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外圍戰（10）
【接前】軍人自殺，多半是選擇開槍自殺，但羅瑞卿身邊的槍彈已被沒收，無法開槍自殺，羅瑞卿就從他住的三樓房間跳下去，跳樓自殺。不過從三樓的高度上跳下去，生存率還是比較高的，羅瑞卿沒有死，但是摔斷了一條腿，從此成為殘疾，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羅瑞卿之所以會想不開自殺，還是因為羅瑞卿的人生道路太順利了，從來沒有遇到過挫折，從來沒被人整過，而且從來都是他整別人。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羅瑞卿跳出來大批彭德懷，深得毛澤東的欣賞，春風得意一時。沒想到現在他步彭德懷的後塵，成為被萬人批判的對象。羅瑞卿主持修建了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秦城監獄，而他後來又被關進這所自己修建的秦城監獄，而且和彭德懷關在一起，真可謂曆史的大玩笑。就像列寧說的那樣：“曆史喜歡作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
毛澤東得知羅瑞卿自殺的消息，並不同情，搖頭說：“沒出息！羅瑞卿自殺由他自己負責，羅瑞卿的事還沒有完。閻王老子是有原則性的，沒叫羅瑞卿去，羅瑞卿自己要去也不收。羅瑞卿用自殺向中央要挾沒有用，會議繼續開。”
在中共黨內，自殺被認為是怯弱的行為，沒有人同情自殺者。劉少奇嘲笑羅瑞卿自殺說：“自殺要有點技術，應該是頭重腳輕，他卻是腳先落地，腳壞了點，頭部沒有傷。”鄧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說：“應該像女跳水運動員那樣，跳了一根冰棍”。葉劍英元帥把古人詩句的“將軍百戰身名裂”，諷刺地改為“將軍一跳身名裂”。
那時的中國共產黨員認為，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能經得起各種考驗，批鬥也是一種考驗，經不起批鬥的人，算不上共產黨員。在共產黨高層人物追悼會的悼詞裏，總有一句分量相當大的評價，稱：“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事實上，劉少奇、彭德懷等人在後來的文革中，遭受了遠比羅瑞卿厲害得多的批鬥和淩辱，但他們都沒有自殺，算是經得起考驗的共產黨員吧。很多共產黨員都像鄧小平那樣三起三落，經過殘酷鬥爭之後再複出，可謂“百煉成鋼”。
打倒羅瑞卿，表麵上看毛澤東損失了一個大將，一名親信，但實際上毛澤東卻消除了軍隊的隱患，可以安心發動文化大革命了。在打倒羅瑞卿事件中，劉少奇和周恩來是旁觀者，他們都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次看似糊塗的“整自己人”，原來是為一場巨大戰役做事先的準備。【本節完】
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086）
點評：彭德懷的悲劇（1）
彭德懷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隻是因為給毛澤東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就被打成反黨集團，被罷官，文革後又被關進監獄，成為新中國最大的冤案之一。
是什麽原因造成了彭德懷的悲劇呢？最典型的看法，是把彭德懷的悲劇，歸咎於毛澤東個人的原因，認為毛澤東沒有接受批評意見的雅量，說的更嚴重一些，是毛澤東“愛整人”，對不聽話的人就要打倒。這樣簡單化的原因分析，反映了中國傳統的“英雄曆史觀”，把重大曆史事件歸因於某個英雄人物的人品、作風和智慧，在中國有很大的市場。
然而真正的曆史並非這麽簡單的事情。外國人研究曆史時，更愛側重於分析曆史事件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原因。這裏我們試用外國的曆史研究手法，來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懷悲劇的原因的三大因素：社會原因、文化原因和個人原因。
首先分析造成彭德懷悲劇的社會原因。中國傳統社會，或者說“舊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官本位”。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體係有三個層次：皇帝，官吏、人民。皇帝是統治者，人民是被統治者，但皇帝並不直接統治人民，而是通過“官吏”這個中間階層來間接地統治人民。這樣，介於統治者皇帝和被統治者人民之間的官吏，就有一個雙重的身份：他在皇帝麵前，是被統治者，是皇帝的仆人；而他在人民麵前，又是統治者，是人民的主人。
