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飛龍
時隔兩年， “一帶一路”再次在北京召開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第二屆論壇顯示出，中國引領的“一帶一路”模式的新全球化具有共建共享、政策連續性強、基礎設施與產業匹配性好、合作受益圈不斷擴大的優勢。這兩年間，中國自身的經濟增長經曆了從“速度”向“質量”的重要結構性轉型，在高科技領域不斷取得突破，逐步且結構性地減少了對美國技術的依賴。
在此基礎上，中國在資本、技術與發展模式上呈現出日益開放包容的立場，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了廣泛的項目合作與製度實驗，探索一種區別於美式全球化的全球治理與發展新路徑。對持有觀望、猶疑立場的“一帶一路”邊緣區域國家而言，中國持續推進的政策可靠性與具體項目及合作框架的互利性就是最好的實踐證明。事實勝於雄辯，西方帶有意識形態偏見與具體利益衝突的特定立場及其“汙名話語”正在被“一帶一路”的具體成果及其更具普遍性與人類未來發展意義的哲學理念所證偽。
“一帶一路”逐步成為中國所倡議的全人類發展事業，是21世紀以來人類探索新發展路徑的理性選擇。與美國及其核心盟友的百般阻撓及誤解相比，西方陣營內部的某些國家或集團正在積極轉變之中。意大利是G7集團中率先加入“一帶一路”計劃的發達國家，瑞士作為先進的歐洲中立國從技術合作與全球化的戰略角度選擇了與中國合作，法國與德國作為歐盟主導性國家則在思考如何以歐盟整體形式展開與“一帶一路”的戰略對接。
歐洲主流力量對“一帶一路”的接受，既有“形勢比人強”的現實主義策略考慮，也有對中國發展潛能及中歐合作前景日益正確與全麵的理解。歐洲無需背負上美國式的帝國負擔與領導權轉移的深刻焦慮，正好可以在中美宏觀權力秩序轉移中重新定位自身，爭取主動，實現歐洲更加自主的重建及複興。“一帶一路”框架下，新歐亞秩序正在快速構建形成，以中歐軸心開展的國際合作可以是世界領先級的，幾乎在任何方麵均可以實現世界經濟重心與技術主權向歐亞地帶的回歸與轉移。
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
在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擴展中，許多來自西方國家的所謂戰略分析無法脫離現實主義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理論的窠臼，預言中國戰略的各種“陰謀”、“陷阱”和“霸權”意圖。這些分析在某些方麵是清晰而理性的，但在根本層麵忽視了中國文化的內在和平取向及中國對天下秩序的獨特道德理想。在“一帶一路”的文化曆史觀層麵，中國提出的不是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式的“文明衝突論”，而是“文明互鑒論”。
“文明衝突論”源自西方的文明中心論及現實主義理論分析傳統，對世界衝突有一定的解釋力，卻無法提出真正有意義的衝突解決方案。其結果就是，美國有一定的實力反恐，卻沒有能力轉化恐怖主義，無法突破“異教”觀念與僵化的敵我區分而實現一種真正包容性的尊重與和諧秩序。“一帶一路”的文明互鑒試圖超越西方的“文明衝突論”，尋求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範圍內的永久和平與共享發展。
“文明互鑒論”的價值與實踐優勢是顯著的。既往的“一帶一路”朋友圈常被西方媒體奚落為“非主流國家俱樂部”，言下之意在於，發達的西方國家不屑於一起玩。峰會期間還有西方記者提問西方發達國家領導“缺席”峰會的問題，似乎峰會不具有世界代表性。中國的官方發言人回複認為，西方國家並不總是處於世界舞台中央及主角位置。這一問一答之間顯示了“一帶一路”的平台定位和意義，因為這一平台本來就不是專為西方發達國家而設，你來或者不來，它就在那裏。這是一種高度自信的主場定位。不過西方發達國家中的意大利、瑞士等國還是來了，大量的國際組織也來了。北京日益成為諸多世界性事務的“外交主場”，成為“一帶一路”秩序下的世界之都。
意大利加入“一帶一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風向標。這不僅是因為意大利屬於G7集團成員，更在於意大利代表了歐陸文明的古典要素。在加入“一帶一路”及參加中國峰會期間，意大利不僅歸還了數百件中國文物，更是提議舉辦一係列文明互鑒類的交流活動與對話議題。
意大利的轉向在某種意義上“倒逼”法國和德國的跟進。但由於法國和德國是美國的核心盟友，且自身仍然有著較為濃重的歐洲中心主義曆史負擔，因而難以輕易而直接地加入“一帶一路”。但意大利的轉向給了法國和德國以壓力和台階，歐盟層麵的“一帶一路”政策機構也相應配套成立。事實上，歐盟一體化盡管程度較深，但遠未達到構建一個嚴謹的政治共同體的程度，也不是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所以其成員國仍然擁有獨立主權和外交自主權。
