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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海瑞罷官》迷案

(2019-03-27 09:50:29) 下一個

點評:探究《海瑞罷官》迷案

(此文節錄於崇新嶽先生所著《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一書—— 煌煌雄文, 可以破解文革諸多疑難, 值得一讀)

  (1)

  一般認為,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對於這件事,現在的主流觀點是:書生氣十足的曆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遵照毛澤東“學海瑞”的號召,單純地寫了一個學術性的劇本《海瑞罷官》,之後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場巨大政治鬥爭,最後悲慘地成為政治鬥爭犧牲品。

  然而這種主流的說法,經得起曆史的考證嗎?對於這種主流說法,有幾個基本的疑問。

  疑問之一:吳晗是無辜地被卷入政治鬥爭的學者,還是主動投身於政治鬥爭的政治家?

  疑問之二:吳晗寫《海瑞罷官》,是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寫的,還是他本人自發寫的?

  疑問之三:吳晗寫的《海瑞罷官》,是反映真實曆史的學術性作品,還是虛構曆史的文藝性作品?

  疑問之四:吳晗寫的《海瑞罷官》,真的沒有替彭德懷鳴冤叫屈的意思嗎?

  疑問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罷官》,是完全無理取鬧?還是有一定道理?

  下麵我們就來逐個分析這些疑問。先看第一個疑問:吳晗學者是無辜卷入政治鬥爭的學者嗎?

  吳晗,1909年生,比毛澤東小16歲。1931年,22歲的吳晗考入清華大學史學係,專攻明史研究,曾受到當時文壇巨人胡適的青睞和關照.吳晗畢業後,28歲就當上大學教授,可謂少年得誌。這段時期,吳晗毫無疑問是純粹的學者。1943年,34歲的吳晗加入政黨“中國民主同盟”,開始從事反對蔣介石政權的政治活動。此後的吳晗,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學者,而是政治家兼學者了。中國民主同盟是當時中國的第三大政黨,僅次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40歲的吳晗以“民盟中央委員”的身份參政,出任北京市副市長和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當時所謂的“學部委員”,就是現在的“院士”。此後,吳晗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市副市長的工作上,他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間,沒有搞過專門的學術研究,基本上完全離開了學術研究行列。此時吳晗的身份,應該說是具有“院士”頭銜的政治家。

  1957年,吳晗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對外的公開身份仍然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這時,吳晗就成為中共的地下黨員,不同的是,他不是打入國民黨內部的地下黨,而是打入民主同盟內部的地下黨。民盟的黨員們,不知道吳晗的底細,依然把吳晗看成是“自己人”,敢沒有顧慮地對他講心裏話,吳晗再把這些情況匯報給中共,有利於中共了解和掌控民盟內部的情況。

  (2)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吳晗以民盟中央委員的身份反戈一擊,積極揭發批判自己的兩位上司: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和羅隆基,還把羅隆基的一封秘密信件公開出來,這確實是置人死地之舉。在反右運動中,吳晗做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用“上綱上線”的語氣聲討說:“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與各方麵的反動分子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們一夥是人民凶惡的敵人!”批倒了章伯鈞和羅隆基之後,吳晗從民盟中央委員,上升成為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8年“大躍進”搞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中共黨內出現一股“畝產十萬斤”之類的,說大話、說假話的浮誇風。對此,毛澤東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上,建議黨員幹部學習“海瑞”精神,敢講真話,敢給領導提意見。“海瑞”是四百多年前明朝的一位大臣,以敢於大膽批評皇帝而著稱。之後,吳晗開始發表讚頌海瑞的係列文章,1959年6月發表《海瑞罵皇帝》,1959年7月發表《海瑞的故事》,1959年9月發表《論海瑞》,而出問題的《海瑞罷官》,則是發表於一年多之後的1961年1月。

  這裏引出第二個疑問:吳晗寫《海瑞》係列文章,是毛澤東指示他寫的嗎

  有兩個流傳很廣的傳說,聲稱是毛澤東指示吳晗寫《海瑞罷官》,但這兩個傳說都是假的。傳說之一:“1960年底公演,毛澤東在家裏接見海瑞的扮演者,著名京劇表演家馬連良,同他一起吃飯,請他當場清唱海瑞。毛還說:戲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罷官》的文字也寫得不錯,吳晗頭一回寫戲,就成功了。”

