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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新聞伴隨著我在意大利的旅行。自從三月十四日拉薩的騷亂發生以來，大昭寺的年輕喇嘛和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就占據著世界主要媒體的顯著位置。人們之前對於奧巴馬與希拉裏的競選熱忱，轉移到中國遙遠的西部高原了。
在我經常閱讀的《國際先驅論壇報》，我看到在雅典的火炬傳遞儀式上，一名黑衫青年正被警衛拖住，他試圖幹擾北京市領導人劉淇的演講，這個年輕人通過這一行動來表明自己對西藏喇嘛的支援；接著，法國浪漫卻也輕浮的總統薩爾科奇，聲稱若北京不妥善處理西藏問題，他將抵製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然後，北京終於批準一群西方記者進入拉薩，這些記者在大昭寺發現，年輕僧人用普通話對他們叫嚷，這裏沒有宗教自由……
閱讀這些報道，我的情感是複雜的。一方麵，我不相信中國媒體的報道，國家宣傳機構所進行的輿論攻勢是如此粗暴，它讓我想起文革式的語言，它不講究證據與邏輯，而隻是表明態度與立場，而且不容反駁與質疑。但另一方麵，我也厭惡美國與歐洲媒體的態度，他們談論起西藏問題時，那些他們引以為傲的公正、客觀、獨立、深入調查的新聞倫理似乎自然地消失了。他們變得抒情與濫情，西藏代表著獨特的宗教信仰，它的海拔高度與美麗的自然風景，都使它變成了人類最後的伊甸園，躲避了由消費與技術驅動的全球化的侵擾。這種印象因為達賴喇嘛的超凡個人魅力而更加顯著。自一九五九年流放以來，他日益變成了納爾遜．曼德拉與羅馬教皇的混合體。他既代表著對抗強權與不公的政治領袖??況且他的對手是共產主義的政權，也代表著某種精神力量。但與其說這種精神力量與佛教相關，不如說它吻合了一九七零年代末興起的NewAge運動的要求，達賴教導人們在忙碌與壓力重重的世界中如何獲得內心的平靜與快樂。於是，西藏與達賴，就像從前的古巴與切．格瓦拉一樣，被納入了一套消費體係，人們談論革命或是宗教自由，不是真的關心它們，而是因為它們提供了某種逃避此刻生活的手段。
我能想像這種情緒對於一個普通的歐洲人或美國人的影響。因為我經常碰到這樣的人，他們對於中國曆史一無所知，更無法想像其複雜性，但都會興致勃勃地表明他們對西藏的看法。這種滑稽的感覺，就像有個人一見麵就和你說起全球變暖和環境問題，不是他說的問題不重要，而是他其實對此一無所知，談論它不過是抓住一種時髦。這些普通人的想法，自然會影響到政治人物，後者需要前者的選票，所以也要在西藏問題上迫不及待地表明立場，盡管這立場是投機的、隨時可能改變的。
我從未到過西藏，也很少閱讀關於它的新聞與書籍，我懷疑這多少與它變得過分時髦有關。令我不安的是，西藏正日益成為典型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Said）所說的「東方學」範疇。西方的視角不必說，更令人憂慮的是，中國也將其放在一個過分特殊的位置。長期以來，我們聲稱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卻從未把它當作我們的一部分。我們的教育機構、出版機構、媒體，很少對西藏進行深入考察與理解。西藏人是神秘而陌生的。北京政府妖魔化它的精神領袖，然後用不計成本的物質去取悅和收買剩下的人，隻要它保持穩定，政府願意放棄各種原則。北京政府一方麵不尊重，另一方麵又過分驕縱。就像這場騷亂，北京一方麵歇斯底裏地批評暴行，但另一方麵卻不真正關心受害者。它的注意力主要在藏人，而不是受害的漢族人，法律的保護與製裁，被淹沒在意識形態的潮水裏。
每一個國家在不同的階段，都麵臨著不同的挑戰。當中國十九世紀步履蹣跚地進入現代世界，艱苦的學習從天朝轉變成一個正常的民族國家時，其困境可想而知。時至今日，她仍未學會如何對待舊的曆史遺產和新的國家利益。當遭遇西方世界的攻擊時，她遲緩而笨拙，不知如何自己辯護。當然更重要的是，她仍不習慣用現代方式來對待自己的國民與內部問題。英國人與北愛爾蘭，法國人與科西嘉島，俄羅斯人與車臣，當代曆史告訴我們，無論如何，民族主義或許狹隘但都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不同的解決方法則導致付出代價與所得結果的巨大差異。
北京的確到了一個需要嚴肅反思的時刻。我們要尋找應對自己民族問題的原則與解決方案，隻有理解程度足夠深，原則足夠清晰，才可能逐漸逼近解決方案。否則，它經常變成了鍾擺式的方案，任何動蕩或是外來者的批評都讓我們驚慌失措，然後自己能表現的隻有不可理喻的僵化與強硬。（作者：許知遠）
西藏時件盡管有西方熱情的超級關注，當還是國內問題，是國旗上的大五星和小五星的事宜，應該理性平和的解決。
很遺憾我卻看到了我們的官員歇斯底裏的定位於敵我矛盾，不妥當的引發了中西在道德倫理宗教上的混戰，對奧運造成了不不要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