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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在美國搵食
鄧海桐（ xiaochuan ）
二 OO 九年七月
第一部
（6）
邁阿密，人稱“拉丁美洲首都”，75%的人講西班牙話。不會西班牙語，連上超市買菜都有困難。到邁阿密上學不是我的初衷，雖然上初中時從赫胥黎《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知道了佛羅裏達，上大學時又知道了風流浪漫的邁阿密海灘。是前妻先申請了邁阿密的大學。我算是來幫她打前站的。
香港電視劇常常會有那麽一句父親訓斥不肖兒子的台詞，“你再不聽話，我送你到南美砍叉燒！”可見到南美開餐館砍叉燒在香港人的眼裏與充軍新疆伊犁無異，與右派被遣送回原籍監督勞動無異。在邁阿密的中國人，許多都是從南美移民過來的。去南美的很多人原籍是廣東恩平。
餐館裏三教九流，什麽人都有。企枱鹹蛋黃，斯斯文文像一個學生，卻原來是水手，跳船，滯留在美國。企枱阿樂，單身大帥哥，卻原來在洪都拉斯印第安人部落和一個部落女人生了三個孩子。他告訴我，三個孩子都是他親手接生，繪聲繪色；我仿佛看到，在那個印第安茅棚裏，鮮血淋漓；和聽到傳出的嬰兒的啼哭。
企枱鄭生是從尼加拉瓜移民過來的。原來正人君子到處都有，中國有，美國有，南美的中國人也有。鄭生就是正人君子的代表。他當企枱從不遲到早退，從不偷工減料，從不欺騙老板或欺騙顧客。中國乒乓球隊訪問邁阿密，他還請江嘉良吃了頓飯。老華僑十分熱愛偉大祖國，曾和他哥哥一塊應邀回國參加國慶觀禮，說是臨別時，送給了接待他們的中國官員每人一塊記念金幣。
鄭生原來也是一方豪紳，在尼加拉瓜首都附近的一個小鎮，擁有一條商業街。不是一兩個店鋪，整條商業街都是他們家的，包括一個電影院。1978年，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發動了推翻索摩查親美家族獨裁統治的革命鬥爭。鄭生怕被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作為土豪劣紳清算，慌慌忙忙把家業變賣，把錢埋到地下，然後跑到了美國。1979年，尼加拉瓜共產政權建立。情況穩定了，鄭生跑了回去，把錢挖出來。可惜啊！索摩查統治垮台以後，自然，他們的貨幣就不用了，所有的錢變成了一堆廢紙。鄭生一輩子辛辛苦苦積累下來的家業，基本都泡了湯。隻好攜家帶口，在美國打餐館工，從頭來過。
鄭先生的遭遇，給了我很大的震動。做人要高瞻遠矚地看到自己未來的人生道路，怎麽可以被人家殺到了家門口，才慌慌忙忙地把一輩子的積蓄埋在地下，然後逃跑呢？怎麽說，都要預先把錢換成美元，然後帶著美元跑呀！
誰知道呢？也許，換了美元帶著跑，剛好美元也不再值錢了。
（7）
美國對邁阿密的宣傳有點邪乎。係列電視劇《Miami Vice》、《CSI》、鞏俐參加拍攝的電影《邁阿密風雲》等，全都是一個主題：邁阿密是萬惡之源。美國的什麽聞所未聞的破事全發生在邁阿密。販毒、販賣人口啦，巴拿馬總統被抓到邁阿密坐牢啦，古巴有一個小孩讓FBI武裝特工三更半夜搶回來送回古巴給他爸啦，美國總統選舉戈爾和布什相持不下得用手重新點票啦，等等。要多不可思議，就有多不可思議。在邁阿密買輛車，有人會拎一袋現金往車行一放，拿車鑰匙就把車開走了。有人可能說我在編故事，這麽多現錢，車行怎麽往銀行存呢？FBI不會告車行洗錢嗎？這就不是你我的事了，車行經理自然會搞定。這都搞不定，在邁阿密還做什麽生意啊？
有一陣子，我有點飄飄然，覺得，這麽多人冒死，鋌而走險去搶銀行。為了什麽？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說，就為了搶到錢以後，到邁阿密買個房子，享樂人生。好了，現在，我不用鋌而走險去搶銀行了，生在活在了邁阿密，車有了，房子有了，家有了，孩子有了，可以享樂了。何樂而不享呢？