  事實上,毛澤東從未在“家裏”接見過馬連良,也沒有同他一起吃飯,更沒有表揚《海瑞罷官》寫得不錯。了解毛澤東生活習慣的人都知道,毛澤東對待黨內人士和黨外人士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可以在家裏穿著睡衣召集黨員幹部開會,但從來不會在家裏接見黨外人士。如果毛澤東要接見馬連良這樣的黨外人士,應該是換上一身體麵的衣服,在正式的會客大廳裏接見,而不會“在家裏接見”。詳細介紹馬連良生平的《馬連良傳》中,也沒有提到毛澤東曾經接見過馬連良。

  傳說之二:“據吳晗的夫人袁震說,有一次毛澤東請吳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澤東在跟吳晗交談曆史問題時,江青插話,吳晗當即指出江青說得不對,弄得江青很不高興。袁震說:吳晗因此得罪了江青。”這個傳說似乎是想要證明毛澤東曾經與吳晗的私交很好,又證明江青批吳晗是泄私憤。

  (3)

  事實上,毛澤東從未請吳晗吃過飯,當然也就談不上江青插話了。首先,吳晗夫人袁震早在1969年就去世,而在這個傳說中,袁震說話的語境顯然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969年之前的人,不會這麽評論江青。再者,毛澤東極少請人吃飯,那些極少被邀請過的人,也是柳亞子那樣的老朋友、老前輩。而吳晗比毛澤東小16歲,是晚一輩的人,又不是郭沫若那樣的著名文化人,有什麽資格被毛澤東請去吃飯?更不要說是吃狗肉了。

  把這兩則傳說排除後,我們可以得到結論:毛澤東與吳晗並沒有朋友式的私人關係,江青與吳晗也沒有個人恩怨。據說1960年9月28日,毛澤東曾將當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贈送給吳晗,並在書上簽字:“吳晗同誌審閱。毛澤東 九月廿八日”。但1960年的毛澤東,還不是神聖的毛澤東,當時很多人都得到過來自毛澤東簽名的《毛選》第四卷贈書,那時候並算不上至高無上的榮譽。所以毛澤東的贈書,並不能成為毛澤東與吳晗有親密私交的證據,更不能認為毛澤東贈書是為了表揚吳晗寫《海瑞罷官》,這兩件事並無關聯性。

  那麽毛澤東是否指示過吳晗寫《海瑞》的文章呢?後來張春橋在文革時的講話中提到:毛澤東親口說,他本人沒有提倡過寫海瑞。而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則說,寫海瑞是他個人向吳晗建議的,並不是來自毛澤東的指示。胡喬木說:“我找了吳晗同誌來我家,商請他給《人民日報》寫一篇關於海瑞的文章,他願意寫點文章。”胡喬木隻是說:“宣傳海瑞是毛主席提倡的”,並沒有說這是毛澤東的指示。所以可以肯定,毛澤東本人並沒有指示過吳晗寫《海瑞》係列文章。事實上,吳晗的《海瑞》係列文章發表之後,也從來沒有得到毛澤東的任何稱讚

  胡喬木建議吳晗寫《海瑞》的時間是1959年,此時吳晗已經當了十年的北京副市長,應該完全明白官場的常識。胡喬木建議吳晗寫海瑞,這僅僅是胡喬木的個人意見,既不是毛澤東的指示,也不是來自中宣部的指令。吳晗對胡喬木的建議,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這完全取決與吳晗個人的意誌。在這樣的情況下,吳晗寫《海瑞》係列文章,並不是“奉旨”行事,而是個人的自發行為。那麽吳晗自發寫《海瑞》係列文章的動機是什麽呢?很顯然,是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用俗氣一些的話說,就是想迎合和想討好毛澤東。

  吳晗是善於從“曆史學家”的角度來迎合毛澤東的。毛澤東讚揚曹操,吳晗就寫文章讚捧曹操。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說:“把曹操看作壞人,這是不正確的。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兩千年也要翻。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這個冤案要翻。”

  (4)

  1959年3月,吳晗很快寫了《談曹操》的係列文章,吳晗在文章中迎合毛澤東的意圖,歌頌曹操說:“曹操喜歡音樂,善草書,是個藝術家;又喜歡打獵,有武藝,是一個好運動員。他是中國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軍事家、第一流的文學家、第一流的詩人。”毛澤東稱讚武則天,吳晗又撰文《談武則天》,歌頌武則天說:“當時唐朝的文化、生產發展,其關鍵主要是武則天統治的這五十年。我們應該說,武則天不止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同時她還是曆史上最偉大的婦女!她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

  接下來我們再看疑問之三:吳晗寫的《海瑞罷官》,是反映真實曆史的學術性作品嗎?