中國舊社會的官，與世界各國的官相比，是非常不一樣的，他們具有特別突出的雙重身份，“即是仆人，又是主人”。官在皇帝麵前的地位特別低，皇帝對官是想罵就罵，想打就打，再不高興起來，監禁、流放、殺頭也都是一句話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皇帝本身就是法律，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對皇帝，隻能小心翼翼的服侍，不能做讓皇帝不高興的事，更不能惹皇帝生氣。惹皇帝生氣本身就是一大罪過，叫做“冒犯罪”，這完全是中國的國粹。在皇帝麵前，官連人的最起碼尊嚴都沒有，雖說是仆人，連一般的仆人都不如，簡直就是奴隸了。
相反，官在人民麵前，地位又特別的高，被稱為“官大人”或“官老爺”。在舊中國的官堂上，官對人民也是想罵就罵，想打就打，官盡管沒有隨便殺頭的權力，但是關監獄的權力還是有的。人民在官麵前，隻能唯唯諾諾，根本不能爭辯，更不能反駁。一個“民”如果敢在一個“官”的麵前批評他，那同樣也是“冒犯罪”，重責不饒。在人民麵前，官的權力大得不得了，比主人對仆人的權力還要大。【待續】
點評：彭德懷的悲劇（2）
【接前】中國官吏的生活是“雙重人格”的，他在皇帝麵前，是一個匍伏在地、卑躬屈膝的仆人；他到了人民麵前，又馬上變成一個趾高氣昂、不可一世的主人。在外國人看來，中國官吏在這種極端的“雙重人格”之下生活，應該會患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了，然而中國官吏對“雙重人格”的身份都適應得很好，中國文化就是這麽不可思議。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當麵頂撞毛澤東，甚至對毛澤東說出“操娘”的粗話，這在古代就是“冒犯罪”。不管是你的意見是不是正確，隻要冒犯了皇帝，那就是有罪，罵皇帝那更是十惡不赦的大罪。廬山會議上，眾高官批判彭德懷，並不是批判彭德懷提意見的內容錯了，而是批判彭德懷冒犯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犯上”錯誤行為。
周恩來說：“彭德懷的骨頭是犯上。”林彪說：“彭德懷不但對他的下級當兒子一樣，隨便罵，就是對上級，也很不尊重，可以說是傲上慢下。”陶鑄說：“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的女人嫁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陶鑄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就是：“我們一旦忠於毛主席，要像舊社會女人那樣‘從一而終’，即使毛主席錯了，我們也隻有跟著毛主席錯下去，決不能因為毛主席錯了，就反對毛主席。”
中國是一個封建傳統，或者叫“封建流毒”很深的國家，新中國在形式上雖然已是共和國，但新中國的社會仍還有很大封建傳統的成分，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依然把國家領導人看成是無冕的皇帝，國家領導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此，毛澤東就被看成立是無冕的皇帝，毛澤東的尊嚴就被看成是絕不能冒犯的、皇帝式的尊嚴。彭德懷居然敢當麵頂撞毛澤東，無視國家領導人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嚴，這就讓高級幹部們無法容忍了，他們自動地維護毛澤東的尊嚴，批判彭德懷“反對毛主席”的犯上行為。為什麽“反對毛主席”就是犯罪呢？這就是古代“犯上罪”的現代版。
因此，造成彭德懷悲劇的第一個原因，是他觸及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底線：皇帝是不能批判的，至少是不能當麵批判的。大臣要給皇帝提意見的話，必須用最卑屈的態度，用最委婉的言辭，最含蓄的語氣，這是舊中國的常識。而彭德懷卻是趾高氣昂地給毛澤東提意見，這不僅讓毛澤東本人接受不了，就是彭德懷的同事，黨內的眾高官們也接受不了。
其次再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懷悲劇的文化原因。彭德懷的犯上行為，遭到他的官僚同事們的一致批判，但一般的人民大眾，又非常讚賞和敬佩彭德懷敢於直言犯上的行為。這是為什麽呢？【待續】
點評：彭德懷的悲劇（3）
