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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在美國搵食
鄧海桐（ xiaochuan ）
二 OO 九年七月
第一部
（ 1 ）
有沒有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這個世界都是一個充滿生存競爭的世界，都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都是一個你死我活的世界；自然界是這樣，人類社會是這樣，具體到一個人更是這樣。
在上小學的時候，老師就反複教導：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又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但是，她沒有告訴我們，在沒有飯吃，沒有水喝的情況下，應該怎麽辦？在沒有了工作，卻有一大堆賬單要付的時候，應該怎麽辦？到了我真的沒有飯吃，沒有水喝，沒有了工作的時候，我想起了老師的教誨，老師在課堂上說的那幾句循循教誨，真是太容易了，太溫柔了，太無力了。然而，生活是殘酷的。
中學畢業以後，有一年冬天，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到一個山溝裏修水庫，住在樹頂上搭的巢棚裏。巢棚下山溝裏的鐵鏽水潺潺流過。巢棚有用瀝青紙做的頂，沒有牆。風刮著雨雪，從棚子這邊吹進來，又從棚子那邊吹出去。晚上，我們幾個民工擠在一塊，天亮的時候，一根根的冰柱掛在瀝青紙做的棚頂的棚沿上。最要命的是沒有幹淨水喝，要跑到很遠的地方去挑。有一天，我忍不住，喝了山溝的鐵鏽水，晚上肚子和腿抽筋，折騰得要死。那些水是喝也是死，不喝也是死啊！
可能是由於小時候過於殘酷的生存環境，造成了心理和性格障礙。
什麽心理和性格障礙呢？就是抱著一個被打成右派的心理，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在這個你死我活的世界，六親不認地積極參與生存競爭。競爭是死，不競爭也是死。“心口仔，被人打死多過病死。”
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對人性的極度扭曲。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張國燾、高崗、林彪，一個個極具個性，出類拔萃卻又身敗名裂、死無葬身之地的悲劇英雄形象在折磨著我。
大學畢業，分配到了省法院經濟庭，在 20 來人的經濟庭同事裏麵，有剛被雙規的最高法院副院長黃鬆有，有澳門特別行政區首席檢察長何超明，有粵海公司董事羅藩鬱，有現任省法院經濟庭庭長古錫麟。可能是心理和性格的原因，覺得省法院經濟庭的工作不大適合自己。便要求調動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炒了老板。然後就來了美國。
工作，炒更，跳槽；不是你炒了老板，就是老板炒了你。在這之間，就是你養家活口的期間。
由於工作性質的原因，常常陪各級領導出差，大家都勸不要走了，“我們需要你”。但是我還是義無反顧。十幾年以後，我懷著懺悔的心情，請原來的老領導吃飯，向他們道歉。他們問我在什麽地方工作？那時，我在美國國防部工作，做 consultant 。
（ 2 ）
工作，在 省法院經濟庭做過以下工作：
法律法規製訂的谘詢有：
1） 中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期間，參與粵港司法協助談判；參與接待過香港首席按察司楊鐵樑，英女皇陛下禦用大法官李福善等人。
2） 參與中國入關（《國際關稅貿易總協定》即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最初的法律谘詢。那時候的議題還是：是“入”還是“不入”的問題。
3） 參與製訂《破產法》的谘詢。
參與審理的案件有（以下案件因當時情況未能編纂成案例）：
1） “馬來西亞橡膠案”
2） “中儀計算機案”
3） “新力公司紅木案”
4） “深圳聯城公司案”，牽涉趙紫陽兒子趙大軍等人。
5） “南海石油珠江帆影案”
