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骨柔情
浪跡天涯，追月尋夢
“承太學正統，立大學祖庭”——這是我對北大曆史地位最簡明的評語。當時是為了寫一篇文章，其中想用最簡潔的文字對北大的曆史地位做一個完美的、一勞永逸的總結，目的是可以使之琅琅上口、醒人耳目，成為北大的宣傳口號並長久流傳。本文就基於這個評語，對北大的曆史地位做一個詳細的綜述。
《禮記·學記》中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意思是說，古時候教學的地方，一家中設有“私塾”，一黨（五百家為黨）中設有“庠”，一遂（一萬兩千五百家為遂）中設有“序”，一國之中設有“太學”（“國學”）。這裏的“太學”，即指國家的最高學府。“太學”之謂西周時已有，而太學之建製，則始自西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設五經博士，弟子五十人”於長安；東漢時期，洛陽太學人數曾多達三萬，為曆史之最；三國時魏承漢製，亦設太學；西晉設國子學；之後，東晉、南朝亦從之；隋時又改設國子監；唐延隋製；宋稱國子監或國子學；元設國子監；明清亦設國子監。
綜合的來看，自西漢設太學以來，西晉至明清或設太學，或設國子學（監），或兩者同時設立，名稱不一，製度也有變化，但卻都是國家的最高學府，太學已經成為中國特有的一種帝國製度。這中國的最高學府之統脈（我稱之為“太學學統”），自漢以來直至清末，雖屢遭戰亂停辦，但天下安定之時又屢次重建，綿延近兩千年而香火不滅。這樣延續不斷的中國太學學統，在全世界不但是獨一無二的，而且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應該說，這是中國的驕傲。
清末，西學東漸。洋務運動時，清政府開始模仿西方，設立了一係列西式學校。而“戊戌變法”之時，國家開始正式設立西式大學。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於天安門宣《明定國是詔》，正式提出要興辦“京師大學堂”。同年7月3日，京師大學堂正式成立，孫家鼐為首任管學大臣。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大學，其成立標誌著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開端。京師大學堂雖模仿西製，卻又“中學為體”，其體製上與國子監（太學）有諸多相似。與國子監一樣，京師大學堂既是中國的最高學府，又同時兼任中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職能。隻不過，國子監是“舊學”的最高學府和最高行政機關，而京師大學堂是“新學”的最高學府和最高行政機關。
1902年，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製”，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近代學製。該章程規定分級設立蒙養學堂、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和大學堂，其中位於“塔尖”的“大學堂”即指京師大學堂，是全國唯一的“大學堂”，京師大學堂畢業生給以進士出身。1904年，清政府決定合並國子監與京師大學堂的教育行政職能為“學部”（類似今日的教育部）。1905年，清政府進一步廢除了國子監與持續千年的科舉製度。於是，京師大學堂貨真價實的成為了晚清唯一的最高學府，延續兩千年的“太學學統”也終於無可爭議的落在了京師大學堂的頭上。在國子監與科舉製度被裁廢之後，人們都把京師大學堂當作科舉的替代品與進入仕途的捷徑，這使得京師大學堂早期沾染了不少國子監的不良風氣。但這也從側麵印證了早期京師大學堂對太學（國子監）的繼承。
京師大學堂即今日的北京大學（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關於北大的太學淵源，許多學者都表示過讚同。1948年，胡適在《北京大學五十周年》一文中說，“我曾說過，北京大學是曆代的‘太學’的正式繼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歲來壓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學’起於漢武帝元朔五年（西曆紀元前124年）公孫弘奏請為博士設弟子員五十人。那是曆史上可信的‘太學’的起源，到今年是兩千零七十二年了。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學都年高了！”胡適乃一代文史鴻儒，自然不會信口開河。而除胡適之外，馮友蘭、任繼愈、周培源、季羨林、蕭超然等學者教授也都在其文章中表示讚成北大“太學溯源”之說，甚至有人提出北大的校史應當提前一兩千年。
