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劉少奇的反擊（1）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意味著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鬥爭，向前邁進了一小步。這時劉少奇又使出他擅長的“渾水摸魚”來對付毛澤東，在此之前，毛澤東已有幾次被劉少奇“渾水摸魚”搞得一籌莫展，吃了大虧。
在說劉少奇的“渾水摸魚”之前，有必要先說一下劉少奇的“吹鼓手”。一個人到了劉少奇這樣“國家主席”的地位，不用你刻意去找，自然有人會主動上門來給你當吹鼓手，為你歌功頌德，幫你攻擊你的政敵。在劉少奇眾多“吹鼓手”中，最著名的有三個人：鄧拓、吳晗、廖沫沙。
1961年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結成一個“寫作班子”，筆名為“吳南星”。其中“吳”出自吳晗，“南”出自鄧拓（筆名“馬南邨”），“星”字出自廖沫沙（筆名“繁星”）。這三個人用筆名“吳南星”，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上，開辟一個專欄《三家村劄記》，發表短小的雜文，每期刊登一篇。“吳南星”的《三家村劄記》，以說古論今、談天說地的方式，評喻時政，談論社會風氣，這個就是後來在文革中被痛批的“三家村”。
“三家村”之一的吳晗，是《海瑞罷官》的作者，我們前麵已介紹過，這裏不再贅述。“三家村”之二的鄧拓，是延安時代的老革命文人，1944年主編出版第一部《毛澤東選集》，一時成為毛澤東的愛將。新中國成立後，出任《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可謂中國報刊界的第一大人物。同時，鄧拓是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也就是今天的“院士”。
新中國成立後，新聞宣傳部門統統歸劉少奇管轄，鄧拓自然也就投身到劉少奇門下，由毛澤東的愛將變為劉少奇的愛將。1957年，毛澤東對鄧拓主辦的《人民日報》，在“反右”鬥爭中的表現不滿，曾當麵批評鄧拓是“死人辦報”。1958年鄧拓調離《人民日報》，左遷到彭真手下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兼任北京市委刊物《前線》的總編輯。“三家村”之三的廖沫沙，早年是左翼文人，解放後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現在有人說他們三人寫的《三家村劄記》，是一些與政治無關的隨筆，後來在文革中被冤批。這種看法不夠正確，《三家村劄記》都是與政治緊密相關的政治小品文，當時人們對《三家村劄記》的評價是：“緊密聯係現實，敏銳提出問題，為人喜聞樂見。”由當時人們的這個評價，也可見《三家村劄記》是緊密聯係政治的。
《三家村劄記》的三位作者都是副省級的高官，試想，這樣的高官所寫的時評文章，能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嗎？而且，他們這樣百忙中的高官，又怎麽可以有閑情逸致，每周去寫一篇無政治含義的消遣性隨筆呢？另外，《三家村劄記》發表的刊物《前線》，本身就是北京市委的“談政治”刊物，根本不是學術性刊物，更不是娛樂性刊物，這個也決定《三家村劄記》是政治性的雜文。【待續】
第九節劉少奇的反擊（2）
【接前】在和平時代，不是用槍杆子，而是用筆杆子打先鋒的，而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就是劉少奇的先鋒大將，他們寫的《三家村劄記》的主旨，就是為劉少奇搖旗呐喊。
比如其中一篇《偉大的空話》中說：“我想奉勸愛說‘偉大的空話’的朋友，還是少說一些，遇到要說話的時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費你自己和別人的時間和精神吧！”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偉大的空話”的人，就是暗指毛澤東，暗示毛澤東應該退居二線“去休息”，不要到一線來說“偉大的空話”了。
再比如《專治健忘症》中說：“得了健忘症的人，往往有許多症狀，說過的話很快就忘了。因此，這種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一個人如果發現有健忘症的現象，必須趕緊完全休息，什麽話都不要說，什麽事情都不能做，勉強說話做事，就會出大亂子。”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得了健忘症”的人，就是暗指毛澤東，暗示毛澤東應該“完全休息，什麽話都不要說，什麽事都不能做，否則就會出大亂子。”
