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1966年7月29日的講話，是劉少奇最後一次公開講話，他要利用這次最後的機會，跟黨外群眾說，不要幹暴力整人的事。因此，劉少奇在這次講話中，大篇幅地講到“保護少數”的問題，特別是告誡群眾，不要使用暴力對付不同意見的人。劉少奇語重心長地說：
【運動中要保護少數，因為你今天是多數，明天就可能變成少數；你在這個問題上是多數，在另外問題上就可能變成少數；不正確的意見是少數，正確的意見也可能是少數。我有這樣的經驗，有些意見我講的並沒錯嘛，但我是少數。毛主席也是這樣，很長的時間他是少數。
怎麽保護少數？對少數有不同意見的人，各種意見都可以講，他們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即使是錯誤的，也可以保留，沒有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專政。他們也可以參加辯論，也可以不參加，不要把辯論會變成鬥爭會。對少數犯了錯誤，做了錯事的人，不能限製他們的自由，更不能打他們，一打就不好了。】
現在看來，劉少奇向黨外群眾提出“保護少數”，不要搞“暴力整人”的呼籲，還是很有先見之明的，表現了劉少奇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洞察力。劉少奇這裏講到的問題，他後來幾乎都遇到了。後來劉少奇本人遭到無情和粗暴的批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群眾沒有“保護少數”的思想，認為對待壞人就要冷酷無情。
劉少奇的話講完了，聽眾對他報以鼓掌。這隻是禮節性的鼓掌，感不到群眾對他有特別的崇拜或愛戴。這時，有人給劉少奇遞過來一個紙條，劉少奇一看，立即大聲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毛主席來看望我們大家了！”
劉少奇沒想到毛澤東突然出現，參會的師生更沒想到，於是人民大會堂大廳裏立即沸騰起來，全體起立，掌聲雷動。在一片歡呼聲中，毛澤東走上台來，他沒有同講台上的劉少奇打招呼，甚至沒有看劉少奇一眼，隻是向歡呼的師生們揮手致意。台下的人都看得出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非常冷淡。
毛澤東在台上向大家揮手致意之後，在鼓掌雷動中率先離開了會場。毛澤東走後，全場的掌聲和歡呼聲依然經久不息。而劉少奇卻十分尷尬地站在台上，因為這些掌聲和歡呼聲不是給他的，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群眾對劉少奇隻是禮節性的鼓掌，對毛澤東則是雷鳴般的歡呼，這個反差太大了。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有一個流傳頗廣的傳聞，說：“在大會開始前，毛澤東隱身坐在幕後，不露聲色地聽著劉少奇講話，當劉少奇說到“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時，毛澤東嗤之以鼻地說：‘什麽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事實上，劉少奇在講話中，並沒有說過“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這句話是周恩來說的。既然劉少奇沒有說過“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毛澤東也就不可能說“什麽老革命，是老反革命”的話，因此這個傳聞自然就是假的了。
毛澤東為什麽突然出現在會場呢？大概毛澤東是想給劉少奇一個精神上的打擊，讓劉少奇威風掃地。毛澤東要用具體的事實讓劉少奇知道：擁護你的人有多少，擁護我的人有多少。【待續】
【接前】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召開，毛澤東準備在這次會議上，打響打倒劉少奇的第三炮，先罷掉劉少奇的官。
罷劉少奇的官，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政治戰爭，它跟真的戰爭一樣，不能隻考慮殺敵，也要考慮自己為此而付出的損失和代價。如果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也未必是合算的事情。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雖然罷掉了彭德懷的官，但他自己的損失也很大，毛澤東損失的就是他在黨內的威信。很多人為彭德懷鳴不平，以至於後來為彭德懷平反翻案的呼聲不斷，讓毛澤東很被動。
這次毛澤東接受了彭德懷罷官的教訓，他要在罷劉少奇官的同時，使自己的威信損失降為最低。毛澤東的威信，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黨內的威信，另一部分是在黨外的威信，也就是在群眾中的威信。
毛澤東對自己在群眾中的威信，是很有自信的。比如三天前的那次“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毛澤東一出場，全場一片歡聲雷動，歡呼聲長達10分鍾之久。不過這裏要說明一下，參加這次“積極分子大會”的人，都是對造反特別積極的人，比如聶元梓、蒯大富等都在裏頭，所以他們對毛澤東格外推崇和擁護。而那些對造反不積極，冷漠，甚至反對的人，並沒有被選來參加這個大會，因此這個大會上對毛澤東歡聲如雷，並不能代表毛澤東在整個知識分子界中的威信。但不管怎麽說，毛澤東在群眾中的威信，的確是相當高的。
可是毛澤東在黨內的威信，特別是在黨內高層的威信，那就差得太多了。這次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41人，但毛澤東又做出指示，邀請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成員，以及聶元梓等47名大專院校革命師生，作為特邀代表列席會議，這是以往中央全會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毛澤東讓這些人參會，主要是增加支持自己的人數，以免出現冷冷清清，沒人支持的尷尬局麵。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和革命師生代表，隻能列席參加討論，並沒有表決權。
在8月1日的開幕式上，毛澤東首先發表一個簡短的開場白，他說：“這次八屆十一中全會，今天以前算作小組預備會議，從今天起正式開會，大概開五天會。今天開一次大會，全體參加，中間開三天小組會，最後再開一天大會，就行了。”
