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潛按 ： 近日讀了一點戚本禹回憶錄及有關評論文章。這是文革當事人自己提供的第一手資料， 而且這個當事人還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物， 因此， 覺得此書對於了解毛中國尤其是文革這段曆史，有很好的參考價值。因擬搬運個人覺得比較重要的有關章節到這裏 。 希望能引起大家的理性的評論和爭論。 曆史確實是複雜的。 但 合於情理的爭論， 總是能夠使我們更近一點的接近曆史。 ）
第二部分 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
第一章 初進中南海，任政秘室見習秘書
1．1錄取與報到
在中央勞動大學（後來的中央團校）學習時，我是十七班三組的黨小組長，列席班支委會。韓彬和陳伯鴻是兩位班副主任，分別兼任班支部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畢業前夕，中央勞動大學應中央要求決定選送幾個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邊工作，韓彬和陳伯鴻兩人推薦了我。有人推薦還不夠，還要看學習成績和政治審查情況。畢業考試是學校教育科科長馮銘主持的，考了幾個關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題目，分書麵考試和口頭考試兩種，我都考得不錯，得到了班裏的表揚。我當時19歲，曆史簡單，在上海參加的地下黨，經受過考驗；父親是一般城市職員，算是工人階級。成績和政審我都沒有問題，勞動大學決定選送我了。同時被選送的還有沈棟年和張冠儔兩人，沈棟年是上海育英中學的地下黨，張冠儔是上海暨南大學的地下黨（實際在育才中學就是地下黨）。當時中央來挑人的是彭達彰，他是山東威海人，是四野的師級老幹部。他把我們三個都要了還覺得不夠，還希望學校再多給他幾個人。但學校實在給不出了，因為當時來要人的中央單位很多，像中央機關、中央軍委、人民政府機關，都來要人了，而學員數量有限。1950年5月4日，我和沈棟年、張冠儔一同到中南海報到【注1】。
中央勞動大學讓我帶著他們倆和我們三個人的檔案，連人帶檔案一起交給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徑，檔案要通過黨內渠道轉到中南海，但當時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勞動大學就做了特例處理，將我們的檔案密封好，蓋上騎縫章，交給我們自帶。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中南海有個西門，就來到中南海南門（新華門）。由於我們沒有中南海的出入證，又不認識守衛戰士，就被擋在門外。我們報了名字和來由，警衛戰士打電話向裏麵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後，就有一個警衛領著我們往裏走。新華門是走首長汽車的，一般不讓人進出，但田家英還是讓我們從新華門進去了。我們跟在那個警衛後麵走了一陣之後，警衛就指著河邊一條馬路說：你們就沿著河邊走，走到房子那兒就有人接你們了。當時，8341部隊的不少戰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後來據說在清理過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彈、槍支之類的武器和爆炸物，不過沒什麽大家夥），路麵上也到處是泥水，很難走，我們繞了一個大圈，終於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衛員出來等在那裏接我們。
在河邊走的時候，我看到河裏膝蓋深的水裏有很多魚在翻騰，戰士都隻顧挖泥，不管那魚。我家裏窮，又是在海邊長大的，知道魚是個好東西，邊走就邊動了心。那天和我們同來報到的還有從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挑選出的一批大學生。我們安頓下來後，我就招呼他們跟我一起用臉盆去抓魚，結果每個人都抓了滿滿的一臉盆回來。他們問怎麽吃啊？我就教他們把魚開膛破肚，清理幹淨，又叫人從宿舍對麵的一個小鋪子裏買來醬油、醋，用磚頭壘起個灶台，把臉盆洗幹淨，放上水，撿來掉在地上的樹葉做柴火。那煮出來的魚可真好吃啊！剛建國，供應緊張，我們一連幾天吃魚，大家都很高興。中南海後來專門養了好多魚，用來改善夥食。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現營養不良的症狀，周總理就讓人把中南海戰士養的魚燒好搗碎，伴著蔬菜給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聽總理說那魚是戰士們自力更生在中南海養的之後才同意吃。教同來的大學生用臉盆煮魚吃，現在說來是趣事兒，卻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實起點。那些大學生比我年紀大，但生活經驗不如我。
那年我19歲，我以為自己是大人了，現在看來還完全是個小孩。我們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體宿舍，原來是宮女住的地方。剛開始我和逄先知、餘永年、張學厚、於學軍一個房間。不久，從全國總工會來的一個部長和我們住一起，就變六個人一個房間了。房間二十來平方米，沒有上下鋪，很擁擠。我是擠在門口，由於沒有簾子，每天被外麵的風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個禮拜。之前我從來沒病那麽長時間過（在西八所住了兩年，後來搬到現在拆了的西樓，因為已經提到科長位置，就兩個人住一間了）。
