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與文革大起底 連載 18 作者 崇新嶽 百思峰
文革打響了（12）
【接前】以前在會上，眾高官不表態，表示中立，那是大家都在看周恩來的態度。周恩來一旦表態支持毛澤東，眾高官馬上看出毛澤東占上風了，彭真的大勢已去，於是馬上都投靠過來，七嘴八舌地批起彭真來，紛紛要求對彭真進行“組織處分”。就在這個時候，劉少奇從國外訪問回來了。
這次劉少奇出國訪問，在國外受到極為熱烈的歡迎。據陪同劉少奇一起訪問的夫人王光美回憶說：“我們受到了極其熱烈的歡迎，歡迎場麵簡直難以形容，萬人空巷，熱烈非凡，達到了驚心動魄的程度，令我多少年後仍印象深刻。在機場的路上，歡迎的人群像海洋一樣，黑壓壓一片。道路兩旁的建築物上，甚至電線杆上、樹上，都站著人。我們的車隊從機場開出不久，道路兩邊的人群隊伍突然失去控製，一下子亂了套，人群擁到馬路中央，許多群眾還把手伸進汽車裏麵來，要同我們握手。人們高呼歡迎口號，手裏舉著旗幟和彩帶，看得出來是發自內心地歡迎中國客人。我們的汽車隻能在人群的包圍中爬行，這條不到10公裏的路，竟整整用了一個半小時。由於人群實在太擁擠，攝影師都沒有拍成片子。”
劉少奇一行人4月19日回國，先到雲南昆明。他們剛到的當天，就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通知劉少奇和陳毅迅速到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當時劉少奇一行人都納悶，不知道出了什麽事，陪同劉少奇一起出訪的外交部長陳毅，還擔心地猜測：“是不是我國邊境發生了戰爭？”
劉少奇一行人馬上乘專機直接飛往上海，然後又乘專列前往杭州。據王光美說，當時因為緊急，劉少奇的專列調度不過來，他們是乘毛澤東的專列到杭州的。在去杭州的列車上，他們還不知道彭真出問題了，王光美吩咐衛士把他們從國外帶回來的熱帶水果分一分，給毛澤東送一份，周恩來送一份，還特別囑咐給彭真也送去一份。
王光美回憶說：“我們到杭州剛住下，周總理還有謝富治就來了，帶來一些材料，向少奇同誌介紹情況。謝富治是來談陸定一夫人嚴慰冰給林彪寫匿名信的問題。周總理剛來，房間裏電話鈴響了，我一接，是彭真打來的，說要向少奇同誌匯報。我告訴他：總理正在這裏談話，少奇同誌現在沒空。當時還不清楚彭真出事了，總理談話之後，才知道這次會議是毛主席親自主持，主要是批評《二月提綱》和彭真同誌。這樣一來，少奇同誌就不便再讓彭真來單獨匯報了，也沒給彭真回電話。”【待續】
文革打響了（13）
【接前】劉少奇沒給彭真回電話，一來，是出於他在白區工作養成的警覺性。既然彭真出事了，那麽打給彭真的電話，肯定會被監聽，他不能再跟彭真電話聯係了；二來，劉少奇也有一種自保的“丟卒保車”心態，認為彭真已經不行了，現在他要丟掉彭真，以求自保。
也許白區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人，都有這種“丟卒保車”的習慣。因為白區敵人的勢力太大了，隻能“丟卒保車”。彭真搞“丟卒保車”，丟掉了自己的幹將“三家村”，但並沒有能夠自保；劉少奇搞“丟卒保車”，丟掉了自己的幹將彭真，最終也沒有能夠自保。
劉少奇不保彭真，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對彭真有氣。周恩來給劉少奇送來一份揭發彭真的材料，其中有4月16日彭真在《北京日報》上發表的《批三家村》文章。劉少奇一看這篇文章，不由怒從心頭起，他馬上明白這是彭真想要通過這篇文章“戴罪立功”，想要討好毛澤東。這就是意味著，彭真已經背叛劉少奇了。劉少奇猜想：大概是彭真討好毛澤東沒成功，現在才想到給自己打電話，想讓自己來保他。對於劉少奇來說，彭真已經是“叛徒”了，當然不會保叛徒的。
從事後諸葛亮的觀點來看，劉少奇容易倒台，跟劉少奇的隊伍不團結，各打自己的小算盤，有很重大的關係。彭真沒有跟劉少奇團結一心對付毛澤東，而是在劉少奇回來之前，先背叛了劉少奇，去討好毛澤東。而劉少奇回來後，也沒有力保彭真，任憑毛澤東把彭真打倒。這樣毛澤東很容易把劉少奇的隊伍各個擊破。
相比之下，周恩來的隊伍就團結得多。在文革中，毛澤東也曾想把周恩來的隊伍各個擊破，但周恩來的隊伍卻沒有各自打小算盤，而是團結起來跟毛澤東抗爭。1967年8月4日，陳毅在外交部批判他的《批陳小會》上，公然說：“你們說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說框框，毛澤東思想就是一個最大的框框。我們不要搞個人迷信，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魯曉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我看毛主席的大字報也可以貼，毛主席也是一顆螺絲釘，他過去在湖南第一師範當一個學生，他有什麽，還不是一個普通學生？林彪也沒有什麽了不起，過去他是我的部下。”
陳毅敢說公然反對毛澤東的話，還敢公開為劉少奇辯護，他又說：“有人躲在背後，教娃娃們出來寫大字報，這是什麽品質？劉少奇是我的老師，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劉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讚成。在人民大會堂，劉少奇同誌講得很正確。你們不但要學習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學習少奇同誌的著作。”【待續】
文革打響了（14）
【接前】彭真算是膽子大的，還是劉少奇的人，但他也不敢公然為劉少奇辯護。陳毅為什麽這麽膽大包天呢？他自己來了個說明，說：“我講這些話，可能要觸犯一些人的忌諱，我要慘遭犧牲，我願意！我也不怕！我很堅定，我準備慘遭不測，準備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們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沒有好下場。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氣，我拚了老命也要鬥爭，也要造反。”
陳毅坦然說出他膽大包天的理由：“我不怕死，我敢豁出老命造反。”