還有一篇《王道和霸道》，文中說“所謂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風。這使人一看就會感覺到是要想做霸主的，到處樹敵，多麽不得人心！”這裏所說的“霸道”，也是暗指毛澤東。
再有一篇《明代民族英雄於謙》，在說到於謙的兵部尚書職務時，特別用現代語解釋說“兵部尚書就是國防部長”，又說於謙“生性樸素，性格剛直”，在於謙被罷官之後，又“恢複名譽了”。這篇文章中，用“國防部長”和“恢複名譽”這種現代的詞匯來解釋古代的事情，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國防部長彭德懷就是現代的於謙，應該為彭德懷恢複名譽。
這些《三家村劄記》，當然不會瞞過毛澤東的眼睛，毛澤東對這些暗批他的文章無疑是耿耿於懷的，於是毛澤東就開始找借口“整”鄧拓、吳晗、廖沫沙這“三家村”了。這時正好有一個機會來了，一位名叫盂超的作家，根據傳統鬼戲《紅梅記》，改編了一出新編曆史劇《李慧娘》。廖沫沙看後，寫了一篇《有鬼無害論》的雜文。
按照當時的意識形態標準，“鬼戲”是宣傳封建迷信，而宣傳封建迷信就是與“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就犯了這樣的“硬傷”，所以這次拿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開刀，顯然是順理成章的。於是毛澤東指示當時還在世的上海第一書記柯慶施，組織一個班子批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柯慶施立刻組織了一個筆名“梁璧輝”的寫作班子，發起一個批《有鬼無害論》的運動。【待續】
第九節劉少奇的反擊（3）
【接前】1963年5月，上海《文匯報》發表署名“梁璧輝”的文章《“有鬼無害”論》，不點名地批判廖沫沙寫的《有鬼無害論》。之後，柯慶施在講話中進一步把“有鬼無害”提高到路線鬥爭的高度，他說：“有些人身為共產黨員，對宣傳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壞戲，不阻止，不反對，甚至還找理由替它辯護，說什麽‘有鬼無害’。所有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們戲劇界、文藝界存在著兩條道路、兩種方向的鬥爭。”
毛澤東搞這次戰役的目的，主要是打擊廖沫沙，試圖掀起一個批判“有鬼無害論”的高潮，把廖沫沙搞“臭”，這樣他不能再出來寫文章為劉少奇搖旗呐喊了。
劉少奇很快就明白了毛澤東的意圖，劉少奇並沒有“捂”毛澤東的這顆炸彈，而是把它引到別人院子裏去爆炸。毛澤東要批“有鬼無害論”，劉少奇不僅不阻止，而是幫忙批，但劉少奇把批判的焦點，從廖沫沙寫的《有鬼無害論》，轉移到孟超寫的《李慧娘》上。
在劉少奇的部署下，《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齊向群”的文章《重評孟超新編〈李慧娘〉》，文章對孟超進行了上綱上線的批判，說：“孟超具有同黨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他從個人主義的立場出發，對自己的現有地位不滿，感到‘沉淪、受壓抑’，所以他要寫作這個劇本發泄這種不滿，表示他的反抗，並且鼓勵那些對我們黨和社會主義心懷不滿、充滿仇恨的人起來反抗。因此，《李慧娘》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這是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黨和社會主義的進攻在戲劇戰線上的表現”。
《人民日報》還為這篇文章加了一個《編者按》，明確指出：“《李慧娘》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是一株反動的毒草”。這是一個致人於死地的大帽子，其份量絕不亞於後來姚文元給吳晗扣的帽子。
