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算的政治冒險—— 潘漢年案 新解
潘漢年早年曾是知名的左翼作家，左聯成立前， 已經頗富文名。 其著者如加入郭沫若等發起的創造社， 圍攻魯迅， 譏魯迅“滿口黃牙”，魯迅則反唇相譏：“革命文學家，要年輕貌美，齒白唇紅，如潘漢年葉靈鳳輩。”後因中共“團結魯迅尊重魯迅”的明確方針， 又主動與魯迅修和， 獲魯迅諒解， 此也為魯迅成為左聯盟主之契機。
潘漢年是中共最早的黨員，與博古等當時著名的28個半交從甚密， 1933年， 因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被捕，潘漢年有暴露之虞， 遂撤出上海轉至中央蘇區 。遵義會議後，1935年2月 ，紅軍在雲南某地休整時，博古找來潘漢年與談遵義會議 ， 稱中央重新起用毛澤東是為了借重毛之獨特軍事才能， 擺脫當時困境。博古並強調說：“交權不僅是交印章、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產國際交代，讓他們批準張聞天接班。這個工作必須由你作。因為我和王明約定的秘密聯絡員是你，隻有你去了，他才會相信。為預防萬一，我和周恩來決定讓陳雲也去。你們分開走，匯報以你為主，陳去補充。”據雲此次推心置腹的交談曆時近四個小時， 激切之際， 雙雙落淚， 可見兩人相交之深。後潘遂赴莫斯科。
當潘漢年身負新的中蘇聯絡密碼返回延安途中， 因完成王明任務遲返延安數月之久，1936年8月， 毛澤東曾就此事專門評論潘漢年道：“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這麽重要的密電碼放在腦子裏九個月，不積極返回中央根據地，把密碼交給機要處後再去辦別的事，卻讓我們在這裏急等，耽誤了大事，這樣的人‘不可信用’。”毛還說：“博古、王明很看重他，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對王明安排的任務比交密電碼給中央還看得重。”
潘漢年之結密王明集團， 固然有當時王明集團權勢獨大的原因， 此外，同為文人的 意氣相投， 也是重要因素。 也因此， 潘漢年終其一生， 絕非毛之親信。
潘漢年後來即被長期任派 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長，主要負責在敵占區上海、南京等地的特工工作。在抗戰時期， 準確說是1943年， 潘漢年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富傳奇色彩、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曆史： 秘訪汪精衛。
頗有世人謠傳潘之訪汪， 係得自毛之密令。 毛後來翻臉不認人， 置潘政治生命斷送。略為分析， 便知荒謬。此謠最大漏洞， 就是無法解釋為什麽潘漢年會主動坦白交代此事。 試想， 如果潘密訪汪得自毛之密令，而毛又曾為國民黨傳揚此事親自辟謠， 則潘密隱此秘， 方為合理。 坦白此事， 除令毛陷入無法自解的難堪之外， 對毛絕不可能有其他良性影響。 其時毛的威信如日中天， 潘為自己政治生命， 絕不會行此蠢事。
然而， 以情理論， 潘之訪汪， 又絕不可能是個人頭腦發熱的莽撞行為。 略有政治經曆的人都知道， 私訪敵國， 互通有無， 屬於確鑿的通敵間諜行為， 放到任何時代， 都是不可寬怠而有失人格的行徑。 潘作為成熟的政治家 ，如果真的私行此事， 縮頭龜尾不露行跡還來不及， 何愚蠢至自露其醜， 遭人唾罵之餘， 還要身受終生淪喪之禍。 關鍵之處在於， 當年毛在延安已經專門唯此辟謠， 潘並沒有暴露此醜的危機。
