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毛澤東從來沒有小看人民群眾，他經常說：“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毛澤東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做的，他非常重視發動群眾，用政治術語說就是“收買人心”。其實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也是一樣，要想得到較多的選票，就要收買人心，而收買人心的最重要原則之一，就是要有“親民”的態度。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在“親民”方麵是很下工夫的。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親自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從中學生的角度來看，作為國家領袖的毛澤東，平易近人地親自寫信給他們，大大增加了他們對毛澤東的親近感。同樣，毛澤東在文革中，親自戴上紅衛兵袖標接見紅衛兵，表示他也是紅衛兵的一員，使紅衛兵感到毛澤東對他們的尊重和信任，一下子得到了紅衛兵的人心，得到了紅衛兵的真心擁戴。
另外，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也使用了一些謀略，首次提出劉少奇的曆史問題。在此之前，毛澤東在各次中央會議上，隻是批評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學生的問題，從來沒有把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問題，與1962年和1964年的曆史問題聯係起來。毛澤東在《大字報》中首次提出劉少奇的曆史問題，主要目的並不是出於對劉少奇的報複，而是另有考慮。
前麵說到，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多次試圖“打通”高官們的思想，希望他們認識到劉少奇犯了大錯，應該罷官。可是高官們的思想並沒有被打通，這是為什麽呢？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為劉少奇派工作組的錯誤“太小”，不足以成為罷官的充分理由。
因此毛澤東在這篇《大字報》中，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劉少奇的錯誤，不僅僅是派工作組的問題，而是從1962年就已經開始了。這樣一來，劉少奇的錯誤就是一貫的，曆史性的，就有更多的理由罷劉少奇的官。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虛構傳聞，說毛澤東曾在某次會議上，當麵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從這個虛構傳聞來看，毛澤東似乎說話很霸道，根本不給別人麵子。事實上，毛澤東在會議上講話，是很注意語氣和風度形象的，盡管毛澤東在會議上對劉少奇多有諷刺，但絕不會像小孩吵架那樣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毛澤東明白，當眾對劉少奇說這樣沒水平的話，並不能殺傷劉少奇，反而損傷了自己的形象，所以毛澤東不會幹這樣的傻事。
在毛澤東的正式講話記錄中，記載了他於1966年4月29日，在杭州與康生等人談話時，說過這樣的話：“彭真是混到黨內的渺小的人物，沒有什麽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他。”
但毛澤東並不是當麵對彭真說的，而是在彭真不在場的時候，跟第三者說的。毛澤東不會當麵對彭真說這種霸道的話，因為這樣做，與其說是羞辱彭真，更不如說是羞辱毛澤東自己。所以，毛澤東不可能當著劉少奇或彭真的麵，說這麽沒有風度的話。【待續】
【接前】那麽毛澤東的這篇《大字報》，是怎麽出籠的呢？有人撰文寫道：“毛澤東於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的飯廳裏貼出了《我的一張大字報》。”；也有人撰文寫道：“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張大字報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步入會議廳的中央委員們迎麵就可以看到。”；還有人撰文寫道：“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親自宣讀《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的旁邊就坐著劉少奇和周恩來。”
這些說法都是傳聞，實際上毛澤東出籠《我的一張大字報》，並沒有那麽戲劇性。毛澤東本人並沒有宣讀，也沒有張貼。
8月5日，毛澤東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用鉛筆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的草稿，由秘書徐業夫謄寫在信紙上，然後送印刷廠鉛印。鉛印出來的草稿，毛澤東再次進行修改，然後正式鉛印出來，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於8月7日在會議上發給每一位參會者。
8月7日，毛澤東突然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了《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是原先的會議日程所沒有的東西，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引起了參會者的震驚。
不過毛澤東在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前，還要對自己信得過的人，事先“打招呼”。毛澤東慣用的政治手法之一是“打招呼”，他在宣布重大事件或人事變動之前，先要對自己信得過的人打個“招呼”，對他們解釋一下這件事的原因，讓他們不至於到時候過於驚訝，以及對以後發生的事情，有一個心理準備，不至於說出“不該說的話”。凡是被打招呼的人，都是毛澤東信得過的人，這也是表示一種信任。
毛澤東的“打招呼”，並不一定自己親自出麵，往往交給別人來辦這件事，這次毛澤東讓周恩來負責這次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前的“打招呼”。
1966年8月6日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了隻有少數重要高官參加的打招呼會。據當年參加這次打招呼會的吳法憲回憶說：
【周恩來突然又來電話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我記得參加那天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總共大約20多人。我們這些人都是周恩來親自通知來開會的，但都不知道開什麽會議。周恩來一來，就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紙，說：“這是毛主席在8月5日所寫的一張大字報，是手稿，我念給你們聽聽。”】
【周恩來所念的毛澤東的《大字報》，就是以後眾所周知的《炮打司令部》。這張《大字報》周恩來一連念了兩遍，念完之後，他又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誌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待續】
【接前】另外，當年參加這次打招呼會的廖漢生也回憶說：
【（8月6日）晚上十二點，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廳裏，召集軍隊各總部負責人開會，北京軍區楊勇和我也出席了，我當時是八屆候補中央委員，這次會是打招呼會。周總理說：“毛主席下了決心，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5日）晚上主席把我叫去，交給我這張大字報，讓我向大會傳達，但後來主席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主席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我。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要改組政治局常委。”】
廖漢生的回憶透露了一個細節，就是毛澤東第一次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周恩來後，又收了回去。這可能是毛澤東在與劉少奇“決裂”的問題上，曾經動搖過，等了一天。這一天，劉少奇如果登門向毛澤東檢討，或者向毛澤東送上一份檢討書，或許毛澤東會改變徹底打倒劉少奇的主意。可是劉少奇在這一天，並沒有任何表示“反悔”的行動，於是毛澤東在第二天晚上最後下定決心，發表這篇《大字報》，公開宣布與劉少奇徹底決裂。
8月7日《我的一張大字報》公布後，自然在參會人員中引起極大的震驚，《大字報》雖然沒有點名，但誰都看得明白，它所要批判的對象是劉少奇。毛澤東本以為自己拋出這張《大字報》，登高一呼，參會者就會積極響應，出現對劉少奇同仇敵愾，群起攻之的場麵。
但事實上並沒有出現毛澤東所期待的，群情激憤炮轟劉少奇的場麵。盡管毛澤東已經公開宣布與劉少奇決裂，而且事先還讓江青、康生等人作了一些動員，但會上還是很少有人向劉少奇開炮。據陶鑄夫人曾誌回憶，江青曾私下找到陶鑄談話。陶鑄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
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在發言中向劉少奇開炮，但並沒有引起大的反響，多數人的態度還是“很不理解”，但也不敢公開表示異議，隻是閉口不言。陳伯達作為理論家，在毛澤東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後，迅速寫出一張《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從“理論上”支持毛澤東，但所起的效果也不大。
8月6日，毛澤東招在大連修養的林彪來參會，毛澤東希望林彪再現當年廬山會議的風姿。1959年的廬山會議，林彪本來是請病假的，毛澤東急招林彪來開會。林彪一到會，就旗幟鮮明地點名批判彭德懷，為支持毛澤東立了大功。可是這次林彪到會以後，並沒有像毛澤東期待的那樣，旗幟鮮明地點名批判劉少奇，而是含含糊糊地不點名批評了劉少奇。
林彪先說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話和空話，他說：
【社會主義革命如何搞法，是一個大問題。反帝反封建我們熟悉，而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我們不熟悉的新問題，觸及每個人的靈魂，徹底廢除私有製度，消滅三大差別，非一朝一夕之事。】【待續】