還參與接待歐洲共同體法院院長麥肯齊·斯圖亞特等許許多多各國法律界、司法界人士，包括香港著名律師李柱銘、譚惠珠等。
為什麽要離開省法院？
香港律師黃能、簡家聰等人十分不理解。多少人為了向中國靠攏，不惜一切代價。現在海歸的就更多了。
很多人不在體製之內，不知道一個體製與個人的互動，以為海歸回去了，就算是進入了體製之內，是自己人了。往往卻是國外的人把你當成中國人，體製內的人把你看成外國人，就像今天那些在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家一樣。
總想掛靠一個地方，一個單位。但是心裏頭的那種感覺是怎麽掛靠也掛靠不住。我是從法院上大學的。當時，外語熱，就上了中山大學，學了英語本科。但是馬上就覺得單學英語出來以後沒有什麽用處，所以，在學期間，常常跑到法律係和經濟係去旁聽，被外語係老師批評“搞副業”。
我們係德國籍老師 Marie 和美國老師 Randy 教的《歐洲文化》，曆史係美國老師 Morrison （由美國福布萊基金派遣）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法律係中國老師陳致中教的《國際法》等課程，對我《人間正道 - 市場經濟全球化史話》的思想有深刻的影響。
美國老師介紹的有一本課外讀物，對我的人生觀很有啟發。這本書叫做：《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作者： Richard Bath 。我以為，這不是一本書，這就是我的生活道路。
一個人，怎麽才算活得有價值？這是一個問題。一個人，能不能想做就去做，這個社會會不會讓你想做就去做？這又是一個問題。每個人，都想做就去做的話，就會與別人發生衝突，互相發生衝突，怎麽辦？
自然法則、財產私有、公民意識、社會契約等價值觀認為一個人可以想做就去做。但是，用盧梭的話來說，叫，“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
這是大道理。
具體的，上級領導叫你去做的，你就去做；沒有叫的，你最好不要去做，在美國的政府機關也一樣。在中國當時的大環境，在政府機關，如果是外語專業的，很難有出頭之日。在中國，那時候有多少有個性，懂外語的人被打成右派，在曆次運動中受到衝擊。具體的，我也不是那麽的幼稚，我也不認為，出國就有奔頭了。出國了由於文化的差異、語言的障礙，可能也是沒有出頭之日，在工作上，也會受到排擠和打擊；但是，在國外，在工作上無論怎麽折騰，都不至於將你置於死地，不會連命都沒了。日常生活也不至於受到衝擊，個人財產不會被剝奪，也不會株連九族。
我把我們這些遊離於各大體製怎麽掛靠也掛靠不住的人，叫做“國際人士”。沒有人會重用我們，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會重用自己的話。
（ 3 ）
臨出國的時候，在深圳，和省法院院長湯光禮在中院食堂吃了晚飯後，去荔枝公園散步，他問了我去美國什麽地方，我說去佛羅裏達邁阿密。他說他前不久去了一趟美國，也想去佛羅裏達，想去看看那個發射航天飛機的肯尼迪航天中心。
就這樣，我又一次把自己置於一個陌生的環境。
來邁阿密上學是一個律師朋友 Larry 幫操辦的，學校給我發了 I-20 。來了以後，他馬上介紹我認識了邁阿密其他的律師。其中一個是 Holland & Knight 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 Leon Stock 。二戰時期， Leon 曾是美國陸軍情報部駐歐洲負責人，戰後回美國讀法律博士以後，出任畢馬威會計事務所（ KPMG ）的歐洲區總經理。跟我見麵的時候，已經 79 歲，退休退過 3 次了。當務之急，他要帶我到學校注冊，因為那是開學的第一天，注冊的最後一個星期。第二天， Leon 和另外一個律師 Mark （現在美國國務院工作）帶我到佛羅裏達國際大學 FIU 找代理校長。代理校長有事曾經找過 Leon 。 Leon 簡單地把我介紹了一下，說“我要幫這個中國年輕人，看你們學校能做些什麽？”
代理校長 Mau 二話沒說，帶著我們三人一起到了我申請工商企業管理 MBA 學位的商學院找到幫學生選課的輔導老師，選了 4 門課；馬上又帶我們去了助學金辦公室，免了我一年的外州學生學費。本州學費先掛著。另外的那個律師 Mark ，馬上把我的入學的事宜做了一個備忘錄，交給了他的朋友，時任學校注冊辦公室主任，叫她把我學校的事情及時通知我本人或通知 Mark 。後來，在我律師行工作不順利的時候，還把我招收到她的學校注冊辦公室做兼職。
