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一篇辯證逄先知反駁戚本禹的文章， 題目是 《看逄先知如何反駁戚本禹——比較特權邏輯和草根邏輯之間的歧異 》， 作者老田。 原文出處： http://www.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1618
因原文過於冗長， 故筆者做了刪節， 但看起來還是太長了一點， 但如再行刪節， 就再難體現原文的精髓， 所以也隻能如此， 用以就正網友 所轉 揭穿《戚本禹回憶錄》中的謊言一文。
文中標題是筆者總結原作者文意而加的。 標題下文字屬原文， 歡迎大家對此文進行批判。 ）
一、逄先知文章呈現的居高臨下的審罪心理優勢並無根據
逄先知等人一開篇就氣勢奪人，說戚本禹是一個罪犯，“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打砸搶罪，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還說“戚本禹犯罪事實，人所共知，件件落實。”（上部分P20）通過宣布戚本禹為犯罪分子，然後就逄先知獲得了對待罪犯的空前心理優勢，
不過，逄先知先生應該能夠接觸到1979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其中明確規定：對於當時政策和法律不認為犯罪的事實是不能夠作為犯罪來看待的。壇 - "http://washeng.net"
而逄先知因為其對法律的無知， 而造成的不尊重論敵人格的心理， 必然延伸到對於事實和邏輯的不尊重
二、能因為毛看了曾希聖的電報流淚，就確定戚本禹說謊邀功嗎？
戚本禹回憶錄說毛主席是看了他上送的材料之後，為毒蛇咬死的農民而流淚了。逄先知的反駁說這是看了曾希聖的電報流淚的，這個反駁在邏輯上不夠周延，為了推理周延需要增加一個小前提：毛澤東隻為此流淚過一次，而這一次流淚是在看到曾希聖電報時流淚的，據此才能夠得出邏輯周延的結論——戚本禹說了假話。因為推理缺少了至關重要的小前提，因此就不足以駁倒戚本禹，在邏輯上還遺留了這樣一個空白：毛主席可能不止一次流淚。（上部分P22-23） ..
三. 戚 參與編輯毛選集問題
由於極度忽視邏輯要求，在反駁戚本禹參編毛澤東選集時也一樣出現了漏洞，戚本禹說自己參加過1-3卷的文章編輯過程。逄先知的反駁卻說直到1953年才出版完畢，在時間上戚本禹有著“不在場”的證據，這個不在場的證據其實是無效的，其間的邏輯漏洞是：如果假定編輯過程是在編完一卷（或一篇）之後才進行下一卷（或一篇）的編輯作業，否則的話，完全有可能是先全部過一遍再逐次完成。逄先知要進行邏輯周密的反駁，需要指出一個從頭到尾都隻存在著嚴格按照順序進行編輯作業的史實，某月某日隻進行到某卷某篇，此後戚本禹就沒有參加了，我們很遺憾地看到，逄先知先生沒有提供這樣的史實。
四、小人物大人物問題
（月潛按： 國人盲目否定小人物而盲目崇拜大人物的奴性痼疾非逄先知所獨有！）
在另外一處，逄先知等人似乎說“沒有權力就沒有智慧和發現問題的能力”，這個說法很容易在草根讀者那裏激起反感。逄先知等人是這樣說的：“在戚本禹筆下，在解決群眾失業問題上所起的作用，連周總理等老一代革命家，還有那麽多中央委員，都不如戚本禹這個‘小秘書’，太狂妄了吧！”（上部分P27）這段話的言下之意，好像隻有大人物才有慧眼能夠洞察世事，真理永遠是跟著權力和地位走的，逄先知為什麽會有這種奇怪的想法，真很讓人疑惑不解？！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1973年推動解決知青問題的肇因，就是基於一個比戚本禹還要小的人物——福建一位小學教師李慶霖來信。
更何況，毛主席自己始終堅持中央決策機關隻是一個加工廠而不是設計院，隻能夠加工來自群眾的材料，而逄先知等人在決策方麵如果真是持有這個觀點的話，應該說是與毛澤東本人的認識是尖銳對立的。這一次由逄先知領銜的作者群體中間，還有幾位的工作性質都是要將來自民間的“加工材料”上送毛主席，難道每一次上送的材料都是在周總理等老革命家和中央委員完全知情的情況下才上送的嗎？如果接觸到一件老革命家和中央委員未能及時知情的材料，是不是就會堅決拒絕上送呢？