在美國的壓力下，尤其是中美貿易戰及華為問題背景下，歐盟在參與“一帶一路”問題上一度行動遲緩，意願不彰。中國隻能等待及采取適當方式加以戰略施壓，比如建立中國與中東歐“1+16”合作機製，以及在地中海沿岸國家（比如希臘等）開展雙邊直接合作。歐盟保守派認為這是中國在“挖牆腳”，破壞歐洲團結，卻沒有看到這些合作之所為可能絕不是中國的一廂情願，而是真正的互利互惠。
此次峰會期間德國代表提出希望推動歐盟與中國進行整體合作，就是一種積極而理性的決策取向。當然，這也是為了避免歐盟成員國被“各個擊破”。我們當然無法在短期內改變法國與德國對“一帶一路”的內在質疑，但合作的大門是敞開的，合作的規矩則要雙方商定且中國具有日益主導的優勢。問題在於，時間在中國一邊，早加入早受益，晚加入就會被動，在項目優先性與決策權分配上可能處於不利地位。意大利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率先突破的。
中意乃至中歐攜手，必然帶來歐亞秩序的結構性變革並深刻影響世界權力秩序的演變。這種合作即便不能實現中歐的親密無間，但至少可以推動歐盟的“準中立化”，這在中美宏觀權力競爭日益激烈化的國際政治背景下，已經是重要的戰略收益和進步。
第三方市場與中歐合力
"第三方市場"是一個非常具有創意性的概念。在中國的技術現代化過程中，歐洲的技術標準與優勢肯定會受到挑戰，甚至在某些領域已被中國超越。因此，如果是以特朗普（Donald Trump）式的"美國優先"作為原則，則中歐之間也將陷入直接對抗性的貿易戰乃至於更為全麵的對抗和衝突。顯然，美國的貿易戰是憑借強權進行的一種強製性的利益再平衡，甚至破壞貿易自由原則而"強買強賣"。歐盟也是美國貿易戰的受害者，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中國的處境及推動與中國更全麵的市場整合與互動。
第三方市場的共同開發就是中歐合力的重要著力點。中歐之間最重要的第三方市場有兩個：中東和非洲。而這兩個區域正是"一帶一路"的戰略突擊區域。盡管中國也可以獨自開發中東與非洲，但鑒於歐洲在這兩個區域的殖民遺產、經濟利益與市場預期，中歐合作具有極大的利益重疊性和共同願景。
中歐合作在這兩個區域的優勢是顯著的，收益也可以是不斷協調及增進的：其一，歐洲有著漫長的航海史和殖民治理史，對中東與非洲的諸多國家和地區有著周密而連續的研究及理解，這些曆史知識及治理經驗可以與中國分享，從而共同促進這些區域的繁榮發展及中歐自身利益的增進。其二，中東是"一帶一路"地緣政治最複雜的區域，不僅內部矛盾重重，而且受到外部美國力量的嚴重幹預及阻斷，使得戰爭風險（如伊朗）陡增，中歐合力可以在聯合國層麵及地區和平層麵形成製衡美國、維護和平與秩序的關鍵性力量，確保"一帶一路"關鍵節點不陷入戰火之中。
其三，歐洲國家與企業在中東及非洲有著巨大的商業及其他特權性利益，但這些利益如何更好促進當地發展，需要中國輸入"一帶一路"合作模式及協調多種利益關係，歐洲亦可趁勢鞏固及擴展有關利益。其四，中歐合作還可帶動歐洲與俄羅斯關係的改善及歐洲大空間和平的實現，中國可以在其中充當關鍵性的調解角色與利益協調角色，美國在這方麵反而常常是麻煩製造者。
其五，中歐對中東與非洲的共同開發及發展援助有助於從源頭上治理恐怖主義和難民危機，這對於歐洲安全及持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保障條件。其六，中歐在經濟及全球治理事務上的廣泛合作與政策相互支持，有助於共同提升中歐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結構性限縮"英美"體係的全球性影響力，推動歐洲更加自主地建立自己的防務體係與外交政策。
中歐合作相當於是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個端點立下了共同經略和開發歐亞大空間及推動歐亞和平發展秩序形成的"遠程契約"。在歐亞大空間中，盛行的不再是霸權主義式的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世界島"構想或施米特（Carl Schmitt）"大空間"意象，而是將歐洲傳統國際法中非歧視性的普適元素與中國文化及發展模式相整合，構造一種文明互鑒、協調治理、共建共享、和平發展的歐亞新秩序，並以此為基礎尋求對當代國際法與全球治理體係的結構性變革。
以中歐合作的文明、經濟與製度體量，完全可以係統打造世界曆史的"歐亞時刻"和"歐亞標準"，對日益超出和偏離人類文明規範框架的美國力量加以製衡與規訓，確立"中-美-歐"的大國協調與實質性共同治理新秩序，完成世界體係權力的和平有序轉移和更迭。
新的大地法與中國貢獻
對此新穎秩序，主張過"大空間"的施米特曾在1962年的《遊擊隊理論》中引述過毛澤東的《念奴嬌·昆侖》詩句予以反思和構想："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毛澤東的"三分天下"戰略思想深刻影響了其晚年的對美外交突破，"還東國"代表了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及對全球治理承擔適當責任的正當意誌與進取觀念。這是毛澤東的"大地法"。