按律師朋友 Larry 的安排，我應該是在律師行半天工作，然後半天上學。律師行的工作是做 paralegal ， - 起草商業法律文件，和做由律師行組織的一個“ China Trade Round Table ”。參加“ China Trade Round Table ”的包括 Ryder System （原來是美國第一租車運輸公司，現在被 Uhaul 搶了市場第一把交椅）等公司。
1987 年，在中國貿易圓桌會議“ China Trade Round Table ”上，我主要是向那些要到中國做生意的公司，提供可行性意見。但是由於剛從國內來，思想受約束得比較厲害，很多想法放不開，不敢想象。很多美國公司、美國客戶提出的生意門路，我都覺得可行性不大。例如，與會者很多人都看到麥當勞將會在 10 年之內在中國遍地開店；我卻認為，以中國人的消費水平， 10 年之內，不會有人肯花 30 元人民幣去吃一頓美國快餐。當時， Ryder System 正在與 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 洽談用汽車把煤運到連雲港，以紓解鐵路運輸力不足的困境。 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是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與中國的合資項目，也是當時我們中國最大的合資項目。但 我覺得中國公路發展， 10 年之內，也發展不到那個用公路代替鐵路的地步。還有，有人要到大連造遊艇的事。項目很多，但是我一個都沒抓住。
沒有做不到的，隻有想不到的。我確實想不到。在工作中，我浪費了不少機會，總之不是企業家類型的人，隻好讓發財機會白白流失。
客觀條件也有限製，在為生存苦苦鬥爭的時候，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搞什麽都是白搭。當時整個想法就是：
1） 首先要盡快熟悉美國的環境，連到銀行存錢都不會，還談做什麽生意啊！
2） 其次那些項目真要搞的話，沒有美國綠卡，搞了，也是白搞。
3） 工作有得做，關鍵是做了以後，如何才能拿到報酬，拿到錢。沒有名正言順，美國人和中國人都認可的身份啊，學曆啊等等，一個人不可能走的太遠；做了也就白做了，也不會拿到錢。
由於對美國商法不熟，律師行 paralegal ， - 起草商業法律文件的工作沒有做好。在美國，幹活就給錢，幹多少給多少。不幹，幹不了，錢就沒了。到了先掛著的本州學費到期必付的時候，我沒有錢付那部分學費，學校注冊辦公室主任親自到我宿舍（由於宿舍沒有電話）告訴我，要我去找學校國際學生服務處。我把我的事、我的處境向學校國際學生服務處說了。他們立馬幫我辦了一個能工作的社會安全號 SS# 。學校注冊辦公室主任馬上給了一份在校兼職的工作。 4.25 美元一小時，一周工作 10 個小時。錢非常少。學校校長助理湯瑪斯每個星期給我 40 美元生活費，名義上是要我幫他做 Research 研究，和教他漢語。其實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中國明朝對外關係的，漢語根本不需要我教。他隻是想幫一幫我，用他的話說，“ I know you are struggling, you are swimming. Swimming is OK, but don’t sink.” 他不想看著我沉下去。
這幾份工作，死活養活不了自己，也交不起學費。情急之下，課餘時間和周末再兼職打餐館工。打餐館工，我是來邁阿密第 9 天就開始了，當時隻是周末做 Busboy 打雜。後來，做了企枱。那時候，一周除全職上課以外，還做五份工作。相信讀者裏麵，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曆，對吧？
但是也有理工科的學生，靠獎學金，或做 TA, RA 等，舒舒服服過日子的。
說有，馬上就有。 Leon 到另外一個學校，叫那個學校的校長為我妻子專門設立了一個校長獎學金，把我妻子給弄來上學了。現在是前妻。前妻曾上過數學大師陳省身的課，搞拓撲。前一陣寫的關於數學龐加萊猜想的帖子，是向前妻學的。前妻一來，馬上轉學到了一個財大氣粗的名校，名正言順的獎學金就有了。