  讀一下吳晗的《海瑞》係列文章就知道,吳晗在文章中寫的海瑞,並不是曆史上的真人海瑞,而是一個虛構出來的假海瑞。吳晗在文章中改動大量曆史事實,把海瑞虛構成一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與江青《樣板戲》中的“高、大、全”英雄,也相差不多。

  吳晗寫的通俗讀物《海瑞的故事》,不顧曆史真相來拔高海瑞的形象。比如,史書上說海瑞“令老仆藝蔬自給”,這句話的意思是“海瑞讓老仆種菜,自給自足”。可是吳晗在《海瑞的故事》裏,卻把這個曆史記載“拔高”成為海瑞親手“自己種菜”,還加上一幅海瑞親手澆菜的插圖。再比如,吳晗在《海瑞的故事》裏說:“海瑞一家吃用都從祖傳的十畝田裏出,時常吃不飽。”史書記載海瑞娶過幾個妻妾,“時常吃不飽”應該是不至於的事。

  吳晗在書中還寫道:“海瑞與同鄉青年談學問,講經義,實在餓很了,隻好用手按著肚子,一麵還談著話,客人走了,邊談邊送,不讓人知道他挨餓。”史書的原文是:“海瑞家居十餘年,日為課藝文,說經義,或餒困,時以手撐腹,言無倦厭,即相送出門,猶立談移晷也”。史書隻是說海瑞為了給同鄉講解經義,肚子餓了也顧不上去吃飯,手撐住腹部繼續講。史書原文中根本沒有說海瑞是因為沒錢飯吃而挨餓。

  從上述事實來看,吳晗寫的《海瑞》係列文章,並不是學術論文,而是迎合毛澤東意圖的政治小品文。吳晗寫的劇本《海瑞罷官》,從情節到人物形象都是虛構出來的。當然吳晗的《海瑞罷官》是京劇,是文藝作品,是允許虛構的。但是文革之後,不少人把吳晗的《海瑞罷官》定位成了“學術文章”,指責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是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好像吳晗的《海瑞罷官》成了研究海瑞的學術文章。

  (5)

  《海瑞罷官》有多少學術性呢?先看看吳晗寫在《海瑞罷官》前言中的一段話:“這部戲表現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左派海瑞和以徐階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團的鬥爭。”這裏,吳晗武斷地給曆史人物“海瑞”和“徐階”,分別戴上一個“左派”和“右派”的現代政治帽子,用這樣口氣寫的文章,能稱為學術文章嗎?又怎麽進行學術討論呢?

  海瑞給皇帝的奏折中有一句“講求天下利害”,吳晗把這句話翻譯成現代漢語“為人民謀些福利”,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以吳晗的古文水平,絕不會誤解這句原文的意思,吳晗是在有意誤導。吳晗在《海瑞》係列文章中,不惜篡改曆史,把古人海瑞描寫成一個“自己親手種菜”、“忍饑挨餓”、“為人民謀福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形象,還給海瑞冠一個“左派”的現在頭銜,這是為什麽呢?

  答案其實也很簡單,這是為了迎合領導的政治意圖。毛澤東號召人們“學海瑞”,於是吳晗就把古人海瑞美化成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大形象,隻有這樣高大的海瑞,才符合人們學習的榜樣嘛。

  吳晗寫的《海瑞》係列小品文,在人民群眾中間沒有引起什麽反響,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有人喜歡看這種迎合領導意圖的政治小品文,那倒是奇怪了。吳晗寫的京劇《海瑞罷官》上演之後,同樣也沒有引起觀眾的反響,京劇戲迷也不喜歡這出戲,認為它在戲曲上並無大的突破,隻不過是演員的陣容強大,馬連良、裘盛戎等著名演員聯合出演而已。

  盡管觀眾對《海瑞罷官》的反應平淡,而報刊界的反響卻相當熱烈,一片好評之聲。不少人撰文稱讚說:“《海瑞罷官》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象的餘地”;“吳晗同誌是一位善於將曆史研究和參加現實鬥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曆史研究的古為今用”,“開辟了一條將自己的曆史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等等。

  為什麽報刊界對吳晗的《海瑞罷官》評價這麽高呢?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搞清楚毛澤東對“學海瑞”態度的變化。

  毛澤東在1959年4月上海會議上,鼓勵黨員幹部學習“海瑞”,勇於講真話,敢於給領導提意見。沒想到僅僅三個月之後,真有彭德懷這麽一個“海瑞”跳了出來,大膽給毛澤東提意見了。這不免讓毛澤東感到尷尬,因為批大膽提意見的彭德懷,顯然與他提倡的“學海瑞”自相矛盾。在廬山會議批彭德懷的時候,毛澤東不得不把“批彭德懷”與“學海瑞”之間的矛盾,進行一些辯解。毛澤東說:“我四月份在上海提倡學海瑞。現在有人講,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出現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明朝的海瑞’是左派,可是‘現在的海瑞’搬家了,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著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們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變了右派我就不高興呀,我就要跟這種右派海瑞作鬥爭。”