毛澤東講完開場白後，鄧小平宣布會議的議程：一、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準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工作；三、通過會議公報；四、追認五月份中央對彭真、羅瑞卿等人的人事任免決定。【待續】
【接前】這裏，毛澤東用了一點小花招，他在會議的一開始，沒有透露要在這次大會上罷免劉少奇，這是毛澤東試圖把自己的威信損失降為最小。如果毛澤東一開始就突然提出罷免劉少奇，參會的高官們就會不理解，想不通，很難讓人們心服，毛澤東本人的威信也會大受影響。
所以，毛澤東要先搞一個“打通思想”，製造輿論的過程，先指出和批評劉少奇的錯誤，讓參會者逐漸認識到，劉少奇的確犯了嚴重的錯誤，的確應該被罷官。在大家的思想被“打通”之後，毛澤東再宣布罷劉少奇的官，這樣毛澤東本人的威信損失就能大大降低。
因此，毛澤東在會議一開始，完全沒有提到劉少奇的事情。盡管很多高官從預備會議材料的傳閱名單中，嗅出來劉少奇的地位大概要降低了，但都沒想到劉少奇會被罷官。這時，除了周恩來之外，其他人都被蒙在鼓裏。
鄧小平宣布了會議日程之後，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報告，匯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的工作情況。因為事先沒有通知劉少奇起草書麵報告，所以劉少奇隻得作一個口頭報告，周恩來加以補充。
在此之前，劉少奇已被排除出決策層，對這次大會的具體細節不清楚。但從鄧小平宣布的大會議程來看，完全沒有提到劉少奇的問題，這讓劉少奇有點放心下來，認為毛澤東不會在這次大會上，對他進行罷官。這樣劉少奇又被毛澤東所麻痹，沒有事先做出準備，後來被毛澤東的突然襲擊打了個措手不及。
劉少奇開始做他的報告。劉少奇報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際、國內各方麵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在這些事情上劉少奇並無錯誤，也沒人提出問題。劉少奇報告的後半部分，著重談“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作。這時，劉少奇不得不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進行自我批評。因為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被學生趕走，損害了黨中央的威信，劉少奇必須為此負責。
劉少奇自我檢查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責。”
陳伯達不滿劉少奇的說法，因為他曾三次提出過撤工作組，都被劉少奇否決了，於是陳伯達插話說：“派工作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氣勃勃的學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積極搞文化大革命的人打下去。”
劉少奇知道上次否決了陳伯達的建議，這次陳伯達要對他發難了，劉少奇對陳伯達的問題解釋說：“伯達同誌早就提出過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提過三次。第一次提出來沒有多討論；第二次伯達同誌提出書麵意見，討論時，多數同誌還是要派工作組，我也發言要派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有方便之處，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待續】
【接前】這時毛澤東不客氣地插話，諷刺地說：“當時隻討論‘去’的問題。”
劉少奇料到毛澤東會對他不客氣地批評，心裏早有準備，他麵不改色地解釋說：“那個時候已經討論‘撤’的問題，要撤，下一個命令就撤了。”
毛澤東不客氣地繼續發難說：“陳伯達撤了，你們就沒撤。”
劉少奇知道，他現在的地位很被動，不能跟毛澤東爭執，更不能爭吵，否則會被毛澤東抓住更多的把柄。而且，被毛澤東氣勢洶洶地“罵”一通，還能贏得眾高官的同情分。因此，劉少奇心平氣和地再次解釋說：“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的部分黨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毛澤東步步緊逼，反問說：“怎麽會中斷呢？”
劉少奇繼續解釋說：“當時我想，是不是下決心撤，還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達同誌又提出這個問題，又討論了一次，多數同誌還是不主張撤。我仍是以前的觀點，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還要看一看。同時，等主席回來後再請示決定。主席回來的第二天，又開了個會，感到是個問題。”
陳伯達也向劉少奇發難，說“我們很多同誌當了官，做事情就不容易聽別人的意見，他的話不能侵犯。”
毛澤東接過陳伯達的話，用諷刺的口吻說：“神聖不可侵犯，侵犯別人還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陳伯達知道毛澤東是在諷刺劉少奇，也幫腔說：“如果這一點不解決，我們是要發生修正主義的。所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但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
毛澤東又接過陳伯達的話，說：“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間的。誰知道聶元梓貼出那張大字報，一廣播，亂子就出來了。有人就是一個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眾高明。事實上我們沒有什麽高明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比我們高明。”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這個批評，擊中了劉少奇的要害。毛澤東相信“群眾比幹部高明”，所以毛澤東的戰略是發動群眾打倒幹部，小人物打倒大人物；而劉少奇不相信“群眾比幹部高明”，而是相信“幹部比群眾高明”，他認為自己和一批久經考驗的黨員幹部，要比那些群眾小人物高明很多。因此劉少奇的戰略，就是動用幹部壓製群眾，大人物壓垮小人物。
但最後的結果證明，劉少奇的黨員幹部們，並沒有顯示出超出群眾的智慧，並不高明。清華大學工作組的組長和副組長，都是久經考驗的老幹部，但在辯論會上，他們居然辯不過一個毫無社會經驗的學生蒯大富。劉少奇的老幹部們，除了以勢壓人的手段之外，顯示不出任何比學生高明的地方，甚至在很多情況下，真的還不如群眾高明，應驗了毛澤東說的“群眾比幹部高明”。【待續】