【接前】前麵說到，中國的官具有“雙重人格”，一方麵要當好皇帝的仆人，一方麵又要當好人民的主人。這樣對於一個具體的官來說，不得不麵臨兩個選擇：第一選擇是把重心放在“當好皇帝的仆人”上，把服侍好皇帝視為最重要的工作；第二選擇是把重心放在“當好人民的主人”上，把為民請命，保護人民的利益視為最重要的工作。
想當好“皇帝的仆人”的官吏，想方設法討好皇帝的高興，奉承諂媚，看皇帝的臉色說話，順著皇帝的意思辦事，這種人被稱為“奸臣”；想當好“人民的主人”的官吏，想方設法保護人民的利益，敢於為民請命，不怕惹皇帝生氣，不怕激怒皇帝，甚至敢批評皇帝，這種人被稱為“忠臣”。把諂媚討好皇帝的人說成是壞人，是“奸臣”，其實有點冤枉了，因為仆人的職責就是不能讓主人生氣，一天到晚惹主人生氣的仆人，絕對是不合格的。從皇帝和官吏的主仆關係來講，“忠臣”是不合格的仆人。
但從官吏和人民的關係來講，“奸臣”又是不合格的人民主人。有些官吏隻顧討好皇帝，不顧人民的死活，引發民怨民憤。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時代，宋徽宗喜歡奇石，宰相蔡京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從全國各地搜羅奇石，大搞“花石綱”，引起民怨沸騰，引發宋江等農民起義。因此，人民對於那些隻顧討好皇帝，不顧人民的死活的“奸臣”是十分痛恨，而讚盼那些不討好皇帝，敢於在皇帝麵前為民請命的“忠臣”。
舊中國的體製下，皇帝通過官吏間接地統治人民，所以老百姓把皇帝看成是與自己無關的人，所謂“山高皇帝遠”。老百姓對皇帝並沒有感情，沒有老百姓自發地為某個皇帝修建廟宇來紀念他，可是老百姓自發地為忠臣修建廟宇紀念他的例子就很多了。老百姓對直接管理和統治自己的“官”，那是很有感情的，對公正廉潔的忠臣清官抱有熱愛的感情，對貪贓枉法的奸臣貪官抱有痛恨的感情。
中國老百姓非常敬仰和崇拜忠臣，不僅為忠臣修建廟宇參拜，更有大量歌頌忠臣的文學作品，甚至在傳統戲劇中，忠臣的角色塗成紅臉，奸臣的角色塗成白臉，讓觀眾一眼就分出忠臣和奸臣。但現實中的人，忠臣和奸臣絕不像“紅臉”和“白臉”那麽好區分，因為極端的忠臣和奸臣都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介於忠臣和奸臣之間的“非忠非奸”之人。
毛澤東的屬下，絕大部分人都很難劃分是“忠”還是“奸”，但有兩個極端的例子：一個是敢於當麵給毛澤東提意見的彭德懷，按照中國的傳統標準，應該是“忠臣”；另一個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的林彪，按照中國的傳統標準，應該是“奸臣”。彭德懷成為老百姓心目中不畏強權，為民請命的英雄人物，對他有各種讚譽之詞：敢說真話，有正氣，硬骨頭，唯實不唯上，光明磊落，剛正不阿。【待續】
點評：彭德懷的悲劇（3）
【接前】前麵說到，中國的官具有“雙重人格”，一方麵要當好皇帝的仆人，一方麵又要當好人民的主人。這樣對於一個具體的官來說，不得不麵臨兩個選擇：第一選擇是把重心放在“當好皇帝的仆人”上，把服侍好皇帝視為最重要的工作；第二選擇是把重心放在“當好人民的主人”上，把為民請命，保護人民的利益視為最重要的工作。
想當好“皇帝的仆人”的官吏，想方設法討好皇帝的高興，奉承諂媚，看皇帝的臉色說話，順著皇帝的意思辦事，這種人被稱為“奸臣”；想當好“人民的主人”的官吏，想方設法保護人民的利益，敢於為民請命，不怕惹皇帝生氣，不怕激怒皇帝，甚至敢批評皇帝，這種人被稱為“忠臣”。把諂媚討好皇帝的人說成是壞人，是“奸臣”，其實有點冤枉了，因為仆人的職責就是不能讓主人生氣，一天到晚惹主人生氣的仆人，絕對是不合格的。從皇帝和官吏的主仆關係來講，“忠臣”是不合格的仆人。
但從官吏和人民的關係來講，“奸臣”又是不合格的人民主人。有些官吏隻顧討好皇帝，不顧人民的死活，引發民怨民憤。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時代，宋徽宗喜歡奇石，宰相蔡京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從全國各地搜羅奇石，大搞“花石綱”，引起民怨沸騰，引發宋江等農民起義。因此，人民對於那些隻顧討好皇帝，不顧人民的死活的“奸臣”是十分痛恨，而讚盼那些不討好皇帝，敢於在皇帝麵前為民請命的“忠臣”。
舊中國的體製下，皇帝通過官吏間接地統治人民，所以老百姓把皇帝看成是與自己無關的人，所謂“山高皇帝遠”。老百姓對皇帝並沒有感情，沒有老百姓自發地為某個皇帝修建廟宇來紀念他，可是老百姓自發地為忠臣修建廟宇紀念他的例子就很多了。老百姓對直接管理和統治自己的“官”，那是很有感情的，對公正廉潔的忠臣清官抱有熱愛的感情，對貪贓枉法的奸臣貪官抱有痛恨的感情。