我對逄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們開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時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雖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進出一開門，蚊子還是馬上就飛進來了。那時蚊帳很貴，一般人都買不起。逄先知家裏是開藥店的，比較有錢，我們六個人就他一個人有頂蚊帳。逄先知當時是管生活的，我就對他說，你是管生活的，你要麽給我們都爭取一頂蚊帳來，要麽就和我們一樣，也不用蚊帳，不然就有點不夠意思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晚上睡覺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說他。有一天田家英一個電話把我找去，批評我說，你怎麽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眾運動？我一下搞不清楚怎麽回事。田家英說，你發動群眾，要逄先知向領導施加壓力，要領導給你們發蚊帳。原來是逄先知把我告了，他知道我是搞地下黨的，點子多，又會發動群眾，不好對付，不敢和我正麵衝突，就偷偷給田家英打小報告，說我發動群眾整他，對他造反，逼他向領導反映給我們發蚊帳。我向田家英解釋說，實際不是這麽個情況，不過是大家打趣逗樂而已。田家英聽了也諒解我了。但我從此對逄先知這個人就開始小心了。逄經常主動給田打小報告，把我們的情況一五一十的報告給田，及後來當了田的秘書。
1．2 中央辦公廳當時的機構和人事隸屬關係
1950年中央辦公廳下麵有三大主要機構：第一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簡稱政秘室，主任是師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機要室，是葉子龍掌管的；第三是後樓研究室，歸中辦主任楊尚昆直接領導，因在中南海後樓（在居仁堂那裏）辦公而得名，沒有正式名稱。當時的政秘室和機要室與它們的行政上級單位中央辦公廳關係比較微妙，政秘室與機要室直接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務，中央辦公廳是管中央機關後勤行政方麵事物的，包括為政秘室和機要室提供後勤保障。這種關係有很重要的曆史沿革方麵的因素。政秘室大約是1949年8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是任弼時領導的。機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機要科，是書記處辦公室下麵的，是葉子龍負責。他倆都歸主席直接領導。中央辦公廳是1949年10月建國後設立的，但它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那時，中央辦公廳已經成型，主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雖然不是特別強，但很能團結人，和幾乎所有人的關係都很好，和主席關係則是特別好，他和他的夫人蔡暢總是擁護毛主席的【注2】。
1945年10月李富春從延安去東北任職後，楊尚昆接任中央辦公廳主任。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央機關一分為三：毛主席、周恩來和任弼時率領中央前委，留守陝北；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轉移太行地區；葉劍英、楊尚昆等領導中央後委暫留晉西北。中央後委是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央前委提供情報和後勤服務的，也為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楊尚昆當時是中央後委副主任。
1948年5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達西柏坡，與較早已經落腳在那裏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後委會合，中央機關三部分人馬又合而為一了。這時楊尚昆領導的中央辦公廳是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委下麵的，而機要室和政秘室與中央辦公廳是平行的。1949年中央機關進北京城以後，楊尚昆領導中央機要處和中央秘書處，這是不同於機要室和政秘室的兩個單位，其中中央秘書處不能進中南海辦公。機要室和政秘室都緊隨毛主席進駐中南海，還是都歸中央書記處領導，由任弼時掌管，任弼時和葉子龍都還是直接對毛主席負責。任弼時1949年11月去蘇聯治病，1950年1月機要室和秘書室歸楊尚昆管，但中央沒有明文規定機要室、政秘室隸屬於中央辦公廳，而毛主席規定，機要室和秘書室按曆史慣例直接向他匯報工作、接受他的任務，中央辦公廳配合它們的工作並提供後勤保障。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政秘室和機要室名義上歸中央辦公廳管，而在實際運行中卻與中央辦公廳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麵。當時中央辦公廳也無權過問羅瑞卿負責的中央警衛局。這和後來權限擴大了的中央辦公廳是有本質不同的。中央辦公廳有自己的秘書處（曾三任主任），還有自己的機要局（由長征幹部李質忠領導）。
這個機要局是個純技術性機構，專門負責收發電報，它收到的電報要交給葉子龍負責的機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機要室交回機要局發報出去。單從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機要室的地位比中央辦公廳的機要局地位高出很多。機要室裏都是老革命，他們參加革命早，資格都很老。四大機要秘書：葉子龍（主席機要秘書）、康一民（總理機要秘書）、胡振英（劉少奇機要秘書）、潘開文（朱德機要秘書），都在機要室。葉子龍是主任。所以，機要室是三大機構中實際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辦公廳放在眼裏，葉子龍不把楊尚昆當回事。楊尚昆也因此對葉子龍恨得咬牙切齒【注3】政秘室的成員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老紅軍、老八路，他們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誠度高；二是1949、1950年新畢業的大學生，他們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誠度不如老紅軍、老八路；三是像我這樣的一批青年，參加過地下黨工作，經受過艱苦革命鬥爭的考驗，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有紅又專。當時有傳說，秘書室成立時，胡喬木覺得老紅軍、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議毛主席找大學教授來任職，遭到毛主席的拒絕。這個傳說如果是真的，那回頭看曆史，毛主席的考慮就是周密的。搞社會主義，必須既要有老紅軍、老八路們的忠誠，又要有一定的知識和文化。主席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也確實是很注意培養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他在文革大革命前後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係統論述（核心是“又紅又專”）都反映出了他對無產階級事業的深謀遠慮。
