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言先生的文章我一直不太喜歡。倒不是因為閑言先生的觀點和我相左，而是因為閑言先生經常用片麵扭曲的事實作為自己的論據。
正常情況下，辯論雙方總是要以雙方公認的客觀事實為依據，然後演繹推理出自己的觀點，指出對方思維上的錯誤。如果一方硬是要扭曲事實，那麽雖然他的演繹推理無懈可擊，但是他的結論還是錯誤的。而且這種錯誤的迷惑性很大。因為客觀事實的真相不是讀者都了解的，你用了片麵扭曲的事實，讀者順著你的思維，必然給你帶到你的錯誤結論，於是讀者就上鉤了。
閑言先生以前比較中國和印度的貧困人口數量時，就用了錯誤的數據。我非常願意相信，閑言先生那次不是為了說明自己觀點而故意引用錯誤數據。但至少這說明先生的治學還不夠嚴謹。很遺憾，這次閑言先生在寫《烏克蘭大選告訴中國人什麽》時，又一次扭曲了大選的真相，當然，可能又是無意的。
首先，閑言先生說“隻有當親西方的尤先科贏得選舉，國內選舉的結果與國際幹預的力量對比格局相一致時，塵埃才易落定。”
這就在告訴讀者，親西方的尤先科能獲勝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的幹預力量更強。這不是事實。事實是，尤先科獲勝是因為他的支持率的確高於亞努科維奇。我接觸到的烏克蘭朋友，沒有一個喜歡俄羅斯，他們總是抱怨俄羅斯的沙文主義。他們常抱怨，蘇聯時代烏克蘭語如何被當局禁止，俄羅斯人如何歧視烏克蘭人。所以從選舉一開始，我就不相信親俄的亞努科維奇會贏得大選。當然，閑言先生可以說，我接觸的烏克蘭人有限，不代表全部。不過，選舉風波中尤先科一方的示威遊行規模遠超過對手，民心向背已經很明顯了。要說外來幹預的力量，我倒認為俄羅斯幹預更強。因為大選風波期間，俄羅斯已經派軍隊進入基輔了。這個事實，閑言先生一不小心疏忽了。烏克蘭人的厭俄情緒在《古拉格群島》中，有很多描述。當然閑言先生整天忙於著述巨作，也沒時間讀這些閑書了。我先要告訴閑言先生和讀者一個未經扭曲的事實：自由投票，尤先科得票肯定超過親俄的亞努科維奇。
閑言先生又說“烏克蘭議會和最高法院先後宣布第一次選舉無效是作出了有利於國家統一和穩定的明智抉擇；或許也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上述兩大機構才作出了‘選舉無效’的裁決。”
先生這次貌似褒獎烏克蘭議會和最高法院在維護國家利益，其實在把烏克蘭的這兩大機構貶低成和集權國家裏相應機構一樣的玩藝兒（我才疏學淺，不像閑言先生會創造新詞匯，除了“玩藝兒”，我找不出什麽合適的詞匯來稱呼集權國家的議會和法院）。眾所周知，議會是立法機構，法院是執法機構。法治國家的這兩個機構在做出裁決時，隻知道各司其職，依法辦事，從來不知道要考慮什麽國家利益。隻有在集權國家，這兩個機構才會出於維護國家利益，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維護國家利益成為這兩個機構枉法的最佳理由。所以閑言先生的那句話也就是告訴讀者，烏克蘭議會和最高法院的“選舉無效”的裁決並不是依法裁決，亞努科維奇本來是公正合法的贏得選舉了，但是烏克蘭卻為此受到分裂動亂的壓力，於是烏克蘭議會和最高法院，出於國家利益，硬是枉法，把亞努科維奇這個合法總統趕下台。但是閑言先生卻閉眼不見、閉口不談，首次選舉中亞努科維奇支持者一人投多票的舞弊事實。首次選舉中，支持亞努科維奇的地區一人投多次票的錄像，我不知道中國大陸的電視媒體有沒有播放。
基於自己這些扭曲的事實，閑言先生慷慨激昂的問道：“這種事實上是由國外勢力扶持上台的政府，能有多大的國內政治合法性？這種事實上是被國外勢力操縱結果的選舉，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體現民眾的意誌？”
是的，我完全同意，由國外勢力扶持上台的政府，不具有國內政治合法性。所以當年被蘇聯勢力扶持上台的某政府，從不具有國內政治合法性，早該垮台了；如果今天的亞努科維奇選舉舞弊上台，並在俄羅斯扶持下坐穩總統寶座，也不具有合法性；但是尤先科事實上不是由國外勢力扶持上台的政府，國外勢力隻是幫他討還了一個公正的大選，他是獲得多數票上台的，怎麽沒有合法性？我也完全同意，被國外勢力操縱結果的選舉決不能體現民眾的意誌。但是受國際勢力監督保障的普選完全能體現民眾的意誌。從柬埔寨到東帝汶，從阿富汗到伊拉克，從格魯吉亞到烏克蘭，這裏的選舉事實上都不是被國外勢力操縱結果的選舉，而是受國際勢力監督保障的普選，怎麽不能體現民眾的意誌？請閑言先生不要混淆視聽，扭曲事實。