逄先知還把自己的觀點，不加甄別地當做事實推薦給讀者，他根據自己的想象認為劉少奇不可能以“將軍”式的口氣對毛主席發問，並把這個作為事實去反駁戚本禹，應該說這是違背草根邏輯要求的。更進一步，逄先知說毛主席也沒有在回答中間提到張霖之等名字，還說戚本禹是根據不實的材料“演義出”一個毛劉對話內容。（下部分P5-6）但根據劉源的回憶，這個事情是切實存在的。逄先知說戚本禹是依據“不實的材料”——大概是指劉源的回憶內容不真。鑒於劉源的材料在國內公開出版已經十多年了，逄先知及其文獻研究室的手下都沒有出麵反駁，無疑已經贏得了部分社會公眾的信任；這一次因為戚本禹回憶錄提到相關內容，就輕描淡寫地還不加辯駁就說這是假材料，這可能會給讀者留下不好的印象，要是假材料一出來逄先知等人就立即公開反駁，顯然就能夠贏得讀者更高程度的信任。
據劉源等人回憶：“根據劉少奇向劉源的簡述，以及‘文革’後安子文同誌對劉源的三次回憶來論述。”“劉少奇仍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麽可能有什麽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王光美，劉源等著;郭家寬編《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15-116頁】
五、戚本禹到底在四川種過試驗田問題
為反駁戚本禹說毛主席吩咐他們下去種試驗田的事情， 逄先知提供了另外的說法：“當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帶些人下去主要是搞調查，了解農村情況，整頓人民公社，貫徹剛剛閉幕的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壓根兒就沒提過什麽種試驗田的問題。”（中部分P23）對於這個說法，逄先知還搜集了的其他證人和證言，並使用了很大篇幅選載了自己當時的工作日記。 ...華嶽論壇 - "http://washeng.net"
逄先知反駁說根本不存在種試驗田一事，優勢是有其他人的證言。戚本禹說毛主席要求下去種試驗田，優勢是時間方麵存在著無法偽造的“情理”——一個小地方的調查和落實政策工作無論如何都不需要花費半年時間那麽長，至少目前還沒有看到第二例那麽長時間的單純調查——下去的時間從2月-8月持續半年之久。當然，如果逄先知先生能夠找幾個五六個月時間“隻”進行調查和落實政策的例子，就能夠更好地讓人相信：戚本禹在那裏呆了半年不是種試驗田。四川人士王東渝先生2012年曾經陪同戚本禹回訪當地，當地人還帶戚本禹去看過當年他種的那塊試驗田。[ 東夫：一個“中右”眼中的戚本禹，網址：http://www.wyzxwk.com/Article/cpers/2016/12/374195.html]
逄先知反駁了半天，浪費了大量的篇幅，並不能改變戚本禹在一個地方呆滿了半年而且也種過試驗田的事實， 當地農民的證人和證言，使人不免認為戚本禹的說法更為可信。至多， 認真的讀者 也不過存疑：毛主席可能說過種試驗田但除了戚本禹其他人都沒有去種吧！
六， 戚本禹成名是因為投機取巧問題
逄先知說戚本禹“投毛主席所好。戚希望在這上麵做些文章，出了名，有朝一日就可能受到重用，得到提拔。果不其然，戚本禹連篇累犢地發表言詞十分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就躍升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高位。”逄還說鄧小平說戚本禹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下部分P3），經查鄧小平說這個話是在1965年3月，此時戚本禹還隻公開發表過兩篇批評羅爾綱等人甩開關鍵文獻捏造“李秀成偽降說”的文章。這就十分讓人疑惑了，無論從哪個角度比較，羅爾綱等人的偽降說是站不住的，而戚本禹從關鍵文獻出發認定李秀成晚節有虧是符合曆史事實的，這一點至今沒有看到有人在學術上完成“翻案”。逄先知作為正部級黨史國史研究機構的長期負責人，在發表議論的時候完全以人劃線——戚本禹是壞人所以他說的一切都是錯的，缺乏對史實的起碼敬畏之心，如果帶著這種心態去研究黨史國史，那天知道會出現什麽樣的後果