但是，從此，我們家就靠妻子的獎學金。我吃起了軟飯。
為了工作，為了不吃軟飯，後來我花了很大的力氣。
漸漸地，我辭了學校的工作，放更多的時間在餐館打工。餐館打工主要是時間比較有彈性，與上學不衝突，收入卻可以夠學費和生活費。後來又慢慢辭去了律師行的工作。
工作，收入；收入，工作。哪些是實的，哪些是虛的，各人有各人的拿捏。各人有各人的期待。我知道，當時關鍵的是要有一個綠卡，最正常的手段，是必須先拿一個學位，然後找工作，搞工作簽證，再搞綠卡。其他都是虛的。
當然，在紐約我也有朋友用其他途徑。或者，現在又有現在的途徑。
寫到這裏，我和讀者一樣，看到了一個人，無論他是如何的三頭六臂，他也需要別人幫忙，別人幫助，別人扶持，別人提攜。有多少人無私地幫過我啊！可見，張口閉口“六親不認”的是多麽的昧著良心。那些幫過我的人，有的已經作古，有的自己也破了產，有的工作不方便聯係。大多數都失去了聯係。我想，應該把他們找回來，好好地謝謝他們。
有人問，既然原來搞法律，為什麽到美國以後，不學法律，而學了工商企業管理 MBA ？
在國內辦留學的時候， MBA 比較熱。所以申請的是商學院。原來是想過學法律。但是在律師樓兼職工作期間，發現拿了法律學位以後，很可能以後的客戶會被限製在華人的圈子了，做移民案子等。在美國大的律師行工作，如果沒有足夠的大客戶，很難做到合夥人。在加州，在紐約的律師行，還有中國人律師的發展空間，在佛羅裏達邁阿密，比較難。另外一個，沒有看到今天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與世界接軌的規模，很多人不是做了各大律師行駐中國的首席代表了嗎？
當時覺得，工商企業管理 MBA 的學位出來以後，可以到一個美國大公司工作，選擇的範圍會大一點，收入會穩定一點。
（ 4 ）
如果有人問，哪一份算是你來美國以後的第一份工作？我肯定會說是餐館的那一份。因為，那一份工作，是真真正正能讓我自己養活自己，加上能賺錢交學費的工作。中國餐館真正讓我感到，在邁阿密這個外國的外國，這個西班牙語的環境裏，有我的一個棲身之地。就如同當民工修水庫的那年的那一個樹頂上的巢棚。那個巢棚雖然四麵透風，它還有一個用瀝青紙做的頂，能管點用，還能棲身。
來邁阿密的第二天，一個中國學生呂革把我帶去了一家中國餐館找工作。餐館是台灣來的於老板開的。於老板是山東人，國民黨老兵， 49 年跟部隊去了台灣。 38 歲的時候移民來了美國。在邁阿密開了一個中國餐館。他對我說他們餐館周末三天比較忙，需要一個打雜的 Busboy ，工作時間是下午 4 點到晚上 10 點；我什麽時候安頓好了，周末就來上班。
到學校注完冊，住進學生宿舍以後，周末我就去上班了。由於沒有車，上班是走一公裏，坐公共汽車 5 公裏，然後再走 2 公裏。打佯回來的時候，餐館的人會送我回來。星期五，上午在律師行上班，下午跑到餐館當打雜。工資是餐館老板給 2 美元一個小時，其餘的由企枱給小費的 10% 。那個餐館周末是打“共產”的，所有小費放到一塊，最後才分的。
雖然工作是洗廁所，遞茶送水，收拾桌子，周末有個地方去，與周日的上課調節一下，工作生活都還湊合。
於老板常常教導我們，要努力工作，總能在美國安身。他說美國是一個好國家，兼容性大，基本上隻要來美國了，就總能搞到美國合法身份。他說他是過河的卒子，有來無回，斷了後路了。他剛來美國的時候，也是夫妻倆一塊在一個餐館幹打雜和洗碗。熬過來了，掙了錢才開了餐館。餐館原來是在購物中心的一個角落，後來擴大了，又搞了敞開式廚房。餐館非常幹淨高雅，成了當地最好的中餐館。
我的幾份工作的反差有點大。學校注冊辦公室的工作是公務員，平鋪直敘。律師行的工作出的場麵比較多，接待客戶、代表團，西裝革履。脫了西裝，穿上餐館的工作服，洗廁所，收拾桌子。我從來沒有告訴於老板或其他人我的心理反差。但是老板還是看出來了。有一天，律師行下班以後，一個律師行的同事把我送到了餐館。進門以後，於老板說，“小鄧，你的朋友開這麽好的車呀？”
過了幾個星期，老板讓一個企枱阿洲來我宿舍告訴我，我不用上班了。說是老板台灣來親戚了，把我的工作給頂了。這是我第一次給炒魷魚了。
過了幾年，再見到了於老板，是在台灣駐邁阿密的經濟文化代表處的宴會上。他問我，“小鄧，你怎麽也來了？”我告訴他，我的外祖父林海山曾是國民政府廣東省參議員，曾追隨孫中山先生進行國民革命，參加惠州起義，死後葬於黃花崗 72 烈士陵園旁的興中會公墓。這次是代表處陳明德處長請的。
