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戀毛主席一生的女翻譯

毛主席在延安時的漂亮女翻譯吳莉莉

大學畢業後，吳莉莉去美國留學，認識了海倫。斯諾和史沫特萊等人。“七七事變”後，她回國參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萊一起去了延安。到延安後史沫特萊鼓勵設法引進一種新的娛樂：西方式的交際舞。到了三月份，她和吳莉莉晚上就在天主教堂裏教交際舞，吳莉莉成了交際舞的明星。

有一個晚上，史沫特萊已經睡下，突然聽到隔壁吳莉莉的窯洞有吵鬧聲。待史沫特萊跑到隔壁窯洞，就見賀子珍正用一個手電筒打毛澤東，毛澤東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舊戴著他的棉帽子，穿著軍大衣。他沒有製止賀子珍，他的警衛員立在門旁，顯得很尷尬。賀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氣不接下氣才停手。

毛澤東最後站起來，他看上去很疲倦，聲音沉著嚴厲：“別說了，子珍！趕快回去吧。”賀子珍卻突然轉向吳莉莉，當時，吳背靠著牆。接著她走近吳莉莉，揮起手中的手電筒，另一隻手抓她的臉、揪她的頭發。血從吳莉莉的頭上流下來，吳莉莉跑向史沫特萊，躲在她背後。後來，毛澤東命令警衛員將賀子珍送回了家。

毛主席、李德、朱德、吳莉莉

這件事發生後，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婚姻徹底破滅了，賀子珍很快就被送到蘇聯去了。

經過賀子珍大鬧窯洞這件事，吳莉莉也無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強行送往西安。這裏有兩種說法：一個說這是中央的決定，毛澤東當時也無法違抗；另一說法是：周恩來懷疑吳莉莉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來的戰略情報人員，危害極大，就和葉劍英派人強行劫持了吳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讓她再和毛澤東見麵。

吳莉莉到了西安之後，被國民黨拘捕。此時，一直追求她的大學同學張研田，已經當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來，兩個人結了婚。

婚後二人生了一個兒子張小芒和一個女兒張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吳莉莉根本不愛張研田。他們的夫妻關係很奇特：雖然在人們麵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親密和諧。但是一關上家門，就形同路人，誰也不再理誰。就連張研田在外麵終日和兩個歌女鬼混，吳莉莉也不聞不問，置若罔聞。

吳莉莉1949年從成都去台灣，不僅與丈夫關係不好，吳莉莉還始終不能忘情於毛澤東。往往在吃飯時，她會站起身來，舉杯高呼：“為那位北方的偉人祝福！”眼中放出異樣的光彩。

有一次她與閨中密友雷錦章（其夫原西北大學校長張光祖，也是吳莉莉在北師大的同學）閑談，吳莉莉始終認為中國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澤東的身上，一談起來竟然泣不成聲，連手中的的煙卷熄滅了，煙灰跌落在白鍛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後來竟然失聲痛哭起來。

1949 初，張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張光祖家同住在一個大院裏，後來張研田帶著兩個孩子坐飛機去了台灣，吳莉莉竟然拒絕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錦章家，張研田到台灣一個月後，有一天，一隊國民黨士兵突然闖入張光祖和雷錦章的家，從臥室的大衣櫃裏把吳莉莉揪出來，她雖然竭力掙紮，哭哭啼啼，最終還是被強行拖上汽車帶走，送到了台灣。

到台灣後，張研田曾擔任台灣駐日的“亞東關係協會”理事長，還曾任台灣農學院院長，兼職經濟部政務次長，對台灣土地改革有傑出貢獻。

後來，張家人丁凋零。張研田夫婦均已過世，他們的兒子張小芒也死於帕金森病；女兒張小菲現在美國，是一位經營中藥材的富商。吳莉莉在1975年去世，張研田1986年去世。

說法二：據張研田在大陸的孩子張依群回憶，因學校排演歌劇《茶花女》，父親張研田與攻讀當代文學的女同學吳宣晨(吳莉莉)相識。吳是河南省滿清時鹽務官的女兒，當過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領袖，思想激進，喜好演戲。父親從此與吳相愛。