【接前】劉少奇也發現他的工作組的那批老幹部，的確不太高明，但此時後悔已經晚了。劉少奇隻得繼續解釋說：“這時候主席回來了，我們就請示，主席就下了決心，撤銷工作組。”
這裏劉少奇有替自己遮掩的地方，因為事實上，他在7月24日，依然不同意撤工作組。這些事情政治局常委知道，但一般參會的中央委員不知道，所以劉少奇要對一般中央委員“遮掩”他與毛澤東分歧。
毛澤東再次打斷劉少奇的話，說：“工作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麽樣，是做了壞事，起了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
這天的大會，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但毛澤東期待的場麵，始終沒有出現。毛澤東本想出現一個群情振奮的場麵，他一帶頭批劉少奇，眾高官一齊跟上，大家一起炮火猛轟劉少奇，出現一個一邊倒的局麵。可是毛澤東在會上頻頻咄咄逼人地對劉少奇發起進攻，但附和毛澤東對劉少奇進攻的，還是隻有陳伯達一個人，幾乎沒有人插嘴發言，大家都緘口不言，就是周恩來也緊閉嘴唇不說話。
毛澤東越來越感到，他是人民群眾的領袖，而不是這個黨的領袖。在群眾大會上，毛澤東被萬人歡呼，不知比劉少奇威風多少倍。可是在黨內會議上，毛澤東的威風沒有了，大家對他的講話，反應冷冷清清，這讓毛澤東感到很不爽，甚至有點尷尬。毛澤東這次對劉少奇的進攻，可以說又“輸”了。
當然毛澤東是個不服輸的人，他還要繼續戰鬥。毛澤東看出來，之所以會場上冷冷清清，是大家都在看周恩來的態度，周恩來是風向標。周恩來不說話，眾高官就跟著不說話，所以突破口就在周恩來身上。
第二天，按照會議日程，本應該進入小組討論階段。可以毛澤東卻宣布第二天繼續安排開大會，指名讓周恩來發言，他要逼周恩來表態。
在1966年8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做出了另外一個驚人的舉措，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寫了一封信，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因為毛澤東感到他要搞的文化大革命，在黨內已經得不到足夠的支持，必須依靠群眾的力量。
在此之前，紅衛兵被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宣布為“非法組織”，指責紅衛兵組織“非法煽動群眾，進行非法的反革命活動”。毛澤東的這封寫給紅衛兵的信，不但為紅衛兵平了反，還掀起一場全國性的紅衛兵風暴。關於紅衛兵的話題，我們放在後麵專門敘述。【待續】
【接前】8月2日上午，毛澤東找周恩來單獨談話，他們談話的內容無從知曉。下午，周恩來在全會的大會上發言。周恩來有自己的想法，他雖然同意毛澤東拿掉劉少奇，但他不會替毛澤東說出“拿掉劉少奇”的話，周恩來不會幹這種“給別人當槍使”的傻事。
周恩來知道，如果他積極地打出反劉少奇的旗幟，那麽就會有人認為這是周恩來嫉妒劉少奇，想打倒劉少奇取而代之，這樣就會有損於周恩來的威信。因此，周恩來要等毛澤東自己親口說出“拿掉劉少奇”的話，他不會替毛澤東幹這件“得罪人”的事情。
但毛澤東讓周恩來在大會上發言，周恩來不得不發言。不過對於周恩來來說，應付這種場麵，是遊刃有餘的。周恩來在發言中，先講了一大段自己幾年來的工作經驗，以及對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認識，然後說：“從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到現在，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製定的。這次文化大革命，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毛主席親自批登《人民日報》的，這一登，整個文化大革命就轟開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
周恩來知道，罷免劉少奇，絕不會是一件得人心的事情，所以他要避開這個嫌疑。因此，周恩來先埋下伏筆，說“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製定的”，這樣一來，以後毛澤東罷免劉少奇的事情，也是毛澤東親自製定的，與周恩來無關了。
周恩來繼續說：“這次決定撤消工作組，也是毛主席回京後親自決策的。一直到主席回來，我們匯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這就是更大的錯誤。派工作組的錯誤，常委，特別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任。工作組裏絕大多數的幹部是好的，我們沒有很好地給他們交待政策，我們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組負起更多的責任來。”
這裏周恩來表明了態度，指出毛澤東“撤工作組”是正確的，而劉少奇“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但周恩來又主動為劉少奇分擔責任，說”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任”，這樣就消除了他對劉少奇“落井下石”的嫌疑。
周恩來的這個講話，既支持了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但又幫劉少奇說了幾句好話。這樣周恩來就在高官中，樹立起一個“好人”的形象，真不愧是搞政治的高手。【待續】
【接前】周恩來8月2日的講話，盡管表示出對毛澤東的支持，但周恩來隻是不點名地婉言批評了劉少奇幾句，不痛不癢的，所以周恩來發言之後，會場上仍然十分沉悶，應者寥寥。這讓毛澤東既不滿，又無奈。看來毛澤東隻有再次親自出馬“批”劉少奇，才能打開這個局麵。
8月4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單獨召開隻有政治局常委和少數高官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這樣的小會上，可以不必顧忌地“發脾氣”，更加大膽地批評劉少奇。
毛澤東一開始先批評工作組鎮壓學生，說：“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工作組也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但實際上不是方向的問題，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