中國老百姓非常敬仰和崇拜忠臣，不僅為忠臣修建廟宇參拜，更有大量歌頌忠臣的文學作品，甚至在傳統戲劇中，忠臣的角色塗成紅臉，奸臣的角色塗成白臉，讓觀眾一眼就分出忠臣和奸臣。但現實中的人，忠臣和奸臣絕不像“紅臉”和“白臉”那麽好區分，因為極端的忠臣和奸臣都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介於忠臣和奸臣之間的“非忠非奸”之人。
毛澤東的屬下，絕大部分人都很難劃分是“忠”還是“奸”，但有兩個極端的例子：一個是敢於當麵給毛澤東提意見的彭德懷，按照中國的傳統標準，應該是“忠臣”；另一個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的林彪，按照中國的傳統標準，應該是“奸臣”。彭德懷成為老百姓心目中不畏強權，為民請命的英雄人物，對他有各種讚譽之詞：敢說真話，有正氣，硬骨頭，唯實不唯上，光明磊落，剛正不阿。【待續】
點評：彭德懷的悲劇（4）
【接前】讚美彭德懷這樣的忠臣，是中國文化獨有的。可是在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並沒有人欣賞彭德懷這樣為民請命的忠臣。西方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絕沒有彭德懷這樣的忠臣。在外國人看來，如果一個社會到了對領導人提一點不同的意見，就要被開除革職，甚至被監禁、殺頭的地步，那麽肯定是這個社會體製本身出問題了。所以西方人認為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情，不是冒死給皇帝提意見，而是設法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皇帝體製。
彭德懷給毛澤東提意見，隻是想改變毛澤東個人的想法和做法，並沒有想改變這個體製。這就像忠臣給皇帝進諫，並不是想推翻皇帝體製，相反是在維護這個體製。忠臣冒死給皇帝進諫，隻是希望皇帝變好一些，對人民寬厚一些，從而使封建帝王的體製更加鞏固。文革中有一種“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論點，也就是這樣的思想。但這種思想在中國老百姓中卻沒有市場，老百姓還是欣賞“文死諫，武死戰”的愚忠。
西方國家的老百姓，不喜歡也不需要“為民作主”的清官，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希望有人來“為他們作主”，他們崇尚的是“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可是中國的老百姓就完全不同了，他們沒有自己拯救自己的想法，隻是盼著“清官大老爺”來拯救自己，期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一個大救星”。有人認為中國老百姓的這種傳統思想，代表了中國文化最深層的“糟粕”，但也有相反的意見，認為這種思想正是中華文明的精華和根基。
不論中國老百姓“盼清官”的思想是好是壞，在中國老百姓的期盼下，在中國的官吏中也相應地產生出一種“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紅薯”的責任感，認為一個人一旦當了官，就有“為民作主，為民請願，為民謀幸福”的責任和義務。海瑞這樣的官，就是在這種責任感和義務感的召喚下，奮不顧身地站出來給皇帝提意見，結果落一個罷官的下場。
同樣，造成彭德懷悲劇的第二個原因，也在於這種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原因。1958年底，身為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去湖南平江考察，看到那裏的老百姓生活還是很艱苦。當時一位負傷致殘的紅軍老戰士，悄悄遞給彭德懷一張紙條。彭德懷打開一看，隻見上麵寫著：“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嚨胡。”彭德懷鄭重地把這張紙條夾在自己的筆記本裏，並寫道：“這是群眾多麽沉痛的呼聲！”這時彭德懷感到他是當官的，有“為民請願”的責任和義務。這這種責任感的感召下，彭德懷奮不顧身地站出來“我為人民鼓與呼”，造成了他的悲劇。【待續】
點評：彭德懷的悲劇（5）