閑言先生為了嚇唬我們這些老實巴交的中國老百姓，又提出了一個嚇人的問題：“如果普選製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導致國家命運被國際強權操縱，你們怎麽辦？在這種可能性下，你們願意選擇還是放棄普選？”
那麽我也要問閑言先生：如果你的那套權威製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導致國家命運被國際強權操縱，你怎麽辦？在這種可能性下，你願意選擇還是放棄權威製？
當年外蒙古獨立時，前後兩個權威製朝代都承認了，雖然當時民眾一致反對。如果當時有普選製，誰敢承認外蒙獨立，誰就肯定被老百姓選下台，外蒙會成外國嗎？日俄邊界至今定不下來，我們和俄羅斯邊界早定下來了，就因為日本政府是民選政府，一旦出賣主權，放棄北方四島，肯定被選下台。如果日本搞權威製，政府割了四島，日本老百姓還不像中國老百姓一樣，誰敢吭一聲？
現在我再來回答閑言先生的那個嚇唬中國老百姓的問題。因為普選製意味著“選舉結果最終要得到大多數選民的同意”，所以獲勝的大多數選民，不可能允許失敗一方的選民分裂由獲勝一方掌權的國家。於是國家分裂這個極端可能性已經被普選製本身排除了。至於另一個極端可能性——國家命運被國際強權操縱，那隻會出現在被國外勢力操縱結果的選舉中，而不會出現在受國際勢力監督保障公正的選舉中。這兩種選舉有本質區別。普選製的擁護者隻擁護後者，不擁護前者。前者和權威製沒什麽兩樣，我們都反對它。閑言先生那麽精明，不至於這兩者分不清吧？
謠傳閑言先生為主子寫作，我當然不會輕信謠傳。不過閑言先生每次扭曲事實真相的手法的確和那個謠傳的主子如出一轍。我懷著最大的善意也隻能相信，閑言先生總是一不小心扭曲了事實，而那個謠傳的主子總是刻意扭曲事實。
我就寫這麽多了，我寫的文章不討喜，沒稿費，字寫多了又不會多拿錢，反而耽誤自己的正經工作時間，所以不敢像閑言先生那樣動輒八九千字。
附： 閑言：烏克蘭大選告訴中國人什麽
普選製作為西方民主製度的核心構件，能否普適於其它地區，這一直是世人倍加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學界民間有不少人視普選製為中國實現政治進步、解決當前棘手難題的唯一出路。在體製內聲音已明確拒絕照搬西方模式後，學界民間的訴求更凝聚成一種張力。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思想界各種流派自然而然都將視線聚焦於最近的烏克蘭大選。
從理論上說，現代普選製的政治意義一是賦予執政者以程序合法性，二是為民眾安排一種參與政治選擇的間接方式。但是，此次烏克蘭的大選危機告訴世人，作為一項根本性的製度安排，普選製對政治生活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除了實現上述功能外，它還會帶來一係列的連鎖反應；這些連鎖反應，反過來又會影響上述功能的實現效果。因此，對於普選製的功用評價不能僅僅依據抽象理念或設計原理，而必須結合具體情況進行深入全麵考察。普選製究竟會給社會帶來何種變化、其最終效果是正是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具體國情。
持不同意見的觀察者都注意到了，此次烏克蘭大選更象不久前台灣舉行的選舉，而非類似歐美發達國家的選舉。除了新製度需要適應性磨合外，烏克蘭與台灣還有一大相似，那就是選舉幾乎導致了共同體社會的分裂。
之所以幾乎導致分裂，是因為客觀上存在著可能導致分裂的嚴重對立。普選製確立政治合法性的方式是讓各種不同的聲音都充分釋放出來，相互競爭，憑聲音的大小確定勝負。為爭取勝利，各種聲音都努力放大自己，從而也極力放大了彼此的分歧和對立。如果這種放大達到一定限度，社會連接的紐帶就可能不足以繼續維係、就可能被繃斷，分裂就難以避免。
可以說，最近台灣、烏克蘭的選舉比較不象當代美國的選舉，而更象1860年美國的選舉。那次選舉所造成的裂痕幾乎分裂了美利堅，最後需要通過一場慘烈的內戰來予以縫合。當時造成裂痕的是南北蓄奴、廢奴之爭，在今天的台灣，題目變成了台籍外省之爭、統獨之爭，在烏克蘭它是東部西部之爭、親俄親西之爭、東正教天主教之爭。