1930 年父親從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在早期畢業於日本東京水產講習所的同鄉楊扶青建議下，報考了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業研究所，於1932年學成畢業，同年受聘河北農學院教授，到1934年與北京大學同學吳宣晨結婚，吳就成了我的繼母。1935年受東北流亡學生的影響，當時許多熱血青年投筆從戎，父親和我的繼母先後來到陝西西安，投奔陝西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父親當了楊虎城的參議(智囊團成員)，繼母從事西安的婦女運動。“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父親預感危機將臨，繼母也感到處境進退維艱，二人協議分手。

在此期間我的繼母吳宣晨（吳莉莉）經一位共產黨員介紹，到延安去學習，此後正值美國進步女記者史沫特萊到延安訪問毛澤東，因而我的繼母當了史沫特萊的專職翻譯，與毛澤東等多有接觸。後來繼母與毛澤東夫人賀子珍不睦，遂離開延安，回到西安。

1937 年“七·七”事變發生以後，父親要去抗日，離開老家龍王廟，說等打敗日本侵略者再回來。父親離家後，又回到西安，與繼母重歸舊好，同時他倆都參加當時設在鳳翔的黃埔軍校七分校，父親當了政治教官，繼母作了婦女幹事。抗日戰爭進入白熱化，父親在第一戰區任政治處少將處長，隸屬胡宗南麾下。曆時8年的煎熬，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了，抗日戰爭終於取得勝利，我們家和全國人民一樣歡騰雀躍，一心地等待著父親的音信，但此時全國尚未通郵，待到深秋時節，得到從西安來北平的表姑魏淑仁帶來口訊兒，要我年前先去北平等待，年後讓祖父和母親同去北平會見親人。1946年3月我父親由西安來北平，由朋友給借了一處房子，住了半個月後，他又回西安。1947年冬父親再次來北平省親，此後我就再也未曾見到他的麵。

1949年後父親預感國民黨大勢已去，離開軍界徑自去了美國，在史丹福大學糧食研究所和夏威夷大學農業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兩年。1949年秋我的繼母帶著兩個兒子隨同國民黨撤退到四川成都，此時國民黨要將她們遣送台灣，繼母得知消息後，帶領兩個兒子逃跑，準備回到延安，結果途中被抓回，還是遣送去了台灣。到1951年底我父親由美國去了台灣，在台灣農學院任教授兼教務長，後提升為院長。以後，由台灣的“副總統”陳誠牽頭進行土地改革，指定我父親執行，按照他的著作的《人口與饑餓》、《中國土地政策導論》、《現代中國土地政策》製定了由國家強製贖買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的政策，受到農民和地主的歡迎。按父親的著作《農企業的發展》、《農業政策學》組成了台灣最大的國有企業之一“台糖有限公司”，由他擔任董事長。父親在任台灣農學院院長期間，因為他是台灣著名經濟學家，蔣經國在任時期請他兼職了台灣經濟部政務次長(常務副部長)等許多有關經濟的要職。他的許多著作已被國內諸多大學收錄為參考教材。

父親一生研究學問，為官清廉。在西安時已經官拜少將，抗戰勝利後，他委派同鄉王卓元到淪陷區當接受大員，同年其在西安給父親買了私宅(將官一級的官員均有私宅)，他嚴辭拒絕，解除了此人的職務，仍舊住在官邸。到台灣，官拜農學院院長，又是管經濟的副部長，還任台灣最大國有企業——台糖有限公司董事長，他的夫人想坐他的專車辦事，以示風光，結果被他批評說：“我的公務車你沒有資格乘坐，我的私事也隻能用家中的私車。”他死後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他沒有任何遺產，惟有的是3萬卷書，也捐贈給了農學院。他在台灣的兒子在他死後已無住處，隻得貸款買房。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因為有這樣一位父親，我成了內控人員，坎坷了半生，特別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受在台灣的父親株連，遭到了生與死的考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光輝照亮了我的前程，我當了十年河北省人大代表。

1986年我父親張研田去世後，中共唐山市委統戰部召開了悼念張研田先生追悼會，追憶他在學術上的貢獻。/作者：秦全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