【接前】【要把我國變成強盛的國家，要搞物質建設，又搞精神建設。一方麵從物質著手，發展生產，提高技術；一方麵從精神上著手，改造人的思想，並且用精神建設帶動物質建設。不能像修正主義國家隻搞物質建設，那樣必然倒退，必然複辟，非出修正主義不可。】
【思想改造、思想鬥爭是長期的，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改造人的靈魂，很不簡單。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靈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經過大震動，在靈魂上大震動，像這次就是氫彈、原子彈，震動人心。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徹底打垮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徹底建立無產階級權威。】
林彪這些大話，都是理論性的，是與批劉少奇無關的。在批劉少奇方麵，林彪的嘴很“緊”，他說：
【派工作組本身是方向路線性錯誤，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工作組在某些負責人的錯誤領導下，一般地貫徹了“排除幹擾”、“捉遊魚”，挑動群眾鬥群眾、學生鬥學生，瘋狂地鎮壓革命群眾，把群眾打成“反革命”的錯誤路線。這些人是政治扒手，這些工作組當權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右派分子，他們與所在單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勾勾搭搭，采取聯合行動，製造種種事件。對這些必須進行堅決鬥爭，對其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要徹底批判。】
【這次運動開始時蓬蓬勃勃、轟轟烈烈，中間潑冷水，潑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麵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夭折、中斷，資產階級就會占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現在，要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方針，還有很大的阻力，很多鬥爭，這是階級阻力，階級鬥爭。反動階級有很多代表人物，要前進就要戰鬥，每一步的前進，就要經過一場戰鬥，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繼續前進。】
由林彪的發言可見，他對劉少奇批判，是含含糊糊的，不痛不癢的，這當然讓毛澤東不滿意，但此時的毛澤東也無可奈何。至於林彪為什麽會這樣做，我們以後還要談到。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林彪來參會時，再三推辭讓他當第二把手的接班人，但毛澤東不準，於是林彪心裏也不快。
這次批判劉少奇，連最緊跟毛澤東的林彪，也沒有立場堅定地，火力全開地批判。林彪的態度，當然影響到其他人，這樣一來，批判劉少奇的大火，愈發煽動不起來。會議開得十分沉悶，批判劉少奇的應者寥寥，冷冷清清，不少人明顯帶有抵觸情緒。因此，毛澤東寫《我的一張大字報》批倒劉少奇的計劃，又失敗了。【待續】
【接前】毛澤東召開這次大會，有兩個主要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從政治上批倒批臭劉少奇，這個目標毛澤東是完全失敗了。第二個目標是從組織上罷免劉少奇的官。然而罷免劉少奇，就等於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毛澤東還必須改組政治局常委。要改組政治局常委，必須經過一個“組織程序”，才能具有合法性。那麽改組政治局常委的組織程序是怎麽樣的呢？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是中共的最高權力機構，按照中共《黨章》規定：中共政治局由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黨章》所說的產生程序很模糊，實際的操作過程是如下四個步驟。
第一步：提名。在黨內推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選人，確定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黨主席對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有最後決定權。
第二步：預選。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提交目前現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現任政治局常委進行“等額選舉”。所謂“等額選舉”，就是候選人是事先指定的，選舉人隻能對候選人表示“讚成”或者“反對”，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的候選人。
第三步：決選。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在現任政治局常委會上通過預選之後，就提交黨代表大會。在黨代表大會，進行無記名投票方式的決選。決選也是“等額選舉”，選舉人隻能對候選人“讚成”或“反對”，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候選人。
第四步：移權。新的政治局常委人選，在黨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之後，那麽現任的政治局常委就自行解散，把權力移交給新的政治局常委。
這樣看來，產生政治局常委的關鍵是在兩個地方：第一個是提名，第二個是預選。因為隻要預選通過之後，決選一般都能通過的。
在“提名”的問題上，根據黨規，現任政治局常委都有提名新常委候選人的權利，但是決定新常委候選人名單和排名次序的“最後決定權”，是屬於黨主席的，這也是黨主席的最大特權之一。
作為黨主席的毛澤東因為有“最後決定權”，在理論上，毛澤東是想提名誰都可以的，排名次序也是由他決定。但是，毛澤東提出的候選人名單，還要在現任政治局常委上進行表決和預選，因此，每次表決都是對毛澤東的一次考驗。
1971年林彪外逃之後，對他的住處毛家灣進行了徹底的搜查，從許多書籍或文件的空白處，發現不少林彪親筆寫的“心得”。在一本《毛主席語錄》的扉頁上，發現了林彪寫的一句評價毛澤東的話：“他（指毛澤東）的最大憂慮，是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
林彪對毛澤東的評價，可以說十分中肯。毛澤東並非人們想象的皇帝，他雖有非常大的提名權，但如果他提出的名單在現任政治局常委會上，不能得到多數讚成票通過的話，他這個黨主席的權威和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毛澤東對表決這件事，自然是非常憂慮的。【待續】
【接前】毛澤東很清楚，他提出的候選人名單，如果損害到現任政治局常委的利益，那就不容易通過。現在毛澤東在高官中的支持率並不高，所以毛澤東要非常慎重，不能過分得罪現任政治局常委。也是因為慎重，毛澤東這次不敢一下子拿掉劉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因為這樣產生的衝擊太大，弄不好會崩盤。
因此，毛澤東對劉少奇采取“分步罷官”的計劃，一次搬動劉少奇一些，但又不能搬動太多。這次，毛澤東保留劉少奇的政治局常委，隻是把他的排名，從第二位，向後挪動到第八位。對劉少奇這樣的處分，並不算太重，與1959年對彭德懷的處分相比，那是相當輕了。
現任的政治局常委排名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
毛澤東提出的新常委候選人名單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毛澤東提名的新政治局常委中，7名現任常委全部保留，隻是增加了4名新人，這樣可以降低現任常委的反對情緒。新增加的4名新人中，陳伯達、康生和陶鑄是毛澤東派的人，而李富春是周恩來派的人，毛澤東還需要照顧一下周恩來的“利益”。
關於新常委的名單，還有一個插曲。最初的名單中，陶鑄排名最末（亦說排名第七），在最後審定時，毛澤東把陶鑄調到陳伯達之前。據陳伯達回憶說：“十一中全會調整領導班子時，毛主席和周總理擬的常委名單，把我排在周總理後麵，我找到毛主席，說：‘我能力不行，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樣靠前’。毛主席拿起筆來，把排在名單最後麵的陶鑄同誌的名字，鉤到我的名字前麵，對我說：‘你看這樣行了吧？’”
陳伯達這麽做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因為陳伯達一直從事秘書這種“秀才”工作，沒有擔任過具體的行政領導。而陶鑄長期任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行政領導經驗比較豐富。另外，陶鑄曾經在林彪的第四野戰軍擔任過政治部副主任，也算是林彪的老部下。
陳伯達這裏還透露出一個關鍵信息“毛主席和周總理擬的常委名單”，也就是說，這個常委名單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擬定的。那麽這個常委名單又是什麽時候擬定的呢？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66年8月6日，周恩來在毛澤東的住處，與毛澤東商議決定了新中央領導班子的名單。《周恩來年譜》這樣記載：
【8月6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商量現有的和擬補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名單。會後，根據會議商定，（周恩來）擬出一份名單草案，報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審定時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於第七的陶鑄，勾到列於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的第四位。】
《周恩來年譜》中所謂的“到毛澤東處開會”，是指周恩來與毛澤東兩個人開會。《年譜》同樣證實了陳伯達的話，政治局常委的名單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擬定的。【待續】
【接前】前麵說過，毛澤東在召開這次中央全會之前的7月27日，就與周恩來商議好，罷劉少奇的官，讓林彪取代劉少奇，但那時還沒有決定新政治局的具體名單。在8月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商議，擬定了新政治局的具體名單和排名。