周恩來的另一個幹將譚震林，也公然說：“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倒下去再說嗎？不行，一萬個不行。我也要造反，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
陳毅和譚震林公然講“造反”，是為了保周恩來，他們暗示說：如果毛澤東要整周恩來，他們就要造反，不怕犧牲。1967年是周恩來最困難的時候，但他有這樣忠實的部下拚死保護他，才使毛澤東不得不放棄了打倒周恩來的計劃，與周恩來暫時和解了。
周恩來能夠有忠實的隊伍，也跟他的自己品格有關。1967年8月，紅衛兵要揪鬥陳毅，周恩來挺身而出，無畏地說：“誰要揪陳毅，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周恩來挺身保陳毅，陳毅也挺身保周恩來，結果他們沒有被毛澤東各個擊破，反而都保住了自己。
周恩來有忠實的部下，陳毅也有忠實的部下。在紅衛兵打倒陳毅的高潮中，外交部91名高官，公開聯名貼出《外交部91人大字報》，態度鮮明地支持陳毅。這樣忠實的部下，劉少奇的隊伍裏是看不到的。
很多人把劉少奇被輕易打倒，理解為劉少奇沒有“槍杆子”的支持，這種概念是非常片麵的。
槍杆子是掌握在“人”的手上的，所以問題的根本不是槍杆子，而是“人”。有多少人願意為你拚命，有多少人甘願犧牲自己來保護你，這是決定鬥爭勝負的最關鍵因素。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有多少人願意給你當炮灰”。
劉少奇被輕易打倒的關鍵，不是沒有“槍杆子”，而是劉少奇的隊伍不行。劉少奇的隊伍，有點烏合之眾的味道，在得勢的時候氣勢洶洶，一旦失利，就各自逃命去了，一打就垮。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紙老虎”。如果劉少奇也有一支願意為他當炮灰，有一支願意為他流血犧牲的隊伍，毛澤東就不可能那麽輕易打倒劉少奇。【待續】
文革打響了（15）
這次杭州會議，林彪沒來參會，而是派總參謀長楊成武替他開會。不過毛澤東這次因為有了周恩來的支持，所以林彪不來也沒關係。毛澤東不希望把林彪拖得太累了，他要林彪養好身體，關鍵的時候再出馬。
當時有句術語叫做“揭開了蓋子”，一旦一個人的“蓋子”被揭開，那就可以上綱上線地批判了。這次會上，彭真的“蓋子”被揭開，於是眾高官群情激憤地批彭真，經過眾人揭發，彭真的帽子越來越多，什麽“搞政變”、“裏通外國”等等。彭真辯解說：“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我犯錯誤是因為自己的認識不夠。至於搞政變、裏通外國等，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眾高官並不接受彭真的辯解，說他的檢討不深刻，沒抓住要害，是對抗的態度。
劉少奇在會上基本沒有發言，他沒有保彭真，任憑大家去批彭真。劉少奇放棄彭真，“丟卒保車”，而毛澤東則是乘勝追擊，進一步把矛頭指向劉少奇。
毛澤東說：“我不相信隻是吳晗問題，他後麵還有一串串‘三家村’，吳晗朝裏有人。中宣部、文化部都發生這方麵的問題，朝裏都有人。”
毛澤東所謂的“朝裏有人”，大家都知道不僅僅是指彭真，更是指劉少奇。毛澤東繼續說：“我多次說過兩頭蛇的問題。顧名思義，兩頭蛇是一條蛇有兩個頭，一頭向東，一頭向西，總是走不到一個方向，這樣能好受嗎？現在中央分為一線、二線，沒有說要分兩個中央。”
毛澤東這裏用寓言的方式，說明一個黨不能有兩個領袖。毛澤東又說：“我離開北京到外地時，中央的工作以一線為主，我不在外地發指示；同時也希望北京有什麽大的問題，也向我打個招呼。他們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連招呼都沒有打一個，就做決議，發指示。這是什麽問題，大家想想吧。”
毛澤東這裏所謂的“文化革命”，是指《二月提綱》。因為劉少奇搞“渾水摸魚”，把毛澤東批《海瑞罷官》，擴大成一場大規模的文化批判，號稱“文化革命”。在這裏，毛澤東幾乎是在點名批評劉少奇了，但批評劉少奇的程度還是很輕的，沒有給劉少奇上綱上線，隻是說他“不打招呼”，這個錯誤並不是路線錯誤。
劉少奇對毛澤東的不點名批評，既沒有承認錯誤，也沒有作自我批評。如果是周恩來聽見毛澤東這樣說，肯定會出來自我批評一下，給毛澤東“消消氣”，而劉少奇卻不是這樣。
也許是不滿劉少奇的沉默，毛澤東話鋒一轉，說：“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當權派的問題，兩種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晚出。還是早出好，搞得好可能不出。在中國出修正主義是困難的。”
毛澤東最後說“在中國出修正主義是困難的”，那是在用暗語跟劉少奇說“你休想那麽容易就成修正主義”。這次劉少奇的確栽了一個大跟頭，一下子失去彭真和陸定一兩員大將。據王光美回憶說，她和劉少奇出國訪問之前，中央絲毫沒有處理彭真的跡象。如果劉少奇事前知道要處理彭真的話，他可以托病住院，推遲或放棄這次訪問，那麽形勢就大不一樣。現在，劉少奇除了為自己的“大意失荊州”遺憾外，別無他法。
世界各國，利用領導人出訪或休假的時機，發動政變的例子極多。比較著名的案例是前蘇聯赫魯曉夫下台。1964年10月，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前往黑海度假，等他回到莫斯科的時候，發現來迎接他的居然是一輛普通的伏爾加轎車，這時赫魯曉夫才恍然大悟，他已經被打倒了。在赫魯曉夫度假期間，勃列日涅夫等人背著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秘密召開政治局會議，免除赫魯曉夫的一切職務，強迫赫魯曉夫退休，成為“特殊養老金領取者”。
1966年4月24日，杭州會議結束，毛澤東達到了他的兩個目的：搬掉彭真和陸定一兩塊絆腳石，通過了發起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草案。關於《五一六通知》，我們後麵還要談到。
會議結束後，中央指定李雪峰和宋任窮，跟彭真同乘一架飛機，“押送”彭真回北京。在飛機上，他們三個人麵對麵“幹坐”，什麽話都不敢講，也不能講。5月7日中央正式決定，由李雪峰接替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主持北京市的工作。