《李慧娘》的作者孟超不過是一個縣級小幹部，劉少奇動用宣傳機器，把毛澤東批廖沫沙的火力，轉移到孟超身上，一時間批判《李慧娘》和孟超的文章鋪天蓋地，完全淹沒了對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批判。這就是“渾水摸魚”的戰術，先把“水攪渾”，讓人們搞不清，毛澤東發起這場運動到底是針對誰的，然後再在渾水中摸魚，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劉少奇“渾水摸魚”的戰術下，毛澤東發起這場大批判的結果，隻是批臭了孟超這個小小芝麻官，毛澤東真正想批臭的廖沫沙，反而在渾水中混了過去，並沒被批臭。毛澤東被劉少奇“渾水摸魚”搞得一籌莫展，吃了一個啞巴虧。隻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之後，毛澤東才把批判的火力，重新轉回到廖沫沙和“三家村”，《李慧娘》和孟超在文革爆發後，反而沒事了。
不久，毛澤東又再次吃了劉少奇“渾水摸魚”的虧。1964年2月，中國劇協舉行一場大型迎春晚會，參加這次迎春晚會，名叫顧工的《解放軍報》編輯，本著“戰士的責任感”，向黨中央上書揭發“文藝界的糜爛風氣”。顧工揭發說：會前發函希望來賓講究服飾，女賓以裙子為宜。場內不設政治標語，稱呼“女士們、先生們”，跳美國水手舞、倫巴舞，男女反串表演革命經典《兄妹開荒》，更有幾個大男人穿戴“短裙”和“乳罩”，毛胳膊毛腿地大舞跳“小天鵝四人舞”……【待續】
第九節劉少奇的反擊（4）
【接前】毛澤東看到顧工的揭發材料，當然是大怒，說：“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文學家、戲劇家趕出城，統統轟下去。要分期分批到農村去，到工廠去，不要讓作家住在機關裏，不下去寫不出東西來。誰不下去不給他開飯，下去了再開飯。”
毛澤東要求全國文聯和各個協會，立即開展整風。到1964年6月，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一份《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毛澤東非常不滿意這個報告，在報告上寫下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毛澤東這裏說“這些協會15年來不執行黨的政策”，其實是在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因為15年以來，劉少奇是主管文化宣傳的，文化界出了這麽大的問題，劉少奇首先要負責任。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中央成立一個文化革命小組，領導一場徹底的文藝界整風。毛澤東希望通過這次整風，削弱劉少奇在文藝界的威信和勢力。
1964年7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主持領導文藝界的整風。“五人小組”的組長是彭真，副組長是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五人當中，隻有康生是毛澤東派的，其餘四人都是劉少奇派的，這就決定了毛澤東沒有這場整風運動的主導權。
整風開始後，劉少奇又用“渾水摸魚”的手法，一下子把400多部電影戲劇都打成“有問題”，一齊進行批判，搞得文藝界人人自危，不知所措，不知這場鬥爭的重點到底在哪裏。文化部長沈雁冰，即著名作家矛盾，因為不太聽劉少奇的話，成為這場運動的主攻對象之一。這次整風運動中重點批判的一個主題，是批“中間人物論”，而沈雁冰曾提倡寫中間人物，說：“兩頭小，中間大，英雄人物與落後人物是兩頭，中間狀態的人物是大多數，文藝主要教育的對象是中間人物。”
批“中間人物論”的結果，沈雁冰被迫辭職，由劉少奇的鐵杆，中宣部長陸定一兼任文化部長。這樣一來，劉少奇對文藝界的控製反而比以前更強了。毛澤東發起這場整風的目的，是想要削弱劉少奇對文藝界的控製和影響。毛澤東這一記重拳出去，劉少奇用“渾水摸魚”抵擋，毛澤東什麽也沒打到，反而讓劉少奇在渾水中摸到了大魚。
劉少奇用“渾水摸魚”對付毛澤東，還有我們前麵提到的“四清”運動。毛澤東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劉少奇又把水攪渾，把“四清”運動的重點，變成一大片有經濟問題的“四不清”小幹部，使毛澤東發起的“四清”運動又白費勁了。
這次，麵對毛澤東咄咄逼人的批《海瑞罷官》，劉少奇依舊使出“渾水摸魚”的手法與毛澤東周旋。劉少奇不像彭真那麽蠻幹，他不會抵製毛澤東批《海瑞罷官》，而是幫毛澤東批《海瑞罷官》。但劉少奇會在批判中“渾水摸魚”，改變鬥爭的大方向，把毛澤東的“政治批判”，轉變成“學術批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待續】
第九節劉少奇的反擊（5）
【接前】1965年12月1日，也就是《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第二天，彭真召集他的一些部下，到他家裏去開會，這個會可以叫做“定心打氣會”。