有一天，餐館剛做完午餐，樓麵經理阿偉拿來了一份當地的報紙，說是綁架王德輝，勒索贖金的主犯在邁阿密落網。主犯香港退休警長鍾維政的女友，化名楊太，在我們家住的叫Kendall的居民區被捕。楊太曾借打麻將的機會接近王德輝太太龔如心，摸熟了王家的門路，和出入時間，並決定綁架後贖金在台灣和日本交割。綁架得手後，楊太經台灣，到日本，到加拿大，再到大開曼群島，幾經化妝整容換護照；然後，從大開曼群島移居邁阿密。她買了一個房子，開一輛保時捷，為人十分低調。香港國際刑警，也在我們居民區附近買了一處房子，花了兩年時間收集她的證據。最後把她收捕歸案。
大廚譚生也少有地出來聽我們議論這個事，說是國際刑警好生了得，花兩年這麽長的時間，耐心地收集罪犯的家倒出來的垃圾，析選收集證據。完了，他和阿偉跑到了一邊嘀嘀咕咕不知繼續說些什麽。
譚生是老板娘文姐的堂哥，炒得一手好菜。我最喜歡吃他做的“串燒帶子”，那是下了牙買加Rum酒的（一種甘蔗讓的酒）。譚生長的像李小龍，隻是多留了兩撇八字胡。他說話辦事，給人一種氣勢，讓人覺得他是個有擔當的人。不知道是拿炒菜的勺拿多了，還是拿槍拿多了，手腕動作特別利索。阿偉是祖籍上海、香港出生和長大的香港人，知識豐富，思路敏捷，語言動聽，可以與任何食客用任何語言（英語、西班牙語、國語、上海話、廣東話）談論任何話題。跟他聊過的食客，有很高的回訪率。阿偉讓人一看就知道是電影小說裏麵當軍師參謀之類的人物。
他們平時很少參與我們企枱的閑聊話題。我隻知道，他們有嫖妓，染病了的話，會讓文姐介紹醫生給他們。他們要打青黴素。
他們賭博比較凶，有時與廚房的其他人在沒有賭具的情況下，拿幾根火柴也能賭上一陣，用手拿著火柴，猜那根火柴有火柴頭，那根沒有。大老板阿伯也在廚房工作，不過是給他們當下手，炒炒飯。他們賭博賭到忘乎所以的時候，會透露一下他們曾經在紐約開有幾家按摩院和地下賭場。
餐館廚房裏還有兩個人不得不說。一個越南華僑阿安，另一個南美人瘦雞。阿安頭大眼大，人稱“神童”，是“神龍查”的“神”，工作勤勤懇懇，凡事聽大老板阿伯的話，屬於“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就等於沒有靈魂”的那一類。瘦雞的一生不知道有沒有做過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一年365天，起碼有300天，他是無照駕駛的。風哥常常要到警察局把他領出來。他無親無戚，孤獨一人，得過且過，他天天收工前都反反複複說一句話：“Another day，another dollar”。他們都十分的單純，心底都特好。這麽說吧，如果他們要騙我的話，我是心甘情願地讓他們騙的。
終於有一天，FBI把阿偉找去了。談判結果，阿偉願意出庭作證，協助警方起訴譚生。原來譚生是紐約和勝堂堂主，被FBI追訴，跑到邁阿密躲了起來。阿偉是他的軍師。
我沒有看到起訴他們的罪狀。不好在這裏亂說。隻是知道，阿偉被無罪釋放，現在邁阿密成家立業，平安地生活著。譚生被判無期徒刑，不堪忍受無聊人生，前兩年在獄中自殺。
這是去年餐館老板大隻強告訴我的。
（8）
從一個環境換到另一個環境，有一個適應過程。我連Ｋ－Ｍａｒｔ， Ｄｏｄｇｅ都不知道是什麽，其他很多東西自然就沒有辦法明白了。有時候，一個問題要問別人很多遍，別人回答很多遍，才能夠弄明白。當然還要對比一下，在中國應該是一個什麽樣的對應的東西。
工作上，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也一樣，有一個適應過程。例如，在國內的時候，那時還沒有手機，在街上辦事打電話，我們公檢法單位的要不就是到民警的交通崗（現在連交通崗都沒有了），要不就是到派出所。反正是有事就找警察。