【接前】最後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懷悲劇的個人原因。毫無疑問，如果毛澤東是唐太宗，有納諫和接受批評意見的雅量，那麽彭德懷提意見也不會出現那樣的悲劇結局。但世界上“人無完人”，中國幾千年來的幾百位帝王當中，有納諫和接受批評雅量的，似乎也隻有唐太宗一位，因此用一個“完人”的標準去要求毛澤東，並不是科學的態度。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假設彭德懷本人當了皇帝，他會有納諫和接受批評的雅量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彭德懷以作風粗暴霸道而著名，動不動就罵人，聽不得不同意見，絕不是一個講民主的人。1959年彭德懷被打成“反黨集團”，固然是一個冤案，彭德懷是被害者；可是彭德懷本人也製造過冤案，他也曾經是加害者，彭德懷製造的最著名冤案就是“粟裕冤案”。
在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期間，他的直接下級是總參謀長粟裕大將。彭德懷對粟裕的態度蠻橫霸道，比如粟裕在請示報告上寫“彭副主席並轉呈中央”，彭德懷說：“我不是你的通訊員！”；如果粟裕不寫“彭副主席轉呈”而直接上報中央，彭德懷又說：“怎麽，你想越級告狀？”
1958年5月至7月，彭德懷主持了長達兩個月的軍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上給粟裕強加了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撤銷了粟裕總參謀長的職務。粟裕的第一大罪狀是“野心家，向黨要權”，粟裕為了否認自己是野心家，舉出他過去曾經把官位主動讓給別人的事，彭德懷卻蠻不講理地說：“這正說明你陰險！”。粟裕第二大罪狀是“裏通外國”，隻不過因為粟裕曾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就被彭德懷扣上“裏通外國”的罪名。可歎的是，就在一年後的1959年，彭德懷本人也被扣上同樣的“裏通外國”罪名，正是應驗了冤冤相報的傳說。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粟裕向黨中央寫了一封申訴信，信中說：“在總參工作期間，彭德懷同誌對我專橫跋扈、訓斥謾罵，使我實在難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有一些爭論，他就牽強聯係，混淆是非，給我扣上‘野心家’、‘陰險卑鄙’、‘裏通外國’等莫須有的罪名，企圖把我置於死地。……，近二十多年來，黨內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製自己，沒有提過申訴。現在，我們黨已經取得了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曆史上許多冤假錯案已經陸續糾正。我迫切懇求中央能將彭德懷同誌對我製造的冤案予以甄別，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批判，請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訴。”【待續】
點評：彭德懷的悲劇（6）
【接前】但粟裕1984年離開人世時，他的冤案還沒有平反，直到1994年，才在報紙上間接地承認粟裕1958年受到了錯誤的批判。文革結束後，曆史上的很多冤案都平反了，為什麽粟裕大將的冤案得不到平反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如果粟裕平反了，那就是承認彭德懷本人也製造過冤案，有損於彭德懷的高大形象。因為那時各種媒體已經把彭德懷塑造成一個“為民請願”的“高大全”的清官形象，為了維護彭德懷的形象，隻好犧牲粟裕了。
彭德懷的性格其實跟毛澤東很相像，兩人的作風一樣霸道，如果彭德懷當了主席，他也不會有納諫的雅量。有人說：那時如果是溫文爾雅的周恩來當主席，彭德懷提意見就不會有悲劇結局了。問題是，彭德懷偏偏不喜歡周恩來這樣溫文爾雅的人，甚至看不起周恩來。彭德懷曾對周恩來說：“你們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又說周恩來對毛澤東畢恭畢敬的態度是“馴服、沒骨頭”。周恩來在批彭德懷的時候反駁說：“馴服就是沒有骨頭？所有領導同誌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
看來彭德懷這樣的剛硬之人，非要毛澤東那樣比他更剛硬的人，才能管得住，周恩來這樣溫文爾雅的人，大概是管不住彭德懷的。所以葉劍英元帥在批彭德懷的時候說：“主席還健在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能管得了你？”毛澤東本人也對彭德懷說：“我六十六歲，你六十一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