順便說一下，所謂投機一般是指“試圖隻花較少的功夫就想要獲得較大的收獲”，像戚本禹那樣在工作之餘積十數年的苦讀功夫，才獲得與擁有最頂級話語權的教授們對話的初步資格，這種付出極高投入且收益沒譜的事情，還要說成是投機就太過分了，說明逄先知先生對於投機的概念過於不尊重，因為當了大官說起話來就有點信口開河了，戚本禹這種情況隻能夠作為好學精思的榜樣。順便說一下，戚本禹用自己的漫長一生，準確地闡釋了什麽叫做堅決不投機，逄先知還這麽公開隨意地攻擊他，隻能夠有害於自己的聲望。在草根邏輯看來，追求低投入條件下的高產出那是需要條件的，例如很多太子黨或者依附於權勢的人，就是為了獲得這個條件同時也表現出這個德性，反過來，願意為低收益付出極高投入的人，意味著他願意接受相當數量的“無收益的投入”，意味著他必將是一個有助於同伴的人如同雷鋒那樣，也就是德性相對完善的人。
對於草根邏輯而言，曆史長河中間的時間是單向流動的和不可逆的，後麵發生的事情不能夠成為在先事件的原因。但是在逄先知那裏，在曆史長河中間時間是任意可逆的，後麵發生的事情可以用以解釋在前事件的原因，上麵這段話就非常典型：似乎戚本禹預先知道要搞文化大革命似的，所謂連篇累牘發表文章的事實也是發生在他成為文革小組成員之後的事情，鄧小平在1965年3月恐怕還不可能關注到隻公開發表兩篇文章的戚本禹吧，逄先知把這些在後的事實都羅列起來說明在先的事項，這種學風實在是叫人遺憾。
七、 逄先知反駁文章以細節糾纏而掩蓋實質歧義
逄先知的反駁文章，糾纏於細節和事實，實際上他與戚本禹的實質分歧在於方法論的分歧。
在文革的係列政治博弈演變中間，是先有了彭真為“死保吳晗”（毛澤東語）拉著中宣部為吳晗個人出台政策，要搞“有計劃地造成一場混戰”（把郭沫若、範文瀾拉出來陪鬥）和“對左派整風”的《二月提綱》，然後才有《五一六通知》把他們稱為黨閥和學閥；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先領著高官們和工作組把學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然後才有文革小組出麵支持造反派組織起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先有了“二月逆流”時期的許多省區軍隊出麵搞鎮壓反革命，然後才有了“揪軍內一小撮”的。逄先知與戚本禹的主要分歧是方法論的分歧，逄先知不承認矛盾是內在的，尤其是不承認矛盾的主要方麵在文革乃至於整個毛時代的黑暗表現，因而才能夠理直氣壯地批判毛主席、周總理和文革小組成員對於群眾批評權的支持。正是因為把矛盾的主要方麵及其黑暗表現一筆勾銷了，逄先知等人才能夠心安理得地宣傳那個“一個人發動幾個人利用”的文革概念，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對矛盾論的方法論背叛。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間，貫徹全書的思路是對於官老爺蛻化變質的格格不入，反過來，官老爺們看不慣戚本禹也毫不奇怪，對於這一點，隻要認真閱讀回憶錄就不難發現，逄先知等人在反駁戚本禹的文章中間，多次強調戚本禹不得寵，這是從反麵證成了回憶錄的真實性。但是，逄先知等人隻要是逮到了機會，就說戚本禹如何不怎麽樣，好像這就反駁了戚本禹似的，這可能反映了一種他們自己完全不同於戚本禹的心態：有且隻有得到上級的倚重才算是成功的官場生涯，而戚本禹回憶錄的自我肯定完全不符合這個標準。其實，選擇成為官場中間的“不合群人士”，毛澤東也是這樣的人呀，後來官學機構裏頭的學官們不是長期強調毛澤東背離了八大領導集體，發展了個人專斷麽？文革史學者徐海亮曾經當麵對戚本禹說過：按照官場的標準你就是右派，因為你總是損害官老爺們的利益，1958年打你右派沒有打成是被毛主席破壞了，後來那些人當權你還是回到右派和反革命的正確位置上了。 ..
