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在當今的中國，“呼喚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是一個理想主義的話題。我說過：教育本身就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事業，沒有理想主義精神，就不要從事教育，但我們又是在現實的種種矛盾、困惑中從事教育的。因此，在當代中國，培育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都是很難的，但我們仍要去努力，在絕望中掙紮。 ( http://www.tecn.cn )
我想用自己在退休後的經曆來說明這個問題。我曾把自己退休後的五年生涯，概括為一句話：“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 http://www.tecn.cn )
2002年6月27日，我在北大上完最後一節課。我曾說過，自己是北大校園裏的一隻“烏鴉”，經常說些不合時宜的話。理想主義的、具有批判性的（即所謂“不大講規矩”）的知識分子、教授，在北京大學，以至整個日益體製化與功利化的中國大學校園裏，已經難以生存了。我也真該走了。 ( http://www.tecn.cn )
但我仍然要堅守在教育崗位上。
我到哪裏去呢？
到中學去——這其實是我內心的渴望：回到自己少年時期的“精神家園”，是一次心靈的“歸根”。
我到中學去講魯迅，還懷有教育實驗的目的：一是進行“大學教授到中學上課”的試驗，以恢複五四開創的“大學與中學相互交流”，“大學裏的人文知識分子參與基礎教育建設”的傳統；二是做“在中學開設《魯迅作品選讀》的選修課”的試驗，以實現我的“讓作為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化經典在孩子心上紮根”的教育理想，在我看來，這是一項民族精神的基本建設。 ( http://www.tecn.cn )
但課上得很艱難，而且遇到了我未曾料到的問題。首先，開課本身就受到很大限製：不敢在高三上，怕影響高考；上課時間也隻能在上完正課的四點鍾以後，學生因為有各種活動經常不能來不說，實際上是占據了學生的休息時間，我自己就有一種負罪感。最想不到的是學生的反應。開始聽課的學生很多，後來就越來越少了，最後始終堅持下來的，大約在20名至30名之間，而且都很認真，也確有收獲。老師們和魯迅研究界的朋友都認為這就很不錯了。問題是：為什麽還有許多學生堅持不下來？後來一位學生對我說了實話：錢教授，我們不是不喜歡聽你的課，而是因為你的課與高考無關，我們寧願在考上北大以後再來聽你的課——這位學生一語道破了當下中國中學教育的實情：“應試”已成為學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內容。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不僅教育者（校長、老師）以此作為評價標準，而且也成了學生、家長的自覺要求，應試教育的巨大的網籠罩著中學校園，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一切不能為應試服務的教育根本無立足之地。越是城市裏的重點中學，越是如此。我的教育理想再一次落空了。 ( http://www.tecn.cn )
但我仍然要堅守在教育崗位上。
到哪裏去呢？
這是我的另一個目標：離開中心，到邊緣地帶、邊遠地區去。那裏更需要我，那裏可能存在某種縫隙。於是，我到了貴州，我曾在那裏度過我的青春歲月。這是一次“尋根之旅”。 ( http://www.tecn.cn )
我依然帶著一個實驗課題。在全球化的時代，我發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養育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有一種認知上的陌生感，情感與心理上的疏離感，這就隱含著個人以至民族失根的危機。我因此提出，要在青少年中進行“認識你腳下的土地”的教育。我決定從編寫地方文化教材入手，和貴州的朋友一起編寫了《貴州讀本》，並帶著它到貴州大專院校作巡回演講。 ( http://www.tecn.cn )
在受到歡迎的同時，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問題。我特意到少數民族大學生中去，和他們談傳承民族文化，特別是民族語言的問題。但大學生告訴我，他們學了民族語言沒有用，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們最需要的不是民族語言的傳承，而是如何熟練地掌握漢語和外語。因此，他們向我這位北京來的教授提的問題是：如何學好英語？我遭遇了教育的尷尬：這裏存在著一個認識的錯位。我經常說，當代中國是一個“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後現代社會”並存的奇異的國家。我在北京，站在後現代的立場上，自然強烈地感覺到本土文化（傳統文化，地方文化，少數民族文化）失落的危機，因此，強調本土文化的保衛和傳承問題；而尚處在前現代社會的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的青年，更關注的，卻是他們及其家庭的溫飽問題——如何盡快脫貧致富，文化（包括語言）的傳承他們暫時還無法顧及。麵對這樣的錯位，當然不是要放棄我們的教育理想，而是必須正視現實生活所提出的問題，探討“發展經濟與文化傳承”、“繼承與創新”、“保護和開發”、“理想與現實”等一係列的問題，在此基礎上調整、豐富、發展我們的教育理想。 ( http://www.tecn.cn )