這次新政治局常委的名單，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擬定的，這件事，對於我們理解後麵的曆史，是非常重要的。
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擬定常委名單，表現出劉少奇在此時已經徹底出局，失去了最高決策資格。不僅如此，在前一天的8月5日，周恩來給劉少奇打電話，建議他最近不要公開露麵，不要再會見外賓。《周恩來年譜》中這樣記述：【8月5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後，與劉少奇通電話，建議劉最近不要公開露麵，不要再會見外賓。】
《周恩來年譜》暗示說，周恩來給劉少奇打電話，是毛澤東的意思。王光美後來也回憶說：【8月5日下午，少奇同誌還按原定安排，會見了讚比亞工商友好代表團。少奇會見結束回家，周恩來同誌打來電話，要他最近不要再出麵會見外賓。是少奇同誌親自接的電話，他什麽也沒問，就說：“好。”】
停止劉少奇會見外賓的權力，就是象征著停止他國家主席的權力，因為代表中國會見外賓，是國家主席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劉少奇大概早就料到這些，所以“什麽也沒問，就說‘好’。”
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擬定常委名單，而將要成為第二把手的林彪，居然也沒有參與這次政治局常委人選的策劃，這看上去有點不可思議，但卻是事實。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周恩來在與毛澤東商議之後，擬出一份名單，報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是在擬好名單之後，才報告林彪的，事先並沒有征求過林彪的意見。
關於這點，我們以前曾經交代過，如果事先跟林彪商議，林彪肯定是不同意他擔當第二把手的，所以毛澤東來個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讓林彪不得不當第二把手。
但從林彪的角度看，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擬定名單，好像耍猴一樣，就把他推上第二把手的位置。從林彪看來，他這個所謂的第二把手，實際權力還不如周恩來大，好像是一個傀儡，所以他很不情願地出任第二把手，並特別聲明：“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稱職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現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隻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誌。”
毛澤東和周恩來定下名單後，下一步就是提交現任的政治局常委，進行預選。這個預選，不一定當麵開會，也可以通過“傳閱”名單的形式，把這份名單在各個現任常委中間傳閱一下，同意的常委就寫下“同意”，不同意的常委可以寫“不同意”或者“保留意見”。從現在公布的情況來看，這次預選並沒有開會，而是通過“傳閱”名單的形式進行的。【待續】
【接前】預選的結果，當然是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政治局改選名單，但是通過得很勉強。毛澤東在1967年5 月會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曾提到說，這次預選的結果，他是勉強過了半數。毛澤東說：【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隻剩下我自己，他們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隻好將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隻得到了半數多一點人的同意，當時還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劉瀾濤也不通。陳伯達同誌找他們談，他們說：“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想不通”，最後我們隻能讓實踐去進一步檢驗吧！】
從後來的情況分析，對這次政治局常委的改選名單，大概是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和鄧小平同意，而劉少奇、朱德、陳雲不同意，這樣以四比三的微弱優勢通過，所以毛澤東說“我隻得到了半數多一點人的同意。”在關鍵的時候，鄧小平投了讚成票，這是後來毛澤東重新啟用鄧小平的一個原因。
然而，毛澤東的這份政治局常委改選名單，又出現一個新的問題。因為以前的劉少奇、朱德、陳雲，都是中央副主席，而陶鑄、陳伯達、康生這些人並不是副主席，讓他們排名在副主席之前，顯得不倫不類。最後，周恩來提議，隻保留林彪一人作為黨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包括他自己，以後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義見報。這樣就解決了這個難題。
新政治局常委名單通過預選後，8月12日在大會上進行決選，這當然是肯定通過的。不過大多數人因為事前沒有被“打招呼”，所以對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單感到“震驚”。據參加這次大會的中央辦公廳機要秘書陳寬宏回憶說：“選舉前，我在分發文件時，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單時，驚奇得不得了：劉少奇怎麽排到了第八位？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據王光美回憶說：【少奇在選舉後當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時，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說過的話，作過的事，我都負責，決不推脫；其他同誌所犯錯誤，我也有責任；我當遵守黨起碼的紀律，不搞兩麵派，不搞地下活動，有意見擺到桌麵上來。他還請求辭去所任職務，說：“中央常委、國家主席、毛著編委會主任，不適宜了，擔任不了。”少奇同誌發言後，林彪當即說“好”，站起來主動同少奇握手。】
從王光美的回憶也說明，林彪對批判劉少奇是消極的，而且對劉少奇的態度還是比較友好的。【待續】
【接前】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對與毛澤東來說，在這次大會是一次失敗的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使出了全身的力氣，又是發脾氣，又是寫大字報，又是私下動員，又是召來林彪助陣，依然沒有達到他想要達到的目的。毛澤東要掀起批判劉少奇，但掀不起來，連林彪這個鐵杆都不積極；毛澤東要罷劉少奇的官，但隻以微弱多數勉強通過，而且還不得不保留劉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十分被動，可是說是栽了一個跟頭。
盡管是一次失敗的大會，但毛澤東在閉幕式上，還必須講話。毛澤東首先說大家關心的召開中共“九大”問題，他說：“九次大會，大概是在明年一個適當的時候開，現在要準備。”
毛澤東然後談到這次會議的情況，因為有很多人反對，毛澤東不能回避這個問題，他說：“至於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要看以後的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關於文化大革命，廣大的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支持我們的。”
毛澤東這裏，沒有強硬地說這次會議的決議是“正確”的，而是謙虛地說：“正確還是不正確，要看以後的實踐。”毛澤東說這樣謙虛的話，就是反對他的人，也會產生一些好感。
然後，毛澤東說到黨內派閥問題，他說：“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這個黨不是黨外無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都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
毛澤東在這裏，公開承認黨內有“派”，他自己是一派，而劉少奇又是一派。毛澤東把黨內的“派”，說成是“正常現象”，這是針對那些驚奇不已的中下層幹部說的，因為這些人想不到毛澤東會與第二把手的劉少奇發生鬥爭。毛澤東要告訴人們，他與劉少奇的鬥爭，也不值得奇怪，黨內一直都有派係，有派係就有鬥爭。
之後，毛澤東又提到劉少奇的問題，他不點名地說：“對犯錯誤的同誌，總是要給他出路，要準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再團結。”
毛澤東知道，這次他罷了劉少奇的官，有很多人不讚成，很多人同情劉少奇。因此，毛澤東要安撫一下那些同情劉少奇的人，暗示他將來會給劉少奇出路的，這樣可以使那些人對劉少奇的同情心有所減小。
最後，毛澤東強調這次會議的重要性，他說：“如果不開這次全會，再搞幾個月，我看事情就要壞得多。所以，我看這次會是開得好的，是有結果的。”【待續】
【接前】毛澤東嘴上說“這次會是開得好的”，但他心裏也明白，這次會議開得並不好，大部分高官的思想，並沒有被毛澤東“打通”，他們思想上的彎子轉不過來，帶有明顯的抵觸情緒，不少人在思想上對劉少奇有共鳴，有同情，這使得毛澤東在政治上批倒批臭劉少奇的計劃，完全落空了。
毛澤東的勝利，僅僅是在組織上罷掉了劉少奇第二把手的官。但這也僅僅是把劉少奇在黨內第二位的排名，向後挪動幾位，還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即使這樣，毛澤東也隻是獲得了“半數多一點人”的同意。
由此看來，毛澤東在黨內的力量，已經相當空虛了。毛澤東想要依靠自己在自己黨內的力量來徹底打倒劉少奇，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想要撤銷劉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黨內都很難通。因此，在此之後，毛澤東放棄了利用黨內力量打倒劉少奇的試圖，完全依靠群眾和紅衛兵來打倒劉少奇了。
這次會議是毛澤東最後一次試圖用黨內的力量，來打倒劉少奇，但毛澤東失敗了。最後毛澤東隻好轉而利用紅衛兵和群眾的力量，才達到了打倒劉少奇的目的。
如果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召開這次大會，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他完全可以不召開這次大會，可以不必罷劉少奇的官，直接利用紅衛兵和群眾打倒劉少奇，這樣的效果更好。毛澤東召開這次大會，不僅自己在會上搞得灰頭土臉，還埋下一個巨大隱患，那就是把林彪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