1966年4月的杭州會議結束後，5月在北京繼續召開政治局會議，追認杭州會議的結果。因為中共有規定，凡是由中央發出的文件，需通過在首都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才能成為定案。在外地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隻能拿出草案，最後還需到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來追認為定案。
這次北京政治局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這次會上的第一個議題是批彭真和陸定一，據李雪峰回憶說：“彭真已經知道是我接替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後應注意的事，他站在那裏俯身對我說：‘你去了之後……’。這時聽見後麵有人念批判彭真的材料，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昂，回過身朝著後麵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彭真是曆史上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坐主席台上的劉少奇馬上製止爭吵，吵架就停了。
從事後諸葛亮的觀點來看，彭真這次完全不必要跟別人吵架，爭辯“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1966年2月，彭真在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二月提綱》時，毛澤東問彭真說：“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當時彭真硬氣地把毛澤東的話頂回去，說：“經過調查，不是。”
而二個月後的1966年4月，彭真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文章，自打嘴巴地說：“吳晗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止一次地借海瑞這個題目，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再到1966年5月，彭真已經投降了，想用“我第一個喊叫萬歲”來提醒大家，他曾經對毛澤東是有功之臣。彭真先硬後軟，前倨後恭的態度，並沒有引起眾高官的好感。邱作會回憶當時的事情說：葉劍英開會出來時，他向葉劍英匯報工作，與葉劍英同乘一輛車，邱作會說：“葉帥在車裏還很激動，有些言猶未盡的樣子。他對嚴慰冰寫匿名信，以及陸定一說他不知道嚴慰冰的事，特別地氣憤；對彭真，葉帥是極其鄙視的態度，一路上說個不停。”
這次會上批陸定一，比較有戲劇性。在會前，先向參會者發了一份林彪的手書影印件，上麵林彪親筆證明說：“葉群和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嚴慰冰的揭發信全係造謠。”在政治局會議上發這種“處女證明書”，有點搞笑的味道，但搞政治鬥爭，是什麽手段都要用的，林彪這封證明書激起了眾高官的義憤。
這次會上，林彪和陸定一正麵交鋒，林彪先問陸定一：“我對你怎麽樣？”
陸定一說：“很好。”
林彪氣憤地質問說：“那你為什麽害我？我這人一直喜歡一點知識分子，對你陸定一我還是比較喜歡的，你為什麽幹這麽壞的事，用意何在？”
林彪的氣憤倒是真的，這件事對林彪的傷害頗大，據說林豆豆看了嚴慰冰的匿名信後，尋死覓活，嚇得葉群不得不四處找證人，老警衛員、馬夫等等，證明林豆豆是親生的，搞得林彪一家不得安寧。
對林彪的質問，陸定一隻是回答說：“我確實不知道。”
林彪氣得拍著桌子，口出髒話說：“你們兩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嗎？”
周恩來也氣憤地說：“嚴慰冰這種行為，不僅在共產黨內不該有，就是在國民黨內也是少有的，是國民黨少數特務才能幹出來的下流手段。在我們黨內發生這樣的事，並且還持續了幾年的時間，這不僅對林總不應當，對任何人都不應當。把國民黨的下流手段搬到共產黨內部來，是對黨的破壞，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對這件事，應當受到黨紀、國法的製裁！”
周恩來說著，還激動地把喝水杯子砸到陸定一坐的那邊去。周恩來的氣憤應該是真的，因為周恩來最生氣的事情，就是有人破壞黨的團結。嚴慰冰寫匿名信，挑撥離間黨內高級幹部之間的關係，這是周恩來絕對不能容忍的。
總參謀長楊成武，更是氣憤地跳起來說：“聽了嚴慰冰搞的這些特務活動，真是氣人啊！我告訴你陸定一，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說著楊成武走到陸定一麵前，一揮手把拳頭伸到陸定一的眼皮下，厲聲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這次劉少奇主持的會議，等於自己反對自己，心裏有氣，表情也不自然。周恩來很慎重，除了批判嚴慰冰以外，基本不講話。批完陸定一之後，政治局常委決定停止陸定一出席這次政治局會議的權力。
據李雪峰回憶說：“鄧小平讓我和李富春去跟陸定一談話，通知他不再出席會議。從開會的地方到陸定一房間隻有幾步路，我倆誰也不願意走在前麵，一直並行，走得很慢。走到陸定一的門口，李富春推我，我年輕，隻好服從。進門後，應由李富春先說，李富春又推我先說，我隻好先講，傳達了鄧小平的一句話：‘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停止陸定一同誌出席這個會議。’我隻能講這一句。既不能批評，也不能同情。陸定一聽後說：“雪峰同誌，我可是要搞共產主義的，我還希望我能看到共產主義！”他講話的聲音很大，看出他負擔很重。我們也無法回答。”【待續】