戚本禹回憶錄的史學旨趣非常明確，作為親曆者需要對重大政治和曆史事件的各種流行解釋進行回應。戚本禹回憶錄的力量及其能夠讓人信服的原因也在於此。戚本禹通過對反右擴大化的記述，讓讀者看到了共產黨高層對於群眾的批評權有著截然相反的態度：毛主席歡迎群眾的批評權並把這個視為保證執政黨服務方向的唯一糾偏力量，但是，黨內高層許多人卻反過來前後一貫地對群眾的批評權進行鎮壓。
在1957年毛澤東《正處》講話前後，中國政治生活中間的大事是：先有毛主席號召開門整風，後來出現的惡劣情況是反右擴大化——各級各地的當權派把給自己提意見的人打成了“擴大化的”右派。事實表明，開門整風經過反右擴大化之後，完全走向了反麵。對於這個轉折過程及其背後的原因，有很多反共自由派人士認為：所謂開門整風是假的，毛澤東一開始就是為了引蛇出洞，目的就是要打擊右派。這個說法流傳了很多年，戚本禹回憶錄中間通過對正處講話的回顧，提出一個解釋：毛澤東對於開門整風是真誠的，而反右擴大化乃至於反右本身來自於另外的政治動力。 ...華嶽論壇 - "http://washeng.net"
逄先知等人的反駁文字，沒有回應那個廣泛流傳的推測，而是強調正處講話及其修改都出自毛澤東本意，這個反駁無法回應各種對開門整風到底是真還是假的疑問。逄先知等人反駁的重點，想要抹殺開門整風和反右擴大化之間的巨大差別，表麵是爭論關於正處講話的修改問題，背後的實質是追問反右擴大化是從哪兒來的？戚本禹提供的解釋空間是黨內高官對毛澤東的壓力，逄先知等人則竭力否定這一點。逄先知這種反駁特別缺乏說服力的原因還在於：共產黨執政時間很長，高官們的態度不隻是在反右擴大化問題上表現過一次，後續的文革中間又有更多更集中的表現，鎮壓群眾的批評權應該說是文革十年前後一貫的重大事實。由於文革參與群體的廣泛性，很多人親眼看到毛主席、周總理和文革小組是支持群眾批評權的，反過來，逄先知所竭力為之辯護的高官們則反過來對群眾進行強力鎮壓，這個後來重大曆史過程中間昭示的差異，反過來能夠幫助人們理解1957年高層是否存在著不同政見，文革甚至還能夠幫助人們思考和權衡：與大多數高官的意見對立會造成多大的後果，1957年是否存在著毛澤東把支持群眾批評權進行到底的條件？
逄先知的反駁，漠視官場對於群眾批評權的一貫態度，試圖把一件事一件事孤立起來看待，這特別沒有說服力而且也很難讓人相信。因為反右派及其擴大化事件，民間的親曆者非常多，現在還活著的武漢水院的張建成老師就是親曆者，他當時在北京的華北水電學校任職，據他當時所了解的情況，竭力搞反右擴大化的高官就是鄧小平和彭真，到處作報告推動反右，還搞了按單位下右派指標。劉少奇的秘書鄧力群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間，也強調了書記處的責任。（鄧力群：違背了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造成了嚴重的擴大化，1999年6月21日）
在逄先知那裏，共產黨作為一個龐大的政權組織，其執行層次的作用為零，領導人的偏好或者思路就足以決定事情本身的最後結果，這種解釋範式很難讓人滿意。鄧力群在回顧反右擴大化時，就比逄先知思考問題多了一個執行監督的層次，對照一下鄧力群的看法是有價值的：“我們反右派鬥爭，擴大化是怎麽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這套理論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內部矛盾講得很清楚，區別毒草和香花，區別右派和左派的標準是六條，其中最重要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按照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隻要不是反對黨的領導，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即使他有嚴重錯誤，也不應當成敵我矛盾，不應劃為右派。還有一個數字的控製，最早毛主席說是4千人，後來擴大到8千人，最後，毛主席說全國展開以後控製在10萬人，實際上搞了55萬人。