因為毛澤東要在組織上罷免劉少奇的官，就必須在組織上補充一個人來填補第二把手的空白，這個人就是林彪。如果毛澤東直接動用紅衛兵打倒劉少奇，就不會產生組織上的空白，就不必硬把林彪推上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林彪不當接班人，他批判劉少奇可能更大膽一些，支持毛澤東可能更積極一些。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體會，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錯了也不要自己負責的話，那我們就會大膽去做，無所顧忌地去做。相反，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錯需要自己負責的話，我們就會謹慎得多，瞻前顧後，顧慮重重。
林彪如果不是接班人的話，中國不管出了什麽亂子，他都可以不必為此負責，他可以隨時回家去養病。可是林彪一旦成為接班人，中國出了亂子，他就逃不掉責任。所以林彪從自保的角度來看，一旦成為接班人就不能亂來了，他要為自己的後路著想，因為他一旦踏上接班人的位置，就再也不可能托病回家去養病了。
毛澤東在1960年大躍進犯了大錯，但那時林彪還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因為林彪這樣做，也不會有人說，林彪對大躍進餓死人應該負責任。也正是因為林彪沒有責任，他才敢於大膽地支持毛澤東。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毛澤東不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不硬推林彪當接班人，那麽林彪反而會更加大膽和無所顧忌地支持毛澤東的文革，這樣文革就可能會出現另外一個結果。【本節完】
紅衛兵登場（1）
1966年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後，毛澤東看到自己在黨內的力量已經不足以打倒劉少奇，於是馬上改變鬥爭的方式。六天後的8月18日，毛澤東親自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拉開了紅衛兵造反運動的序幕。
在談紅衛兵運動之前，我們認為有必要先談清楚幾個基本的問題。在認識了這幾個基本問題之後，再談論紅衛兵的各種行為，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第一個問題是：紅衛兵是一群狂熱而衝動的愚昧之人嗎？
現在有很多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認為紅衛兵是一群狂熱而衝動的愚昧之人。現在的影視作品，基本上把紅衛兵描繪成一群凶神惡煞般的冷酷無情機器人。很多人認為紅衛兵被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宣傳搞得失去了理智，被洗腦了，毛澤東一聲號令，紅衛兵就紛紛響應，盲目造反，幹出各種荒唐和瘋狂的暴行。
這種看法把曆史過於簡單化了，更是太小看了人民的覺悟。當年中國固然是大搞個人崇拜，新聞報刊鋪天蓋地的宣揚毛澤東思想，每人一本紅寶書，把毛澤東捧成了“神”。
紅衛兵雖然年輕，但也絕不是文盲，都是讀了很多書，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絕不是毛澤東用一本“紅寶書”，再掛上“四個偉大”的頭銜，就可以把他們忽悠愚弄了的。
不少人之認為紅衛兵被洗腦，他們的證據就是紅衛兵表現出來的“狂熱”和“衝動”。他們認為“狂熱”就是愚蠢，“衝動”就是沒有理智，一個人表現出來“狂熱”和“衝動”，那就是被洗腦的表現。
的確，在平凡人的生活中，有一個約定成俗的常識：謹小慎微的人，往往被認為是聰明的；而狂熱衝動的人，往往被認為是愚蠢的。但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一條古訓：“大智若愚”，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上去反而很愚蠢的樣子。一個謹小慎微的人，成就不了大的事業；而成就大事業的人，往往是狂熱衝動的人。
中國近代史，就是一批狂熱衝動的人寫下的。1905年同盟會創立時，除孫中山和黃興年齡稍大外，主要成員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宋教仁23歲，胡漢民26歲，汪精衛22歲，陶成章25歲等等。這幾十個既沒有槍，也沒有錢的年青人，卻要起來造反，試圖推翻曆經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是不是太狂熱太衝動了一點？但他們的狂熱和衝動居然成功了。1927年，毛澤東帶領一支“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的隊伍上井岡山，也要起來造反，試圖與蔣介石的千軍萬馬對抗，是不是也太狂熱太衝動了一點？但他們的狂熱和衝動居然也成功了。【待續】
/紅衛兵登場（2）
毛澤東和林彪都被認為是很有“智慧”的人，但事實上，毛澤東和林彪也有狂熱和衝動的一麵。林彪有一段著名語錄，在文革時被編成紅衛兵的《語錄歌》，到處傳唱。林彪的語錄是這麽說的：
【一切戰術中，最重要的戰術就是死打，打光就打光，完蛋就完蛋。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就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
毛澤東也說過類似的話，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相當的勝利，但巨大的勝利現在還沒有，在明年這個時候，也許可以有，但我們還不能斷定。也許我們這批人要被打敗，我時刻準備著，打敗就打敗！總有人起來繼續戰鬥。】
林彪說“完蛋就完蛋！”，毛澤東說“打敗就打敗！”，這就是狂熱和衝動的表現。文革早期，《林彪語錄歌》非常受紅衛兵的歡迎，因為它正好符合紅衛兵們不顧一切造反的狂熱心情。雖說紅衛兵們有狂熱，也有衝動，但他們同時也是有理智的，有思考的，這就像毛澤東和林彪一樣，有狂熱，也有思考。
1905年同盟會起來造反，他們的革命熱情，是為了建立一個新世界，一個沒有皇帝的新世界；1927年共產黨起來造反，他們的革命熱情，也是為了建立一個新世界，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新世界；1966年紅衛兵起來造反，他們的革命熱情，也是要建立一個新世界，一個破除一切舊思想、舊風俗習慣的嶄新世界，紅衛兵的最響亮口號就是“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
雖然愚昧的紅衛兵也有不少，但總體來說，紅衛兵並不是一群沒有頭腦的愚昧之人，他們表現出來的狂熱和衝動，是一種建立新世界的熱情。這種建立新世界的熱情，自古以來就有的天然情緒。當年的紅衛兵，並不比我們現在的年青人愚昧或愚蠢，隻是現在的年輕人，缺乏建立新世界的熱情。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麽紅衛兵運動會出現大量的暴力行為？
紅衛兵運動最被垢病的一點，就是打人的暴力行為。紅衛兵都是十幾歲的年輕孩子，他們的暴力行為，是來自什麽人的指使或教唆嗎？
從現在的各種證據來看，並沒有發現什麽人指使或教唆紅衛兵使用暴力，毛澤東本人也多次呼籲“要文鬥，不要武鬥”，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也沒有教唆紅衛兵去打人。紅衛兵的打人暴行，是一種自發的行為。這是因為紅衛兵們認為：暴力是合理的，對壞人就應該使用暴力。
為什麽紅衛兵會認為暴力是“合理”的呢？這就牽扯到中國的文化底蘊。中國人的性格，鬥爭性是比較強的，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好鬥”。毛澤東多次對外國人說到過“中國人好鬥”。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有人吹牛皮說，中國這個國家是什麽“愛好和平”。其實才不是那樣，中國人愛鬥爭，動不動就打，我也是一個。好鬥，出修正主義就不那麽容易了。】
1967年5月1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有人說中國是酷愛和平的，我看就達不到那麽酷愛的程度，我看中國人民還是好鬥的。】
1975年12月29日，毛澤東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時說：【誰說中國人愛好和平？那是瞎說。事實上，中國人很好鬥，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毛澤東說“中國人好鬥”，是對中國民族性的一個深刻理解。為了對比，我們看看鄰居印度的情況。印度最著名的思想家甘地，他的名言是“非暴力抗爭”。甘地說：“我們用非暴力的形式對抗暴力，不是因為印度人害怕暴力和害怕流血，而是因為任何暴力都是非正義的，所以我們才不使用暴力來反抗暴力”。
這裏看幾個印度人非暴力抗爭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抗議良民證。當時南非殖民地當局給去那裏打工的印度人發放類似於“良民證”的屈辱性身分證，要求印度人必須隨身攜帶，否則就要處以刑罰。甘地號召大家用非暴力的形式反抗殖民地當局，他們不搞示威遊行那樣的對抗性集會，隻是把殖民地當局發放的“良民證”撕掉、不攜帶。甘地帶頭撕掉了“良民證”，被殖民地當局關進了監獄，可是撕掉和不攜帶“良民證”的印度人越來越多，從幾個到幾百、幾千，最後，在南非的印度人全部撕掉和不攜帶“良民證”，使殖民地當局不得不放棄了歧視性的“良民證”。
第二個例子是抗議英國殖民當局的鹽稅。甘地的支持者組織了幾千名誌願者以非暴力的方式抗爭，一排排的誌願者手挽著手朝鹽庫走去，早已等候在那裏的警察們亂棍齊下，誌願者任憑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也毫不還手，直到倒地不起。第一排隊伍全部倒下了，第二排隊伍跟上去；第二排隊伍全部倒下了，第三排隊伍再跟上去，他們平靜地等著警察把自己打倒，沒有憤怒，沒有反抗，隻是前赴後繼，勇敢赴死。
第三個例子是發起全國步行運動。甘地為了抗議英國的殖民統治，開始全國步行。跟隨甘地步行的人，從幾個到幾十個，最後發展到幾十萬人的大軍。這些步行的人群沒有任何標語口號，更沒有“英國人滾回去”、“打倒殖民地政權”等反政府號召，幾十萬的人群隻是默默走過一個個城市、一個個鄉村，以無聲的方式抗議英國的殖民統治。
【接前】【我們黨有黨性，每個黨員也都有個性。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卻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不能設想把一百二十萬黨員變成一百二十萬塊木頭，不能把黨員變成一模一樣。】
【其實人是各種各樣的，隻要他服從黨綱、黨章、黨的決議，在這個大原則下，盡量發展各人的長處。講清楚這一點，對於黨的進步，對於全體黨員積極性的發揮是有好處的。不要使我們的黨員成了紙糊泥塑的木頭人，什麽都是一樣的，那就不好了。】