是社會的不同結構導演了普選製的不同結局。在價值相對中立、利益衝突觀念分歧不嚴重的社會，不同聲音的較量不會導致難以彌合的裂痕；由於在社會構成中中間層的體積龐大，分歧對立的兩端都不足以決定勝負，政治主張被迫向中線靠攏。這樣的社會往往是中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如歐美發達國家。但在中間層弱小的社會，沒有中立的緩衝，對立雙方隻能憑一己之力壓倒對手，於是都極力放大自己的聲音，同時也放大了分歧和矛盾，使社會陷入分裂險境。
台灣和烏克蘭最終沒有象南北戰爭時的美國那樣走向內戰或真正分裂，這其中，外部環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一國的問題就是國際問題，大國意向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其它國家的命運。可以設想，如果烏克蘭如同南北戰爭時的美國一樣是一個相對獨立封閉的社會，那麽內戰或分裂的係數將大幅增高；如果再次選舉的結果仍然是親俄羅斯的亞努科維奇獲勝，結局也難預料。隻有當親西方的尤先科贏得選舉，國內選舉的結果與國際幹預的力量對比格局相一致時，塵埃才易落定。從這個意義上說，烏克蘭議會和最高法院先後宣布第一次選舉無效是作出了有利於國家統一和穩定的明智抉擇；或許也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上述兩大機構才作出了“選舉無效”的裁決。但不管怎樣，社會對立的裂痕仍然存在，新當選的尤先科政府注定隻能是一個難有作為的軟政府。最新的事態發展似乎也印證了這一判斷：剛被尤先科任命為政府總理的鐵木申科女士甚至在其被任命之前已經公開吹噓：尤申科已在一個無法脫身的交易中承諾任命她為總理--由此看來，烏克蘭人民的苦難不是已經終結，而是新的苦難才剛剛開始。
此次烏克蘭大選也引出了另一話題：本意在於讓民眾參與、由民意決定的國內民主程序，在事實上卻成了外部強權幹涉本國內政的工具。相對於一國公眾來說，國際強權可能更有能力左右選舉的結果，尤其是當這一強權同時又擁有國際範圍的話語霸權，即普選製正是從這些國家引進、因此它們天然擁有對於選舉過程是否合法的道義裁決權時。民主製在此處陷入了難以自脫的悖論：這種事實上是由國外勢力扶持上台的政府，能有多大的國內政治合法性？這種事實上是被國外勢力操縱結果的選舉，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體現民眾的意誌？
普選製的辯護者們認為，普選並不必然導致國家的分裂，因為也有一些多民族國家經曆了民主化過程沒有出現分裂；普選時的外國幹預也不會改變民主程序的性質，因為所有外部影響最終都要通過選民投票才能發揮作用。
在中國國內這一輪針對烏克蘭大選的討論中，無論肯定、否定烏克蘭大選的雙方似乎都沒有意識到，烏克蘭大選對於中國的意義並非僅僅是提供了一種關於普選製可能後果的空泛說明，而是提示了一種可能後果的極端性示範，從而在極端的情境下向中國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普選製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導致國家命運被國際強權操縱，你們怎麽辦？在這種可能性下，你們願意選擇還是放棄普選？
人類對外部世界認識的擴展，往往是在加入對極端可能性的考慮後才產生的。不對應於光速，就不會有相對論；沒有對自然狀態的理想化設定，就演繹不出自然法、基本人權和自由民主的天然正當性。正是由於另一類極端情境的客觀存在，人們必須慎重對待普選製的可能風險。普選確實並不必然導致國家的分裂，但也確實有可能導致國家分裂，至少它會放大分裂的可能性；而對於這種放大效應，迄今為止並無有效的應對手段。因此，“可能導致分裂”應該被計入普選製的實施成本，成為決策時的重要考量。
確實，國外幹預實質上隻是廣義的說服、影響選民的過程，選舉結果最終要得到大多數選民的同意，這與非民主製度下的強製、別無選擇完全不同。但是，雖然程序、方式完全不同，但結局之可以被操縱，仍然是相同的，差別隻在於是以強製還是以說服（包括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欺騙）的方式來實現這種操縱而已。在全球化時代，對於弱小國家來說，或許被列強左右隻是它們無可擺脫的命運，不是被以這種方式操縱，就是被以那種方式操縱；但是，對於有資格成為舉足輕重大國的國家來說，執政者被國外操縱、尤其是被與自己的國家有著重大戰略利益衝突的外國操縱，性質即大不一樣，它對於國家前途、國民利益的影響也大不一樣。
這就是烏克蘭大選給予中國人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