  (6)

  毛澤東這裏說的“現在的海瑞”和“右派海瑞”,當然指的就是彭德懷。毛澤東把海瑞分為“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顯然是非常牽強的。眾高官心裏也都清楚,毛澤東的這番解釋,不過是自找麵子下台而已。從此之後,毛澤東不再談學海瑞的話題了,因為學海瑞成了毛澤東心裏的一塊傷疤,誰要是再提學海瑞,那就等於是揭毛澤東的傷疤。所以,毛澤東對“學海瑞”的態度,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9年4月到7月的三個月間,這段時間內毛澤東是積極提倡學海瑞的;而在1959年7月之後,因為打倒彭德懷與“學海瑞”存在明顯的矛盾,此後毛澤東再不願提起學海瑞這件事了。

  這裏我們就來考察一下疑問之四:吳晗寫的《海瑞罷官》,有沒有替彭德懷鳴冤叫屈的意思?

  我們先看一下吳晗《海瑞》係列文章的時間表。吳晗的前兩篇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的故事》,分別發表於1959年6月和7月,在彭德懷被打倒之前,所以這兩篇文章沒什麽問題;第三篇《論海瑞》發表於1959年9月,在彭德懷打倒之後,這篇就有點問題了,因為此時毛澤東對“學海瑞”的態度已經明顯改變。

  因此,吳晗在1959年9月發表的《論海瑞》最後,畫蛇添足地加了一段話:“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對派’,但他們同海瑞相反。這樣的人,專門反對好人好事,反對人民事業,反對社會主義事業,和曆史上的海瑞毫無共同之點。廣大人民一定要把這種人揪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聲,不許假冒海瑞!讓人民群眾看清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本來麵目,根本不是什麽海瑞!”

  吳晗在文尾說的“假冒海瑞”和“右傾機會主義”,顯然指的是彭德懷。雖說吳晗的級別不夠參加廬山會議,但他也很快知道毛澤東對學海瑞態度的轉變,所以特別在文章末尾給彭德懷扣上一個“假冒海瑞”的帽子,以符合打倒彭德懷的政治形勢。

  1959年7月打倒彭德懷之後,高官們都知道毛澤東不想再提學海瑞了。此後,為毛澤東著想的人,比如毛澤東的鐵杆林彪、柯慶施等人,就再也不提有關海瑞的話題了。可是吳晗在1961年1月,偏偏要來揭毛澤東的傷疤,又發表歌頌海瑞的劇本《海瑞罷官》,還特別醒目地加上“罷官”兩個字,難道吳晗真的不知道毛澤東對學海瑞態度的變化嗎?

  從吳晗過去的表現來看,他完全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完全懂得迎合領導的官場學。從吳晗在《論海瑞》中不點名地批判彭德懷是“假冒海瑞”,從吳晗在《海瑞罷官》中稱呼海瑞為“左派海瑞”等等行動來看,吳晗是完全知道毛澤東對學海瑞態度發生了轉變。吳晗明明知道這時候再提起“學海瑞”,就是揭毛澤東的傷疤,就是跟毛澤東過不去,那為什麽他還要在1961年1月發表劇本《海瑞罷官》,並且排戲公演呢?

  (7)

  這裏人們自然會想到吳晗的後台,北京市長彭真,以及彭真的後台劉少奇。在1961年發表《海瑞罷官》的客觀效果,顯然是對毛澤東不利的,《海瑞罷官》除了有損於毛澤東的威信之外,不可能有提高毛澤東威信的作用。那麽又是誰希望看到毛澤東的威信下降呢?這個答案應該是比較清楚了。

  吳晗在1959年發表《海瑞》係列文章的時候,毫無疑問是迎合和支持毛澤東的政治意圖,而他在1961年發表《海瑞罷官》的時候,無疑就是迎合和支持劉少奇的政治意圖了。吳晗是個聰明人,他大概看出,毛主席的時代過去了,今後是劉主席的時代了,所以開始迎合劉主席的政治意圖了。更有可能的是,吳晗寫《海瑞罷官》,是得到上麵的暗示。所以在吳晗的劇本發表後,劉少奇掌控的報刊宣傳界,對吳晗的劇本大為叫好。

  吳晗後來辯解說,他寫《海瑞》是在彭德懷被打倒之前,不可能預測到後來彭德懷會被打倒,所以他沒有為彭德懷翻案的意思。吳晗的這個辯解太蒼白無力了。

  打個比方,有人在1965年寫一篇讚美劉少奇的文章,1966年劉少奇被打倒之後,該人在1967年重新發表這篇讚美劉少奇文章。有人指責該人發表這篇文章是為劉少奇翻案,該人辯解說:“我寫這篇文章是在劉少奇被打倒之前的1965年,我不可能預測到1966年劉少奇會被打倒,所以我沒有為劉少奇翻案的意思。”這樣的辯解能成立嗎?