【接前】說到陸定一，我們應該提一下1962年陸定一與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的一場爭論。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一次大型會議，成立由周恩來負責的10人小組，專門討論知識分子問題。周恩來做了《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新觀點。因為1956年正是周恩來的勢力強盛的時候，所以周恩來的《知識分子問題》報告被會議通過了。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觀點，遭到了批判，周恩來本人也正如毛澤東說的那樣，“距離右派隻差50米”，差點丟了總理的職位。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之後，政治形勢比較寬鬆，周恩來於1962年3月2日，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工作和戲劇座談會上，重新提出要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周恩來說：“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經過12年新社會的鍛煉，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積極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如果還把他們還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
周恩來因為工作關係提前離開廣州，臨行前周恩來囑托陳毅，代表他在這次會上繼續談知識分子問題。陳毅在3月6日的會議上，非常直率地說：“周總理前天動身回北京的時候，讓我跟大家說：‘你們是社會主義的科學家，是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我們要給知識分子行‘脫帽加冕’之禮，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之冕！今天，我就跟你們行這個‘脫帽禮’。”
據說當時到會的知識分子們，聽了陳毅的講話，不少人激動得熱淚盈眶，以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春天”來臨了。但事實上，知識分子的春天並沒有來，周恩來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倡議，在黨內受到很大的阻力，最大的反對者是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
1962年11月26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陸定一跟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陸定一說：“這些年來知識分子政策有些亂，忽左忽右。‘左’發生在1957年，表現為‘拔白旗’；‘右’表現為‘脫帽加冕’，知識分子都成了‘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
在這裏，陸定一雖然沒有點名，但參會的高官們都知道“脫帽加冕”是周恩來提出來的，陸定一公然批評周恩來的知識分子政策是“右傾”。陸定一還說：“建國以來，知識分子沒什麽變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知識分子隻有兩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按世界觀來劃分，‘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提法不確切，模糊了階級界限。”【待續】
【接前】周恩來則明確反駁說：“有人說我提‘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是沒有階級分析。我的提法是代表黨中共作報告，是黨中央批準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少奇同誌在憲法報告上也提過‘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什麽錯誤。”
會上兩種意見僵持起來，周恩來隻好去找毛澤東裁決。據胡喬木回憶說：“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關於知識分子的講話，在黨中央內部有少數人不同意，甚至明確反對。當周恩來要求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表示態度時，毛澤東竟沒有說話。”
陸定一在黨內的地位和身份，與周恩來相差甚遠，在周恩來看來，陸定一也不過是一個“渺小人物”。可是這個小人物，居然敢在中央會議上與周恩來大唱反調，背後肯定是有什麽大人物的支持。敢向周恩來叫板的大人物，不是毛澤東，就是劉少奇。
在周恩來與陸定一的爭論中，劉少奇的態度是支持誰，尚沒有資料披露出來。而毛澤東的態度，胡喬木則明確說“毛澤東沒有說話。”所謂沒有說話，就是不表態，表示中立的意思。
從毛澤東采取的中立態度來看，這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爭論，應該是劉少奇向周恩來“發難”。那麽，為什麽劉少奇要向周恩來“發難”呢？目前這方麵透露出來的材料還很少。不過從動機來看，劉少奇大概是覺得周恩來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那是對知識分子“收買人心”。如果周恩來的知識分子政策落實下去，把知識分子都吸引到周恩來那邊去了，會大大影響劉少奇的勢力。因此劉少奇讓陸定一出馬，給周恩來“攪局”，讓周恩來的知識分子政策落實不下去。
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周恩來和劉少奇相互“鬥”，他可以坐收“漁翁之利”，所以也來個“中立”，任憑他們兩人去“鬥”。不過周恩來還是很清醒的，他一看毛澤東不表態，也就不再提起這個問題，避免了一場與劉少奇的衝突。但一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春天”，也悄悄地消失了。
陸定一與周恩來的恩怨，並沒有到此結束。1966年陸定一被打倒後，周恩來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用了比較大的篇幅“批”陸定一，這裏摘錄一部分。【待續】