為什麽說是“定心打氣會”呢？因為在這之前，彭真的口氣很大，傲氣得很。有人問他，北京要不要轉載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彭真信心十足地說：“不轉！”當上海發來《評/海瑞罷官》小冊子的征訂時，彭真又信心十足地說：“不訂！”
可是現在彭真不得不改口說：要轉載《評/海瑞罷官》。這顯然是彭真敗退了一大步，自然會影響到他的部下們的信心，甚至有可能會出現臨陣脫逃。彭真召開這個會，是為了給他的部下們吃一粒“定心丸”，給部下們鼓起信心。這次到會的人，有北京市長劉仁、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北京市宣傳部長李琪、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等十餘人。
彭真身材魁梧，乍看上去像大老粗，據說當年做地下工作時，他曾以黃包車夫為職業掩護。彭真的文化程度也不高，隻是中學畢業，但他講起話來，就讓人刮目相看。彭真講話十分流利，滔滔不絕，一句接一句，中間都沒有停頓。隻可惜他的山西口音太重，要不然真的不亞於廣播電台的播音員。
今天彭真還是跟以往一樣，講起話來滔滔不絕，看不出任何動搖和氣餒跡象。彭真首先安慰大家說：“對任何文章都要一分為二，對姚文元的文章也是如此。吳晗有對的地方，姚文元也有錯的地方，吳晗問題的性質不等於敵我問題，不要一批評就緊張的不得了。”
彭真又鄭重地說：“《人民日報》的按語，是中央審過的，我們一定要按照這個按語去做。”
彭真含糊地說“中央審過的”，是要安撫這些人，你們不用擔心，“中央”是支持我們的。可是彭真這句話，並沒有說到關鍵之處，因為這裏所謂的“中央”，到底是誰呢？劉少奇肯定“審”過，並且同意了；周恩來也“審”過，但是態度中立，毛澤東肯定是沒“審”過。
很多高官應該看出彭真是在含糊其辭，但又不好問，也不敢問，畢竟彭真是他們中間唯一的政治局委員，是唯一可以與“中央”直接對話的人。大家不敢問“中央”，隻好轉問為什麽《解放軍報》的《編者按》，說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大毒草。彭真解釋說：“是因為軍隊的內部教育，軍隊內部不能爭鳴，其實現在並沒有肯定《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
第九節劉少奇的反擊（6）
在安撫大家一番之後，彭真又講今後的對策，說：“現在我們要強調‘放’，全麵地‘放’，索性讓大家把心裏話都講出來，講透講夠，然後再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在‘放’的同時，把各種問題都“放”出來，扯得越寬越好。”
彭真吸取了上次的教訓，這次不再用“捂”的方法，而是改用“放”的方法，這顯然是劉少奇的“渾水摸魚”之計。彭真又說：“報紙要登兩方麵的意見，讚成吳晗和讚成姚文元的意見都要登，這樣才好討論。要采取‘放’的方針，要組織一些有名人士寫文章，爭論的題目要多，這樣參加討論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樣，混戰一場。毛澤東思想也不能完全教會人民，隻教會一半，至少那一半要反麵教員才能把他們教好。”
最後彭真又傲氣地說：“我們黨從來反對盲從性，毛主席就從來沒有說過讓我們一定要聽他的話。在黨內，真理在誰手裏就得聽誰的。”
經過彭真的“定心打氣”之後，彭真的部下們立即投入戰鬥，代表北京的劉少奇司令部，與上海的毛澤東司令部展開一場大論戰。這次彭真組織班子寫文章，不是寫“保”吳晗的文章，不是反對姚文元批吳晗，而是支持姚文元批吳晗。但是他們批吳晗的調子，卻與姚文元完全不一樣。
姚文元是從政治上批吳晗，而彭真是從學術上批吳晗，他們試圖把對吳晗的政治批判，轉化為學術批判，然後把學術批判轉化為學術討論，再把學術討論轉化為思想問題的討論，來一個“逐步降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65年12月12日，鄧拓親自出馬，化名“向陽生”，在《北京日報》發表批判吳晗的文章《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 鄧拓從“道德”的角度，對吳晗進行批判，指責吳晗繼承了封建主義的舊道德，為封建主義唱讚歌。鄧拓的批判文章，完全回避了吳晗《海瑞罷官》為彭德懷喊冤叫屈的問題，這是把大事化小。