政秘室的工作以處理毛主席的公務為主（毛主席因此稱它為“我的秘書室”，下稱秘書室）。劉少奇的事，是由劉辦的王光美專門處理，他們兩人是上下級關係、工作關係，但也是夫妻關係，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處理的，就會拿到秘書室這裏來處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書室捎帶著就處理了，何況朱德的兩個政治秘書陳友群、何均都在秘書室。國務院（當時還是政務院）是獨立的，總理的事不歸秘書室管。秘書室和機要室是毛主席身邊的兩大重要機構，掌握著中共中央最核心機密，主席始終要求這兩個機構保持獨立性。這一點非常重要。主席應該是有他特別的考慮，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眾的真實生活和社會的實際狀況，不要中間的過濾。
按毛主席的要求，這兩大部門有個分工：所有黨內給主席的密碼電報、軍委和各軍區給主席的電報，都通過葉子龍的機要室機呈送給主席，秘書室都不能看；所有群眾給主席的信件、明碼電報則都通過秘書室送呈主席，哪怕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機密的，如一些省、市、地領導給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國領導人給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張白紙條上寫著一組數字：大炮多少、機槍多少、坦克多少，再無其他內容，簽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誰。我心裏納悶，這東西怎麽送去給主席看呢？還好我靈機一動，去問了收發室：這信是哪裏送來的？答曰：是中聯部送來的。我一下就明白了，這是國外共產黨的領導寫給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於是，我馬上請報主席，不然就可能釀成大錯。各省市給中央的報告本來也都歸秘書室處理的，中央辦公廳認為，這些報告都由秘書室直送主席了，辦公廳就什麽都不知道了，應該另設立一個專門機構，在辦公廳領導下處理這些報告。這樣就有了後樓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報告壓縮、選編，有點像現在的政策研究室，搞黨內情況調查，研究黨內動態。雖然是楊尚昆直接領導，但毛主席的幾個重要秘書如陳伯達、田家英都可以過問。師哲當秘書室第一任主任與任弼時有很大關係。師哲1939年在蘇聯當過任弼時的秘書（當時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並於1940年和任弼時、周恩來一道回國。
在黨內始終存在著一個強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國際派”，以王明為首，團結在斯大林周圍。劉少奇、總理其實都是“國際派”的，任弼時也不例外。還有一個“國際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親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關向應也是“國際派”。不過，在現實的艱苦鬥爭中，關向應認準了毛主席，較早從“國際派”裏反出來了。紅34軍被迫撤出井岡山時，關向應、賀龍和任弼時一起率領紅2、6軍團長征。關向應1946年在延安病故，臨死前告誡任弼時、賀龍要跟毛主席走，千萬不能反毛主席【注4】。在關向應的影響下，任弼時也從“國際派”裏反出來了，真心地轉向了毛主席。
1947 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毛主席要留在陝北作戰，任弼時堅決反對，他要毛主席過黃河去安全的地方，因為毛主席是全黨的領袖，萬一有個閃失，黨的利益損失太大。他還提出自己和總理留在陝北。他和主席爭論很激烈，最後主席發火說：要過河，你過吧。任弼時實在沒有辦法，說：不，你留在陝北，我也留在陝北。我是三支隊的司令，負責中央機關的工作，主席什麽時候離開，我就什麽時候離開。任弼時在原則問題上是堅決擁護毛主席的，成為毛主席最得力的戰友和助手，毛主席對任弼時也是毫無保留地信任的【注5】。當時江青也隨毛主席轉戰陝北，還是中央機關三支隊政治指導員。但江青和任弼時的關係不好，任弼時是江青的領導，江青卻不大聽他的。江青曾說我眼睛長在額頭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時，任弼時曾短時間以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過任弼時的秘書的師哲，而不是和任弼時一起轉戰陝北的江青，成為秘書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師哲當秘書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麵的原因是他個人的才能得到了主席的重視。