教訓是：毛主席作了這樣的理論，作了這樣的政策規定，作了數字的控製，他的思路轉到另一方麵去了，實際上等於放羊了，全國都整風反右派，一直搞到各個縣，各個區、各個鄉。到了這個時候，被劃成右派的，絕大多數是給本單位、本地區的領導提了不同意見、提了批評的人。各個單位、各個地區，違背了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造成了嚴重的擴大化。這不能歸於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相反是違背了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造成的。這個看法是不是更合乎道理、合乎實際？
毛主席始終主張群眾有著對於幹部的批評權，1930年就在紅軍連隊裏搞過整風——讓戰士起來批評連排長（賴傳珠《古田會議前後》），這一點戚本禹是發自內心支持的，這還不是說說而已，而是始終見之於行動的。1958年他因為批評自己的上級，因此差點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起來之後，他作為文革小組成員始終是出麵支持群眾對於當權派的批評權的，這一點前後一貫，毫無疑問。在思想上，戚本禹是不相信毛澤東發起開門整風是為了引蛇出洞的，因此，根據他個人的體會，認定毛澤東號召開門整風的和正處講話都是真誠的：需要群眾的批評意見來幫助共產黨官員改正錯誤和作風。而逄先知等人沒有讀懂這些關鍵事實，陷入為反駁而反駁的淺薄語言遊戲，完全不回應重大曆史和政治過程及其背後的原因推測。
在批評權問題上，逄先知顯然是有著不同政見的，在這個不同政見裏，沒有了群眾的批評權的地位，所以逄先知對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無法理解，更不能夠理解為什麽江青和文革小組要支持群眾的批評權，尤為搞笑的是逄先知竟然把群眾行使批評權的局麵說成是“萬馬齊喑”，這隻能說逄先知打心眼裏認定：凡屬損害官員絕對話語權的一切都是絕對的不正當，因此群眾批評權因其客觀上損害了官員話語權所以需要徹底否定——徹底否定的邏輯含義就是等於零：“從上述戚本禹的一係列‘回憶’中，人們會感到很奇怪，一個掌握‘文革小組’實際大權的江青，一個搞極‘左’大批判的急先鋒戚本禹，怎麽忽然都‘開明’起來了，說什麽毛主席《正處》的原來講話，造成一種寬鬆的氣候，出現了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麵，這是好事；什麽毛主席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鬆的政治氣候；什麽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製下去，等等。說得多麽好聽啊！請問戚本禹，這些話，不管是你自己的，還是借江青之口說出來的，怎麽在‘文革’中連一點影子都看不見呢？那時，全國被你們這些人搞得萬馬齊喑、人人自危，哪裏有什麽‘雙百’方針，哪裏有什麽寬鬆的政治氣候。”（上部分P31）
我個人相信逄先知先生是真誠的，真誠在於他的世界觀已經發生了改變，打心眼裏認定隻有權力才有智慧並認識真理，普通老百姓都是阿鬥群氓，因此，隻要是讓老百姓發聲哪怕是音量驚天動地，也是一文不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戚本禹作為文革小組成員支持群眾組織起來對當權派行使批評權，完全是罪大惡極。
八、戚本禹的曆史責任感和古君子遺風
在戚本禹回憶錄中間，他雖然批評了很多人，但並不是因為私仇，而是出於公義，這是他的曆史責任感所在；在老田訪談時，追問出很多真正具有爆炸性的材料，這在回憶錄中間並沒有收錄，這是其古君子遺風所在。
比如， 在田家英自殺問題上，逄先知先後提供了兩個意涵完全相反的說法，先說“戚本禹故意回避問題的要害，即安子文宣布的田的兩個錯誤。在當時來說，這兩個錯誤對田家英的壓力是很大的。他在前一天已經從別人那裏知道，中央已經將彭、羅、陸、楊定為反黨集團。他很緊張。”照這麽一說，好像田家英是因為政治壓力大才自殺了；但在後文中間，逄先知引用他所得知的毛主席看法“田家英要是不自殺，也沒有什麽。”（下部分P7）這個意思好像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政治問題或者責任，需要以自殺來逃避，這是很符合政治現實的判斷，第二號走資派因為沒有大的曆史問題，不是在賦閑了一段時間之後又出來當大官了嗎？