【在封建製度下，人民是沒有人格、沒有獨立性、沒有個性的。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政治上要這樣做，經濟上要這樣做，文化上也要這樣做。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共產黨員要為人民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而奮鬥。】
關於毛澤東與劉少奇在“黨性和個性”問題上的分歧，原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回憶說：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曾和胡耀邦、周揚多次討論過對毛澤東的看法，有時也談及劉少奇與毛澤東的異同。有一回周揚告訴我，在延安時，他同毛澤東談過“黨性和個性”的問題，那時延安有爭論，劉少奇比較強調個性服從黨性，毛澤東是不讚成的。周揚說，毛澤東在“七大”做政治報告，第一個問題就講“關於個性與黨性”，毛澤東強調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要求獨立解放，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
毛澤東之所以強調“個性”，反對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毛澤東本人就是一個“個性”非常強烈的人。毛澤東的個性中，最為突出的三點是：我行我素的作風，造反叛逆的性格，永不滿足現狀的心態。這進一步形成了毛澤東的倔強個性，凡是他認為正確的東西，就敢想敢說敢幹，堅持到底，絕不動搖和妥協。
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說：“毛澤東從來不願做事循規蹈矩，不願束縛他的性格。”毛澤東的秘書林克說：“毛澤東喜歡動，不喜歡靜；喜歡進取，不喜歡守成；喜歡旗幟鮮明，不喜歡中庸之道；喜歡剛毅，不喜歡柔弱；喜歡驚濤駭浪，不喜歡安逸平淡。”
關於毛澤東和劉少奇對“馴服工具論”的態度，我們這裏看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劉少奇的一位司機，他回憶說：“我給少奇同誌開一年車，他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話。他一上車，我就把車開走；我一停車，他就走下去。”這樣看來，劉少奇似乎真的是把司機當成是“工具”了。
第二個例子是毛澤東，他在1958年4月15日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中說：“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誌昂揚，意氣風發。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副奴隸相麽？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這樣看來，毛澤東為人民沒有了奴隸相感到高興，當然也就不會欣賞“馴服工具論”了。
在“共產黨員要做黨的馴服工具”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有很大的意見分歧，但這隻是觀點之爭，並不是路線之爭，所以沒有引起兩個人的重大衝突。【待續】
【接前】1949年中國建國之後，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教育方針上，又產生了意見分歧。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是“大眾主義”，而劉少奇的教育思想是“精英主義”，按照當時的流行話，稱之為教育的“普及”與“提高”的爭論。
毛澤東認為，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普及，提高勞動人民的教育程度。教育要為工農兵服務，學校要為工農兵開門，通過業餘教育、工農速成學校等多種教育途徑，使廣大工農群眾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從而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
而劉少奇認為，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國家工業化所急需的大量專門高級人才，辦教育的方向應該是高等化、專業化和正規化的教育，重點是培養國家建設所需要的高、精、尖人才。毫無疑問，中國為了盡快實現工業化，急需大量掌握尖端技術的專門高級人才。因此，劉少奇認為盡快培養這樣的精英，是中國教育的重點，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工業化進程。
但毛澤東有不同的看法，毛澤東認為盡可能地提到大多數人的教育程度，培養具有良好素質的國民，這是更重要的。不過從1953年開始，劉少奇分管教育界，之後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淡出教育界。從此教育界就按照劉少奇的思路，把重點放在培養高、精、尖的人才方麵。1955年，各種業餘學校和工農速成學校停止招生，標誌著教育的重點從“普及”傾向到“提高”方麵。
此後，中國教育全麵照搬蘇聯的模式，斯大林的名言是“技術決定一切”，中國也按照蘇聯經驗，把教育與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密切結合起來。比如五年計劃中製定了發展核工業的計劃，大學就按照這個計劃，大量招收“原子能專業”的學生，直接為核工業培養高級人才。因為教育與工業建設直接掛鉤，所以中國大學的設置，就變成以工科為主，“重理輕文”非常突出，1949年文科大學生占33%，而到1965年，文科大學生僅為6%，這是因為文科學生不是工業建設直接需要的人才。
新中國的教育體製，與舊中國是極其不同的。在過去的舊中國，大學是要繳納高昂學費的，而且大學生畢業出來，工作還要自己找，並沒有鐵飯碗。因此，舊中國沒有錢的窮人，根本不去想上大學的問題，因為上大學是有錢人的奢侈行為。
新中國以後，上大學免費，而且還包分配工作，大學一畢業就是國家幹部，也就是現在的“公務員”，非常令人羨慕。還有更好的事情，考大學是很平等的，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分數不僅決定一個人能不能進大學，而且分數還決定進名牌大學還是一般大學。
再有，以前的大學是每個大學自己招生考試的，比如一個考生想要考清華大學，首先他要有錢到北京來參加清華大學的入學考試，這對於很多經濟不寬裕的人來說，是無法實現的。而新中國實行全國統一考試，這樣即使偏僻山村裏的人，隻要在當地考試，就能考上清華大學，所以對窮人非常有利。
新中國這種史無前例的優待大學生製度，也激起了史無前例的考大學熱潮。隻要考上大學，就等於拿到鐵飯碗，成為年輕人擠入上流社會的最捷徑。於是以前對考大學不敢奢望的窮人，也紛紛擠入考大學的競爭大軍，這麽多人來競爭，使得那時的大學錄取率隻有百分之幾，非常難考。【待續】
【接前】這種“分數掛帥”的考大學製度，一般工農群眾和知識分子是很歡迎的，但卻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滿，這就是“革命幹部”。因為中共是從農村起家的，來自延安的“革命幹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這樣也影響到他們子女的文化素質，造成革命幹部的子女的高考成績，普遍不如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因為，在“分數掛帥”的高考麵前，反而是知識分子的子女比較得益，而革命幹部的子女比較吃虧。
劉少奇為什麽要搞“分數掛帥”的高考體製呢？這個起源於他的“馴服工具”思想，他想把大學生也培養成國家的“馴服工具”。要培養聽話的馴服工具，讓學生圍繞著分數死讀書，是最好的辦法。如果讓學生參與太多的政治活動，把他們的心搞“野”了，就難於甘當馴服工具了。
自從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理論，很多革命幹部據此提出對教育製度的不滿。他們認為自己的子女在政治上“根正苗紅”，卻在分數掛帥的考場上，競爭不過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而且，當時的社會風氣較好，開後門非常難，文革前要想開後門進大學可以說是難於上青天。
這樣的結果是，為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老革命幹部的子女，到頭來居然還不如那些為革命沒有任何貢獻的知識分子的子女。因此革命幹部們不滿了，他們認為現在的教育體製不合理，提出高考不應僅看“分數”，更應該看“出身”，這樣就可以讓他們的“根正苗紅”子女，有更多進入大學的機會。
然而這些革命幹部的主張，卻與劉少奇的教育思路相反。劉少奇是要把大學生培養成國家的“馴服工具”，這樣就不能讓大學生太關心政治，不能太強調政治的東西。但是在廣大革命幹部不滿的氣氛下，劉少奇主管的教育界，還是作出了一些讓步，就是在中學給每個高中生作政審。政審結論基本分為四類：一、可錄取機密專業；二、可錄取一般專業；三、降格錄取；四、不宜錄取。
不過政治審查並不很嚴格，當時的口號是“不重出身，重在表現”，所以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隻要平時表現比較好，還是能夠通過政審的。當時中央主管教育的彭真曾說：“過去我們提團結百分之九十，現在提團結百分之九十五，就是把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子弟包括進來，這是個戰略方針。”
因為劉少奇仍然堅持分數掛帥的“馴服工具”教育方針，“根正苗紅”的革命幹部子弟，仍然在高考和上大學方麵比較吃虧。盡管新中國的大學生受到極大的優待，而這些優待，為建立新中國立下汗馬功勞的革命幹部們卻沒有很好地享受到，於是幹部們的不滿越來越大，進而引發起他們的子女們的不滿。【待續】
【接前】1965年初，北京市西城的以幹部子弟為主的四中、六中、八中，發起一次罷課事件，稱“四六八學潮”。一批以革命幹部子女為主的學生，給中央寫《進言書》，批評現行的教育製度，認為它是鼓勵學生為分數而學習，為考大學而學習，而不是為革命而學習。他們認為現行的教育方針有問題，造成學校中不講階級路線，地主資本家的子女和知識分子的子女，因為學習好，受到老師的賞識，在學習和入團等方麵都受到照顧，反而讓“根正苗紅”的紅二代受到冷落。因此，這些學生強烈要求在學校裏推行階級路線，要求把“家庭出身”作為學生評比和升學的重要標準。
文革開始後，中學生的不滿與大學生的不滿是不一樣的。大學生們已經殺過千軍萬馬的獨木橋，成為光榮的“天之驕子”，他們對教育體製的不滿並不強烈。而中學生們還要麵臨千軍萬馬的獨木橋，那些革命幹部的紅二代，特別不滿不利於他們的教育體製。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的部分革命幹部子女，貼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這一下子就引發起關於“血統論”討論的大爆發。