毛澤東把工作組的錯誤，上升為“反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錯誤”。按照中共的慣例，如果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經過深刻檢討之後可以過關；而一旦犯了路線性的錯誤，就必須下台了。所以，毛澤東指出工作組犯了路線錯誤，那麽主持派工作組的劉少奇，就應該為這個路線錯誤負責，就應該下台。
毛澤東在這裏還特別指出：“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也就是說，在這次會議上要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在此之前，毛澤東一直沒有觸及劉少奇的問題，這時才明確地提出要“解決”劉少奇的問題。
參會的高官們憑自己的政治經驗，明白毛澤東要“整”劉少奇了，但並沒有人站出來，向劉少奇發難和開炮。這些高官在思想上與劉少奇有共鳴，認為工作組即使有錯，也不應成為路線錯誤。
毛澤東看出眾高官思想上有明顯的抵觸情緒，為了“打通”眾高官的思想，毛澤東繼續講話，具體說明劉少奇的錯誤。毛澤東說：“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別人提意見，就是聽不進，還說‘反對北京新市委就是反黨’。北京新市委為什麽不能反？那就看你站在哪個階級的方麵，向哪個階級作鬥爭了。”
毛澤東這裏批評劉少奇的兩個問題：第一，批評劉少奇不聽別人的意見，也就是不聽陳伯達撤工作組的意見；第二，批評劉少奇提出的“反對北京新市委就是反黨”。毛澤東指出：北京新市委已經站在了資產階級的方麵，因此反對北京新市委是應該的，是正確的。
眾高官對毛澤東的“打通”思想，反應並不強烈。毛澤東隻得繼續“打通”眾高官的思想，說：“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李雪峰的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麽要緊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允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待續】
【接前】這裏，毛澤東又批評了劉少奇的兩個問題：第一，劉少奇不走群眾路線，不相信群眾；第二，劉少奇不允許群眾貼大字報，用黨紀、國法“壓”群眾。
但毛澤東“打通”思想的講話，還是沒有什麽效果，仍沒有人出來發言向劉少奇開炮，大家思想上的彎子轉不過來，對劉少奇持同情態度。
這不免讓毛澤東心裏焦急起來，因為如果大家一直悶不作聲，隻是毛澤東一個人孤零零地講話，會場上出現冷場，那麽毛澤東就太尷尬了。
這時毛澤東立即改變作戰計劃，把對眾高官“打通思想”的方針，改變為對劉少奇個人的攻擊，試圖激怒劉少奇，用“激將法”激劉少奇出來爭辯。因為有劉少奇出來辯論，總比沒人說話的“冷場”好得多。
於是毛澤東話鋒一轉，用挑逗的語氣說：“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係與係、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看來，我不相信現在的中央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這裏用“有人越蹲點越……”來挑逗劉少奇，是因為劉少奇兩年前說過“沒有蹲點的人，就沒有資格當中央委員”。毛澤東把兩年前的話掀出來，試圖激怒劉少奇。
進一步，毛澤東又給劉少奇扣一頂大帽子，說“對學生進行恐怖和鎮壓，是來自中央”，這個中央明顯就是指劉少奇的“一線中央”，毛澤東又給劉少奇的一線中央扣上一頂大帽子“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這一下劉少奇終於被毛澤東激怒了，坐不住出來爭辯了。
劉少奇本來是不準備跟毛澤東進行爭辯或爭論的，因為劉少奇越不說話，形勢越對劉少奇有利。可是劉少奇的“修養”還是不夠深厚，盡管他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但他還是趕不上周恩來的忍耐功夫。在毛澤東挑逗性的發言下，劉少奇終於忍不住了，發話說：“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決不逃避責任。”
毛澤東繼續挑逗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劉少奇忿忿不平地說：“怎麽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
毛澤東越發用挑逗的語氣說：“為什麽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麽怕。為什麽怕群眾？”
在毛澤東的挑逗下，劉少奇有點失控了，忿然說：“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
毛澤東見劉少奇發怒了，繼續挑逗他說：“不怕群眾，為什麽不讓人家貼大字報？說什麽‘真正讚成民主’，沒有那回事，現在的民主是壓出來的。我說過：讓人家貼大家報，無非是我們這些人下台。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待續】
【接前】劉少奇愈發失控了，當眾頂撞毛澤東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劉少奇這裏說的“五條不怕”，就是毛澤東本人常說的“五不怕”：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劉少奇用毛澤東自己的話，回敬毛澤東，挑明說：“我是五不怕的人，看你拿我怎麽樣？”
如果劉少奇十分“低調”地接受毛澤東的批評，自我檢討，自我批評，那麽毛澤東對劉少奇還不太好辦，眾高官也會同情劉少奇。可是現在，劉少奇十分“高調”地跟毛澤東對抗，用“五不怕”來要挾毛澤東，這不免讓很多人覺得劉少奇太過分了。不管怎麽樣，毛澤東是黨的主席，劉少奇這樣對待毛澤東，就是要跟毛澤東翻臉了。
後來劉少奇冷靜下來，也很後悔自己的衝動。他在後來的檢討中特別說：“上次主席召開的福建廳會議，我的講話不好，特別是講的所謂‘五條不怕’，很不好。”
劉少奇說了過分的話之後，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插話說：“有些人對軍隊的力量估計不足，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麽牛鬼蛇神。”