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訪問蘇聯，陳伯達、師哲都是陪同出訪。陳伯達就知道跟在蘇聯人屁股後麵說蘇聯人的好話，讓主席很是反感。陳伯達就是這麽一個人，哪邊強勢就往那邊倒。主席本來有個文件要陳伯達起草的，看到他這個樣子也不讓他起草了。師哲的表現和陳伯達完全不一樣，師哲在留蘇的時候，經中央同意加入過蘇聯的克格勃（當時當克格勃是很光榮的），這次陪主席出訪，他通過蘇聯克格勃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況並及時報告給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剛建國，一切都要學習和借鑒列寧創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毛主席要看很多關於蘇聯的材料，需要大量翻譯俄文文件。當時搞英文翻譯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個很複雜的群體，基本是認錢不認人，一個白俄可能跟美國、英國、日本、國民黨都有關係，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師哲就堪當重任了，主席從蘇聯訪問回來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現中央編譯局前身）當局長去了。師哲還兼任了俄文專修學校（現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長，為新中國培養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勞。當時秘書室要選拔優秀的人才去學俄語，彭達彰動員我去，我不願意去，放棄了這次機會。
秘書室領導除了師哲之外【注6】，還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達彰。師哲經常組織我們開會。江青當時因為身體不太好，秘書室的事情不怎麽管，主要是負責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雖然排名在江青之後，卻實際主要負責秘書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事情。我正式上班任秘書室見習秘書，直接領導是田家英和彭達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為毛主席讀報、摘報，不久又處理群眾來信。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達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會過問。田家英當時主要是負責處理主席直接交辦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圖書和編輯《毛澤東選集》。
注釋：
注1：張冠儔在上海地下黨的時候，其父有一個朋友是國民黨軍統，此人要張冠儔參加軍統，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個軍統的懷疑，就介紹了一個朋友參加了軍統。這事他當時並沒有向組織匯報。在50年代審幹的時候，這事被揭露了出來。當時中南海審幹工作是何載負責，何載親自去向那個被抓的軍統作了調查，證實有這事。張冠儔說他這是為了做策反工作。後來何載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繼續審查，但沒審出什麽問題，就安排他在一個區的房管局作了個一般幹部。我1968年接受審查後，張冠儔四處說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後，何載當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和李銳一起），張冠儔找到何載要求改變對他的處理，可何載還是堅持原來的處理意見，因為這本來就是何載處理的，而且也確有其事的，就沒給他平反。
注2：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剛認識我，就叫我老戚，我說不能這麽叫，我一個小青年，怎麽能叫老戚。他說你長得高大，不能叫你小戚，隻好叫你老戚囉。毛主席××××年批評李富春主管的計委是獨立王國，並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參與“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裏開會，所以主席批評“二月逆流”時，把李富春一起批評了。但我心裏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會反對他。所以我告訴社會科學部的人，不能反對李富春。
注3：葉子龍不把楊尚昆放在眼裏，楊尚昆在1962年終於找到報複葉子龍的機會。當時，葉子龍因為犯了錯誤要被調離機要室，他去找已經權傾一時的楊尚昆，想當北京市書記處書記或者中央哪個部的部長，楊尚昆當麵說“聽組織分配吧”，背地裏卻罵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後給他安排了一個北京市輕工業局的副局長位置。
注4：關向應對於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堅定的，也影響了任弼時等人從“國際派”中反出來，堅決站到毛主席這一邊。毛主席對關向應在1946年的早逝是很傷心的，以至於20年後在文革中的一次會議上，我還親耳聽到毛主席說：“如果關向應還在，賀龍就不會過去（指倒向劉少奇）”。
注5：文革中有人揭發任弼時反毛主席，實際那隻是非原則問題上任弼時和主席有意見分歧，與反對主席不是一回事。
注6：1957年山東的書記李×出了問題，師哲調山東當省委書記。這是對他的提級重用。我感覺師哲這個人做事是認真負責的，就是他那個殺孩子的事，實在叫人反感。他調去山東後，和一個保姆搞出了一個小孩來，他把孩子扔進“血滴子”（硝鏹水）裏，連骨頭都沒有了。這可能是他從克格勃那裏學來的。據說事情是那個與他發生關係的保姆揭發的。作為母親，那個保姆實在覺得師哲的做法太沒有人性了。材料當時送到中央秘書室來，我親自看到過。案子是由劉少奇負責處理的，師哲被逮捕判刑。這件事是沒有什麽冤案的。後來說什麽平反，哪有什麽反可平的呢？這件事師哲在自己的回憶錄裏當然也就不講了。
第二章 為毛主席讀報、摘報、管理國書
2．1 為毛主席讀報、摘報
建國之初，百業待興。全國各地的報紙和群眾來信都是毛主席了解和掌握全國形勢的重要途徑。毛主席日理萬機，全國的報紙、全國各地的群眾來信都送到中央來，他沒時間、也沒有必要都親自看，就讓田家英、彭達彰他們看了摘出重要的東西再給他看。他們二人忙得不可開交，報紙一多，也看不過來。我們新生力量一來，他們就分配給我們來看，我們看了摘編好內容，再由他們送給主席。所以，我進秘書室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為毛主席讀報、摘報。