1965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寫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麽社會思潮》。周揚又從“社會思潮”的角度批判吳晗，批評吳晗代表了封建主義的腐朽思想思潮，應該對這種思潮進行批判。周揚的批判文章，也回避了吳晗《海瑞罷官》為彭德懷喊冤叫屈的問題。
第九節劉少奇的反擊（7）
1966年1月8日，北京市宣傳部長李琪，化名“李東石”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批判吳晗的文章《評吳晗同誌的曆史觀》。李琪再次從“曆史觀”的角度批判吳晗，批評吳晗的曆史觀沒有改造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李琪的批判文章，同樣回避了吳晗《海瑞罷官》為彭德懷喊冤叫屈的問題。
這樣一場批判吳晗的“學術討論”就大張旗鼓地展開了。一些與內幕全無關係的群眾，一些愛發表議論的人，愛湊熱鬧的人，也加入了這場討論。當時這些人並不知道，這場討論的後台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巨人，如果知道了他們也就不敢來討論了。一些人出於正義感，認為姚文元給吳晗扣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過於牽強，於是寫文章替吳晗辯護。比如後來寫《出身論》而著名的文革青年遇羅克，就在這個時候，在報紙上發表過支持吳晗的文章。
這些支持吳晗的文章，當然是彭真求之不得的，馬上讓報紙刊登。結果報紙上發表的支持吳晗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來自“不明真相”的群眾，而真正吳晗的“自己人”，反而都在批吳晗，所謂“小罵大幫忙”。
1965年12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吳晗本人的檢討《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吳晗在文中承認自己的錯誤，說：“通過批判和討論，特別是最近‘向陽生同誌’的批評，使我認識了錯誤，改正了自己的觀點。”吳晗承認的錯誤，隻是“道德觀”、“曆史觀”和“思想認識”上的學術觀點錯誤和思想認識錯誤，絲毫沒有承認姚文元提出來的“退田”和“罷官”的政治動機。
劉少奇這次使出“渾水摸魚”，又讓毛澤東一籌莫展，眼看鬥爭的大方向，就要被劉少奇偏移到“學術討論”上去了，讓毛澤東對吳晗進行政治批判的計劃落空。於是毛澤東不得不親自出馬，親口挑明說：“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
毛澤東否定那些從“道德觀”、“曆史觀”和“思想認識”來批吳晗的“小罵大幫忙”，明確指出要批吳晗的政治動機，而不是批吳晗的學術觀點錯誤或者思想認識錯誤。毛澤東要把劉少奇攪混的水，重新弄清起來。【待續】
第九節劉少奇的反擊（8）
前麵說過，1965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上海與周恩來私下交談之後，就離開上海去杭州了。毛澤東在杭州期間，策劃了打倒羅瑞卿的具體步驟。12月5日毛澤東再次返回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揭發羅瑞卿的問題，正式批判羅瑞卿。12月16日，批判羅瑞卿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毛澤東又離開上海，再次前往杭州。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五位“秀才”談話，討論哲學問題。
與劉少奇和周恩來相比，毛澤東不是一個“務實型”的領導人。劉少奇和周恩來找人談話，從來都是談具體的“工作”，絕不會談什麽虛無縹緲的“哲學問題”。可是毛澤東不一樣，他談工作時，經常會冒出一大段哲學問題，常常讓那些不懂哲學的務實幹部，像聽天書一樣不知所措。這些幹部聽完毛澤東的講話後，常常要悄悄向毛澤東的秘書請教：“剛才主席說的是什麽意思？”
盡管毛澤東沒能成為著名哲學家，但毛澤東對哲學的“熱情”，卻不亞於任何哲學家。試想，一個人到了毛澤東的地位，什麽都有了，想幹什麽幹什麽，想怎麽玩怎麽玩，可是毛澤東偏偏要去談那個最枯燥無味的“哲學”，以至於很多人認為毛澤東這是裝模作樣，故意“附庸風雅”。
毛澤東找人談哲學，真的是裝模作樣和附庸風雅嗎？艾思奇的故事很能說明問題。艾思奇是中共最早期的哲學家，寫了頗有影響的《大眾哲學》等書。艾思奇1935年入黨，1937年到延安。艾思奇到延安後，毛澤東經常找他談哲學問題。當時毛澤東還不是中共第一把手，在黨內的地位也還不是那麽高，可是毛澤東對“哲學”的熱情，卻是其他中共領導人沒有的。