葉劍英的話，是婉言批評和提醒劉少奇：“你這種有恃無恐的姿態不好，不要以為毛澤東不敢處分你，幾百萬軍隊是支持毛澤東的。”
毛澤東很滿意葉劍英在這個時候出來表態支持他，後來葉劍英一直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與葉劍英在這次會上的表態支持，有重大的關係。
毛澤東接過葉劍英的話，放出狠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雖說劉少奇的失態，幫毛澤東解了圍，讓毛澤東避免了冷場的尷尬。但這次會議，毛澤東基本上還是“輸”了。他苦口婆心地試圖“打通”眾高官的思想，但眾高官的思想不僅沒有通，甚至還有不小的抵觸情緒。
毛澤東想：高官們之所以想不通，或許是他們沒有到群眾鬥爭的現場去親自看看，沒有親身的體會。於是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讓周恩來帶領眾高官，去參加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辯論大會，親身體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8月4日晚，周恩來帶著一百多個中央委員，來清華大學參加全校師生員工辯論大會，約兩萬人參加，大會從4日晚8點多一直開到5日淩晨2點，開了五個多小時。據蒯大富回憶那時的情況說：
【當時那個小轎車，從東大操場一直排到二校門，至少有兩公裏那麽長，那時小轎車是非常少見的，不夠級別的根本沒有可能坐小轎車啊。劉少奇沒來，主席台上是周總理、鄧小平、董必武、陶鑄、陳伯達，反正是非常有重量級的人物才能上主席台，連謝富治都搬個小凳子坐在下麵。【待續】
【接前】謝富治，當時我也不認識他啊，我們兩人的兩個小凳子坐得特別近。有人給我遞紙條，謝富治就湊過來說：“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條子啊？”
我說：“能啊，你看吧！”後來我問他：“你貴姓啊？”
他說：“我姓謝，我叫謝富治。”
我說：“噢，你是謝副總理。”我們倆就是那一天認識的。謝富治特別和藹，所以我對謝富治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一直到現在我對他的印象也特別好。】
周恩來在大會上發言說：
【同學們、同誌們、朋友們：我是以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的身分來參加大會的，是來學習的，是來堅決支持你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讓我到這裏來過問一下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運動，這是一件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
我們自己是不斷革命論者，當然在社會主義階段，領導上有錯誤，允許人民公開批評，大字報、小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的形式是比較文明的，文明不怕亂。
工作組的絕大多數同誌是好的，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我們派工作組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對蒯大富同誌的案件，我是主張解放和平反的。那些反對給蒯大富平反的同誌，我想說服他們。應該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辦事，團結百分之九十的群眾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
我們的憲法規定了嘛，允許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憲法製定以後，常常跟我們說，要進一步糾正領導上犯官僚主義的錯誤，革命人民還要有請願、罷工、罷市、罷課的自由。
現在你們解放了，你們自己當家作主了。從今天起，就可以說清華大學新生了！】
周恩來的講話，在不重要的問題上，調子很高，可是在重要的具體問題上，調子就低下來。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工作組犯了路線錯誤”，而周恩來在清華大學的講話中，卻把工作組的錯誤，降級成為“嚴重的方向性錯誤”，這其實是為劉少奇派工作組“開脫”錯誤。
之後，周恩來又宣布，為蒯大富等人平反。蒯大富回憶說：“就在這個會上周總理宣布：‘我主張對蒯大富同學、劉泉同學、劉才堂同學平反解放。’當場有好多人反對，他們喊：‘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就這樣叫，你就知道批判我批判得深入到了什麽程度。”【待續】
【接前】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不僅是毛澤東宣布在戰友關係上與劉少奇徹底決裂，更重要的是宣布在思想上與劉少奇徹底決裂。
劉少奇早年與毛澤東思想是比較一致的，甚至比毛澤東更“左”一些，是黨內左派的代表人物。1947年劉少奇在解放區搞土改，搞得很“左”，毛澤東還批評劉少奇太“左”了一點。可是後來，劉少奇的思想右傾了，毛澤東的思想反而左傾起來，兩個人的思想差距越來越大，最後達到決裂的地步。
劉少奇是什麽時候開始思想右傾的呢？從現在透露出來的各種資料來看，這與他跟王光美結婚，有密切的關係。劉少奇是從事工人運動起家的，發動工人跟資本家進行鬥爭，對資本家和資本主義都沒有什麽好感。可是1948年8月，劉少奇與資本家的女兒王光美結婚之後，使劉少奇的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
以前劉少奇喊“打倒資本家”，但並沒有親身接觸過資本家究竟是一些什麽樣的人。可是劉少奇跟王光美這個資本家的女兒生活在一起後，他很喜歡和欣賞王光美，進而愛屋及烏，對王光美的資本家嶽父嶽母很有好感，進而對王光美家族的資本家家庭很有好感，再進一步，又對整個資本家階層有了好感，最後就開始對資本主義本身好感起來了。
夫婦雙方生活在一起，難免會感染對方的氣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夫人，都是出身貧寒家庭，身上沒有什麽資產階級的氣息，所以也不會對她們的丈夫造成“感染”。美國總統尼克鬆在回憶錄中這樣描寫江青：“江青是一位粗魯的、缺乏幽默感的、一點女性特征也沒有的人。是一個分不清性別的、狂熱的、典型的共產黨女人。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為什麽從前不來中國？”，典型地表現出她那種令人不悅的、好戰的態度。”