從上麵一些事情來看，似乎彭德懷是一個蠻橫霸道的人，但實際上彭德懷又有另外一麵。盡管彭德懷對下級幹部很少有笑臉，麵孔常常是緊繃著，看見不順眼的地方就要罵。但彭德懷對底層的士兵和百姓，卻是親切和藹，有說有笑，從不罵他們，是一個“傲上憐下”的人。彭德懷在外地視察，遇到生活比較困難的群眾，他常常會從口袋裏掏出一些錢，塞到對方手裏。1958年彭德懷在湖南視察時，看到一個生產大隊的敬老院連褥單都沒有，被子也破爛不堪，忍不住罵道：“這叫什麽敬老院、幸福院！”彭德懷馬上捐200元，給敬老院添置被褥。
由此可見，一個人的性格是非常複雜的，因此不能把彭德懷的悲劇，簡單地歸咎於個人的原因，而是有更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文化傳統。如果不對中國傳統的社會和文化進行改造，很難保證今後不再出現彭德懷式的悲劇。【本節完】
點評 探究《海瑞罷官》迷案（2）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吳晗以民盟中央委員的身份反戈一擊，積極揭發批判自己的兩位上司：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和羅隆基，還把羅隆基的一封秘密信件公開出來，這確實是置人死地之舉。在反右運動中，吳晗做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用“上綱上線”的語氣聲討說：“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與各方麵的反動分子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們一夥是人民凶惡的敵人！”批倒了章伯鈞和羅隆基之後，吳晗從民盟中央委員，上升成為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8年“大躍進”搞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中共黨內出現一股“畝產十萬斤”之類的，說大話、說假話的浮誇風。對此，毛澤東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上，建議黨員幹部學習“海瑞”精神，敢講真話，敢給領導提意見。“海瑞”是四百多年前明朝的一位大臣，以敢於大膽批評皇帝而著稱。之後，吳晗開始發表讚頌海瑞的係列文章，1959年6月發表《海瑞罵皇帝》，1959年7月發表《海瑞的故事》，1959年9月發表《論海瑞》，而出問題的《海瑞罷官》，則是發表於一年多之後的1961年1月。
這裏引出第二個疑問：吳晗寫《海瑞》係列文章，是毛澤東指示他寫的嗎
有兩個流傳很廣的傳說，聲稱是毛澤東指示吳晗寫《海瑞罷官》，但這兩個傳說都是假的。傳說之一：“1960年底公演，毛澤東在家裏接見海瑞的扮演者，著名京劇表演家馬連良，同他一起吃飯，請他當場清唱海瑞。毛還說：戲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罷官》的文字也寫得不錯，吳晗頭一回寫戲，就成功了。”
事實上，毛澤東從未在“家裏”接見過馬連良，也沒有同他一起吃飯，更沒有表揚《海瑞罷官》寫得不錯。了解毛澤東生活習慣的人都知道，毛澤東對待黨內人士和黨外人士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可以在家裏穿著睡衣召集黨員幹部開會，但從來不會在家裏接見黨外人士。如果毛澤東要接見馬連良這樣的黨外人士，應該是換上一身體麵的衣服，在正式的會客大廳裏接見，而不會“在家裏接見”。詳細介紹馬連良生平的《馬連良傳》中，也沒有提到毛澤東曾經接見過馬連良。
傳說之二：“據吳晗的夫人袁震說，有一次毛澤東請吳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澤東在跟吳晗交談曆史問題時，江青插話，吳晗當即指出江青說得不對，弄得江青很不高興。袁震說：吳晗因此得罪了江青。”這個傳說似乎是想要證明毛澤東曾經與吳晗的私交很好，又證明江青批吳晗是泄私憤。
點評 探究《海瑞罷官》迷案（3）
事實上，毛澤東從未請吳晗吃過飯，當然也就談不上江青插話了。首先，吳晗夫人袁震早在1969年就去世，而在這個傳說中，袁震說話的語境顯然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969年之前的人，不會這麽評論江青。再者，毛澤東極少請人吃飯，那些極少被邀請過的人，也是柳亞子那樣的老朋友、老前輩。而吳晗比毛澤東小16歲，是晚一輩的人，又不是郭沫若那樣的著名文化人，有什麽資格被毛澤東請去吃飯？更不要說是吃狗肉了。