艾思奇保留著1937年底，毛澤東寫給他的一封親筆信，信中說：“思奇同誌：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艾思奇比毛澤東小17歲，算是毛澤東的小字輩，可是毛澤東屈尊親自去看這位年輕的哲學家，跟他探討哲學問題，可見毛澤東喜歡哲學，喜歡跟人談哲學問題，不是裝出來的“附庸風雅”，而是在艱苦緊張的戰爭歲月就是如此。
第九節劉少奇的反擊（9）
這天毛澤東招來的五位“秀才”是：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和田家英，都是中共著名的“筆杆子”。陳伯達我們以前已經介紹過，艾思奇上麵介紹過，胡繩也是中共老資格的“秀才”，1938年入黨，圈子裏的人稱他為“胡大師”。
關鋒同樣也算是中共老資格的“秀才”，1933 年，14 歲的關鋒就加了中國共產黨。雖說關鋒隻上過中學，並未上過大學，但關峰寫文章的理論水平，卻不亞於大學教授。關鋒的飛黃騰達，是因為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向》，被毛澤東一眼看中，經常招他來談哲學問題。後來關鋒在文革中成為紅極一時的人物。
田家英從1948年就開始當毛澤東的秘書，是毛澤東身邊任職最久的秘書之一，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秘書之一。田家英的古詩詞功底非常好，經常跟毛澤東討論詩詞問題，成為毛澤東身邊的“詩友”。
毛澤東這天招五個秀才來，本來是準備談寫《共產黨宣言》中文版序言。毛澤東號召全黨要學習《共產黨宣言》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他親自要為《共產黨宣言》中文版寫一個序言。毛澤東召集這五個秀才來，就是為了集中大家的智慧，把這個序言寫好。
這天毛澤東一見麵就說：“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談一些。”
這天幾乎是毛澤東一個人在談，別人很少說話。毛澤東不隻是談寫《共產黨宣言》序言的問題，還海闊天空地談了很多其他的問題。在談哲學問題的時候，談到邵友勳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邏輯中的地位和作用》時，毛澤東批評說：“什麽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麽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理由，哪一個階級有充足的理由？無產階級也沒有充足的理由。”
談到曆史問題時，毛澤東說：“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麽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隻有革命勢力對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曆史上每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因為人民太艱苦，實在沒東西可拿，隻好采取‘輕徭薄賦’讓步一下。”
之後又談到教育方麵的問題，毛澤東說：“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第九節劉少奇的反擊（10）
【接前】毛澤東繼續說：“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文科的哲學、文學、曆史，難道不可以在下麵教嗎？一定非要在大洋樓裏教嗎？文科不改造不行，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一些知識分子，什麽吳晗啦，翦伯讚啦，越來越不行了。”
毛澤東海闊天空地說了很多之後，把話題轉回到關鍵的事情上，說：“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公共場合對《海瑞罷官》的問題表態，明確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而不是什麽道德問題、曆史觀問題或思想認識問題，這是毛澤東間接地向劉少奇的“渾水摸魚”宣戰。
毛澤東知道，他今天的談話，也算是一個小型會議，中央的《內參》，馬上會刊登他這次談話的內容。這樣全體高層幹部馬上就會知道毛澤東對《海瑞罷官》的態度，大家就會明白劉少奇是要想把毛澤東批《海瑞罷官》這場運動的水攪渾。
