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8-19
大陸臨戰的財政準備
從12月阿根廷會議後，大陸的財政部有充分的時間為貿易戰的後果做好準備！
7.5萬億元財政撥款“參戰”，中國“戰隊”資金無憂
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5月16日表示，中國將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並加力提效，以政策的穩對衝外部環境的不穩，以政策的確定性對衝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同時，為了彌補因大規模減稅降費形成的地方財力缺口，中國中央財政將安排對地方轉移支付超過7.5萬億元人民幣。
眾所周知，在貿易戰背景下，為了提高中國企業的生存能力，確保更多的就業，中國政府正在調集整個國家的經濟力量對企業進行支持。
為此，2019年中國政府也不得不實施總額高達2萬億元人民幣的大規模減稅降費措施。
然而，這些減稅降費措施同時也必然將帶來中國地方政府財政的緊張和公共服務投入的不足。
減稅作為一柄雙刃劍，在提高企業效益的同時，有可能損害公共的福利提高和宏觀經濟的增長，尤其對於以政府為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方麵，更有可能地方政府財政的緊張，而帶來新的經濟衰退。
因此，對於中國的中央政府而言，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釋放更多的資金將成為中國對抗美國貿易戰，已經維持經濟健康高速增長的關鍵之一。
為此，根據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和各方麵支出需求，中國政府將擴大財政支出規模。
2019年中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將增長6.5%，達到23萬億元；
赤字率將由2018年的2.6%提高到2.8%，赤字規模達到2.76萬億元。
此外，將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達到2.15萬億元，比2018年增加8,000億元。
其中，為解決中國地方政府財政缺口，中央政府將安排對地方轉移支付超過7.5萬億元，較2018年增加1.3萬億元。
換句話說，對於2019年減少的2萬億元的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中國政府在號召政府要過“過緊日子”的同時，中央政府將負擔1.3萬億元。
相比於，美國的特朗普政府那種“口惠而實不至”的“誇誇其談”。麵對中美貿易戰，這種國家級別的實力對抗，中國的中央政府除了有堅定的決心之外，業已為中國“戰隊”準備好了足夠的資金。
按照劉昆撰文所列，2019年4月1日起，中國將對增值稅進行調整。製造業等行業現行16%的稅率降至13%，將交通運輸業、建築業等行業現行10%的稅率降至9%，確保主要行業稅負明顯降低；
保持6%一檔的稅率不變，但通過采取對生產、生活性服務業增加稅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確保所有行業稅負隻減不增。
在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方麵，2019年1月1日起，對月銷售額不超過10萬元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免征增值稅、大幅放寬可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小型微利企業標準並加大優惠力度，僅企業所得稅減稅政策就惠及1,798萬家企業，占全國納稅企業總數的95%以上。
在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方麵，從2019年1月1日起，子女教育、繼續教育等6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開始實施，2019一季度約4,887萬納稅人享受到該政策；
提高起征點和實施專項附加扣除，約9,163萬納稅人無需再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降低社保繳費方麵，2019年5月1日起，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16%，繼續執行階段性降低失業和工傷保險費率政策，使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有實質性下降。
更為關鍵的是，在大幅進行減稅降費的同時，中國政府也越發注意到了如何巧妙地利用稅收和政府財政的力量。
一方麵避免對巨額的財政資金投入，通過各種貿易渠道變相成為對美國征加關稅的“補貼”；另一方麵中國政府正在希望通過財政的投入來調動市場的力量，引導企業進行“優勝劣汰”，啟動中國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的變革。
劉昆表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並“加力提效”，即在穩定總需求的同時，加大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支持，推動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
其中“提效”主要是指，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重點支持三大攻堅戰、科技創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農”工作、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領域，提高財政支出績效。
目前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在應對貿易戰和經濟下滑的過程中，除了大範圍的減稅外，對於稅收政策的運用的更加靈活。
2018年中國為了應對貿易戰導致的出口下滑先後兩次提高了出口退稅的稅率，分別涉及到397個、1,172個子產品類型。
但是涉及中國對美出口的占比分別隻有5.7%、10.5%。
在盡量避免中國政府補貼產品與美國加征關稅名單重合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依然在加大對於芯片、家電等產品的出口退稅力度。
相比於刺激出口，中國政府更希望提升出口的質量。
對於低附加值的產品和依托底價競爭的企業，通過貿易戰實現自然淘汰和產業轉移對中國經濟並非是一件壞事。
而對於芯片、家電等高附加值的產品，中國政府即使明知是在補貼美國關稅，也要支持其度過中美貿易戰的難關。
而對於無法經受住中美貿易戰和經濟轉型考驗的淘汰企業，中國政府在避免債務連環“暴雷”引發金融風險的同時，其實更加關注的是失業問題。
但是，相比於之前，為了避免出現大規模失業而對企業進行變相補貼不同，中國政府通過2009年“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嚐試，已經認識到了這種直接幹預的做法將對經濟造成怎樣的扭曲。
於是，此次中國政府重點強調了對於民生的保障。 通過大量政府資金對於民生設施、民生服務、失業保障、轉崗培訓的大規模投入，不僅將把經濟調整的失業風險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對於民生的投入，將大幅降低民眾生活成本和消費顧慮，增加民眾財富，從而激發社會總需求。
通過供給側改革帶動總需求增長，將是中國政府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瓶頸的基本邏輯。
而貿易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恰恰提供了這種變革所需要的外部壓力。
按照劉昆撰文所列，2019年中國中央財政將安排專項扶貧資金1,261億元，增長18.9%，安排大氣、水、土壤汙染防治方麵的中央財政資金600億元，增長35.9%；安排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811億元，增長12.5%。
2019年還將安排中央政府基建投資5,776億元，將進一步優化投資方向和結構，支持交通、水利、能源、生態環保、農業農村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建設。
在積極促進就業創業方麵，較大幅度增加就業補助資金，落實國家普惠性就業創業政策，支持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和退役軍人等重點群體就業，推行企業新型學徒製。
在支持發展公平優質教育方麵，2019年中央財政用於教育的支出超過1萬億元。
在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方麵，2019年1月1日起，按平均約5%的幅度提高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
提高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比例至3.5%， 2019年中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將超過23萬億元，增長幅度達到6.5%。
劉昆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中國擁有巨大的發展韌性、潛力和回旋餘地，有13億多人口的內需市場，這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底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