給毛主席看的報章內容摘要，原則上是要選重要的。可是，什麽是重 要的呢？當時也沒個標準，我去請教從老區來的老同誌，他們也都是憑個人感覺。他們很多人都認為頭版頭條最重要、省委書記的講話和報告最重要。所以他們給主席送的往往是報紙的第一版的內容。我在上海呆過，連蔣介石文告都看得多了，知道什麽叫官樣文章。我剛進中南海，當然還沒有覺得地方領導的報告都是官樣文章，隻是覺得那些報告都另有正式文件，主席都看過的，再摘了去也是多餘。所以，我就摘其他的東西呈送。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發生水災，災情百年不見，淮河也潰堤了，淮北地區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兩省有上千萬人遭災。曆史上的淮河流域曾經河湖錯、沃野千裏、富饒美麗，宋代詩人秦觀在登泗州城後曾寫下這樣的詩句：“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陽間。林梢一抹香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1194年，黃河南堤在河南原陽縣決口，黃河水侵入淮河。自此開始，淮河就失去了原有的風貌。明、清淮河水患頻仍，封建政權治理也不見有實際的效果，到了民國，還多次發生重大水患，上千萬人遭難。沒想到新中國剛剛成立，淮河就又發生大水災了。當時，我特別關注有關報道和群眾來信來電，就把讀到的各種相關情況做了摘要交給領導，由他們向毛主席報告。
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災區的人民為避洪水爬到樹上去、結果被毒蛇咬死時，難過得流下了眼淚，並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現在開始準備，秋起即組織大規模導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1950年10月，周總理主持的政務院，響應毛主席的根治淮河水患的號召，開始具體組織實施淮河治理。1951年5月毛主席又專門為治淮工程題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我從上學開始直到進中南海工作，一直都愛看新書，閱讀麵比較寬，容易接受新思想，加上出身貧寒，自小對農村的事也略有所知。所以就對農村搞合作化的事情特別有興趣，認定搞小農經濟是沒有出路的。我在上海時還看過蘇聯合作化、集體農莊的事，雖然不全明白，但也知道了蘇聯在革命成功以後合作化就成了個全國全局性的事情。我想蘇聯是那樣，我們中國也會是一樣的。因此，各地報紙上隻要是關於搞合作化的事情，我都認為是重要的東西，應該摘錄一些給主席看。當時，我主要負責閱讀、摘錄華北地區的報紙，如“石家莊日報”、“河北日報”、“山西日報”等。一些老區搞合作化比較早，1950年就已經開始了，當我看到《山西日報》上一篇關於山西省農民合作化的報道後，就把它送給主席了。它說的是山西省老區土改後發生了兩極分化，李順達搞了變工隊，以後又搞互助組，現在又搞互助組走向合作化。這篇報道主席劃得滿篇都黑了，從中可以看出主席對革命成功後的農村多關心，對合作化、對集體化多麽重視。這份報紙應該不會銷毀的，主席雖然沒批話，但滿篇有劃道，有畫圈，要能找出來，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貴的曆史文件。李順達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運動中，成為全國勞動模範後聞名全國的。還有河北申紀蘭搞合作化的事跡，也是我報告上去之後，引起主席重視的【注1】，其他地區的報章，由秘書室其他人負責，但我有時也瀏覽，凡看到農村出現新富農、出現新的兩極分化的情況，我立即把有關報道報告上去了，這類報告主席都會畫圈。
秘書室當時一共大概三十多個人，開始都是見習秘書，像我這樣的中學生就幾個，大多是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來的高才生。他們都很有學問，如有個韓瑞定，個子不高，燕京大學畢業，精通德、英、法、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某東歐國家等五、六種外國文字，在我心裏就像神一樣，非常了不起，我叫他小天才。這些大學生喜歡選摘“文學”、“小說”、“音樂家的故事”之類的東西報告上去，在他們眼裏，那些都是重要的東西。但是，主席對那類東西絲毫不感興趣，如這個姓韓的大學生，他摘選波蘭大音樂家 肖邦的戀愛故事和一些經濟學家的奇聞軼事給主席，主席看也不看就原樣退回。
我這個中學生搞的報告，主席劃圈最多，有的還批示轉發下去，而名 牌大學的高才生搞出的東西主席看也不看。這個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達彰的注意。一次彭達彰給我們開會，對大學生們說，你們要向戚本禹學習，他送上去的報告總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們的東西總給退了回來，這多浪費啊。彭達彰還要我給他們大學生傳授經驗，我年紀比他們還小，實在也講不出什麽經驗來。田家英開始重視我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因為我搞的東西，主席退回來都經他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劃圈，而且還條條道道的。一次他對我說：“你送的東西主席都看過，都劃過。”而且，更讓他們奇怪的是，不光是這類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劃圈，而且別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軼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聞、軼事，主席卻又喜歡看。比如，有個過去的名人，現在是我們的統戰對象，他寫了一篇文章，有點俏皮，我看到後覺得這個名人的意見、想法有內容，主席會關心，就送上去了，結果主席還真看，看了就劃圈。田家英也奇怪，說我運氣怎麽這麽好啊。他真沒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幹脆我送的東西都不壓，立即送主席。有的人當然就不服氣，說：“你送的主席都看，我們送的都挺重要的，主席怎麽不看呢？”