把這兩則傳說排除後，我們可以得到結論：毛澤東與吳晗並沒有朋友式的私人關係，江青與吳晗也沒有個人恩怨。據說1960年9月28日，毛澤東曾將當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贈送給吳晗，並在書上簽字:“吳晗同誌審閱。毛澤東 九月廿八日”。但1960年的毛澤東，還不是神聖的毛澤東，當時很多人都得到過來自毛澤東簽名的《毛選》第四卷贈書，那時候並算不上至高無上的榮譽。所以毛澤東的贈書，並不能成為毛澤東與吳晗有親密私交的證據，更不能認為毛澤東贈書是為了表揚吳晗寫《海瑞罷官》，這兩件事並無關聯性。
那麽毛澤東是否指示過吳晗寫《海瑞》的文章呢？後來張春橋在文革時的講話中提到：毛澤東親口說，他本人沒有提倡過寫海瑞。而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則說，寫海瑞是他個人向吳晗建議的，並不是來自毛澤東的指示。胡喬木說：“我找了吳晗同誌來我家，商請他給《人民日報》寫一篇關於海瑞的文章，他願意寫點文章。”胡喬木隻是說：“宣傳海瑞是毛主席提倡的”，並沒有說這是毛澤東的指示。所以可以肯定，毛澤東本人並沒有指示過吳晗寫《海瑞》係列文章。事實上，吳晗的《海瑞》係列文章發表之後，也從來沒有得到毛澤東的任何稱讚
胡喬木建議吳晗寫《海瑞》的時間是1959年，此時吳晗已經當了十年的北京副市長，應該完全明白官場的常識。胡喬木建議吳晗寫海瑞，這僅僅是胡喬木的個人意見，既不是毛澤東的指示，也不是來自中宣部的指令。吳晗對胡喬木的建議，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這完全取決與吳晗個人的意誌。在這樣的情況下，吳晗寫《海瑞》係列文章，並不是“奉旨”行事，而是個人的自發行為。那麽吳晗自發寫《海瑞》係列文章的動機是什麽呢？很顯然，是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用俗氣一些的話說，就是想迎合和想討好毛澤東。
吳晗是善於從“曆史學家”的角度來迎合毛澤東的。毛澤東讚揚曹操，吳晗就寫文章讚捧曹操。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說：“把曹操看作壞人，這是不正確的。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兩千年也要翻。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這個冤案要翻。”
點評 探究《海瑞罷官》迷案（4）
1959年3月，吳晗很快寫了《談曹操》的係列文章，吳晗在文章中迎合毛澤東的意圖，歌頌曹操說：“曹操喜歡音樂，善草書，是個藝術家；又喜歡打獵，有武藝，是一個好運動員。他是中國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軍事家、第一流的文學家、第一流的詩人。”毛澤東稱讚武則天，吳晗又撰文《談武則天》，歌頌武則天說：“當時唐朝的文化、生產發展，其關鍵主要是武則天統治的這五十年。我們應該說，武則天不止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同時她還是曆史上最偉大的婦女！她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
接下來我們再看疑問之三：吳晗寫的《海瑞罷官》，是反映真實曆史的學術性作品嗎？
讀一下吳晗的《海瑞》係列文章就知道，吳晗在文章中寫的海瑞，並不是曆史上的真人海瑞，而是一個虛構出來的假海瑞。吳晗在文章中改動大量曆史事實，把海瑞虛構成一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與江青《樣板戲》中的“高、大、全”英雄，也相差不多。
吳晗寫的通俗讀物《海瑞的故事》，不顧曆史真相來拔高海瑞的形象。比如，史書上說海瑞“令老仆藝蔬自給”，這句話的意思是“海瑞讓老仆種菜，自給自足”。可是吳晗在《海瑞的故事》裏，卻把這個曆史記載“拔高”成為海瑞親手“自己種菜”，還加上一幅海瑞親手澆菜的插圖。再比如，吳晗在《海瑞的故事》裏說：“海瑞一家吃用都從祖傳的十畝田裏出，時常吃不飽。”史書記載海瑞娶過幾個妻妾，“時常吃不飽”應該是不至於的事。
吳晗在書中還寫道：“海瑞與同鄉青年談學問，講經義，實在餓很了，隻好用手按著肚子，一麵還談著話，客人走了，邊談邊送，不讓人知道他挨餓。”史書的原文是：“海瑞家居十餘年，日為課藝文，說經義，或餒困，時以手撐腹，言無倦厭，即相送出門，猶立談移晷也”。史書隻是說海瑞為了給同鄉講解經義，肚子餓了也顧不上去吃飯，手撐住腹部繼續講。史書原文中根本沒有說海瑞是因為沒錢飯吃而挨餓。