【接前】周恩來說：“什麽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陸定一說：‘新中國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麽能這麽說？我們不能像陸定一所講的那樣，把學生一律都劃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陸定一把學生都說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看起來是‘左’，實際上是‘右’。陸定一對自己的曆史從來不總結，隻是總結別人的曆史，把別人的功勞記在自己帳上，冒充正確，自誇有功，騙取信任。陸定一家是大地主，但他從來未向我講過，他沒有改造自己的決心。解放後陸定一回家賣地，賣了很多錢，他說把錢交給黨了，其實自己留了一部分。陸定一老婆從彭德懷罷官以後，一直到現在，寫了六年的匿名信，而且有一個規律，就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時，她寫信也最多的，是發宣言式的，公開用明信片寫。”
在講話中，周恩來把他與陸定一的舊賬重提，重新批判陸定一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觀點，而且還把陸定一過去是地主出身的舊賬，也翻了出來，不免有一些恩怨報複的“記仇”味道。前些時候揭發陸定一夫人寫匿名信的會上，周恩來氣得把自己的杯子，砸向了陸定一那邊。周恩來的這個動作裏麵，有沒有包含對陸定一的舊怨？大概隻有周恩來本人知道了。
世界上沒有完人，周恩來也不例外，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們不能用“完人”的標準來要求周恩來。然而，近年來有一種傾向，在評價毛澤東的時候，提倡用幾分成績，幾分錯誤的“三七開”的方法論，而在評價周恩來和劉少奇的時候，就不用“三七開”的方法論了，而說他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近似於完人。還沒有看到有人提出過：劉少奇是幾分成績和幾分錯誤，周恩來又是幾分成績和幾分錯誤。
到1978年周恩來去世之後，他的威望反而達到了曆史最高點。那時，隻要以前反對過周恩來的人，都不得不進行自我批評，盡管這種自我批評是“和風細雨”式的。
黨內的高官都知道，陸定一曾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公開地反對過周恩來。因此，1978年陸定一平反之後，他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對自己曾經“反周恩來”的事情，進行自我批評。陸定一說：“我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曾經是偏‘左’的，所以是錯誤的，我要努力向周總理學習。”
但陸定一的自我批評，又充滿很多為自己的開脫辯解，他說：“當時黨內對是否團結知識分子，有兩種絕對相反的主張。一種人，包括周總理、陳毅、聶榮臻等同誌，是重視和團結知識分子的；另一種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他們認為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是敵人，要打倒。此外還有的一種人，是在兩種主張之間，比如我自己就是。我對知識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錯誤，但同時我也提出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正確意見。”【待續】
【接前】1966年4月的杭州會議上，政治局同意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毛澤東不會僅僅停留在撤銷《二月提綱》，他還要進一步批判《二月提綱》。因此，會上成立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起草一份批判《二月提綱》的東西，這篇東西就是後來膾炙人口的《五一六通知》。
毛澤東對陳伯達特別交代說：“這篇文章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也就是說，要從理論的高度來批判《二月提綱》。毛澤東是很會用人的，他要寫《評/海瑞罷官》這種“口誅筆伐”的文章時，就找姚文元，因為姚文元是戴帽子、打棍子的批判高手；而他要寫《五一六通知》這種理論文章時，就找陳伯達，因此陳伯達是理論文章的高手。
陳伯達是《五一六通知》的主寫，康生則是顧問。據說毛澤東對《五一六通知》逐字逐句進行斟酌，前後修改八次，可以說是毛澤東盡全力的一篇重頭文章。
《五一六通知》有五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批評彭真違反黨紀黨規。《五一六通知》寫道：“《二月提綱》實際上是彭真同誌背著‘五人小組’其他同誌，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誌的同意。彭真同誌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平心而論，毛澤東雖說沒有對《二月提綱》表示反對，但也沒有讚同。現在一些人撰文說，彭真發《二月提綱》得到過毛澤東的同意，這是不正確的。
《五一六通知》的第二個要點，是批判彭真試圖轉移鬥爭大方向。《五一六通知》寫道：“《二月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線，轉移鬥爭目標，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掩蓋了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我們從《二月提綱》前後的曆史事實來看，彭真的確有把水攪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企圖。