其實這裏麵沒有啥複雜的。我這個人就愛琢磨，從小見到無線電，覺得很神奇，上初中就自己鼓搗出一個短波收音機，收聽很多同學都聽不到的無線電節目，同學們奇怪，戚本玉(那時我還不叫戚本禹)怎麽知道那麽多？現在，為毛主席搞報章摘要，我也開始琢磨，一開始，看到主席對我們的批複各不相同，我更開始琢磨，一琢磨就感覺到毛主席雖然也是大學問家，博古通今，還常常賦詩作詞，但建國不久最關心的還是如何讓國家大定，他重視的東西一定都與全國大局有關，比如當時的土改、剿匪、鎮壓反革命；或者是怎樣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比如互助組、合作化；或者是他正在研究的問題，比如我送的名人軼事、趣聞，那些趣聞、軼事裏是帶著意見和思想的，不是光逗樂的。所以，主席都劃了圈，有的還點點劃劃一大片。時間久了，我摸到的脈絡更清晰了，送什麽主席都看，都劃圈就一點不奇怪了。而那種無關國家大定、無關普通人民群眾生活的東西，或者官樣文章，當然引不起毛主席的注意。現在我還想，如果那時候每個同誌都把肖邦的戀愛故事之類的東西當做大事，或者像今天某些領導的秘書那樣，心中隻有領導，沒有群眾，不能把全國各地群眾生活的真實狀況和群眾中出現的積極的進步的社會變革思想，及時報告給主席，那當年 治理淮河水患就不會有了，合作化在全國的推廣也不會發生了，建國之初短短幾年翻天覆地的社會進步、社會經濟與政治製度的根本變革，就更不可能發生了。不妥！
新華社知道了主席經常要看報摘，就說他們掌握的情況更多、更全 麵，應該由他們來為主席搞報摘。彭達彰一聽就說，那好啊，你們能弄那最好了。我們人手不夠，你們弄了，我們給你們送主席。這之後就誕生了新華社的《內部參考》，秘書室讀報的工作就停下來了。新華社前身是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紅色新華通訊社，在成立的當日創辦了《參考消息》油印小報，專門摘編國民黨中央社電訊和一些國外的消息，給中央最高領導參考。進城後《參考消息》更加兵強馬壯，林克是主席的英文秘書，也是《參考消息》編輯組的組長【注2】。《內部參考》那時一直僅限黨政軍 高級領導參閱，而且是比《參考消息》密級還高的一個中央最高層參考讀 物，後經過完善就搞得跟一本雜誌厚薄差不多，每期大約100頁，到1955年前後更成為一個很定型的內部讀物。《內部參考》一誕生，就不再是像 之前我們秘書室搞的那些報摘是專門給主席一個人看的。在文革中，主席對紅衛兵的油印小報很感興趣，曾專門叫“一組”的人給他收集各種小報。這個事情是很值得曆史關注的。
2．2為毛主席管理圖書
我搞的那些報摘主席都看，田家英開始重視我。有一天，田家英找我談話，他說，你理論問題好像比其他人懂得多點，你來管理毛主席的圖書吧！就是給毛主席做書童，主席要看什麽書就給他拿去，主席看過的書退回來要整理好、上架，要借書就到圖書館去借……。田家英是領導，他發話了，我也不能不服從。管理毛主席的圖書本來是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事兒。但我當時沒當回事兒，還覺得受了輕視似的。心想，給毛主席管書，就跟過去管禦書房似的，也還行吧。這個工作，我的前任是史敬棠，史敬棠之前是蔡沫。蔡沫在五六十年代是馬列學院的秘書長，院長陳伯達一般都不去，蔡沫實際管的是院長的事兒【注3】。從這就能看出，不是什麽人都能去管毛主席的圖書的，而我開始還瞧不上這這工作。實際上，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麽工作重要，什麽工作不重要。
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圖書都是從延安開始慢慢積攢下來的，最早隻有幾個箱子，到五十年代初也隻有五個小書櫃，擺起來不足一麵牆，一些重要的書一般要鎖在箱子裏。我對所有書都很有興趣，每本書都翻，幾乎把主席看過的那些書看了個遍，第一次真正知道毛主席是黨內讀書最多、也最會讀書的人。黨內沒有一個其他領袖是像毛主席那樣認真讀書的。毛主席讀過的《資本論》第一卷，從第一章開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語。有的是資本論的重點，複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對商品該怎麽認識；有的是他做出的評論。不僅主席看了《資本論》，而且江青也跟著看了。江青在上麵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點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語已經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個書都批滿了，空白都沒有了。這也可以見證主席跟江青的關係是很好的。第二卷、第三卷主席批得比較少。應該說《資本論》第一卷，毛主席精讀的，第二卷、第三卷是略讀的。
不僅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恩格斯談科學社會主義的《反杜林論》，斯大林的《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等書，也是批得密密麻麻的。這些已經發表過的。特別是政治經濟學，蘇聯的兩本政治經濟學，主席不僅看，而且找鄧力群、陳伯達、田家英他們一起來討論。討論以後，主席有很多批示。這些批示現在由鄧力群整理出來了，五大本。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批示，能形成一本著作。現在有人說他沒有讀過經濟學，那是胡說八道。他不讀經濟學，能搞得出來那麽多東西嗎？批評他的人，讀過經濟學嗎？寫過一本社會主義經濟學嗎？中央文獻出版社應該把毛主席批示《資本論》的全部影印出來，駁斥那些說主席沒看過《資本論》的人。還有《左派幼稚病》這本書，彭德懷自述裏說，主席都翻爛了，然後送給彭德懷看。這本書後來哪去了？康生也看過這本書，他說：“這書大概給彭德懷吃了，找不到了。”
