重要的發言權；在農業方麵，他希望所有的農業活動都能采取集體經營的方式；在教育方麵，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麵，他希望入學考試不要太過嚴苛，課程設製要注重實用；在文學藝術方麵，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達方式宣傳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縮小城市與農村地區的文化與物質差距。】
【毛澤東很反感舊中國的知識階層和讀書人，討厭他們的迂腐和輕視一般的老百姓。相反的，毛澤東讚美農民的淳樸，他認為，農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汙染。毛澤東想通過低薪製和超低的待遇，讓那些農民出身的幹部進城後，依然保持樸素的優良傳統，不被腐敗所侵蝕。毛澤東還告訴多位來訪的外國客人，他特別擔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變得自私和嬌生慣養。】
【在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當中，比較突出的有四種：平等、共產、樸素和鬥爭。毛澤東很重視鬥爭，因為他認為唯有通過鬥爭，才能得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從1950年代起，毛澤東就開始這樣做了，他同時也對他的同輩領導人缺乏革命熱誠感到擔憂。毛澤東發明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但他卻發現，自己四周的人沒有繼續進行革命的熱情。尤其是被公認的有朝一日將接替他成為中共領袖的劉少奇，毛澤東認為他最沒有繼續革命的熱情。】
理查德?伊文思提出了四種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平等、共產、樸素和鬥爭，這是很有道理的。我們下麵按照這四種社會主義價值觀，來衡量一下毛澤東。
第一，毛澤東崇尚“平等”，他的理想是：每個人不僅在社會地位上平等，在思想心態上也要平等。因此毛澤東要打掉官員們“官架子”的傲慢，打掉知識分子們“學問架子”的孤高，他認為這樣才能使官員和知識分子在心態上與老百姓真正地平等。
第二，毛澤東崇尚“共產”，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嚐試失敗之後，也要堅守社會主義，絕不允許資本主義複辟。
第三，毛澤東崇尚“樸素”，他本人的生活是相當樸素的，這點是公認的。
第四，毛澤東崇尚“鬥爭”。當中國出現一些官員特權化，知識分子特殊化的問題時，毛澤東認為隻有通過“鬥爭”才能解決問題。毛澤東發起一場又一場的運動，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鬥爭，都是想用“鬥爭”來徹底解決中國的各種問題。毛澤東反感那些安於現狀，貪圖享樂，而不願繼續投身於革命鬥爭的幹部們。【待續】
*****下接《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376）》*****
*****上接《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375）》*****
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376）/拉開倒周序幕（8）
【接前】我們也按照上述四種社會主義價值觀，來衡量一下劉少奇。
第一，劉少奇也提倡“平等”，但沒有像毛澤東那樣達到崇尚的地步。毛澤東對小人物的態度，是十分平易近人的。而劉少奇的官架子，則相對比較大一些。據當年“農業學大寨”的山西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回憶：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破天荒地召開生日宴會，邀請陳永貴等勞動模範參加。那天陳永貴到達的時間比預定早了一點，周恩來就帶著他去拜訪國家主席劉少奇。他們進去的時候，劉少奇正在埋頭讀材料，一時竟沒有抬起頭來。陳永貴說：“我們到了以後，劉少奇眼都不抬。後來我們到了主席那裏，主席對我就十分親熱。”
陳永貴在劉少奇麵前，是一個連眼都不值得抬的小人物，可是後來毛澤東竟然提拔陳永貴這個小人物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可見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平等”方麵的觀念差異，還是比較大的。
第二，劉少奇對“共產”態度，雖說不是完全反對，但認為當前中國不適合搞共產。相反，劉少奇對資本主義是比較欣賞的，這點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觀念差異最大。