剛到邁阿密的那天，律師朋友Ｌａｒｒｙ剛好有事到加州去了。他給我留了一個條子，說要過幾天才回來。這幾天如何安頓？那時候出國不像現在，現在出國的都腰纏萬貫的，那時候總共帶的就那麽幾百塊錢。要不先問一問警察，看他們有些什麽好的建議？下飛機的時候，我已經把行李寄存在機場的行李寄存處了。現在是輕裝，習慣性地，我截了一輛警車。是一個女警察。我把我的情況跟她說了一遍，我說我是中國人，主要是帶的錢不多，不想住太好的旅館，看有些什麽別的地方好去過幾天？首先，她建議我去難民營，說這裏有一個難民營，正住著一撥從泰國來的難民。我問她還有沒有別的什麽更好一點的選擇？她想了一想，說：要不去中國餐館？我說：行！她用警車裏的電話跟警察局匯報了一下，便讓我坐上警車，帶我去了附近的一家中國餐館。中國餐館的經理對警察說：“就把他交給我們吧！”警察走後，中國餐館的經理就把我帶到邁阿密大學的中國學生宿舍。
當然在美國，警察不是隨便能找的。大多數情況是警察來找你。要是警察真來找你了，多半不是什麽好事。
妻子來了以後，我們住進了邁阿密大學的宿舍。晚上餐館打工回來，停車場都泊滿了，總找不到泊車的位置。我總是泊在停車場的邊上，車子有一大半在停車場，卻有兩個輪子壓到了停車場邊的草地。我總覺得這不算什麽，因為我們是買了準許泊車的牌子的。你學校收了錢，總得讓我有個泊車的地方吧？
有一陣，警察天天來給我一張罰單，說我壓草地了。那天星期天，我正要上班去餐館打工，看到車前玻璃的雨撥上，警察又罰了我一張新的罰單。一想到一天打工的工錢就讓罰沒有了，氣就不打一處來。我開著車就去追那輛警車，要找警察評一評理。警察沒注意我來找她，在另外一個停車場停下來，女警察下了車，一扭頭，看到我怒氣衝衝地開著車向她衝來，馬上就叫增援了。很快很多警車就圍了過來，我還手裏拿著罰單，要跟他們評理。他們要抓我。幾個警察商量了老半天，然後一個警察走過來說要逮捕我，罪名是襲警，ｆｅｌｏｎｙ重罪。我還要爭辯，這是在校園停車場呀！他們幫我帶上手銬，“你現在有權不說話，但是你說的所有話，都將作為呈堂證供。”
在把我帶到警察局的路上，警察問我是什麽簽證？是不是Ｅ簽證，有沒有外交豁免？那天是星期天，警察局拘留所沒人上班。警察對我說，對不起，今天你運氣不好，認栽吧！今天這裏沒人，我們要把你關到邁阿密縣的監獄去，Ｍｉａｍｉ－Ｄａｄ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Ｊａｉｌ。警察還對我說，“這不是我要這麽做，是上頭的意思。”警察還說，“我會叫縣監獄的人對你好一點的。”
邁阿密縣監獄是大監獄。還關過巴拿馬總統諾列加。國內的監獄，我去過幾次，是帶外國司法代表團去參觀我們的模範監獄。沒想到，我也有機會蹲一蹲監獄。還是蹲美國的大獄。
監獄的門衛並沒有想象的那麽森嚴壁壘。跟著警察進了裏門，一條走廊，邊上長條的木凳上放著包裝好的三明治，進來的不管什麽人都可以拿來吃。進到裏麵，辦入獄手續，把所有身上的東西交給監獄保管處，然後要被關到一個臨時大間。我跟帶我來的警察說，我是在律師行工作，能不能讓我給我的律師朋友打個電話。警察跟監獄裏的看守說了一下，便把我帶去打電話；然後，警察就走了。Ｌａｒｒｙ在電話上一聽我蹲了大獄，他笑了，說他以前看球賽後跟球迷鬧事，也蹲過大獄。先蹲著，他會把我弄出來的。
我給到處打電話，給妻子啦，給餐館啦，給學生會啦。一轉眼，晚飯時間到了。看守端來了一個很大的黃色的塑料盒子，打開裏麵有４格，一格放的是牛肉餅，一格是奶酪通心粉，一格是玉米粒紅蘿卜，還有一格是水果。量大，起碼夠兩個人的份。難怪街上這麽多的人想進監獄。吃完飯，看守要我進裏麵的臨時大間。