而王光美有些像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是一位有教養的，注重外表修飾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誌堅強的人，這或許也可以算作是資產階級女性的特征吧。王光美這樣出身大資本家的人，常年生活在資本家的環境裏，身上就難免會有各種各樣資產階級的氣息，她的資產階級氣息就感染到劉少奇身上。劉少奇與王光美非常恩愛，這樣一來，劉少奇就感染得更多了。
人的思想轉變，受到身邊最親近人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共產黨員是要消滅資本家的，可是自己一旦與資本家的女兒結婚，不免就會對資本家同情起來，會影響到共產黨員的“階級立場”。在中國轟動一時的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其中有一個重要情節，就是主人公保爾與資本家女兒冬妮婭從戀愛到決裂的故事。
因此，劉少奇與資本家的女兒結婚，中共黨內不少人對此是有看法的。當時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崗，曾在會上不點名地罵劉少奇說：“向資產階級投降，認資本家做嶽父老子，走資本主義道路！我這裏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待續】
【接前】毛澤東去過兩次蘇聯，都沒有帶江青去；周恩來出國訪問很多次，也沒有帶鄧穎超去。雖說資本主義國家有帶夫人一起出訪的習慣，但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不一定非要學這個模式，所以劉少奇完全可以不帶王光美出國訪問的。
劉少奇當上國家主席之後的出國訪問，大部分都帶上王光美，而且在國內接見外國客人的時候，也往往要帶王光美一起會見。當時報刊電影上大登劉少奇攜王光美出訪的新聞，使王光美成為中國“轟動一時”的人物。王光美的風度氣質不錯，又可以充當劉少奇的翻譯，在國際上得到了一致的稱讚，也樹立了新中國女性的國際形象。
如果是在今天，王光美這樣的，很可能成為國內女性追捧的明星人物。但在50年前的那個時代，王光美這樣的做派就太“超前”了，不少人對王光美的“出風頭”有抵觸感情。據開國上將陳士榘的兒子回憶說：“1960年代初，王光美隨同劉少奇主席訪問多個國家，王光美也成了轟動一時的人物。父親退休後跟我們閑聊，說那個時候感到王光美同誌的出訪，雖然是工作需要，但到處放映電影，報紙的頭版頭條都是刊登她和少奇一起坐敞篷車招手，這在共和國是沒有先例的，而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尚未有這樣的‘風頭’。”
可見，老幹部們對王光美大出風頭，是不太滿意的。劉少奇寵愛王光美，讓她“出風頭”，這卻反過來使劉少奇失去了一些自己在老幹部中間的威望，又特別引起了真正的江青的嫉妒，後來給王光美帶來了巨大的人身淩辱和牢獄之災。
劉少奇覺得王光美是一個很優秀的人才，不出去工作可惜，所以積極鼓勵王光美出去參與政治工作，並親自為她捧場撐腰。1964年，劉少奇派王光美參與四清運動，讓王光美親自搞出一個“桃園經驗”，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全黨學習。劉少奇在中共高層首創“夫人參政”的先例，這也為後來江青出來參政作出了先行榜樣。
劉少奇在黨內大捧王光美的“桃園經驗”，試圖樹立王光美在黨內的形象和地位，但劉少奇這樣做的效果，卻恰恰相反。這樣一來，幹部們對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印象，反而被搞糟了。這裏舉一個例子，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在回憶錄中寫道：
【1964年夏天，忽然接到通知，到人民大會堂去聽重要報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是劉少奇講話。……，劉少奇特別提到王光美說：“你們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現在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
這個會議，連頭帶尾，總共不過一個鍾頭。在這麽大熱天把這麽多高級幹部集中來訓話，人們是非常不滿的。退出會場時，我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麽？這不是聽訓嗎？”
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的時候，我前麵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待續】
【接前】大家都知道，劉少奇王光美夫婦是非常恩愛的，這對於一般人來說，當然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對於掌管國家命運的大人物來說，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了。曆史上不少皇帝因為“愛美人”，而毀了自己的江山。因此，舊中國有一種“迷信”， 認為有權勢的大人物，對女人的喜歡應該有一個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是“寵愛”。一旦出現了“寵愛”，就會給大人物本身，甚至給國家帶來災禍。
當然我們並不讚成這種迷信，但這裏麵也有一些科學的道理。男人一旦寵愛女人，為了讓女人高興，往往會一時衝動，不惜一切代價地作出一些事情。這種不惜代價的事情，最終往往會讓男人付出高昂的代價，不僅損害到自己的利益，也會損害到自己心愛女人的利益。
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沒有“寵愛”自己的妻子，如果說毛澤東對江青還有一些放任，那麽周恩來對鄧穎超是很嚴格的。鄧穎超在黨內的資格非常老，是僅有的幾個走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女黨員，按照資格和貢獻，鄧穎超完全可以在黨政機關擔任一個重要的職務，毛澤東也多次提議讓鄧穎超出來工作，但周恩來都堅決反對。因此，鄧穎超在建國後一直沒有職務，幾乎就是一個家庭主婦了。
像鄧穎超這樣的女革命家，自然是不甘寂寞的，絕對不會喜歡家庭主婦式的寂寞生活，鄧穎超本人也希望出去工作，但總是遭到周恩來的反對。有人批評周恩來這樣做是“過於自私”，但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周恩來的做法體現了一個政治家的遠見。