《五一六通知》的第三個要點，是反擊《二月提綱》中用暗語批評毛澤東為“以勢壓人的學閥”。《五一六通知》寫道：“究竟什麽是‘學閥’，誰是‘學閥’？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麽學問也沒有、專靠‘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這裏毛澤東用暗語，給劉少奇反扣一個帽子，並且把“學閥”升級為“黨閥”，說劉少奇是“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五一六通知》的第四個要點，是指出為什麽要發起這次鬥爭的原因。《五一六通知》寫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待續】
【接前】這裏毛澤東說明自己發起這場鬥爭的原因，是一劉少奇為代表的“混進黨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要“伺機奪權”，所以我們必須進行反擊，防止他們“伺機奪權”。毛澤東特別用“接班人”和“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用詞，把矛頭直指是指劉少奇。
《五一六通知》的第五個要點，是點明了這次鬥爭的範圍和方式。《五一六通知》寫道：“要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這裏毛澤東明確指出，他搞這次奪權的範圍，隻限於“奪取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領導權”。同時，毛澤東也明確地指出奪權的方式，是“清洗”和“調動職務”，也就是利用黨內機器進行鬥爭，此時毛澤東還沒有想把“群眾”也卷入這場鬥爭裏麵去。
1966年5月16日，北京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然後作為黨內的“機密文件”發下去，發放的範圍是“縣團級”以上。當時一般老百姓並不知道這個《通知》的存在，直到一年後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才正式刊登了《五一六通知》的全文。
一般認為，《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起點，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的這一天，就是文革開始的日子。為什麽這樣呢？因為《五一六通知》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奪權”，它是一個奪權的宣言，標誌著一場奪權運動的開始。同時，毛澤東也非常精明地聲明，他要奪權的範圍，隻限劉少奇掌控的“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並不準備奪經濟界和軍隊的權，這也是告訴周恩來和林彪，這場奪權運動不會波及到周恩來和林彪的實權領域，讓他們放心。
關於《五一六通知》，有一個流傳十分廣泛的不真實“傳聞”，公開出版的書籍中也多有引用，在這裏有必要澄清。這個《傳聞》是這麽說的。
【1966年5月16日上午10點半，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先由陳伯達綜合介紹各小組討論情況。本來有幾個同誌，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幾處標點和用語不妥，建議在某處增加一個“的”字，在某處去掉一個引號等等。但就是對這樣的建議，也被陳伯達、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說，整個《通知》稿一字不能改，連一個標點也不讓動。
劉少奇似乎覺得這樣不大好，出來解釋了幾句，他說：“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製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為這個文件點名批判了彭真，劉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見，問道：“彭真同誌，你有什麽意見？”
彭真平靜地回答說：“一個檢查，一個改。”
劉少奇覺得他誤解了自己的問話，又補了一句：“對通知有什麽意見？”
彭真回答說：“沒有意見。”【待續】
【接前】劉少奇再彭真問：“是讚成，還是反對？”
彭真低頭看材料，沒有說話。
劉少奇不再追問，環顧了一下會場，說：“現在通過這個《通知》。同意的請舉手！”大家舉起了右手。每個與會人員都對文件中毛澤東親自加寫的幾段話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
已有人特別撰文對這個《傳聞》進行了“辟謠”，陳伯達本人後來也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辯解，我們這裏不再贅述。真正的事實是：5月16日的會議上，並沒有人對《五一六通知》提出修改意見，劉少奇也沒有說什麽“這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製嗎？”之類的抱怨之詞。
大概編造這個《傳聞》的人，是想塑造一個劉少奇最後仍“敢於堅持真理”的亮點。不管是出於什麽意圖，都不應該通過編造曆史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劉少奇同意了《五一六通知》，因為他最好的對策就是同意，把彭真和陸定一作為“丟卒保車”拋出去，穩定住局勢，以後再伺機行動。另外，《五一六通知》也讓劉少奇在某種程度上感到安心，因為毛澤東提出的“價碼”，並不是太高，毛澤東隻是要奪“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宣傳領域的權。對此，劉少奇也想好了對策，他準備放棄文化宣傳領域的權，以退為進，以保住自己在其他領域的權力。
劉少奇幾十年在黨內經營起來的勢力，盤根錯節，許多領域都有劉少奇的人。特別是劉少奇還有兩員大將：組織部長安子文和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都是實權在握的大員。組織部類似於古代的“吏部”，是專門對官員進行“審核”的。如果得罪了組織部，他給你在評語中寫一兩條“穿小鞋”的話，那麽你就別想升職了，所以組織部長是一個黨內得罪不起的實權人物。而薄一波的國家經委主任，也是主管經濟領域的一個實權單位。