裏麵都是今天剛抓進來的人。除了衣衫不整的黑人，南美人以外，有一位老人是跟他的老太太一塊被抓進來的，進臨時大間以前，把他們倆分開了。女的另有一區。他們倆是在高級商場偷東西給抓的。裏麵還有一位西裝革履的白人青年。他在大喊大叫，要放他出去。不知他犯了什麽事。天黑以後，看守把我們帶出臨時大間，去換囚衣，洗澡，然後是分牢房。這時，保我出去的人來了。他把我領出監獄，送回家了。
我的律師朋友Ｌａｒｒｙ沒有直接來保我，而是花錢請專門做這一行的人來保我出獄。原來美國專門有人吃這一行飯，專門保人出去的。他們的收費是法定擔保費裏麵的一個百分比。那天他收了律師行１０％或１５０美元。我的保釋金是１５００美元。中文叫“取保侯審”。也就是說，在法庭傳喚的時候，我要按時出庭。不出庭應訴，１５００美元就沒有了。
第二天，我回到學校的警署取回被扣下的車，那個送我上監獄的警察一臉歉意。你們一臉歉意，我手尾工作可就長了。
律師行先派人幫我出庭，帶我上庭應訴的那位律師與審案的法官過去是同事，法庭上互相問好，聊了幾句以前的事，控方也沒人來，法官便把“襲警重罪”打成“交通糾紛”，發配到交通庭。過了兩個月，又去交通庭打成“無罪”The case is dismissed。從此以後，什麽搞綠卡，入籍，申請政府工作（security clearance）都要把這個“無罪”的法庭記錄附上。
（9）
從監獄出來後不久的一天，去學校上課。階梯課室周圍站了不少人，進課室要檢查駕照和學生證，看是否注冊這一節課的學生。進了課室，裏麵也站了不少人。一會兒，校長到講台來介紹，副總統老布什作為共和黨候選人競選總統，到我們課室來發表競選演說。
老布什登上講台，滔滔不絕，老生常談地說了十幾分鍾，有人遞給他一張條子。原來是我們的州長溜進了課室，偷偷地坐到課室的最後一排。州長估計是來向老布什的新政府班子找工作的。老布什點名叫州長坐到前麵來。州長死活不肯。老布什又繼續演講。
演講以後，是提問題時間。很多人舉手，我也舉了手。第一個被點到提問的是一個古巴籍學生，問及美國對古巴的政策和對古巴新移民的態度。老布什談及向古巴輸出民主和人權的重要性，卻回避了是否繼續接納古巴偷渡的非法移民的問題。
我被點到，作為第二個提問。我的問題是關於美國對台灣的政策的變化。當時，學校在聯合國國旗日掛的還是台灣中華民國的國旗。老布什停頓了一下，不知是否感慨“這麽偏僻的地方，怎麽跑來了一個中國人呀？”然後問我從國內哪裏來？我說從廣州來。他說，“廣州我去過呀！去過兩次，是為籌建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去的。好地方。”那時他是美國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然後，他重點說了，台灣過去是美國的盟友，對老朋友不能說拋棄就拋棄。就算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地位早就有了公論，美國對台灣這個老朋友負有道義上的責任。
我相信老布什不是敷衍我才說的，作為老一輩的共和黨人，對於那些曾經支持過美國海外政策但現在落難的前盟國以及前盟國的遺老遺少，老布什有著一種毛主席對陳永貴等人一樣的深厚而樸素的階級感情。
演說完了以後，老布什帶著他的一行人馬，到了一家尼加拉瓜餐館Los Ranchos吃飯。前文所述，1979年，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推翻索摩查親美家族獨裁統治。索摩查家族逃到了邁阿密，就開了這家餐館（現在已開成連鎖店了）。1979年，正是老布什當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主任的時候，索摩查家族是他的馬仔。在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遊擊隊的攻勢下，他卻不得不拋棄他的馬仔。美國沒有大規模介入尼加拉瓜內戰。現在作為小小的補償，來餐館吃頓飯，為索摩查家族拉拉廣告。