此時批《海瑞罷官》的水，已經被劉少奇攪得很渾了。有人提出連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也應該批判，因為郭沫若在1961年遊海南時，曾拜謁了海瑞墓，還寫了兩首讚美海瑞的詩。這讓郭沫若十分緊張，甚至向上級黨委寫了辭職信，生怕這場批判波及到他的頭上。
向全黨高層公開這次談話記錄，本來是毛澤東一個很好的計劃，可是讓毛澤東意外的事情卻發生了。1966年1月9日，內參上發表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等同誌的談話紀要》中，卻沒有了毛澤東說的最關鍵的一句話：“《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 罷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澤東震怒了，馬上調查：“那一段話，是誰刪的？”
調查結果很快出來了，刪掉毛澤東這段話的，居然是毛澤東最為信任的秘書田家英，後來田家英背上“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自殺而死。田家英為什麽要刪掉毛澤東最重要的幾句話，“篡改毛主席指示”呢？這是文革期間一個非常蹊蹺的案子，我們將在下麵進行一下分析。【待續】
第九節劉少奇的反擊（11）
【接前】田家英1922年生，比毛澤東小29歲，比毛澤東的另一位政治秘書陳伯達，也小18歲。田家英13歲時，就在報刊上發表詩歌和文章，被稱為“神童”。1937年，15歲的田家英去了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1938年，16歲的田家英加入中國共產黨。
按現在的標準來看，那時的人真是成熟太早了，有一批“紅小鬼”，十幾歲就參加革命。當然還有年齡更小的，8、9歲參加革命的也大有人在，被官方認定參加革命最早的，居然在7歲時就參加革命了。
田家英入黨後到中宣部工作，屢屢在報紙上發表文章。1943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從侯方域說起》一文，引起毛澤東的關注。當毛澤東知道這位文史功底深厚、筆鋒老辣的作者，居然隻有21歲的時候，更對田家英刮目相看了。1948年，26歲的田家英正式成為毛澤東的秘書。
毛澤東對自己身邊人的忠誠度，是很在意的。一旦讓毛澤東感到有一點懷疑，就會換人，所以毛澤東的秘書前後換了不少人。而田家英從1948年開始一直在毛澤東身邊當秘書，可見毛澤東對田家英的信任程度。
田家英在毛澤東身邊這麽長時間，除了毛澤東的信任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與毛澤東有相同的愛好。毛澤東喜歡書法，田家英也喜歡書法，閑暇時常跟毛澤東評論古人書法；毛澤東喜歡詩詞，田家英也喜歡詩詞，兩人常常一起談論詩詞，成為忘年交的詩友。著名詩人柳亞子也稱讚田家英說：“田家英談政治與舊詩，所見到頗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響歟？”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與“五秀才”談話後，關鋒等人整理出文稿，最後由田家英審定，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那段話。有人提醒田家英說：“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田家英卻回答說：“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
這裏我們遇到一個疑問：田家英是出於什麽一種動機，要自作主張地刪掉毛澤東關鍵的一句話呢？
關於田家英刪毛澤東講話的動機，目前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說法是“田家英為了保護吳晗和彭德懷”，這種說法顯然不能讓人信服。田家英與吳晗和彭德懷都沒有太多的私人交情，不可能冒著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去保護這兩個人。
第二種說法是“田家英討厭姚文元的文章”，這種說法也是不能讓人信服。田家英也許真的討厭姚文元的文章，但他與姚文元也沒有深仇大恨，犯不著因為自己的一點“討厭”，就去冒巨大風險刪掉毛澤東的講話。【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