第三，劉少奇也提倡“樸素”，但是在樸素這方麵，劉少奇不如毛澤東，這點也是公認的。不過劉少奇也沒有過分的奢侈。
第四，劉少奇不崇尚“鬥爭”，他認為應該嚴格黨的紀律，強調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馴服工具論”，反對毛澤東提倡的下級可以對上級“造反”的鬥爭哲學。
這樣比較起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平等、共產、樸素、鬥爭”這四方麵，兩人的思想差異都很大，因此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也不奇怪。
我們再按照上述四種社會主義價值觀，來衡量一下周恩來。
第一，周恩來也崇尚“平等”，周恩來對待小人物的態度，也非常平易近人，這點與毛澤東一致。
第二，周恩來對“共產”態度，基本是讚成的。對“三自一包”等資本主義的東西，周恩來雖然沒有堅決反對，但也沒有讚成和支持。這點與毛澤東基本一致。
第三，周恩來也崇尚“樸素”，在樸素這方麵，周恩來甚至還要超過毛澤東。因此，這點與毛澤東也是一致的。
第四，周恩來不崇尚“鬥爭”。周恩來崇尚“和諧主義”，盡可能避免鬥爭，提倡用相互妥協的方法來解決爭端。這點周恩來與毛澤東非常不同。
這樣比較起來，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平等、共產、樸素、鬥爭”這四方麵的思想差異，除了在“鬥爭”方麵，其他三個方麵都基本一致。但就是在“鬥爭”這個問題上，兩人的思想觀念差異太大。每當毛澤東搞鬥爭，周恩來總是要出來搞“和稀泥”，搞“折中主義”，這讓毛澤東十分不滿。【待續】
拉開倒周序幕（9）
【接前】周恩來雖然信奉馬克思主義，但是對馬克思的鬥爭哲學，卻持保留態度。周恩來更信奉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溫和、文雅、謙恭、禮讓，這些傳統的儒教品德，在周恩來身上體現得十分明顯。毛澤東是非常反對儒教的，可周恩來卻是一個“當代大儒”，兩人這方麵的差異太大。
因此，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身上的儒教品德，都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認為周恩來的缺點就是他身上的儒教品德，認為周恩來太缺乏鬥爭性，過於顧全情麵，謙和有餘，直言不足，中庸之道。在毛澤東看來，如果讓周恩來領導中國，因為他不能與資本主義做堅決的鬥爭，盡管周恩來本人不讚成資本主義道路，但周恩來也阻止不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所以周恩來不符合毛澤東的接班人要求。
這次毛澤東搞的文革，是一場大革命，一場大鬥爭，而周恩來不僅不支持毛澤東搞鬥爭，相反卻“和稀泥”，“潑冷水”，“搞折中”，處處阻撓毛澤東搞鬥爭，成為毛澤東搞文革的最大阻力源和絆腳石。因此，毛澤東要想把這場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一定要排除掉周恩來這個阻力源。這樣，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在大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越來越感到，在中央高層當中，隻是他自己一個人苦苦地支撐著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自信在自己活著的時候，中國不會變色。可是毛澤東死後怎麽辦呢？毛澤東不甘心中國的社會主義，隨著他的死去而死去，因此毛澤東要尋找一個年輕的紅色接班人，以保證在他死後，中國依然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周恩來比毛澤東年輕五歲，身體也很好，當時一般人都預測毛澤東會在周恩來之前去世，毛澤東本人也沒想到周恩來會在他之前逝去。按照常理的預測，毛澤東去世後，周恩來還活著，那麽肯定是周恩來接班。即使毛澤東找到一個年輕的紅色接班人，這個接班人也肯定競爭不過周恩來，無法接班。因此，毛澤東認為，隻有趁自己還活著的時候，打倒周恩來，才能保證他的紅色接班人順利接班。否則一旦毛澤東去世後，就誰也對付不了周恩來了。
應該說毛澤東打倒周恩來，有點“揮淚斬馬謖”的味道。從私人感情上來講，毛澤東與周恩來是相當友好的，可是在思想路線上，兩人的分歧太大。毛澤東要想實現自己的理想，要想保持紅色中國不變色，就不得不打倒周恩來。【待續】
拉開倒周序幕（10）