如果把索摩查家族看作為美國打工的一族，有時候，大老板罩不住就罩不住的啦，各人還得自己執生。
這個世界，“各人自己執生”正體現了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的偉大。
那天，我下課回到餐館上班，正在向同事們說跟老布什對話的事，鄭生的太太從尼加拉瓜餐館Los Ranchos打電話來說，老布什飯後到廚房接見了他們全體廚工。鄭生的太太從尼加拉瓜跑到美國後，也是“馬死了落地行”，從一個吆喝著幾個傭人的富貴太太，一下子當了一名廚工。
（10）
“各人自己執生”，美國人對於這一觀念跟我們中國人可能會有點不同。我們曾嘲笑美國人父子之間都沒有情意，上餐館吃飯，父子都是各付各的錢。中國是“牛耕田，馬食穀，老爸掙錢兒享福。”父母勤勤懇懇為兒女鋪好了一條人生的金光大道。結果，兒女連走路跌倒，摔交都不會摔。以致榮智健的女兒一失手，就毀了榮家幾輩人的事業。美國人父子各付各的錢是讓兒子負起自己能力範圍的那一份責任。同時讓兒子有自己的一份追求。
抱著“各人自己執生”的精神，新西蘭籍的英國登山隊員埃蒙德·希拉裏1953年第一個登上了珠穆朗瑪峰。成功後，有人問他為什麽要登珠穆朗瑪峰？他回答說：就因為它聳立在那裏。
美國人很多人是“各人自己執生”的。
律師朋友Larry，加州伯克萊分校法學院畢業以後，離開父母，一個人跑到了巴西聖保羅。1970年代，巴西跟今天的中國一樣大搞現代化建設，與世界接軌。很多美國人跑到那裏去找工作。好像當年畢業後上山下鄉，“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美國人的邊疆就是蠻荒，未開發或者正在開發的蠻荒之地。在巴西，Larry一邊學葡萄牙語，一邊找工作。幹了幾年，幹到了可口可樂公司駐巴西的法律顧問In House Counsel，在巴西成家立業，跟他的巴西太太生了兩個小孩；後來回到紐約總部。1980年代來到邁阿密開辦自己的律師行。後來又做起中國生意。他最大的手筆是跟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簽了在邁阿密海灘建一棟大旅館的協議。我去幫他籌辦奠基儀式，日本全日空各級領導來了很多人。儀式以後，他送我一大桶日本米酒Sake。可惜，日本的商業房地產熱讓詹姆斯·貝克的《廣場協議》潑了冷水。日本進入了“失去的十年”。後續資金沒有到位，全日空邁阿密海灘大旅館沒有建成。Larry從此走下坡路。我最後見到他的那一次，他在一個律師行幫人家打工，案頭放著中國牌子的輪胎的推銷方案，為中國牌子的輪胎打開美國市場做產品責任評估。
Larry回美國的時候，跟他的巴西太太離了婚。不過，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兩個孩子的照片。朋友圈子裏的人都知道，Larry有斷袖之癮。他的一個男朋友，大衛·龍之根David Londigen ，也是律師，高大英俊，血氣方剛，簡直就是米開朗琪羅的《大衛》雕塑的模特，卻患了艾滋病。在1990年即將到來的那個聖誕，他扯去身上做化療的所有醫療器械，倒掉所有藥品，留下了那句千古名言：“生命不應該是這樣的！（Life is not like this!）”叩然逝去。
我剛來邁阿密時，帶我去學校注冊的其中一個律師Mark，賓州州立大學Penn State 法學院畢業，畢業後和他太太一起跑到邁阿密找工作，做訴訟律師，業餘拚命學西班牙語。他是一個真正的美國人，忠誠正直，有獻身精神，慷慨大方，助人為樂。幫我注冊入學後不久，跳槽回到華盛頓一個大律師行工作。未幾，投身美國國務院，常常被外派到拉丁美洲國家。最後一次收到他的信，說是在危地馬拉，幫其政府做司法係統建設，還寄來一張他剛出生的女兒的照片。