當然，也有反對這一看法的。最典型的就是北大中文係陳平原教授的言論，他在《北大校史：怎樣溯源？》一文中說：“大學堂與國子監，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有消長與起伏，卻不存在交接與承繼。就像我們不能說民國首任大總統孫中山是‘直接繼承’宣統皇帝，國子監也很難說是北京大學的前身。”陳教授的話其實並不錯，的確，北大與太學（國子監）作為實體本身並無直接的繼承關係，但從“學統”的角度而言，卻是一脈相承的。同理，孫中山與宣統皇帝的確無直接繼承關係，但是他們作為“中國國家元首”的地位與職能卻是一脈相承的。陳教授又說：“古今之‘大學’（或曰‘太學’與'University'）不能說毫無關係，卻也很難同日而語。”其意思是說，今日中國的“大學”與古代的“太學”的所學內容、辦學精神等大相徑庭，所以不可溯源。對於這點，我不太同意。隨著時代的發展，大學也必然在演變，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割斷曆史，就正如我們不能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體製、發展理念效仿西方而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國。事實上，現代的中國社會，其大多數東西都效法西方，難道中國就因此而曆史斷裂了？另外，陳教授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太學（尤其是國子監）是落後的、腐朽的、官僚的，所以追溯國子監是不合適的。但北大對於國子監的傳承是客觀的，並不能因國子監的腐朽、官僚而改變，如果曆史溯源也可以“嫌貧愛富”，那曆史還是客觀的嗎？事實上，京師大學堂早期同樣也是官僚、腐朽的，學生都是官老爺，甚至逛八大胡同的都有。但我們不能因此而說這不是北大。
當然，雖然我反對把中國高等教育史限製於西學東漸之後的百年框架之中，但我也不讚同把太學與北大完全等同起來。雖然太學與北大的功能地位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但畢竟兩者是不同的機構——畢竟曾祖與曾孫是不同的兩個人。就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與中華民國教育部是不同的機構一樣。也就是說，我並不讚同把北大這個實體機構的曆史拉長為兩千多年，但太學作為北大的“淵源前身”卻是確鑿無疑的——從中國國立最高學府的“學統”來算，北大確有兩千多年曆史。
在中國，自認“承太學正統”的大學，卻不止北大一所。民國時期，位於首都的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就有類似的溯源言論。中央大學教授張其昀所撰的《源遠流長之南京國學》一文中稱中央大學及其前身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兩江師範學堂，都在南京城北欽天山前，此地乃五百年前明代國子監之遺址，不但如此，“追溯其源，則劉宋之四學，蕭梁之五館，均在欽天山麓，薪火之傳幾至千五百年。中國各大學論其曆史關係之深，精神遺產之厚，舉無有能及中央大學者也。”可見，張教授是按照大學校址來進行大學曆史的追溯：因為中央大學的校址是在南朝太學、明朝國子監的舊址上，故而中央大學就傳承了南朝太學與明朝國子監。顯然，這樣的追溯是不合理的。試想，如果今日我們在洛陽東漢太學舊址上建立一所“洛陽大學”，那是否該校就傳承了兩千年前的東漢太學了呢？同理，現在的江蘇省人民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都位於南京，那是否可以說江蘇省人民政府繼承了中華民國政府的曆史呢？這顯然是不合適的。另外，從南朝到明朝，再從明朝到清末，這之間間隔了太久，其間南京甚至被全城摧毀、取消建製過，可見，就算是校址意義上的傳承也頗為勉強。
