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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姚有點糊塗：今天是12月29日。
1911年的今天，蒙古國脫離滿清獨立，當天又是孫中山當選大總統的日子，辛亥革命發生在當年的雙十，看來這蒙古國的出走與孫中山大有關係。不過，孫在1915年又與沙皇簽了蒙古國協約，而十月革命是在1917年。
1945年蔣公與斯大林簽了蒙古國【公投】定歸屬，蒙古國從此正式脫離！
總之，蒙古國獨立是國民黨、民國政府一手造成的。
由此觀之，【公投】害死人，放之四海而皆準：表麵的民主，實質的顛覆，包括歐盟現在進行時！
如果台灣要【公投】，結果與蒙古國一個樣。所以台灣東麵一定要常駐1-2個大陸的航母戰鬥群！
12-29還是一個歸屬的華夏日：
1928年的今天，張學良東北易幟歸順蔣介石；
1938年的今天，汪精衛【豔電】脫離蔣介石投奔日本！
蔣公啊蔣公，軍閥割據讓你在大陸不能治理國家，內戰是你的執政綱領，也是你的一塊心痛。五零年以後的大陸，何嚐不擔心這個心病，運動一個接一個，綱舉目張是鬥爭。
你走的時候讓太祖難受了一天，聽了一天張元幹賀新郎的曲子，不過癮，還把最後六個字改為：【君且去，不須顧】！他當過你的宣傳部長，不會忘記吧！
詩中最後有一句：【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也是老姚與不同政見朋友的寫照。
李大釗的資料有新意，可見當時國際主義思潮的影響很大的。老毛不是也搞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嗎
作者：楊奎鬆
核心提示：當身為國民黨員的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公開向北京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並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的消息傳出，孫中山明顯地表示了不滿。
文章摘自：《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作者：楊奎鬆，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知道孫中山內心的信念與願望，就不難了解他在麵對愈演愈烈的國共兩黨糾紛時為何會采取調和的立場了。事實上，無論是鮑羅廷，還是陳獨秀，也越來越清楚地注意到孫中山其實並非他們所認為的那種“左派”。隨著各地國共兩黨之間的組織人事糾紛越來越多，特別是5月31日蘇聯外交全權代表加拉罕不顧國民黨人的一再抗議，堅持與北京政府正式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相互承認對方為合法政府之後，鮑羅廷更明顯地看出孫中山與共產黨人距離之大。因為，無論是就蘇聯政府正式承認北京政府的問題，還是就蘇聯與北京政府圍繞外蒙古地位問題的討論，國共兩黨所表現出來的態度都完全相反。中共當時基本上以蘇聯的立場為立場，支持蘇聯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國的中央政府，認為外蒙古人民有實行民族自決的權利；而國民黨人卻多半持激烈的批評態度，強烈不滿蘇聯一麵支持廣州政府，一麵卻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國的中央政府，不滿蘇聯繼續在外蒙古駐兵和享有特權，更不要說允許蒙古人民自治或自決了。
尤其讓鮑羅廷感到不安的是，圍繞《中俄解決懸案大綱》的簽訂所發生的一係列國民黨人公開抨擊蘇聯政府的言論，其實是得到孫中山某種程度的認可的。當身為國民黨員的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公開向北京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並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的消息傳出，孫中山明顯地表示了不滿。4月，國民黨員孫鏡亞為此檢控李大釗等“違反黨紀承認北京政府”，孫中山明確批示：“著中央執行委員會查明有無其事，另行酌奪。”而對朱和中上書批評上海《民國日報》和《新青年》等在中蘇條約及外蒙古問題上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出言不慎，招惹是非，影響本黨甚巨”，孫更是嚴厲批示：“著中央執行委員會嚴頒紀律，禁止本黨各報之狂妄。”〔注釋：轉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2），台北及人書局，1987，第300～302頁。〕
孫中山的態度明顯地鼓舞了過去因懷疑共產黨人而受到壓製的國民黨老黨員們。鄧澤如迅速致函上海謝持，轉達這一消息，並提議利用上海遠離廣州，“工於規避”的條件，深入調查李大釗等“不守黨義事”〔注釋：轉見謝幼田《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上），香港集成圖書公司，2001，第142頁。〕。上海老黨員因此積極搜集證據，終於在5月間從謝持由巴黎返國的女婿手裏得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決案及宣言》一份，內中可以看出，共產黨人確是以黨團的方式在國民黨內存在，並且有試圖左右國民黨政策和擴大自己組織的某種意圖。內稱：
本團團員加入國民黨，當受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之指揮，但本團之各級執行委員會，當受中國共產黨及其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一）應讚助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主張，與其言語行動完全一致；（二）本團應保存本團獨立的嚴密的組織。
……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
……
我們在國民黨中須注意下列各事：（一）在政治的宣傳上，保存我們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之真麵目；（二）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行動，而忽視對於民眾之政治宣傳，並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傾向，在勞動運動上改良的傾向；（三）共產黨黨員及青年團團員之言語行動，都須團結一致；（四）須努力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時時警醒國民黨，勿為貪而狡的列強所愚。〔注釋：轉見《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案》，《革命文獻》第九輯，第72～74頁。〕
意外得到此一文件，了解到共產黨黨團活動的情況，使一直苦於無證據在手的謝持、居正、張繼等老黨員倍感振奮。他們迅速商議行動計劃，決定由張繼和謝持趕往廣州，準備會同鄧澤如等聯名提案檢控共產黨人。
6月9日，張繼、謝持到達廣州，隨後即與中央執監委等廣泛接觸詳談，最後決定“由監察委員會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等提出彈劾案”〔注釋：《邵元衝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9～20頁。〕。惟考慮到“容共”政策不能觸動，提案將隻從紀律角度提出彈劾，且申明不反對“容共”政策。
6月18日，鄧澤如等基本擬就彈劾共產黨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上，他們的初稿遇到廖仲愷的有力阻擊。〔注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40次會議情況通報》（1924年7月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498頁。〕在經過修改後，7月初他們才得以再度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