【接前】自從1966年9月底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路線鬥爭開始以來，10月1日的國慶節，就成為毛澤東與周恩來這場路線鬥爭的第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毛澤東早在1966年8月5日，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宣布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劉少奇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而毛澤東自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紅司令”。毛澤東這張《大字報》在發表之前，還特別給周恩來看過，所以周恩來應該很清楚，毛澤東用這張《大字報》宣布他與劉少奇的決裂。並且，毛澤東還明確向周恩來發出指示，停止劉少奇會見外賓的資格，這也就是變相停止劉少奇國家主席的資格。
既然毛澤東已經宣布與劉少奇決裂了，當然毛澤東不會願意在公共場合與劉少奇一起出現，否則就容易造成人們的誤解，誤以為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有所緩和，進而懷疑毛澤東到底是不是真的下決心打倒劉少奇。可是，1966年10月1日國慶節的天安門城樓上，劉少奇又不可思議的出現在毛澤東的身旁，這原來都是周恩來的安排。
周恩來在安排黨和國家領導人國慶節上天安門城樓上的排列位置時，聲稱劉少奇名義上仍然是國家主席，所以不能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的中央常委排名次序，把劉少奇排在第八位，而是要應該安排在顯要的位置上。於是國慶節那天，周恩來精心安排劉少奇以國家元首的身分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排名緊隨毛澤東、林彪之後，讓群眾看到毛澤東與劉少奇同時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
周恩來的這個舉措，當然讓毛澤東十分生氣。在毛澤東看來，他明明已經向周恩來“交底”，聲明他與劉少奇已經決裂了。可是周恩來偏偏要安排毛澤東這個“紅司令”，與劉少奇這個“黑司令”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起檢閱紅衛兵，這簡直就是對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一種諷刺。
因此，毛澤東很不滿周恩來搞的國慶慶典安排，他要自己單獨行動，向紅衛兵和群眾們顯示，他與劉少奇等人不是一夥的。作為最早一批紅衛兵領袖的楊小村，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1966年10月1日，大約到了下午兩、三點鍾，當遊行結束後，周恩來正忙於布置晚上的慶祝活動。毛澤東突然心血來潮，在未通知中央警衛局，也未向周恩來打招呼的情況下，就帶著身邊的工作人員下了城樓，直奔向金水橋。等周恩來回過頭來一看，毛澤東不見了！周恩來一問，才知道毛澤東又耍脾氣，單獨去闖十幾萬紅衛兵小將的“龍潭”去了。
周恩來立即指示警衛部隊用最快速度築起人牆，保護好偉大領袖，然後領著江青從後麵趕來，在金水橋追上了毛澤東。周恩來一邊跑一邊喊：“主席，您慢點走！”【待續】
拉開倒周序幕（11）
【接前】我看見周恩來喘著大氣，虔誠地上前去攙扶毛澤東，卻被毛澤東的大手甩開，然後大步向金水橋的南端走去。毛澤東快走到我跟前時，突然轉過頭來，用手指著地下散落的幾張紅衛兵傳單，對身後的周總理說了一句話。由於歡呼聲浪太大，我沒能聽清偉大統帥發出的號令，隻見周總理立即俯下身去，親自撿拾傳單，然後把踩皺的那幾張傳單抹平，折好，小心翼翼地裝進口袋。我看了這一幕精彩的“主仆劇”。
當天晚上，偉大領袖重施故伎，不在城樓上看國慶煙火，而執意要到金水橋下與廣場上千千萬萬個紅衛兵娃娃們席地而坐，一同觀看盛大煙花表演。當然，晚上這次行動由於事先有準備，中央警衛局作了嚴密保衛措施，與紅衛兵同樂的活動顯得井然有序。】
楊小村的回憶中，提到毛澤東“耍脾氣”，“大手甩開周恩來”，不願意在天安門城樓上，要單獨去見紅衛兵，要與紅衛兵席地而坐，這些都表示毛澤東不願意和劉少奇在一起。
另外，楊小村也提到了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主仆劇”。盡管周恩來在“公”的立場上，抵製毛澤東的路線，可是在“私”的立場上，周恩來仍然非常尊重毛澤東，總是表現得對毛澤東非常恭敬，有時甚至像是毛澤東的仆人一樣。這樣一來，有人要想找周恩來反毛澤東的把柄，也很難找到。或許也可以這麽說，周恩來反對的是毛澤東要搞的文革，並不是反對毛澤東這個人。