當時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非常微妙，自己也是在走鋼絲，非常小心謹慎不能犯錯誤。如果鄧穎超出去工作，說不定在哪裏一個不小心，就會犯錯誤。而一旦鄧穎超犯了錯誤，這個錯誤就會牽連到周恩來身上，弄不好就會讓周恩來栽跟頭，鄧穎超就也要跟著栽跟頭了。所以鄧穎超不出去工作，自然也就不會犯錯誤，這樣不僅保護了周恩來，也保護了鄧穎超自己。
毛澤東夫人江青和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丈夫在世時，都曾在政壇上大出風頭，可是一旦丈夫去世， 就大難臨頭了。而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在丈夫生前默默無聞，而丈夫死後卻大出風頭，一路高官高位，成為全國政協主席。從級別來講，全國政協主席與國務院總理是平級的，也就是鄧穎超坐到與周恩來平級的職位。縱觀中共高官的紅色娘子軍妻子們，能夠做到與自己丈夫平級的職位，大概隻有鄧穎超一位。周恩來不僅生前保護了妻子，死後還給妻子留下一筆肉眼看不見的政治遺產，使鄧穎超成為中共高官的妻子中最美滿的一位。
王光美是名牌大學的碩士畢業，當時的碩士頂得上現在的博士後，而且王光美的英文很好，也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在劉少奇看來，讓王光美這樣的人才在家裏當家庭主婦，太寂寞冷落，有點太委屈她了，於是就想方設法帶王光美出去，讓王光美開心。【待續】
【接前】隨後王光美即到各機關講“桃園經驗”，雖然幾次發票給我，但我一次也沒去。我想：要是劉少奇做工人運動這類的報告，我當然要去聽；至於農村工作，就是劉少奇講，我也不一定去，何況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沒聽報告，連中央轉發的關於桃園經驗的文件，我也根本沒有看。】
李新的回憶，代表了當時中共高幹對王光美的普遍看法，但劉少奇卻沒有察覺到這個嚴重的問題。文革開始後，劉少奇又派王光美去清華大學當工作組的顧問，把一件牽扯到自己生死攸關的非常重要任務，放手交給王光美這樣的政治“生手”去幹。果然王光美在清華大學搞“砸”了，搞出一個蒯大富案件，自己製造出一顆打倒劉少奇的炸彈。
劉少奇開始右傾後，開始傾向走資本主義道路，出現了與毛澤東的思想分歧。而劉少奇與毛澤東的思想分歧，又間接地引發了1953年的高崗事件。
高崗1905年生，比毛澤東小12歲，比劉少奇和周恩來小7歲，比鄧小平也小1歲，在黨內高層屬於年輕的一輩。高崗1926年加入中共，是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49年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高崗調任中央計劃委員會主席，一度權勢接近於劉少奇和周恩來。
在1949年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私有製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總路線”，但也有很多人不讚成毛澤東，他們認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提法過早了，應該讓資本主義先發展一個階段之後，再搞社會主義，甚至有人提出“發展富農黨員”和“黨員可以剝削”的觀點，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劉少奇。劉少奇在1950年1月28日與中組部安子文等人談話說：
【把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為一談，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現在中國必須有剝削，要歡迎剝削，工人在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剝削是救人。今年關內大批難民到東北去，關外的富農能剝削他，他就會謝天謝地。】
【黨員成為富農，其黨籍怎麽辦？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有剝削也還是可以做社會主義者的，例如雇難民去做工，不能叫做剝削。凡是雇人勞動，擴大生產，增加了社會財富，不能叫做剝削。這種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我們的黨規黨法上允許黨員單幹，而且也允許雇人，認為黨員便不能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
在這種“不觸動私有製”搞建設的風潮中，作為東北地區行政首腦的“東北王”高崗，獨樹一幟，帶頭在東北地區大搞社會主義改造，大搞公有製。因此，毛澤東對高崗十分欣賞，認為高崗的思想與自己接近，所以越來越重用高崗，經常與高崗單獨談話。
【接前】毛澤東與高崗的單獨談話中，說過一些尖銳批評劉少奇的話。比如，高崗夫人李力群回憶說，毛澤東曾對高崗說：“劉少奇的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必要時，要推他、拉他走社會主義，實在不行，就得讓他挪挪位子。”
另外，毛澤東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
毛澤東對高崗說了一些批評劉少奇的話，並不等於毛澤東要撤換劉少奇。毛澤東隻是覺得劉少奇的思想與他不合拍，批評劉少奇一下，“推”劉少奇走社會主義道路。當然，劉少奇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堅定，毛澤東就準備削掉劉少奇的一部分權力，讓高崗接收劉少奇的一部分權力，試圖培養高崗成為中共黨內的第五個“巨頭”。
毛澤東提拔高崗，隻是想讓他進入中共最高層，形成一股新的勢力，並沒有想讓高崗取代劉少奇。可是高崗誤解了毛澤東的意思，以為毛澤東想要“換馬”了，想用他來取代劉少奇，於是四處散布劉少奇的“壞話”，說：“幾年來的實踐證明，劉少奇並不成熟，他隻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黨的‘七大’把劉少奇抬高了。”
高崗自以為已經得到毛澤東的最高信任，不免有點得意忘，在眾人麵前得意洋洋起來。高崗又私下拉幫結派，封官許願等，違反了中共的組織紀律。這樣一來，他就在黨內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毛澤東也覺得高崗這樣的做法不行，辜負了自己的信任，於是從“保”高崗的立場，轉到“批”高崗的立場。
而從高崗的角度來看，他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據毛澤東的意思，而現在居然毛澤東也要批自己了，一時間想不開，就自殺了。