我真不明白，這些美國人，放著安閑，優裕的美國國內生活不過，幹嘛非得到那些第三世界窮國亂跑？難道，雅致的、文質彬彬的、溫良恭儉讓的環境就不能執生了嗎？
（11）
臨畢業前，有一天，1989年6月3日，我跟一個日本同學和她的美國男朋友在學生會談論日本文化，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山口百惠，高倉健。我特別推崇高倉健的冷峻、堅忍和剛毅的男人性格。正說著，電視上CNN說北京天安門清場了。電視畫麵上，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有人在燒東西，部隊進駐了。天安門事件已經報道了一個多月。中國的同學也關心了一個多月，特別是那些北京的同學，有家人和朋友往天安門廣場跑的。
這位日本同學和她的美國男朋友原來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漢語的時候認識的，在北京呆過一年，他們對北京比我熟悉多了。他們約我第二天6月4日到邁阿密當地的電台做一個“天安門事件”專題節目。
第二天，我們到了WNWS790電台，作為嘉賓，主要是回答聽眾打電話來問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電視畫麵上北京的街道，建築物等由那位美國同學回答。對於學生運動的背景，主持人和我們都有回答。我主要是回答一些關於我國的社會製度、黨和政府的一些政策、傳統文化等問題，例如：中國的戶口製度、檔案製度、畢業分配、通貨膨脹、四項基本原則和反腐敗等等。
我覺得，學生鬧事肯定是達不到鬧事的目的的。無論采取什麽方法、什麽手段，死多少人，事件都會被平息下去；這在哪個國家，什麽朝代都一樣。但是采取什麽方法、什麽手段，用多少時間平息下去，對以後10年，50年的影響可能不同。我在美國，跟警察嚷著要理論理論泊車罰單的事，就被抓進了監獄，在天安門起哄，不比我這事大嗎？能沒有人管嗎？鄧小平肯定會想起文化大革命的事。他的兒子在文革的時候被迫從4樓摔了下來，造成終身殘廢，與其你逼我從4樓跳下來，不如我逼你從4樓跳下來了。還有，學生不是說要民主嗎？如果讓我民主選舉，問是選李鵬當總理還是那些學生領袖當總理的話，我肯定選李鵬。那撥學生根本就沒有抓拿，事鬧完以後，飯還得吃，工作還得幹吧？整個社會體製還得運作吧？趙紫陽也是，處理這事，不像一個老幹部，手法不成熟，反正是沒有在公檢法呆過的樣子。就算讓學生民主運動倡議的目的達到了，全中國實現了民主製度，那撥學生被選上成為了國家領導人，第一，能保證他們比陳永貴、王洪文等人更有能力嗎？第二，能保證他們不窩裏鬥嗎？
在法院的時候，處理過國外一些組織和個人要求釋放不同政見人士寫來的信，我們隻是拆開存檔。什麽國際特赦組織等等，他們的東西，中國政府不理睬，美國政府也不理睬。難道國際特赦組織叫美國政府關掉關塔那摩監獄，美國政府就會聽他們的了嗎？如果不是中東那邊大勢已定，奧巴馬政府會把古巴的關塔那摩監獄關掉嗎？
說這些與工作，與找工作有什麽關係嗎？
有。
我隻是一個個人，犯不著像張藝謀那樣，動不動抱著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圖大略去跟一個大體製Matrix 抗衡。我以為我真的是Leo - Mr. Anderson呀？現實一點，能幹什麽就幹什麽，能抓到什麽機會就抓什麽機會。在充滿競爭的環境裏，找一份合適自己的工作，守住自己的陣地，盡自己的責任，能為周圍的人做點什麽，就做點什麽。我們每個人都屬於自己的那個體製，自成一個Matrix。
就這樣，我畢業了。
（第一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