但民國時期的中央大學因位於首都、備受寵愛，故而的確有“最高學府”的非正式稱呼，從這個意義上是否可以說中央大學傳承了“太學學統”了呢？我認為還是不行。在民國時期，中央大學與其它大學如北大、清華、浙大、武大等一樣同為直屬教育部的國立大學，在行政上並無特殊的地位，僅在民國大學區製改革時兼任過江蘇省教育廳職能（浙大也在此期間兼任過浙江省教育廳職能），這顯然與京師大學堂作為國家最高學府且兼任國家教育部職能的地位不可相提並論。而且，中央大學的前身三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江蘇大學等）也明顯不具備太學的最高學府地位。應該說，京師大學堂是在清末趕上了“太學學統”的末班車，因為自此之後，中國再也不存在實質意義上的“最高學府”了。
雖然中央大學的太學溯源說並不合理，但是如果就對南京這座城市的高等教育文明的傳承而言，倒也未嚐不可。隻是，這樣的傳承與“太學學統”就無關了。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南大（中央大學）是除北大（京師大學堂）之外唯一能與太學拉上關係的大學。除了北大、中央大學之外，再沒有其它學校自認“承太學正統”了，但卻有一些大學在校歌上打擦邊球。比如，東南大學校歌中有“太學令名標”一句，浙江大學校歌中有“國有成均，在浙之濱”一句（“成均”為太學的古稱與別稱）。嚴格的來說，這些都是對禮製的“僭越”，但現代中國社會也不怎麽講究這些了，在校歌中表達對於中國古代大學的繼承，這樣其實也無可厚非。
綜上，真正意義上“承太學正統”的大學僅北大一家，那北大是如何“立大學祖庭”的呢？前麵提到，京師大學堂最初與國子監（太學）比較相似，那京師大學堂與太學（國子監）又有什麽不同呢？京師大學堂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開創性又是什麽呢？
首先，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大學。這裏的“大學”，特指模仿西方建立的大學，以此區別於中國古代的太學（下同）。在京師大學堂成立之前，中國並無大學。關於這點，不少人肯定會有疑問：眾所周知，北大成立於1898年，而中國自稱建校早於1898年的大學，起碼有武漢大學（1893）、天津大學（1895）、交通大學（1896）、浙江大學（1897）等。但這些學校正式成為大學的時間卻都晚於北大。
武漢大學現在自稱的建校年份係溯源1893年張之洞建立的“自強學堂”所得，但自強學堂遷址、改名為“方言學堂”，並於1911年辛亥革命而停辦了。後1913年，於原址建立了“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僅僅因地址相同而說方言學堂與武昌高師之間有直接傳承關係是有些牽強的。而且，最關鍵的是，無論是自強學堂、方言學堂，還是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都不是“大學”，隻能說是“高等學堂”。事實上，武漢大學成為大學是在1923年，即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改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的時候。所以武漢大學成為大學（1923年）要晚於北大。再說浙江大學。浙江大學現在自稱的建校年份係溯源1897年杭州“求是書院”的建立所得。此後求是書院幾度更名、幾度停辦，民國後定名“浙江高等學校”並於1913年停辦。1927年，政府改組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與浙江公立農業專門學校為“國立第三中山大學”，隨即更名為國立浙江大學。浙江大學與浙江高等學校之間的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直接傳承關係。而且，從1913年浙江高等學校停辦，到1927年浙江大學的建立，中間有14年的空白。浙大這樣的校史溯源，實在是“大膽”之極。而且，與武大一樣，求是書院根本不是“大學”。所以浙江大學成為大學（1927年）也晚於北大。