老田曾經當麵問過戚本禹，田家英自殺到底是不是政治原因，戚本禹說這個問題的準確答案隻有田家英自己知道，不過，當時確實有其他方麵的巨大壓力，因為田家英的倒台有些非政治方麵的問題有可能被揭發出來，這在當時會很嚴重，導致一個人無顏立足。戚本禹提到：後來有一位田的親密下屬在揭發田家英時特別積極，這個人在揭發田家英時說：古人說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不共戴天，他就是懷著與田家英的不共戴天之仇來揭發問題的；據戚本禹回憶，此人揭發內容在政治上沒有被完全采信，但產生的非政治後果極為嚴重，有一位初中生因為有人向其泄露了揭發內容而自殺。這些可能會有的揭發內容及其嚴重後果，田家英應該是能夠預先估計到的，這應該是他決心棄世的重要因素之一。出於尊重逝者，戚本禹沒有在書中寫入這些爆炸性內容以賺取眼球，還囑咐筆者不要輕易公開這些內容。
自2006年與其相識，老田曾經數次訪問過戚本禹，以期對文革這段曆史有更多的了解。對於逄先知這樣一位後來非同等閑的老同事，戚本禹甚至懷有一定的悲憫和同情，他說不管一個人怎麽樣隨著曆史轉折而變化自己的觀點，但是其基本的尊嚴都應該得到尊重。戚本禹還提到，逄先知和他自己都算是毛主席的書童出身，都有近距離接觸主席思想的條件，但是選擇了非常不同的走向。戚本禹很讚成毛主席臨終之前的說法：一百年一千年之後還要不要革命，學生、小官不願意大人物壓他們，還是要革命的。逄先知本人就是受到大人物嚴重損害的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發生和有必要，就是與大人物欺壓小人物，讓小人物甚至懷有不共戴天之仇這樣的事實分不開的。戚本禹自己說，除了未遂的八司馬事件外，他在官場中間受到的損害遠沒有個別同事大。
缺乏公平和正義，這有時候導致一種機會主義選擇，在閱讀《胡耀邦傳》的時候產生強烈的感慨；1965年胡耀邦在陝西堅持正確的“四清政策”，批評劉瀾濤等人跟隨劉少奇搞極左，結果反而受到批判並被邊緣化，他回到北京之後想要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在上級那裏獲得正義，結果在鄧小平那裏受到冷遇，這一次的經曆促使他想到一個高招“加入強勢群體的圈子”，然後就能夠像劉瀾濤那樣獲得遠高於正常水平的正義，這可以解釋他為什麽在1975年“拚了一點老命”去搞右傾翻案風，成為所謂的“四大金剛”之一。今天很多都認為這才是聰明人的選擇，胡耀邦就這樣被成功地“規訓”過去了，這是一個人尋求個人處境改變的例子，但是這樣一種解放思路也不是完全靠譜的，古人有言：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有效的規訓產生一種世界觀的革命，就像毛主席在1942年說的那樣：思想感情起了變化，此後有些人就認定唯權力和權勢者是從，惡性發展到最後是在認識論方麵把所有的價值都賦予給權勢。
在戚本禹看來，不管是尊嚴受到權勢人物的損害，還是反過來，個人因為權勢地位的誘惑而迷失本心，都不是正常的社會生存條件，都是需要“撥亂反正”的。孟子說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這其實是一種心靈得到解放的狀態，但是，個人創造條件求得個體解放是難於達到和維持的，因此，革命及其對於矛盾主要方麵的黑暗麵的批判，都是為多數人求得解放的努力方向，這是一項極為艱難的事業，需要巨大的投入甚至是犧牲。據戚本禹回憶，他當時的直接上級陳伯達，就因為文革小組按照毛主席和周總理要求出麵支持群眾的批評權，老是得罪官場權勢人物，擔心自己受到官場大人物敵視最後沒有好下場，為規避風險計，最後陳伯達作出了投靠林彪的選擇。與陳伯達和胡耀邦的聰明選擇不同，戚本禹做了一個愚蠢的選擇，加入毛澤東一邊，走上為所有人求得解放的事業，這一事業風險巨大且道路漫長，最後，他成為一個在這條路上跋涉一生而至死不悔的人。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