有誣蔑毛主席的人說毛主席不看科學的書，不懂自然科學。實際上，中央委員裏，除了幾個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以外，沒有一個人像毛主席讀那麽多自然科學方麵的書。(在文革中)陳伯達經常一講完話就喊一個口號：“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就批評他說：“誰叫你們一天到晚老歌頌我呀？你這句話就不通”，“按照愛因斯坦的理論，世界上沒有什麽光焰無際的東西，這個宇宙本來就是無際的，你怎麽還能超過宇宙呢？無際的，沒有邊際的，我們地球上一個小小的人，講一句話，講個思想，怎麽能無際呢？怎麽能超過宇宙呢？”“光也是有際的，不是無際的，按照愛因斯坦的理論，光是曲線運動。而且光也會彎曲，會彎曲就不能無際。連光都不能無際，我毛主席思想多少年以後，就被別的更好的理論代替了，怎麽能無際呢？沒有一個東西可以永放光芒，太陽最後都要毀滅，多少億年以後就沒有了，怎麽能永放光芒呢？”我後來看了，愛因斯坦真是這麽講的，光真是曲線運動，毛主席用很通俗的方法跟我們講了愛因斯坦的理論，讓我們知道了光不是無際的。還有，氫彈爆炸後，毛主席給我們解釋愛因斯坦那個質能互變公式，講愛因斯坦的理論，很通俗的，那麽多人講那個理論，沒有一個人像毛主席講的那麽通俗易懂。講質量與運動互變，質量重了運動就慢，質量輕了運動就快。毛主席跟我們講那個公式時，總理還在，總理也懂，還能做些補充。所以我說中央委員，包括劉少奇，讀書都讀不到毛主席這個程度。我就沒聽劉少奇講過自然科學。當然，總理是很懂自然科學，至少比我懂。
毛主席讀書範圍十分廣泛，就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四大古典名著《紅樓夢》、《水滸傳》、《三國》、《西遊記》，他也閱讀非常精到，光是對它們的批注，現在出版了，就能當一本古典文學評論讀。他那時的藏書裏麵還有一些外國文學，像別林斯基著作的評論集、高爾基的小說集、霍桑的小說集都有【這後麵提到有本《毛騰記》，說是舊版的小說。這本書我不知道，是霍桑的？還是誰的？或者是中國的？】。他看沒看托爾斯泰，看沒看過《複活》，我不了解，但他肯定看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為什麽》。還看過英國作家勃朗特的《簡•愛》、阿拉伯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希臘神話》和《伊索寓言》，因為他給女兒寫信講過這些書裏的故事，要沒看，怎麽講呢？有人挑剔說毛主席不讀外國文學。這些不是外國文學是什麽？他不是搞外國文學專業的，他要指揮打仗，要領導建設，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那時已經看這麽多西洋文學和俄國文學，已經很不容易了。
有人說毛主席沒有讀馬列，盡讀二十四史，盡讀古代的書。這是胡說八道，單憑他那時讀過的書就能證明。他總歸是比批評他的人看的東西多得多。這是毫無疑問的。比如，你搞西洋文學的，你看過馬列嗎？你像他那樣研究過中國的四大古典名著嗎？你看過愛因斯坦嗎？毛主席也隻是一個方麵，隻能搞一方麵，他能閱讀這麽廣泛，就算全才了，共產黨領袖裏還有第二個嗎？沒有！而且毛主席看書，不是為了看書而看書，而是為了解決問題去看書。他把看書與革命和建設結合起來，從看書裏吸收理論養分，在實踐中形成思想，再創造出理論，去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譬如說新民主主義革命論，是講怎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搞民主革命。這是馬列沒講過的。蘇聯革命是城市暴動，那農村暴動怎麽搞？在工人階級力量缺乏的地方革命怎麽搞？毛主席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到現在為止，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還覺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論適合他們的情況哩！我覺得，光憑這個革命理論，毛主席就把人類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有一次我問林克：“主席哪有那麽多時間看書？”林克說：“主席除了開會、寫東西、和中央委員商談問題之外，整天就是看書。吃飯很簡單，幾分鍾就吃完了；平時講話很少，除非是跟群眾在一起；跟我們說話不多，有時候休息才跟我們說說話；跟服務員很友好，但也不多說話；跟江青說話都很少。”林克還說：“主席每次上廁所時間都很長，他是邊如廁邊看書。”我那時做了一件事，不太合規矩，但現在也不後悔。我把毛主席看過的書、做的批示，抄了很多下來。我先去買同樣的書，比如毛主席看李白的集子，線裝的，我就去買來；有的書，主席看的那個版本我實在找不到，就找類似的版本。然後，都按照毛主席的讀法去讀，毛主席劃一個圈，我也跟著劃一個圈。我這樣抄寫過的書有厚厚的一摞。有一本《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是蘇聯人的，毛主席批了很多，我找了好幾個舊書店才淘到同樣一本，拿回來就照毛主席的書抄他的批語。一本李達的《哲學大綱》，一本好像是艾思奇的《哲學選集》，主席都批了很多，我也都下功夫邊看邊抄下來了。另外，像《聊齋》、《西遊記》、龔定庵《筆記》，上麵也有毛主席的批語，我也照抄下來了。梁漱溟的《鄉村建 設理論》，毛主席批語說那是空想。我沒有買到一樣的版本，就找來類似的版本，一頁一頁地抄下主席的批語。這些書我1968年出事後都被抄走了，我1986年從監獄出來後，有些退了回來，有些沒退回，沒有退回 的，估計也是讀書人拿走了，像《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就沒有 了，而《聊齋》、《西遊記》、《鄉村建設理論》就還在。