高崗這樣的悲劇，在官場上是經常發生的，它的核心其實是這麽一個問題：領導為什麽要突然提拔我？
領導突然提拔一個部下，並不一定真的是非常欣賞他的才幹，或者真的想要重用他。提拔的目的，有時候隻是為了權力的平衡，為了“摻沙子”，隻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已。可是被提拔的部下，往往沒有想到這一點，以為領導真的要重用自己了，於是就翹尾巴，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起來，結果得罪了很多人，很快造成自己的垮台，文革當中，不少人曇花一現地突然官升得很高，而沒幾天就被打倒在地，這裏麵很多都是因為高崗式的錯誤。
劉少奇在高崗事件之後，檢討了自己的右傾錯誤，積極跟上了毛澤東搞社會主義的步伐，所以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暫時解決了。但是1960年大躍進失敗之後，劉少奇又回到他以前的思想，認為“社會主義搞早了”，又開始向資本主義傾斜，這就引發了他與毛澤東的第二次矛盾，繼而誘發了文化大革命。【待續】
倒劉第三炮（48）
【接前】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下他一生中最具戰鬥性的檄文之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本來是一篇短文，毛澤東卻給它加上一個響亮的名字“我的一張大字報”。我們要理解毛澤東這篇大字報的意義，首先要理解《大字報》這種形式的特點。
人類社會是等級森嚴的社會，上級對下級有了不滿，他可以進行批評。如果下級不聽批評，上級可以用權力對下級進行降職，解雇，甚至監禁等處罰；相反，下級對上級有了不滿，那他就隻能提意見。但如果上級不聽意見怎麽辦？這時候下級隻有兩個選擇：要不然忍氣吞聲，要不然就奮起造反。
造反有兩種形式：非暴力和暴力。暴力造反就是武裝暴動，而非暴力造反則是用遊行、示威、大字報等手段，迫使上級接受下級的意見。因此，大字報成為下級對上級，或者群眾對幹部發泄不滿，非暴力造反的一種形式。所以，從來都是群眾給領導貼大字報，而沒有領導給群眾貼大字報的，因為上級完全沒有必要給下級貼《大字報》來表達他的不滿。
上級對付下級的手段是鎮壓，下級對付上級的手段是造反，這是人類社會的法則。毛澤東是劉少奇的上級，因此毛澤東對劉少奇有了不滿，是可以使用批評、降級等鎮壓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同時，毛澤東不僅是劉少奇的上級，還是劉少奇的兄長。從年齡上來看，當時的中央政治局裏，除了朱德比毛澤東年長之外，其他人都比毛澤東年齡小，在他們看來，毛澤東不僅是領導，也是他們的兄長。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長幼有序”的傳統觀念，小弟應該尊敬兄長，是基本的禮節。因此，毛澤東可以擺出兄長的資格，在小弟們麵前大咧咧的說話，不客氣地批評小弟弟們，在態度上並無什麽失禮的問題。
劉少奇年齡比毛澤東小5歲，又是毛澤東的下級，按理說，毛澤東對付劉少奇，應該使用上級對付下級的“鎮壓”手段，而不應該使用下級對付上級的“造反”手段。毛澤東給劉少奇寫大字報，用的是下級對付上級的手段，就像是一位學校領導，給一個學生貼大字報來表示他的不滿，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毛澤東這麽做，是有他的用意的，這就是為了“爭取人心”。毛澤東爭取人心的策略之一，就是“謙虛”的態度。毛澤東在文革中，處處表現出謙虛的態度。比如在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其中特別指出毛澤東的謙虛態度。該文寫道：
【毛澤東同誌說：“我的誌願，是和全黨同誌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這種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態度，是我們共產黨員的榜樣。】
毛澤東並沒有擺出自己是“天才導師”的大架子，對下級或群眾指手畫腳地下命令、做指示，而是謙虛地說：“拜群眾為師，向群眾請教，當群眾的小學生。”作為國家領導人，能有這樣謙虛的態度，不僅會引起人們的好感，更會引起人們對毛澤東人品的佩服。【待續】
倒劉第三炮（49）
【接前】這次，毛澤東給劉少奇寫《大字報》，也是表示一種謙虛的態度。本來，毛澤東完全可以用上級對付下級的手段，下發一個批判劉少奇的中央文件。可是這種方法，會讓人們對毛澤東產生“以勢壓人”的印象，影響毛澤東形象和威信。而毛澤東用《大字報》這種下級對上級的形式來批判劉少奇，就會讓人們感到毛澤東有謙虛的感覺，感到毛澤東不是以勢壓人，給人一種無形的好感。
同樣，毛澤東的這篇《大字報》，文章措辭的口氣也很謙虛，而且很短，隻有兩百多個字，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的這篇《大字報》，裏麵有“愛憎分明”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態度，是針對劉少奇和他的支持者，毛澤東表現出強烈的“憎”的態度，使用了“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等非常激憤的詞句；而第二種態度，是針對這篇《大字報》的讀者，毛澤東又表示出“愛”的態度，很客氣地用了“請同誌們重讀……，豈不是發人深醒的嗎？”等建議和商量的謙遜詞句。這樣一來，使第三者的讀者，不會感到毛澤東有以勢壓人的傲慢。
同時，毛澤東的這篇《大字報》，也是寫給兩種不同的人看的。第一種人是參加這次中央全會的高官們，毛澤東用這篇《大字報》，公開表示出他與劉少奇的徹底決裂，試圖以此來打消那些高官們批判劉少奇的後顧之憂。
第二種人是一般黨員和一般群眾，毛澤東用這篇《大字報》，一方麵是表示自己的謙虛態度，給人以好感；另一方麵，毛澤東采用了群眾發明的《大字報》的形式，表明自己和群眾一樣：我也寫《大字報》，我也要造反，我也是你們造反隊伍中間的一員。這樣一來，群眾對毛澤東就會產生一種親近感，覺得毛澤東是自己的“貼心人”。
很多人的印象，毛澤東在文革中，似乎是憑著高高在上的偉大領袖身份，利用群眾的“個人崇拜”居高臨下地發號施令，其實不然。人們往往隻看到毛澤東強悍的一麵，而忽略了毛澤東謙虛的一麵。如果說毛澤東有“個人崇拜”，那麽這個“個人崇拜”，也是毛澤東自己“經營”出來的，絕不是靠報紙上空洞地喊幾句“天才的領袖，偉大的舵手”，就能吹捧出來的。如果認為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刊登吹捧毛澤東的口號，就能把人民群眾欺騙了，那是太小看人民群眾的智力。【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