文革出現“血統論”，這個問題還是起源於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思想分歧。不過毛澤東並不讚成“血統論”，這點他與劉少奇是一致的，但兩人反對“血統論”的動機並不一樣。
因為持“血統論”的人，主要是老革命的子女，而毛澤東發動文革要打倒的對象，就是這批老革命。如果毛澤東讚成“血統論”，承認老革命的子女是“紅二代”，那就是間接地承認了老革命是“紅一代”。既然老革命是“紅一代”，毛澤東就沒有了打倒他們的理由，因此毛澤東是不會讚成“血統論”的。
另一方麵，毛澤東卻又無法反對“血統論”。因為“血統論”是利用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如果毛澤東反對“血統論”，就等於反對他自己提出的階級鬥爭理論。這樣一來，毛澤東在“血統論”問題上，就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讚成也不好，反對也不好。因此，毛澤東在“血統論”的問題上，就盡量不表態。
雖說毛澤東在“血統論”問題上可以不表態，但是他對引發這場“血統論”爭論的教育體製，卻不能不進行改變。毛澤東改用“工農兵上大學”的體製，來取代文革前的“分數掛帥”體製。“工農兵上大學”體製，因為是推薦製，掌握權力的革命幹部們很占便宜，所以很受他們的歡迎，一般工農也比較歡迎，最吃虧的就是知識分子的子女了。【待續】
【接前】我們這裏再繼續討論一下第三個問題“文革時為什麽會進行關於血統論的大討論”，因為這個問題牽扯到的根子比較多。我們這裏要說的是，“血統論”的問題，還涉及到毛澤東與劉少奇對“階級鬥爭”的不同認識。
劉少奇本來是持“階級鬥爭熄滅論”的，可是當1962年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之後，劉少奇並沒有用“階級鬥爭熄滅論”來反對毛澤東，而是提出一個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來轉移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大方向。
毛澤東版的“階級鬥爭”，目的是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國變成蘇聯那樣的修正主義國家，鬥爭的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目的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一切對現政權的潛在威脅，特別是防止“地、富、反、壞、右”這黑五類，用“合法的形式”來向共產黨進攻。劉少奇在1964年8月1日中央會議上的講話，典型地體現了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他說：
【在過去十五年以來多次的運動中間，階級敵人已經改變了同我們作鬥爭的方式。在過去的革命鬥爭中，敵人是拿著槍的，地主、富農、資本家也明明白白地看得清楚。現在的階級敵人一不拿槍，二不收租，三不開工廠，都躲在後邊去了。現在的階級敵人跟我們作鬥爭的方式已經改變，敵人已經變得聰明了，他們現在是向我們采取合法鬥爭的方式，利用我們的口號，利用我們的政策，利用共產黨員的招牌，利用我們幹部來篡奪或把持領導權。】
【過去我們曾用合法的方式對付國民黨，用這個辦法，國民黨鬥我們不贏，騙了它們，國民黨沒有辦法。而現在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很會搞合法鬥爭，很會搞和平演變，比我們要搞得好。他們做秘密工作，作合法鬥爭，公開與秘密結合，比我們共產黨員會搞。】
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顯然不同於毛澤東，他認為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還會進行反撲。因此，劉少奇版階級鬥爭的鬥爭對象，是已被打倒的“黑五類”，防止他們利用合法的手段進行反撲和進攻。
或許劉少奇已經隱約地察覺到，毛澤東提出的“階級鬥爭”，是衝著他們這批老幹部來的，所以劉少奇要把毛澤東發起的“階級鬥爭”洪水，轉移到“地、富、反、壞、右”這些死老虎身上。
從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間，劉少奇把握著宣傳界，於是報刊雜誌就按照劉少奇的思路進行宣傳，宣傳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
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中，首先要看一個人“階級成分”。一個人是“紅五類”，或者是“紅五類”家庭出身的人，就被認為是自己人；而“地、富、反、壞、右”這黑五類，被認為是階級異己分子，就是階級敵人。【待續】
【接前】那麽出身於黑五類家庭的子女，本人並不是黑五類，又怎麽劃分他們的階級成分呢？一般認為，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子女，長期與黑五類生活在一起，必然受到黑五類的嚴重影響，必然是不可以信任的人。
一旦重視“階級成分”，一個人的階級成分的好壞，就成為衡量一個人品質好壞的重要依據。同時，家庭出身也就變得非常重要了。“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的“紅五類”，被認為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確性，就是所謂的“自來紅”，享有政治優先權，在參軍、提幹、入團、入黨等方麵都被優先考慮，成為“高人一等”的紅色貴族；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被打入另冊，受到各種政治歧視，成為“低人一等”的賤民。
不少人認為，在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強調“家庭出身”，是來源於毛澤東提倡的“階級鬥爭”，這並不正確。強調“家庭出身”，其實是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在劉少奇主導的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間，報刊上大肆宣傳“階級成分”的重要性，以及“黑五類”的反動性，這樣就催生了血統論。
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是站在“當權派”高官們的利益立場上的，它不但沒有削弱“當權派”們的利益，反而維護了他們的利益，所以得到了高官們的支持；而毛澤東版的階級鬥爭，是要剝奪“當權派”們的權力，當然被高官們所反對。
毛澤東發起的文革，不僅打破了“劉少奇版階級鬥爭理論”，也徹底打破了“血統論”。那些曾經宣稱具有“自來紅”血統的高幹子女的“紅二代”，他們的父母在文革中一夜之間被打成了走資派，成為萬人批鬥的對象。那些自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二代”，當他們的英雄老子被打倒後，他們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是什麽好漢，甚至連一般人還不如，一夜之間變成與黑五類子女一樣的“黑崽子”。
人們看到那些“紅二代”從高貴的紅色貴族隕落為低賤的“黑崽子”，再也沒人相信什麽血統了，於是“血統論”也就不攻自破。隻是“家庭出身”的問題，作為一種慣性，並沒有立即消失，在填寫表格等時候，還在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但把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作為批鬥對象的事情，再也沒有出現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家庭出身的問題更加淡出人們的視野。當然家庭出身的問題完全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曾經在人民中間自發地掀起過一場關於《血統論》的大辯論。主張《血統論》的代表人物是高幹家庭出身的譚力夫，而反對《血統論》的代表人物是資本家出身的遇羅克，他的代表作是《出身論》。現在有一種誤傳，說遇羅克是因為寫了《出身論》而被判死刑，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前麵提到過，毛澤東在《血統論》的問題上左右為難，並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多發言。而中央文革小組是反對《血統論》的，於是在1966年12月18日，《血統論》的作者譚力夫被捕入獄。【待續】
【接前】遇羅克卻在譚力夫逮捕入獄之後，也就是在1967年1月18日的《中學文革報》上，公開發表了他的《出身論》。《中學文革報》曾發行幾萬份，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這時並沒有人找遇羅克的麻煩，他仍然是自由的。
遇羅克因《出身論》而名聲大起，經常參加各種辯論會，批判《血統論》。同時，遇羅克也寫了大量抨擊時事的文章，很多文章過於深刻，批判到文革本身，超越了當局的容忍限度，這成為他入獄乃至被判死刑的重要原因。
遇羅克是1968年1月5日被捕的，那時《血統論》的作者譚力夫已經在監獄裏關了一年多，而且關於《血統論》的爭論也已經平息了。因為此時大部分老幹部已被打倒，持《血統論》的高幹子弟也淪為黑崽子，所以已經沒有人再相信《血統論》了。遇羅克在這個時候被捕入獄，顯然不是因為他的《出身論》，而是另外原因。
遇羅克的《死刑判決書》，是這麽寫的：
【現行反革命犯遇羅克，男，二十七歲，北京市人，資本家出身，學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機械廠徒工。其父係反革命分子，其母係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對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懷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來，遇犯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地汙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分子十餘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
據《判決書》，遇羅克的第一條罪狀是“對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懷有刻骨仇恨”，這條罪狀的來由是遇羅克有一個日記本，裏麵記錄了很多他的真實想法，特別是有很多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觀點。
遇羅克的第二條罪狀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這些“反動文章”，應該主要指的是遇羅克在《出身論》之後寫的一係列抨擊時事的文章，《判決書》中並沒有提到《出身論》是反動文章。