毛主席還喜歡買書，他要買的書，有的是江青的警衛給買的，有的是書店送來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買的。凡是叫我去買的，我都要買兩本，一本是我自己花錢給自己看並用來抄寫主席批語的。給毛主席管書是一個大學問。那不僅僅是保持書的幹淨、整潔就行了，而是還要進行分類、修補、修複。這些我那時都不懂。有一套解放前上海出版的斯諾著的《西行漫記》，圖文並茂，毛主席看過好多遍，江青、田家英也看過。主席曾經說過：“我的書，警衛戰士們都可以看的。”所以警衛戰士來借書，我也都給辦理，登記個名字，就借出去了。但是警衛戰士一般不懂愛惜書，看掉頁了，能給塞回去不丟就不錯了。《西行漫記》看的人本來就多，警衛戰士和他們的家屬也看，愛惜卻不周，就破散了、掉頁了。我想，這書既然看的人多，就必須用結實的東西釘牢它。訂書釘又釘不透，想到有的書是鐵絲裝訂的(沒想人家那是用機器釘的)，我就也想用細鐵絲去釘牢它。我到外麵買了老太太納鞋底子用的錐子和鐵絲，錐兩個洞，用鐵絲給釘上了。釘了以後沒檢查，不知道把裏麵的字也給釘了，就在外麵用牛皮紙信封上拆下的牛皮紙貼上，寫上“西行漫記”四個字，雖然那字不太雅觀，但我還挺得意。不料田家英回來一翻，大吃一驚，說：“你怎麽能這樣搞呢？”我說：“這書破了。”他說：“破了也不能這樣釘呀！鐵絲釘，一有潮氣，幾天就鏽了；紙張被這種鐵絲摩擦，就更容易碎了，那不是更容易掉頁嗎？怎麽能這樣搞呢？而且你這“西行漫記”四個字也寫得不好，你得找個書法家，字寫得好的，寫得規規矩矩的。你看這書現在又是鐵絲釘，又是漿糊粘，翻還翻不開，字也壓上了，這樣還怎麽看呢？”我再看看自己弄的，實在是個劣等品，臉當即就紅了，連忙說：“做壞了，對不起。”田家英說：“你不懂，先來問問我呀！這是毛主席的書，咱們都得愛護！”隨後他就去找來一個姓洪的、會針線活兒的大姐來，吩咐她先去買來絲線，再把我用錐子戳出的洞撫平，然後把厚書拆薄，用針紮一部分再紮一部分，用絲線在邊上絞一個很小的扣，完了再塗 上一層膠……。都完了，他又找來書法家陳秉忱，在書麵上和書脊上都規 規矩矩寫上“西行漫記”四個字，才放到書架上去。
我管理毛主席的圖書的時候，正是抗美援朝前夕。有一次，毛主席的警衛過來，要田家英馬上送朝鮮的地圖過去。可就在這個當口，田家英出去玩了，不知在哪個地方喝酒。我和他一個辦公室，我也是他很信任的人了，平時他出去喝酒，有什麽事我就幫他擋著。我那時知識太少，還不知道毛主席要的是指揮打仗用的軍用地圖，就把辦公室的朝鮮地圖和一張有南北朝鮮分界線和美軍的分布位置的小地圖，一起送過去了。後一張圖是我從一本美國分析朝鮮時局的書裏搞下來的。主席拿到地圖，說不是要這種地圖，要軍事地圖。一問，知道田家英不在，是田家英底下的人找的，就把那張小地圖留下了，讓警衛把大地圖退回來了。警衛回來說，主席要的是軍事地圖，不是這個地圖。我知道軍事地圖就在軍委總參裏麵，但軍事地圖是機密，我級別太低，誰也不認識我，打電話過去不管用。那時沒有手機，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想到應該有老幹部知道田家英的去處，就馬上去找老幹部。果然他們打電話找到了田家英。我跟田家英說：“毛主席要朝鮮的軍事地圖，我找不著，我送了一個地圖去挨了批評了。怎麽辦？你趕緊回來！”他說：“哎呦，我回去也來不及了。我現在就給軍委打電話，馬上叫他們送來。送來後，你馬上送主席。”
當時軍委在地安門，半個多小時，地圖就送到了，是騎摩托車送來的。我一拿到就趕緊交給毛主席的警衛。過了一會，估計警衛已經送到了，我不放心，就打電話問：“這次對了嗎？不對，我再去換！”警衛說：“對了，主席正在看呢。”田家英回來後，又打電話問軍委的人有沒有比例更小的地圖，特別是丹東的地圖，要有就也送來。田家英真是聰明。果然，主席那裏又來人要更詳細的朝鮮地圖和我國丹東的地圖了，要那種連小村莊都詳細標出的。田家英馬上送去，這下主席就高興了。當時那樣的軍事地圖都是日本人當初測繪的。這件事，促使秘書室立即加強了毛主席的圖書管理，調進了一大批地圖，近有日本的，遠有太平洋地區的，其他的很多也都調來了。我用鐵絲釘書這件事，讓田家英看出來，我雖然愛看書，卻可能不是個能管好書的人。我送軍用地圖出錯這個事兒，也讓田家英感到不太好。不久，他就把管理毛主席圖書的工作，交給了逄先知。逄先知是從青島華東革命大學來的。他接任後，知道自己看書是次要的，把書整理好、管好才是主要的，就吸取我的教訓，主動跟洪大姐交了朋友，主動把凡有破損的書都請洪大姐修補好。逄先知做這件事是稱職的，他能向懂的人學習怎樣管理和保護圖書，把毛主席的圖書管得井井有條。毛主席出差要帶的書，他也都能準備得很好。而這些事我都沒能做得足夠好。不過，逄先知 的曆史知識有限，為了彌補他的這個不足，田家英就幹脆把軍委辦公廳的 老秘書、書法家陳秉忱聘請過來，幫助他補習曆史知識和關於古典書籍的 知識。陳秉忱是山東著名學者陳介祺的後人，學識廣博，主席很多好書都 是經他的手置辦的，包括蘇聯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理論書籍。那時候出版社不多，一有重要的新書出版就馬上要買來，後來出版社多了，各出版社出版重要的理論書籍都會主動送過來，到1957—1958中南海“八司馬事件”的時候，就有了兩屋子書，再後來就發展到幾屋子了。
現在有人說，是田家英創建了毛主席的藏書室。不能這麽說，因為那 不是田家英有計劃做的，而是在毛主席喜歡讀書這麽個推動力之下的一個自然積累的過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就購書數量而言，逄先知具體購置的最多。當然，田家英作為當時的負責人貢獻還是很大的，這個不能否定。在逄先知之後，有一個姓徐的也做過主席圖書管理工作。這是個有心人，後來寫了一本《毛主席讀書》的書。
我雖丟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圖書這樣一個光榮的工作，但人還在秘書室。常言說“近水樓台先得月”，我就還能從田家英、陳秉忱、逄先知等人那裏知道毛主席讀書的大致情況，繼續偷師學藝，繼續沿著毛主席的讀書軌跡感悟毛主席的精神世界、哲學思考、人民情懷和對未來國家發展方向的深謀遠慮，這對我以後的人生起了莫大的作用。所以，我一直為自己有這一段管理毛主席的圖書的經曆感到自豪，還常因為這段經曆以“毛主席的書童”自命。
注釋：
注1：李順達，申紀蘭搞合作化事跡扼要(後補)
注2：有人說毛澤東不懂國際，沒出過國，土包子。林克跟我說過，主席對外國的了解，不僅超過他，而且超過了他們新華社《參考消息》的部主任。林克說：“這個《參考消息》我都不仔細看，送到主席那兒，主席是一個題目一個題目地翻，他不是都看，但是重要的都看。”他說國內除了專業部門的，沒有一個人像毛主席這樣讀《參考消息》。那個《參考消 息》是大本的，林克說：“你不信，可以到我那兒看，主席看的《參考消 息》都在我那兒，上麵圈過劃過多少。”他對哪怕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像 委內瑞拉、古巴，都十分了解。古巴，幾百萬人口，和美國打了幾次；委內瑞拉多少人口，土地多大。他張口就能說出來，講得都很清楚。中央委員裏麵，可能除了王稼祥比他知道得多一點，其他沒有一個人比他更了解外國。
注3：文革中，蔡沫被陳伯達逼死了，因為蔡沫經常跑田家英那兒，不大聽陳伯達的，群眾鬥他，自殺了。毛主席知道後說：“嗚呼哀哉，怎麽死了呢？”廬山會議的時候【哪次廬山會議？】毛主席批評陳伯達：“你把蔡沫逼死了，還要開除人家黨籍，你不比別人好，也是很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