施米特在《大地的法》（1950年）中聲稱"大地承諾了和平，唯有新的大地法思想可以實現和平。"他所構想及期許的自然是歐洲傳統國際法秩序裏的和平，從而對加入了更多非西方因素的新世界和平缺乏積極思考和應對，甚至心存幽怨。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的國際治理觀與大地法戰略，經曆了革命思維的浪漫設計與改革思維的經濟理性回歸，在新時代則表達為"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始終思考中國與世界的和諧關係而不僅僅是中國作為一個標準民族國家的具體利益和秩序，這是一種獨特的中國"天下主義"哲學視野和政治倫理。對世界負責，而不僅僅是對國家負責，這在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中有著清醒的戰略性表述。對中國的"跨國意圖"，西方戰略圈與媒體的解讀存在嚴重的視角缺陷，即將中國視為一個類似於既往日本、德國式的霸權國家，從自身曆史經驗出發相信中國"強則必霸"。
近期美國的鷹派智庫與團體的聚會發言顯示出一種"世紀幽怨"，忽而"中國崩潰"，忽而"中國威脅"，已經喪失一種基本的理智與清醒。事實上，"中國崩潰"是鷹派的主觀理想，而"中國威脅"則是鷹派的客觀處境，主客觀的撕裂造成了美國戰略分析的心智紊亂，其病理表征就是美國情報官員、智庫專家與國會部分議員的"咆哮體"。可見，中國自主性的現代化及其對全球治理的正當反哺，激起了西方體係多麽大的精神擾動和波瀾！
從內在邏輯來看，中國的戰略哲學奉行著毛澤東時代奠基的某種"太極範式"，即所謂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樣一種戰略思維從整體上避免一種直接對抗，否則就會陷入西方戰略構想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這種陷阱是一種如約瑟夫·奈（Joseph S. Nye）所謂的"自我實現"的假想建構型戰略陷阱。
中國在對美貿易談判及關鍵性國際政治博弈中，堅持自身的主權與核心利益不可觸犯，但具體利益和技術性方案可以充分協商，所謂的"可改的一定改，不可改的堅決不改"。在美國治下的長期和平秩序中，除了冷戰對手蘇聯，似乎隻有中國能夠以健全的主權秩序與堅定的全球治理戰略與美國抗衡及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即便是歐洲國家，經曆二戰後的秩序重組，其主權與安全實質性"外包"給了美國，造成對美國秩序與權力的日常性依賴。
《環球時報》在4月30日的社評中以《英國怎樣對華為，就應有怎樣的回報》為題，對英國的"華為議題決策"加以分析，指出英國不是一個"完全獨立性"的國家，主權因安全需要"抵押"給美國，其獨立自主能力甚至不如前殖民地印度。英國主權低於印度，暗示英國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美國的"安全殖民地"，而華為問題觸及了這一"安全主權"與"安全憲法"的最敏感地帶。一旦英國在安全體係上逐步與美國分離，則"英美特殊關係"及美國的全球霸權必然出現裂痕和漏洞。事實上，華為問題在法國與德國的政治決策中也非常敏感和關鍵，美國甚至威脅降低與歐盟的情報共享及合作。
在"一帶一路"的擴展秩序空間中，歐盟麵臨著中美之間的複雜利益平衡和戰略再定位，可能很難繼續維持一種"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傳統平衡策略與機巧做法。事實上大多數國家也是這樣思考和行動的。隻是經濟合作到了一定的程度和領域，安全問題必然被兼容進來。即便是英國區分了與華為合作的"核心部分"和"非核心部分"，仍然無法說服美國。問題已經不是技術合作，而是世界體係的選邊站隊與政治忠誠。但這種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的顯著撕裂和張力加大，必然最終導致美國全球安全秩序的加快崩解，矛盾積累的結果必然是盟友國家的重新政治決斷與選擇。
這樣看來，"一帶一路"成了中國盤活內外資源、製衡美國權力、實現中國式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理想的一著"活棋"，是歐亞新秩序與中國式全球化的持續、有效的主要增長點。第二屆峰會增加了顯著的"歐洲"成分，推動了歐盟整體政策立場的調整與轉變，凸顯了中國的議程設定與利益擴展能力，從而在更大的體係與範圍內造成了一種對美國全球秩序的戰略性壓力和對話博弈能力。不直接對抗，從第三方尋求合作力量，有理有利有節地承擔起人類和平發展的治理責任，將民族複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結合思考並統籌推進，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精髓的辯證理解和創造性的實踐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