天津大學成立於1895年，這是溯源的天津中西學堂（也稱“北洋西學學堂”）的成立時間。天津中西學堂由天津海關道盛宣懷所創辦，分頭等學堂、二等學堂。盛宣懷認為其頭等學堂就是外國所謂的“大學”，這也成為天津大學自稱“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的由來。我對盛宣懷開拓新式大學教育的精神頗為敬佩，然而：一、天津中西學堂並無“大學”之名。天津中西學堂被地方政府批準更名為“北洋大學堂”，是在1903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重建之時，而正式獲得學部批準更名，則是在1906年。這兩個時間均晚於1898年。二、天津中西學堂並無大學之實。無論1902年頒布的中國近代第一個學製“壬寅學製”還是1903年頒布的第一個真正付諸實施的“癸卯學製”，都未承認天津中西學堂為“大學”。前者默認大學堂即指京師大學堂，認為全國大學堂隻需設一所於京師；後者雖說可設立多所大學，但也指出當前先僅設京師大學堂一所。更關鍵的是，在當時，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小學、中學、大學的體係，更沒有培養出各級學校的教師。在這樣的情況下，要說天津中西學堂能夠提供大學本科教育，這是不可思議的。在沒有教育部，沒有學製，沒有教育監督和教育管理機製的情況下，天津中西學堂宣稱自己是“大學”教育，其可信度要打個問號。事實上，當時的中央政府的確未承認其為大學。而且，天津中西學堂的學科設置均為工礦等應用類學科，無基礎學科之教育。對比現在，就會發現，這與今日的職業中專、大專類似，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教育。
盛宣懷在建立天津中西學堂之後，於次年（1896年）在上海建立了“南洋公學”，此即後來的“交通大學”。在南洋公學的創建中，盛宣懷深化了其關於分級教學的思想，南洋公學分為“上院”、“中院”與“下院”，意即高等學堂、中學堂與小學堂。但可能是吸收了北洋西學學堂的經驗教訓，這次盛宣懷並沒有宣稱其“上院”是“大學”，而隻是定位於“高等學堂”，相當於“大學預科”，南洋公學上院的畢業生方可進入外國大學的本科學習。南洋公學此後多次改名，但其正式成為大學卻是在1921年改組改名為“交通大學”的時候。應該說，北洋西學學堂與南洋公學的建立是打開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序幕，其建立都是對中國教育體製與學製的探索，北洋西學學堂與南洋公學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高等學堂”，但卻還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在它們建立的時候，中國也還沒有誕生教育體製，為“無體製之學”。
而中國教育體製的誕生，則始自京師大學堂的建立。京師大學堂是由國家最高權力所建立的，代表了國家意誌，身兼國家太學（國子監）製度與現代學校建置的雙重身份，有著對古代太學的“縱向繼承”與對西方大學的“橫向移植”的雙重使命。京師大學堂代表了中國最高層創立新式大學的巨大決心，其所被賦予的不僅是國家最高學府的地位，而且還兼任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類似教育部）。也就是說，京師大學堂的建立，同時也是“教育部”的建立，京師大學堂其實也是今日教育部的前身。有了這樣的教育管理機構，教育“體製”也誕生了。不僅如此，京師大學堂的建立，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學製的建立。1902年，京師大學堂在動亂後重建，當時的管學大臣（相當於北大校長兼教育部長）張百熙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製）。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近代學製。可見，京師大學堂的建立與學製的建立是同步的，或者說根本就是一體的。所以，京師大學堂最初是學校、教育管理機構、學製三位一體的。這些都證明，京師大學堂的建立與上文所提及的其它新式學堂的建立都是不同的，後者是對新式大學堂嚐試性的衝刺，而京師大學堂的建立則是劃時代的分水嶺。
在晚清，從洋務運動開始以來，中國人效仿西方建立新式學堂的意識逐漸從邊緣走向了主流。從1862年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京師同文館”誕生以來，直到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建立，中國人做了三十多年的努力與嚐試。這些在嚐試中建立的新式學堂，有些至今還被人們所銘記，因為有後世的大學把它們作為了自己的前身（如自強學堂、求是學堂等），而更多的新式學堂卻已經在曆史的塵埃中逐漸被人遺忘。之後，盛宣懷在北洋西學學堂與南洋公學進行的分級學製的嚐試更是讓中國人看到了新式大學堂的曙光。終於，在三十多年的鋪墊之下，在1898年“戊戌變法”之際，由中央政府所建立的京師大學堂最終打開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的大門，中國近代曆史上的第一所正式大學、第一個最高教育管理機構橫空出世。巧合的是，京師同文館，於1902年並入了京師大學堂。從此，中國近代曆史上第一所新式學堂與第一所正式大學融為了一體。