遇羅克的第三條罪狀是“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分子十餘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這主要是指的“手榴彈事件”。據《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中記載：1967年夏天，遇羅克到東北去看武鬥，在長春車站趕上發武器，遇羅克就帶了手榴彈回到北京，後來又害怕被查出來，想到香山埋了，結果被公安局盯上，認為他準備“陰謀進行暗殺活動”。
遇羅克的第四條罪狀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這是說遇羅克在關押期間的“認罪態度”不好。當時“認罪態度”的好壞，是判刑輕重的重要依據之一。如果遇羅克的“認罪態度”好一些，或者沒有“手榴彈事件”，他有可能不會被判死刑。
遇羅克被判死刑，固然是冤枉的，但把遇羅克判死刑歸因於他寫《出身論》，這也是不對的。因為在當時，《血統論》的觀點上至中央，下至群眾都在反對，遇羅克批判這個東西，應該不至於獲罪於當局。【待續】
【接前】接下去我們再談一下關於認識紅衛兵運動的第四個問題：為什麽在文革初期，最早擁護毛澤東搞文革的，是一批老幹部家庭出身的紅衛兵？
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1966年8月18日接見紅衛兵之前，已經有很多紅衛兵組織出現，這些最早的紅衛兵被稱為“老紅衛兵”。老紅衛兵都是中學生，而且基本上都是當權派高幹家庭出身的中學生。既然毛澤東要發動的文革，是要打倒這批當權派高幹，那麽這些當權派高幹的子女，為什麽要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呢？這其實與當時中學生們最關心的高考製度有關。
1966年5月16日，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提出在文教界展開一場文化大革命，集中批判三個問題：一、批判文教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二、批判文教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三、批判文教界的修正主義路線。
但《五一六通知》提出的隻是原則性的東西，機關和學校的情況不同，大學和中學的情況又不同，那麽在中學搞文化大革命，具體應該怎麽搞呢？很多學校向上級請示這次運動的具體搞法。
當時毛澤東在南方，北京還是劉少奇負責中央一線。劉少奇在聽取北師大第一附中工作組的匯報時，提出了中學文革的具體搞法，他說：“這次運動怎麽搞法? 先鬥爭黑幫（走資派），然後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最後搞一段教學改革。”
劉少奇提出的文革具體搞法，很有概括性，後來被報刊概括為“鬥、批、改”三個字，在文革中廣為使用，毛澤東本人也采用了劉少奇的這個提法。這似乎有點諷刺意義，後來文革中用劉少奇自己提出的口號，來批判劉少奇自己。
在中學落實“鬥、批、改”，也有其特殊性。第一，中學是個級別很低的機構，除了校長勉強能稱為“黑幫當權派”之外，合格的“黑幫”太少，批判的對象太少；第二，中學教師根本談不上什麽學術權威，所以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在中學也難於開展；第三，教育體製改革，是中學生們最關心的事情。
前麵我們說過，當時的“分數掛帥”高考製度，對革命幹部子弟不利。因此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中學生，都希望盡快開始教育體製改革，在高考中引進“階級路線”，把家庭出身作為考大學的重要指標。當劉少奇提出“鬥、批、改”的口號之後，中學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改”上，於是一些中學的中學生就直接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呼籲立即改革高考製度。
毛澤東肯定了這些人的要求，1966年6月13日，中央作出決定，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但中央的決定，一下子還不能傳達到學生中間，於是毛澤東采用登報的方式來公布這個決定。【待續】
【接前】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一中和北京四中的兩封學生來信，信中說：“學校裏出身好的學生，因為功課不好，受到老師的白眼”，“我們被拒於大學之外，大學為剝削階級子女大開方便之門”。這兩封信都請求中央立即廢除現行的高考製度。《人民日報》在刊登這兩封中學生來信的同時，還發表社論公布了中央關於改革高考製度的決定。《社論》說：
【這兩封信，反映了廣大革命師生的心願，代表了廣大革命群眾的呼聲。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群眾的要求，決定廢止現行的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從今年起實行推薦和選拔相結合的新的招生辦法，突出無產階級政治，貫徹執行群眾路線，把德、智、體三方麵條件較好的學生推薦出來，從中擇優錄取。】
毛澤東作出改革高考製度的決定，但目的並不是為了照顧那些高幹子弟，而是毛澤東認為“分數掛帥”的教育體製不合理。1964年7月，毛澤東與侄兒毛遠新談話時說：“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
但不管毛澤東的目的如何，他決定改革高考製度，使一大批革命幹部的子女大為受益。因此這些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中學生，成為第一批熱烈支持毛澤東的“老紅衛兵”。老紅衛兵們之所以狂熱地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因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改變了高考製度，使他們能比較容易地進入大學，改變他們的人生。
在1966年10月以前，大部分老幹部還沒有受到衝擊，所以老幹部的子女老紅衛兵們，誤認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將對他們是有利的，因此他們真心地擁護和支持毛澤東搞文革。但1966年10月以後，大部分老幹部成為打倒的對象，這時老紅衛兵們才發現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原來是要打倒他們的父母。於是老紅衛兵們馬上轉向，開始反過來對抗毛澤東的文革，著名的反文革紅衛兵組織“聯動”，就是那個時候成立的。
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初，也有意識地利用這些高幹子女。因為高幹子女仗著父母的地位，膽子比較大，敢於造反，起到了示範和帶頭作用。在他們的帶頭示範下，一般平民出身的學生才敢於起來造反。隨後，平民出身的紅衛兵大崛起，它們人多勢眾，把高幹出身的老紅衛兵逐出了曆史舞台。毛澤東在文革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平民出身的紅衛兵。【待續】
【接前】在文革前關於階級鬥爭的宣傳，給人一種印象，好像階級鬥爭就是“紅五類”與“黑五類”的鬥爭，特別是“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階級敵人搞破壞。但在現實生活中，報刊上宣傳的黑五類搞破壞的情況，其實基本上沒有出現，黑五類早就投降了，哪裏還敢搞破壞。
常言道：一個巴掌拍不響，因為黑五類投降了，放棄鬥爭了，所以“紅五類”與“黑五類”的鬥爭並沒有出現。相反，在“紅五類”的中間，反而出現了鬥爭。
紅五類是指五類人：“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這五類盡管都是“紅”的，但紅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工人比貧農“紅”一些，貧農又比下中農“紅”一些，最紅的就是“革命軍人”和“革命幹部”這兩類人。既然把人分成“類別”，那麽不同類別的人，自然會產生一種攀比心理，特別是未成年的中學生，對自己“出身”的優越感更是超過了成年人。
在中學裏，“下中農”家庭出身的學生，感到自己比“中農”家庭出身的學生優越一些；“貧農”家庭出身的學生，又感到自己比“下中農”家庭出身的學生優越一些。最有優越感的，當然就是“革命軍人”和“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學生，他們感到自己無比的光榮和優越，產生一種沾沾自喜的傲慢心態，這又反過來造成其他類別的人對他們產生出不滿和反感。
所謂“革命軍人”是指現役軍人，“革命幹部”是指1938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行政級別十三級以上的高級幹部，低於十三級的幹部不算“革命幹部”。在小地方，十三級以上的高幹是稀少的，可是到了首都北京，十三級以上的幹部就多得數不過來了。因此，在北京的中學裏，有一大批“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高幹子弟學生，他們的優越感和傲慢心態，造成了平民學生的反感，以至於衝突。
最早誕生紅衛兵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清華附中有一大群高幹子弟，但又不像城裏的北京四中、師大附中那些學校，有劉少奇、陳雲等最高層領導人的子弟。清華附中的高幹子弟，父母主要是廳局級的幹部，部長級幹部就算較高級別的了。所謂“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這些廳局部級幹部家庭的學生，在一般平民家庭出身的學生麵前，優越感是很強烈的。
同時，清華附中還搞了一些優待幹部子弟的政策，比如學校組織“幹部子弟學習小組”，單獨給幹部子女傳達一些比較機密的文件，這種“知情權”的區別對待，自然讓平民子弟感到忿忿不平。還有，學校組織隻招收幹部子弟“軍訓隊”，這些都加深了幹部子弟與平民子弟的對立，以至於在1964年爆發出一次“熊婁事件”。
平民出身的學生婁琦與高幹出身的學生熊剛（熊剛的父親熊向暉當時是古巴大使），發生了打架，校長萬邦儒卻明顯偏袒熊剛，把婁琦的打架錯誤上升到“打幹部子弟”的階級鬥爭高度。這樣一下子引起平民學生的憤怒，學校食堂裏貼滿了大字報。【待續】
【接前】後來學校雖然平息了這場風波，但讓一般工農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學生，感受到一種“血統”的無形歧視，“家庭出身”成為一道鴻溝，在學生中悄然形成了兩個心存芥蒂的派別：幹部派和平民派。階級路線的調子越高，幹部派學生就越感到自己的尊榮，平民派學生對他們的不服和反感也越大，後來這些情緒上的不滿發展到行動上的對抗。
在“熊婁事件”同一年，公安部副部長王仲方的兒子王銘，因為平時紀律散漫，在加入共青團的問題上遇到困難，團支部多次討論沒有通過他的入團申請。這時，王銘就揚言他要向團中央寫信告狀，控訴清華附中的領導不執行階級路線。這把學校領導嚇得馬上跑來安慰他，並責令團支部立即發展王銘入團，而且入團後立即就讓王銘擔任團委的幹部。