以前毛澤東乘敞篷車接見紅衛兵時，周恩來總是安排劉少奇也乘車參加檢閱。這次國慶節的晚上，毛澤東突然打破周恩來的計劃，自己乘敞篷車去與群眾見麵。這次由毛澤東自己安排的車隊中，政治局常委中的劉少奇、鄧小平、朱德和陳雲沒有了。毛澤東要用這個行動向群眾顯示，他的無產階級紅色司令部之中，不包括劉少奇、鄧小平、朱德和陳雲這四個人。
毛澤東搞文革，總是受到周恩來的種種阻撓和抵製。當然周恩來並不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文革，他與劉少奇的做法不同。劉少奇是以黨中央的名義派出工作組，直接壓製學生，這是與毛澤東針鋒相對的硬辦法，而周恩來用的是軟辦法，他並沒有反對或阻止毛澤東發動群眾起來革命。
毛澤東發動起來的“革命群眾”，被稱為“造反派”，造反派要做的事情是打倒老幹部；而周恩來發動起來的“革命群眾”，被稱為“保皇派”，保皇派要做的事情是保護老幹部。當然所謂“保皇派”，是別人對他們的稱呼，每個群眾組織都號稱自己是造反派，沒有自稱是“保皇派”的。【待續】
拉開倒周序幕（12）
【接前】在1966年9月以後，各地出現了一些當地的領導幹部，組織起一批自己可以操縱的工人和農民，圍鬥造反派學生紅衛兵的事件。為此，毛澤東在9月7日，特別寫了一個批語，不準調動工農幹預學生運動。毛澤東的批語說：
【林彪、恩來、陶鑄、伯達、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誌：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調動工農整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一指示，不準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幹預學生運動。】
周恩來馬上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9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不準挑動工農兵幹預學生運動》的決定，並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可是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並沒有真正落實下去。因為各個地方的領導人，肯定不甘心自己被打倒，必然要自保。既然組織工農來反對紅衛兵太明顯，他們就自己組織官辦的紅衛兵，用官辦的紅衛兵來抵製造反的紅衛兵。
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與參加國慶典禮的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希爾交談時，指著廣場上的學生說：【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就是怕這些學生，我們有些幹部也是怕他們。你不要以為我們的環境那麽好，我們有些幹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也有，政治局委員也有，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有。他們就是怕。他們要調動軍隊來對付這些學生，但解放軍他們是調動不了的，他們就調動工人、農民來跟學生作對。】
毛澤東的這些話中，說到“有些幹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也有”，這就是指的周恩來。在10月1日晚上，毛澤東又當著周恩來的麵，講了一句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話。據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說：“在座的有總理和文革小組的幾個人，我在場，林彪、康生、陶鑄等都不在座，因為他們看完煙火後就回去了。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和我們談了一些話，他對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毛澤東這句話，既是對文革小組的人表示他的決心，更是對周恩來表示自己的決心。毛澤東告訴周恩來，他是鐵了心要把文革搞到底的，哪怕是有被槍斃的風險，也在所不惜。
毛澤東為了排除一切阻力，把文革搞到底，這時他需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壯大自己的造反派紅衛兵和群眾，以此來抗衡周恩來的保皇派紅衛兵和群眾。
第二件事是把劉少奇的錯誤公開化。以前劉少奇犯錯誤這件事，隻是限於中央高層，並沒有向下傳達，一般群眾還不知道劉少奇犯錯誤了，更不知道劉少奇犯的是嚴重的路線錯誤。【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