京師大學堂也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晚清的“國立”是指直隸於中央政府（也稱“帝國大學”，即Imperial University），而民國的“國立”則指直隸於最高教育機關教育部，然而不管是以何種標準，京師大學堂都是中國最早的國立大學。事實上，在中國的老牌大學中，自其或其前身誕生之日起直到今日，一直是國立大學的，隻有北大一家。另外，京師大學堂也是中國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京師大學堂自建立之日起就致力於多學科的綜合性教育，從基礎性文理科，到應用類法農工醫科，全部涵蓋。同時，京師大學堂也建立了中國最早的正規本科教育。1910年，京師大學堂在經過多年準備之後設立了“分科大學”，分為文科、格致科、經科、法政科、商科、工科、農科等，中國最早的正規本科教育也最終誕生。
綜上所述，京師大學堂作為中國近代第一所正式的大學，且其誕生從本質和基礎層麵上自頂向下的深刻的影響了整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百年曆史。正因為此，所以才“立大學祖庭”。京師大學堂雖從“學統”上傳承了延續兩千年的太學，但其“真身”的誕生，卻又是一個徹底的創新，且這樣的“創新”奠定並開創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百年曆史。“承太學正統，立大學祖庭”正是對北大之於中國高等教育這種承上啟下、傳承創新的地位的評價。
本文所有的討論，都是基於形而上的曆史地位與象征意義而言的，並未涉及現實層麵。從象征層麵而言，北大獨一無二、近乎完美的曆史地位不但空前，而且絕後；但就現實層麵而言，北大隻是一所普通的大學，北大的發展需要的不是對曆史地位的沾沾自喜，而是現實的腳踏實地的進步。
【附注】
◎我入校之後不到一年就遇上了北大的百年校慶（按一年一屆的算法我正好是北大第100屆學生），耳濡目染之下，便對北大的曆史有了興趣。此後，曾在圖書館翻閱過大量的北大校史與中國高等教育史書籍，慢慢便形成了觀點。撰寫此文的目的是為了記錄下自己的一些觀點，使之不被我自己所遺忘。今年恰好是我入校十年之後，權且聊作紀念。
◎關於“承太學正統，立大學祖庭”的說法。我最初想出來的其實是“承千年太學傳統，開百年新學先鋒”，後修改為“上承太學正統，下立新學祖庭”，後又簡略為“承太學正統，立新學祖庭”。這裏的“新學”是指“西方之學”，以此來區別於中國古代的傳統之“舊學”。但後來仔細斟酌，覺得“新學”二字過於局限在特定的曆史語境。就晚清而言，西學的確是“新學”，但將來或許還會有“新新學”和“新新新學”，不如幹脆用“大學”二字吧。“大學”二字，古已有之，《禮記》中就有《大學》一文，但自晚晴以來，“大學”二字被用於學校機構名，其含義已經固化為“西式大學”，故而相對更加貼切穩固。所以，最終我修正之為“承太學正統，立大學祖庭”。
◎漢朝開創了太學，晉隋之後又有了國子監（學）等，他們或與太學並設，或替代太學。但太學作為國立最高學府的稱呼已經深入人心，所以後世太學與國子監是互稱的。我曾經遊曆北京國子監舊址，在北京國子監的第二層門上赫然掛著“太學”的匾額。
◎晚晴時期，往往省略“京師”二字，逕直稱呼京師大學堂為“大學堂”，現有“大學堂”牌匾（現藏於北京大學校史館）為證。這也反映了晚晴時期京師大學堂獨一無二的特殊地位。這塊“大學堂”牌匾不僅是北大的“祖碑”，而且也是今日的教育部、所有大學乃至整個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祖碑”，象征著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篳路藍縷的百年曆程。
◎我曾建議學校或立石碑，或豎牌坊，或建門亭，左聯刻上“承太學正統”，右聯刻上“立大學祖庭”，頂上擺上“大學堂”匾額，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固化北大的曆史，使之直觀的見諸於人，期望形成北大校園的一個標誌性景點。事實上，直到現在我也還希望能實現這一未竟的心願。
大太承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