這些年，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朋友從事“鄉土教材”的編寫工作，我想都會在不同程度上遇到我遭遇過的問題。我的這些經驗教訓或許對他們有參考價值，而我自己能夠做的工作，卻越來越有限了。 ( http://www.tecn.cn )
但我仍然堅守在教育崗位上。
我把目光又轉向新農村建設中的教育問題，特別是西部地區的農村教育問題。
我的這種轉移，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一是在我看來，教育問題在新農村建設中和西部開發中的重要地位和意義，至今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體認，農村教育人才的培養問題，也還沒有進入大學教育改革的視野，農村教育事實上是中國教育一個最薄弱的又是關鍵性的環節。既然認識到這一點，就有責任為之大聲疾呼。我對自己說，應該做“雪中送炭”的事，而不是“錦上添花”。另一方麵，關心農村教育，特別是農村小學教育，也是一種期待和奢望：或許正因為不被重視，正因為落後，反而存在著某些應試教育所沒有完全占領的空間，為進行理想教育實驗提供某種可能性。這也可以說是“後發展優勢”吧。 ( http://www.tecn.cn )
也就是說，我對農村教育的關注，同樣懷有進行教育實驗的企望。但我很清楚，在這個領域，我已經不太可能參與直接的教育實踐，而隻能作一些思考。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充當“吹鼓手”。在我看來，首先需要確立教育在新農村建設與西部開發中的戰略地位：新農村建設的根本是人的問題，教育是決定新農村建設、西部開發的製約性因素。同時，對農村教育問題應有一個全麵的觀照與規劃。它包括了三個方麵的教育問題。 ( http://www.tecn.cn )
首先是國民教育體係中的教育，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農村學校教育”。
其次，是社區教育體係中的大眾教育，即“農民教育”，也包括“打工者的教育”。
其三，是鄉村建設人才的培養。這也包括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是大學教育，特別是地方院校教育應把培養鄉村建設人才作為自己的培養目標，二是青年誌願者的民間組織的培訓，以及誌願者文化的培育問題。 ( http://www.tecn.cn )
在我看來，南京浦口行知學校，安徽休寧勝德平民學校，山西柳林縣前元莊實驗學校的教育實驗，都為農村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而海南石屋農村社區大學，廈門五齊人文職業培訓學校，在農民教育、打工者教育中更具有開創的意義；北京百年農工子弟職業學校也為打工子弟的教育打開了新的思路。我所關注的三大教育問題，現在都有了成功的實踐，這讓我感到十分振奮。我們所期待的教育家正在中國基層的民間教育的實踐中悄悄地孕育、誕生。我也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立足點：為這樣一些艱難前行的民間教育實驗搖旗呐喊，進行某些理論思考，或許這就是我這樣一個退休而仍然堅守教育崗位的老人所能夠做的事情。 ( http://www.tecn.cn )
我也因此更堅定了我的三個信念，正是這三個信念，支撐著我，雖“屢戰屢敗”，仍“屢敗屢戰”：
教育是立人立國之根本，教育問題已經成為製約中國長遠發展的一個瓶頸——因此，我願意為教育獻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 http://www.tecn.cn )
教育的改革必須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結合，國家主導之外，應有廣泛的民間參與，形成相互補充與製約——因此，我願意做民間教育改革的支持者與參與者。 ( http://www.tecn.cn )
“鄉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們自己的問題”（這是我最近寫的一篇文章的題目），大學教授，學院裏的學者有責任參與農村建設事業，包括鄉村文化、教育實踐。這本來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傳統：上世紀三十年代北京的大學教授就發動了“博士下鄉”運動，成立了“農村建設促進會”——因此，我願意追隨先驅者，為農村文化、教育建設貢獻人生之餘力，並期待和呼籲有更多的大學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和有影響的學者更自覺地參與到新農村教育事業中來，這裏確實是一個廣闊的天地，是大有作為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