  有沒有翻案企圖的關鍵,不是看文章寫於什麽時候,而是看文章發表於什麽時候。雖說吳晗在彭德懷被打倒之前就寫了《海瑞》,但他在彭德懷被打倒之後,又把《海瑞》搬出來發表,這就明顯有為彭德懷翻案的意思了。後來有人替吳晗辯解說:“吳晗並沒有替彭德懷翻案的意思,是毛澤東誤解了吳晗。”其實不是毛澤東誤解了吳晗,而是那些替吳晗辯解的人誤解了吳晗。毛澤東這樣的頂級政治家,是不會那麽簡單就被忽悠的。

  因此,說吳晗寫《海瑞罷官》沒有為彭德懷鳴冤叫屈的意思,是說不過去的。其實,吳晗寫《海瑞罷官》為彭德懷鳴冤叫屈,又有什麽不好呢?

  最後,我們探討一下疑問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罷官》,是完全沒有道理嗎?

  吳晗的《海瑞罷官》在劇情上並沒有突破,基本上是一個老套的舊式清官戲。戲裏故事是地方惡霸與官員勾結,欺壓百姓,海瑞微服私訪,了解到人民的冤情,嚴懲了惡霸和貪官,為民伸冤。在《海瑞罷官》的結尾,出現眾貧民對海瑞頂禮膜拜的場景,眾貧民感恩叩頭說:“有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後有好日子過了。”然後眾貧民齊聲同唱對海瑞的讚歌:“今日裏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園,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

  (8)

  《海瑞罷官》的背後在講這樣一個道理:人民的冤苦都是貪官汙吏造成的,與舊中國的體製沒有關係。人民有了冤苦,也沒有必要起來鬥爭,隻要耐心等待,等待海瑞式的清官站出來“為民作主”,人民就可以不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罷官》與舊中國的清官戲一樣,讚美清官,宣揚“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思想,認為人民的幸福是清官恩賜的,人民要對他們感恩戴德。人民要想幸福,沒有必要去改革不合理的政治體製,更不需要革命,隻需等待清官的降臨,隻要清官一到,就會把貪官汙吏一掃而光,人民的好光景馬上就降臨了。《海瑞罷官》宣揚的這種封建思想,明顯與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格格不入。

  其實,《海瑞罷官》這樣的戲,就是按照今天的標準,也是有爭議的作品。前些年中國播放了一些讚美皇帝的電視連續劇,就引起不少人的爭議。在1965年馬克思主義統治中國的時候,《海瑞罷官》這種在思想上反馬克思主義的戲,受到批判是絲毫不奇怪的事。然而事實上,從《海瑞罷官》出籠到被姚文元批判的四年多時間裏,《海瑞罷官》沒有受到過任何人的質疑,公然演出,一片好評,這倒是奇怪的事了。

  姚文元寫的《評/海瑞罷官》的中心思想,就是批《海瑞罷官》公然宣揚和讚美封建思想,反對馬克思主義。姚文元批《海瑞罷官》,並非完全無理取鬧,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出籠後,彭真曾組織一些人對姚文元的批判文章進行反駁,但與姚文元的文章相比,那些反駁文章都顯得無力。一來是姚文元的文章寫得好,二來是姚文元的文章擊中了《海瑞罷官》讚美封建思想的要害。

  以上我們對圍繞《海瑞罷官》的五個疑問進行了探究,推論出這樣的曆史案情:

  吳晗寫《海瑞罷官》,不是為了學術研究,也不是為了藝術而藝術,而是為了迎合某個人的政治意圖;同樣,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也是為了迎合另外一個人的政治意圖。吳晗是自發地、或者受到別人暗示寫出一個政治意圖性很強的《海瑞罷官》,結果引燃了一場政治大火災。如果說吳晗是這場火災的受害者,那麽最後姚文元也被這場大災燒到監獄裏去了。自古以來就有“玩火者自焚”的古訓,吳晗寫《海瑞罷官》是玩政治之火,姚文元寫《評/海瑞罷官》也是玩政治之火,當玩火者發現火燒到自己身上的時候,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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