從上述事實來看，吳晗寫的《海瑞》係列文章，並不是學術論文，而是迎合毛澤東意圖的政治小品文。吳晗寫的劇本《海瑞罷官》，從情節到人物形象都是虛構出來的。當然吳晗的《海瑞罷官》是京劇，是文藝作品，是允許虛構的。但是文革之後，不少人把吳晗的《海瑞罷官》定位成了“學術文章”，指責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是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好像吳晗的《海瑞罷官》成了研究海瑞的學術文章。
點評 探究《海瑞罷官》迷案（5）
《海瑞罷官》有多少學術性呢？先看看吳晗寫在《海瑞罷官》前言中的一段話：“這部戲表現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左派海瑞和以徐階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團的鬥爭。”這裏，吳晗武斷地給曆史人物“海瑞”和“徐階”，分別戴上一個“左派”和“右派”的現代政治帽子，用這樣口氣寫的文章，能稱為學術文章嗎？又怎麽進行學術討論呢？
海瑞給皇帝的奏折中有一句“講求天下利害”，吳晗把這句話翻譯成現代漢語“為人民謀些福利”，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以吳晗的古文水平，絕不會誤解這句原文的意思，吳晗是在有意誤導。吳晗在《海瑞》係列文章中，不惜篡改曆史，把古人海瑞描寫成一個“自己親手種菜”、“忍饑挨餓”、“為人民謀福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形象，還給海瑞冠一個“左派”的現在頭銜，這是為什麽呢？
答案其實也很簡單，這是為了迎合領導的政治意圖。毛澤東號召人們“學海瑞”，於是吳晗就把古人海瑞美化成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大形象，隻有這樣高大的海瑞，才符合人們學習的榜樣嘛。
吳晗寫的《海瑞》係列小品文，在人民群眾中間沒有引起什麽反響，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有人喜歡看這種迎合領導意圖的政治小品文，那倒是奇怪了。吳晗寫的京劇《海瑞罷官》上演之後，同樣也沒有引起觀眾的反響，京劇戲迷也不喜歡這出戲，認為它在戲曲上並無大的突破，隻不過是演員的陣容強大，馬連良、裘盛戎等著名演員聯合出演而已。
盡管觀眾對《海瑞罷官》的反應平淡，而報刊界的反響卻相當熱烈，一片好評之聲。不少人撰文稱讚說：“《海瑞罷官》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象的餘地”；“吳晗同誌是一位善於將曆史研究和參加現實鬥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曆史研究的古為今用”，“開辟了一條將自己的曆史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等等。
為什麽報刊界對吳晗的《海瑞罷官》評價這麽高呢？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搞清楚毛澤東對“學海瑞”態度的變化。
毛澤東在1959年4月上海會議上，鼓勵黨員幹部學習“海瑞”，勇於講真話，敢於給領導提意見。沒想到僅僅三個月之後，真有彭德懷這麽一個“海瑞”跳了出來，大膽給毛澤東提意見了。這不免讓毛澤東感到尷尬，因為批大膽提意見的彭德懷，顯然與他提倡的“學海瑞”自相矛盾。在廬山會議批彭德懷的時候，毛澤東不得不把“批彭德懷”與“學海瑞”之間的矛盾，進行一些辯解。毛澤東說：“我四月份在上海提倡學海瑞。現在有人講，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出現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明朝的海瑞’是左派，可是‘現在的海瑞’搬家了，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著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們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變了右派我就不高興呀，我就要跟這種右派海瑞作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