正因為劉少奇在黨內的黨羽極多，所以此時劉少奇還是很鎮定的。劉少奇認為，他即使是放棄了文化宣傳領域的權力，也不至於就會被打倒。毛澤東要想奪文化宣傳領域的權，劉少奇幹脆就把這些權讓出來。劉少奇認為，毛澤東奪到了權，心滿意足了，這場鬥爭也就結束了。
毛澤東用《五一六》通知，不僅“忽悠”了劉少奇，也“忽悠”了周恩來和林彪。周恩來和林彪也以為毛澤東想要奪權的領域，僅局限於文化宣傳領域，以為毛澤東奪到了這些領域的權，目的達到了，這場黨內鬥爭就會結束。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來和林彪也積極幫助毛澤東“奪權”，想讓毛澤東奪到權以後，盡快結束這場黨內鬥爭。等周恩來和林彪發覺，毛澤東的奪權範圍大大超出他們的想象之後，已經有些為時已晚了。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發之後，就輪到黨內高官對此進行“表態”了，林彪和周恩來都做了長篇發言，他們兩人的態度，左右著這場鬥爭的發展方向。
說到黨內高官對《五一六通知》的表態，有一個流傳甚廣的《傳聞》，影響人們正確地認識曆史，這裏也有必要澄清一下。這個傳聞是摘要如下。【待續】
【接前】【在中央檔案館裏，有一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紀錄，此份文件記錄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朱德元帥的嚴曆批判。
時間：1966年5月23日，地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人：劉少奇
朱德首先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一點。”
朱德接著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陳毅批判朱德曆史問題的發言很激烈很長。
林彪：彭德懷原來就是聯合這個、聯合那個，犯了這個錯誤又犯了那個錯誤，都是為了個人野心。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揭發鬥爭到底把他搞臭，否則不行。這樣做對你對黨都有好處，這樣你才可能改好，否則不可能。……去年羅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你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
陳毅：“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
烏蘭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他也離不開我們。”
薄一波：“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朱德：“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反對主席我都領導過。寧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主席也擔心。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所以，今天我把我對你的不滿告訴大家，希望你們大家監督。”
最後鄧小平宣布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與會者一致通過。】
其實這個傳聞是很拙劣的，首先是檔案的標號“19660523，中共檔案從來沒有用“年月日”來編號的。這個所謂《檔案》的內容，也是東拚西湊的。編造這份《檔案》的人，似乎是想說“洪洞縣裏沒好人”。想說中共高官，各個都想借批判別人來自保。但偽造的曆史，畢竟是偽造的。【待續】
毛澤東發出《五一六通知》的時候，眾高官都誤解了這個《通知》的意圖。大家都知道，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急速惡化，越來越僵，不攤牌似乎已經不可能了。眾高官都是通過幾十年的浴血奮戰，才得到今天的地位，可謂來之不易。因此他們並不希望黨內出現大的鬥爭，如果這樣，在他們中間，就有很多人會丟官丟職，所以眾高官都是反對鬥爭，渴望和平的。
從眾高官的內心來看，他們當然支持穩健的劉少奇，不喜歡愛冒險的毛澤東。毛澤東曾經評價赫魯曉夫說：“赫魯曉夫這個人有膽量，但也能捅婁子。我看他多災多難，將來日子可能不好過。”
從眾高官來看，毛澤東的性格倒是很像赫魯曉夫，“有膽量，但也能捅婁子”。大躍進時，毛澤東捅了一個大婁子，之後毛澤東退居二線，黨中央好不容易安定了幾年，現在毛澤東又捅出一個“婁子”來，拋出一個《五一六通知》，宣布要在文化宣傳領域奪劉少奇的權。
現在，黨的第一把手毛澤東和第二把手劉少奇的鬥爭公開化了，他們不得不麵臨選擇：支持毛澤東、還是劉少奇，此時周恩來的態度就成了風向標。眾高官看來，既然周恩來公開支持毛澤東了，掌握軍隊的林彪更是毛澤東的鐵杆，這次鬥爭肯定是劉少奇敗，毛澤東勝，所以眾高官都紛紛表態，堅決批判彭真、陸定一，向毛澤東示好。
但眾高官都誤解了毛澤東的意圖，以為毛澤東隻是要奪取劉少奇在文化宣傳領域的權，因為《五一六通知》裏白紙黑字這麽說的。這個“奪權”反而也讓眾高官送了一口氣，大家都害怕毛澤東返回到“一線”來指揮，不知道又要捅出什麽簍子來。但如果毛澤東隻是掌握屬於“上層建築”的文化宣傳領域的“一線”權力，不掌握經濟基礎的“一線”權力，大家還是可以容忍的，因為大家認為在“上層建築”捅的簍子再大，也不至於搞到餓死人的地步。
在這種心態支配下，眾高官紛紛支持毛澤東的奪權，甚至希望毛澤東早點奪權，快點奪權，大家認為毛澤東把奪到手了，這場鬥爭就結束了。不僅是眾高官，就是周恩來和林彪這樣政治敏銳度極高的人，也被《五一六通知》迷惑了，產生同樣的想法，甚至劉少奇本人也是這樣的想法。
劉少奇知道自己這次是“大意失荊州”，一下失去彭真和陸定一兩員大將，他在文化宣傳領域的權力基本上完全喪失了，暫時不可能恢複。劉少奇很明白，他現在最重要的是“養晦韜光”，不能再跟毛澤東頂撞了。劉少奇很清楚眾高官都想盡快平息這場鬥爭，如果劉少奇跟毛澤東頂撞，把這場鬥爭擴大化，眾高官就會埋怨甚至討厭劉少奇。