所以， 潘所以坦白此事， 斷然因為潘有推諉之由： 就是說， 潘可以把訪汪精衛之主要責任， 推給別人。 這個別人， 當然不會是毛澤東， 也不可能是任何如日中天的其他人物， 而隻能是潘曾經的正在倒黴的某位領導。
這個領導就是饒漱石。
抗戰期間新四軍，深陷蔣軍、日軍、汪偽軍之中， 可謂腹背受敵，處境 遠比八路軍困難， 可謂危如覆卵， 皖南事變就是其集大成者。 時新四軍因為全力防範蔣軍， 饒漱石作為新四軍新任掌門人，為利於新四軍生存， 欲與汪日密達成“和平共存、互不侵犯”的秘密協議， 而潘漢年正是身負如此重任的使者。 潘漢年曾說：“新四軍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要立即占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方麵要給新四軍有一定的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襲擊和破壞鐵路交通線。”—— 這正是這個協議的條件。
然而國民黨情報機關不是吃閑飯的， 潘漢年秘密接觸過汪日之後，國民黨特務很快就得到情報，並在報端披露。 時潘漢年矢口否認。 毛澤東也因之而批發了中央的辟謠電報， 文稱：“至於敵偽及國民黨各特務機關說漢年到南京與日方談判並見過汪精衛等等，完全是造謠汙蔑。望告情報係統的同誌千萬勿聽信此種謠言致中敵人奸計。”
後來中共建政 ， 此事遂為雲煙，如無潘之主動坦白， 幾絕無可能再有人翻此舊賬。 然有趣的是， 何以潘卻非得要坦白此事呢？
原因就在於， 饒漱石是潘的上級， 潘屬於饒係列。 當是時也， 正是高饒集團被揭露之際。 一榮即榮一損即損是官場的定理， 饒漱石之倒台，必將累及潘漢年，則潘之丟官降職也勢在必然。
然而， 潘也並不是沒有絲毫的翻盤機會。 反戈一擊就是政治逆境中脫困的常見招數。
鑒於毛對國民黨揭潘會汪的態度， 很顯然， 饒漱石令潘會汪之事， 並未請示中央。 則饒漱石此舉， 可謂不可見人的隱秘， 揭露出來， 無異於對政治困境中饒漱石又下一重石， 因而博得其政敵之歡心。 當然， 會汪日之事， 雖令出於饒漱石， 潘漢年也脫不了幹係， 因為他畢竟是執行者。 所以潘漢年此舉， 實在是有冒險的成分的。 然而潘曆搞特工政治，素來習慣了冒險， 也 深知冒險是搞政治的必修課， 況且此事主責在饒， 麵對丟官降職的必然命運，這個險還是值得冒的 ！
應該說， 潘的坦白確實改變了饒漱石的命運。 本來， 在高饒敗事後， 毛澤東與中共高層最初研究的對高崗、饒漱石的處理，還是相當寬的， 不過是撤銷高崗和饒漱石在中央的職務，保留黨籍，降級使用， 給予相當待遇和出路而已。
待潘坦白之後， 饒漱石定性頓然升級， 饒漱石從此眾生軟禁， 宣布了政治生命死亡。
然而， 潘最終還是失算了。 潘的失算， 在於誤判了當時的政治形勢。 高饒的政敵劉少奇， 其實並非毛的隊友。 打倒高饒， 毛實出於不得已。因此， 潘對饒漱石之反戈一擊， 並非對毛的支持。 而毛雖在高饒問題上有失算之處， 但毛並未因此而失去掌控中國政治的權威。 政治走勢， 還是取決於毛而非劉。 毛素來極為重用膽識之士， 而對下屬結團成夥自行其事極為警惕， 更厭惡政治上的投機和不敢擔當。 比如張春橋敢冒政治巨險而否定中央決議， 私自承認上海工人入京請願為革命行為， 毛立即青眼有加， 終生看重。 而一旦毛看到投機和政治不能擔當的下屬， 雖親信毛也不惜剪滅。 比如文革中曾經得勢一時的姚登山王力， 就是因為火燒英國大使館代辦處危機時甘做縮頭烏龜不敢擔當， 而立遭剪除。 潘的坦白， 恰恰犯了毛的這兩個大忌， 其冒險失算， 實也必然！ 所謂機關算盡太聰明， 反誤了卿卿性命， 此之謂也！可發一歎！
（本文是參考多篇網絡文字， 尤《高崗事件始末》一書脈絡， 敷衍成篇， 不敢掠美， 特為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