出外靠朋友。有些人的朋友義氣，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使我一輩子都感到汗顏。餐館企枱阿洲受老板之讬來告訴我不用再去餐館上班了。他為我被炒魷魚而忿忿不平。當即，把他那天的全部小費掏出來給了我。我說我還有其他工作，其他收入，錢我不能要。他馬上說，第二天帶我去考駕照。因為沒有車，我不能去遠一點的餐館打工。有車就好辦了。他帶著我連續折騰了 3 天，終於把駕照考了下來。這樣來邁阿密 3 個月以後，我 800 美元買了一輛 3 手車， Dodge ，就上路了。
有了車，到第二個餐館找工作，工作是 backup busboy ，是打雜的後備。打雜都不是。
義氣世仔阿洲見我如此落泊，介紹我去了第三個餐館當企枱。
在餐館當企枱的工作，與老板們的關係體現在老板 1 ）安排工作時間表和 2 ）帶位等事情上。由於要上學等原因，一周我隻能工作 8 個單位時間，也就是 4 個整天。餐館一直都對我比較遷就。遷就不過來的，我也會知趣地到別的餐館兼職。帶位的事情上也比較公平。在兩年內，沒有爭吵過，沒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在餐館當企枱的工作，與工友們的關係體現在開店前的準備工作和收工後關門前的收尾工作上。兩年下來，跟工友同事沒有發生過爭執。餐館的那撥工友同事，真的可以稱的上朋友。為了這撥朋友，我覺得一直在餐館裏麵幹也行。後來他們都出來做了自己的生意，開餐館，開雜貨鋪，開花店。
在餐館工作的最大收獲是學到了在美國生存的基本知識，如，維修汽車，進入華人社區，華人團體，保險、醫療，人身安全等等。
（ 5 ）
第三餐館的老板們一家人從香港來，也姓鄧，祖籍還是同鄉。同鄉的概念，我比較薄弱。廣東人，講廣東話的都是同鄉，至於是南、番、順，還是四邑，在國外倒沒有什麽界限。隻是在美國大多數廣東人都是我們四邑人，祖先從台山、開平、恩平和新會來的。
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麽會到了美國的中餐館工作，現在才知道，來美國謀生，沒有在中餐館工作過，中國移民肯定是白來了。
老板中最小的弟弟大隻強，從當地有名的大學畢業， Double “ E” ，電氣工程師，到了電力公司工作。未幾，辭職回來參與開餐館。理由是他的上司退休了，上司退休的時候，工資才 5 萬多美金，還不到他哥一半那麽多。我想對他說：你一年賺十萬，你是餐館老板，賺一百萬，也是餐館老板；開一家餐館，是餐館老板，開一百家餐館，也是餐館老板；總之，一輩子就是一個餐館老板。後來想了一想，算了。人各有誌，對此，我不好多說。不過有不少的香港人胸懷和眼光確實受到某種限製。什麽限製，一下子又說不上來。總之，如果讓香港人當中國國家主席，你猜香港人敢不敢當呢？我問義氣世仔阿洲，如果他發了達，回香港給他一官半職，他最想當什麽？他說要當香港娛樂事業總董事長。
有些方麵，香港人卻是當仁不讓。大隻強原來的女朋友叫細紋，也從香港來。細紋把香港人那一套人情世故，職場是非搬到了美國來，天才地、創造性地發揮了《紅樓夢》裏王熙鳳搞是搞非、搞風搞雨的手段，無論在公司裏，還是在親戚裏，把她周圍的人搞到了雲裏霧裏。他們倆在最後決定婚姻關係的時刻，讓老板一家人否決了。細紋自殺，未遂。
這些破事，跟找工作有什麽關係呢？有。細紋在一個上市的美國公司工作，立馬把她的精力轉到公司裏來，使出渾身解數，徬上了公司一個大股東，也是公司的副總裁。作為第三者，竟然讓那個美國人跟結發之妻離了婚，並娶了她。轉身就做到了這個上市公司的上層。並對公司的決策有枕邊風的作用。不過，美國有美國的公司文化。美國公司裏的人與人的關係比較鬆散，權力鬥爭、路線鬥爭沒有長期化、複雜化。美國上市公司，以股份說話，跟香港的家族式管理不同，大多數決策都是公開的透明的。還有家眷回避製度。跟副總裁結婚，自然就要離開公司。細紋隻好離開了公司，另謀高就。
後來公司賣了，她丈夫的副總裁的銜頭和收入就沒了。可能覺得她的丈夫一個糟老頭子閑著沒事一天到晚呆在家，了無生趣，細紋故伎重演，徬上了一個美國醫生。這回可沒有那麽幸運，那個美國醫生把她這個第三者給甩了，回到了老婆身邊。因為婚外戀這事，細紋丈夫又跟她離了婚，把女兒也帶走了。細紋從此過起了單身生活，逢人便說那個醫生欺騙玩弄了她。怎麽會這樣？女人，你們究竟有沒有一條做女人的底線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