劉少奇也很清楚，眾高官支持毛澤東，並不是出自內心，而是不得已為之。劉少奇盡管得不到眾高官的支持分，但還是能得到他們的同情分。隻要有眾高官的同情分，劉少奇就有東山再起的可能。所以劉少奇采用一個新的對策，他對毛澤東發起的這場鬥爭毫不還手，擺出無奈、無辜、甚至可憐的樣子，一方麵贏得眾高官的同情分，另一方麵也可以麻痹毛澤東。劉少奇的這個對策，在《三十六計》中被稱為“假癡不癲”。
5月30日，劉少奇和周恩來、鄧小平開會討論，提出主動把《人民日報》的大權交給毛澤東。會後，三人聯名致信毛澤東，說：“兩個月來，《人民日報》的威信大大下降，對黨和國家造成不利影響。我們今日開會討論，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誌直接領導下，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麵，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
毛澤東當天立即批示：“同意這樣做。”這樣毛澤東就輕而易舉地把《人民日報》拿到手裏。此後直到毛澤東去世，他一直把《人民日報》緊緊攥在手裏，再沒有讓給過別人。
《五一六通知》發出之後，北京的政治局會議繼續開會，此時毛澤東仍在外地，這次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主要是各高官對《五一六通知》進行表態。5月18日，林彪第一個講話，他在講話一開始，先聲明說：“本來是常委其他同誌先講好。常委同誌們讓我先講，現在我先講一點。我沒有寫出稿子來，憑口來講，有些材料念一念。”
林彪先聲明沒有“稿子”，也是告訴大家，這篇講話他沒有跟毛澤東商量過，隻是他個人的意見。林彪的這篇長篇大論講話，就是被稱為“政變經”的《五一八》講話。後來批判林彪的時候，把林彪這篇《五一八》講話又翻出來，試圖以此證明林彪早有搞政變的企圖。這應該說是亂扣帽子，林彪真有搞政變的企圖，他就不會公開講了，何必暴露自己呢？
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主要有三個部分：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關係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首先，林彪用了大量篇幅講反革命政變問題，林彪語出驚人地說：“政變，現在成為一種風氣，世界政變成風。世界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1960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國家中，先後發生61次政變，搞成功的56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8次，留下來當傀儡的7次，廢黜的11次。每年平均11次。”
林彪舉了一些外國搞政變的具體例子，又舉了一些中國曆史上政變的例子，然後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迭打（法語‘政變’的音譯）’。我們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發生事變。有人可能搞鬼，他們現在已經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的腦袋，靠不住！假使他們要動手，搞反革命政變，我們就殺他們的腦袋。”
這段話是林彪這樣的武將才能說出來的，擲地有聲的話，公然亮出嚇人的“殺”。林彪又說：“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這次我們鬥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他的老婆，還有楊尚昆，是馬克思主義的行為，是防止反革命顛覆的措施。不然，幾十年來為革命前仆後繼，無數先烈所流的血，就統統付之東流了。”
這裏，林彪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釋說：毛澤東打倒“彭、陸、羅、楊”的原因，是一個“防止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措施”。毛澤東從未提出過這樣的觀點，這應該林彪從軍人的角度，對毛澤東想法的一種誤解。林彪對毛澤東的這種誤解，後來造成了他與毛澤東的不少“誤會”。
同時也由此可見，林彪的思想體係，與毛澤東的思想體係相差甚遠。早在1949年進城之前，毛澤東就說：“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
林彪認為彭真這些人是“拿槍的敵人”。林彪認為，如果不打倒彭真這些人，再過不久，他們就會“拿槍”起來，就要搞武裝政變；而毛澤東認為彭真這些人是“不拿槍的敵人”，毛澤東認為中國最大的危險，不是“拿槍的敵人”搞武裝政變，而是“不拿槍的敵人”搞和平演變，使中國走上修正主義道路。毛澤東從沒認為彭真有企圖搞武裝政變。
林彪是典型的軍人思想，迷信武力，這點毛澤東很不欣賞。林彪和毛澤東的思想體係的巨大差別，也造成毛澤東不可能真正把林彪當成自己的接班人。
在講了一通“政變經”後，林彪開始講“領導和群眾關係問題”，這裏林彪主要談他的“天才論”。林彪說：“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說實話，毛澤東對林彪這個“天才論”，並不是很欣賞，後來兩人因為“天才論”引發過一場大鬥爭。
之後，林彪又批判了一通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羅瑞卿和楊尚昆是以前就被打倒的，現在又拿出來繼續批判。不過林彪的批判水平不高，沒什麽亮點。
然後林彪又談“保持晚節問題”，林彪說：“毛主席提出保持無產階級晚節，就是這個問題。老同誌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嚴格要求自己，認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這個大形勢，打個人小算盤，必然會犯大錯誤，甚至會參加卑鄙無恥的陰謀反黨集團。”
這裏林彪告訴那些“打個人小算盤”的人，要清楚大形勢，不要站錯了隊。最後，林彪說：“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