學校方麵偏袒幹部派的學生，這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一些“教訓”。1963年北京四中、八中等幹部子弟很多的學校，在“四清”的時候學校領導挨整，其中一條罪狀就是“沒有保護好幹部子弟”。因此清華附中的領導也很怕得罪幹部子弟，不得不對他們有所袒護。
不過清華附中的領導和教師們，在內心裏卻是偏袒平民子弟的。第一個原因，清華附中的學校領導和教師們本人的出身，絕大多數都不好，校長萬邦儒就是地主出身，所以他們自然同情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第二個原因，當時對家庭出身的原則是：“看出身而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對於那些既不是“黑五類”，卻又夠不上“紅五類”的學生來說，“重在表現”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所以這些人都特別注重自己的“表現”，聽老師的話，遵守學校的紀律，讓學校領導和教師們喜歡。
因為學校領導和教師們在內心裏不喜歡那些自傲不聽話的幹部子弟，盡管表麵上不敢得罪他們，但在具體問題上，還盡可能地照顧那些“表現好”而出身不太好的學生。比如在加入共青團的問題上，他們擋不住“表現不好”的幹部子弟入團，於是就注重發展“出身不夠好”但“表現好”的平民子弟入團。
1966年5月，清華附中校方要發展一位學習成績很好的學生加入共青團，而這個學生的家庭出身是高級知識分子。在那時強調階級鬥爭的大環境下，高級知識分子多半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雖說該學生的家庭出身不是黑五類，但也不是紅五類。
清華附中校方這麽做，馬上引起了一批高幹子女的不滿。他們認為，共青團應該是純粹紅色的團體。要保證這個團體的純粹紅色，必須保證共青團員來自於紅五類的紅色家庭出身，如果讓不是紅五類出身的人“混入”共青團，這個組織就會變顏色。
這些高幹子女對學校的不滿，一方麵是來自思想上，他們認為老師對那些非紅色家庭出身的學生過於“好”，是喪失了階級立場，是修正主義的表現。另一方麵，高幹子女的不滿還有來自現實的利益。學校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們的位置，奪了他們的風頭。更重要的是，平民家庭出身學生的學習成績普遍較好，他們在高考時分數較高，擠掉了許多高幹子女進大學的機會。【待續?】
【接前】在這種情況下，清華附中校方要發展那位高知家庭出身的學生入團時，卜大華、王銘等七個高幹出身的學生，找學校團委提意見，而校團委卻對他們說：“你們不要老提意見嘛，你們知道57年的時候就是這樣，有的學生今天提意見，明天提意見，最後就成了右派。”
用“右派”來嚇唬一般的平民學生，當然是有效果的，可是這些革命老幹部家庭出來的高幹子弟，哪裏怕什麽“右派”的帽子。而且，這些學生的父母，也支持他們這樣的“革命要求”。據卜大華回憶說：【5月下旬的一個禮拜天，吳裕良副校長去我們家，也就是到我家裏去告狀。我爸爸對吳副校長說：“我相信他們自己的判斷。”父親對我們的要求是：“用你們學的毛主席著作來衡量自己的行動，正確的就堅持，錯誤的就改正。”】
學校越是壓卜大華這些人，他們越要反抗，他們繼續向學校領導提意見。這樣一來，學校方麵就召開全校大會，宣布說：“誰繼續把矛頭對準學校，誰就是反對校黨支部，也就是反黨。”
本來清華附中的領導是不敢當眾批評高幹子弟的，但當時劉少奇領導的一線中央給各學校下了命令，不管采取什麽措施，一定要製止學生鬧事。因此，學校領導才敢於開大會批評這些高幹子弟。
大會之後，卜大華等人受到很大的壓力，但他們並未屈服，而是試圖成立一個組織，用組織來與學校領導對抗。各個班級的幹部子弟秘密進行串聯，悄悄去清華附中旁邊的圓明園遺址去開會，準備成立一個自己的組織，這就是後來的紅衛兵。
據當時清華附中的學生仲維光回憶說：“我們（平民子弟）也形成了一個小組，經常在一起摸索對方的動向，商量對策，和他們（幹部子弟）在暗中對抗。他們在熄燈後跑到圓明園去秘密碰頭，商量如何在學校掀起運動，揭發學校領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平民子弟早對幹部子弟們的飛揚跋扈不滿，一聽到他們密謀反對學校領導，立即匯報上去。”
一般認為，紅衛兵組織是1966年5月29日在圓明園成立的，有一個流行說法是：
【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圓明園的廢墟上，十幾個來自清華附中的中學生在這裏舉行集會，他們決定要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投身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確定小組名稱時，有人提議叫“向日葵”，有人提議叫“火車頭”，但大多數人讚同叫“紅衛兵”。對於深受蘇聯文學影響和薰陶的這些中學生來說，“紅衛兵”三個字，既新穎又貼切，“紅衛兵”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從此這個名稱就轟轟烈烈地叫響起來了。】【待續】
【接前】但卜大華等幾個紅衛兵主要創始人，卻說紅衛兵的創立，並沒有那麽戲劇性。據卜大華回憶說：
【5月29日，我們幾個班的同學在一起聚會的時候，我就建議，我們幾個班的人要采取統一的行動，采用統一的名稱，以顯示我們的力量。當時我看到同學張承誌寫小字報時用“紅衛兵”這個名字，覺得還不錯，於是我就建議，以後我們大家都用這個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一拍即合。這一天就是紅衛兵成立的日子，但當時並沒有明確我們這個組織具體包括哪些人，這天大概有十來個人吧，差不多都是幹部子弟。】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使清華附中剛剛成立組織的紅衛兵們，感到異常興奮和鼓舞。第二天的6月2日，他們在學校裏貼出了第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用激昂口號向學校領導挑戰說：“資產階級的老爺們，你們既然挑起了這一場鬥爭，那麽好吧！我們來者不拒，堅決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幫，不砸爛黑店，不取締黑市，決不收兵！”當天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的有１００多人，大部分都是幹部子弟。
這張大字報讓學校領導暈懵了，當時的校黨委書記韓家鼇回憶說：“對紅衛兵這事，我們覺得太突然了，我們都來不及想這是怎麽回事。我們隻知道是幹部子弟在鬧事，就想他們是不是有什麽意圖？”
在署名“紅衛兵”的攻擊校領導的《大字報》貼出之後，一些受到過校領導關照的學生，也自發地貼出擁護校領導、聲討紅衛兵的《大字報》，說：“你們不要太狂了，堅決擁護黨支部的領導！”因為擁護校領導的學生人數更多，這樣一來，學校領導依然占據上風。
不過，幹部子弟們利用他們廣泛的人脈關係，很快叫來了外援。6月8日，幾百人外校學生前來清華附中支持紅衛兵，在大門外貼滿了標語和大字報，其中北京四中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一幅對聯是：“先驅者，為革命，灑盡碧血；後繼人，保江山，掏出紅心。”
但清華附中反對紅衛兵的一派也不甘示弱，工人出身的高三女生宣夏芳，貼出她的大字報《致四中、十三中的幹部子弟們》，說：【據你們說：清華附中在壓製、排擠、專政你們這些‘無產階級的後代’，向你們的‘紅衛兵’猖狂進攻，使你們‘義憤填膺’、‘無比慎怒’。感謝你們“自豪的”革命幹部子弟們，否則怎能充分體現你們這些‘革命幹部子弟’的造反精種呢！什麽是紅衛兵，你們是反動組織黑衛兵，你們後麵是靠不住的冰山，太陽一出來就會熔化。我們要用鮮血保衛黨支部，保衛黨！】
兩派學生衝突起來，清華附中的校領導再也控製不住局勢了。於是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馬上宣布向清華附中派駐出工作組，接替學校的領導權。【待續】
【接前】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在中國是一件劃時代的事情。因為紅衛兵是一個自發成立的，自主性很強的群眾組織，它違背了中共建國以來的一個基本原則：把一切群眾組織置於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文革中各種各樣的紅衛兵，都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組織，這是紅衛兵的最大特點。而且在文革中，紅衛兵自始至終保持著這種獨立性，直到紅衛兵組織的消亡。
前麵說過，劉少奇公開要求中共黨員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按照劉少奇的這個政治理念，人民群眾也應該成為國家的馴服工具。劉少奇對“不馴服”的人，特別是那種試圖擺脫共產黨領導的人，是毫不客氣的。把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打成反革命，進行批鬥和關押，就是典型例子。
2009年香港出版一本《清華文革親曆史料實錄和大事日誌》，記錄了劉少奇所派工作組在清華大學主要活動的全過程。該書說：【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組先是拋出蔣南翔，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華黨政幹部打成黑幫，接著又在反蒯鬥爭中，將大批學生打成反革命，進行殘酷鬥爭，逼出了幾條人命。工作組依靠的核心對象是高幹子女，打倒的是眾多無辜的幹部和學生群眾。不管毛澤東的動機如何，劉少奇工作組的所作所為，早就不得人心，當時清華大多數同學對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後期對江青的反感程度，沒有很大的差別。】
清華附中出現的紅衛兵，“反黨”的性質應該比蒯大富的大字報更為嚴重。因為蒯大富畢竟是個人行為，而紅衛兵卻是一個組織，它對“黨”的危害性，顯然要大得多。不過劉少奇處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並沒有采用對付蒯大富那樣的高壓手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種“融化、融合”的懷柔手法。
1966年6月8日，中央工作組進駐清華附中，接管學校的領導權。工作組立即召開全校大會，組長劉晉在會上明確表示支持紅衛兵，宣布他們是堅定的左派，而壓製紅衛兵的原校長萬邦儒等校領導則成為“黑幫”，成為批鬥的對象。同時，工作組宣布在清華附中成立革命委員會，這個革委員，從主任到委員，都是紅衛兵成員。
工作組之所以支持紅衛兵，主要原因是紅衛兵成員的家長，都是中共的高幹。劉少奇的支持層主要是政府高官，如果把這些紅衛兵的高幹子弟打成反革命，劉少奇在高官階層中就會得罪很多人，這是劉少奇不希望看到的。而蒯大富是農民的兒子，所以劉少奇在對待蒯大富的問題上，就沒有什麽顧慮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