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執掌中央辦公廳的20年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楊尚昆從李富春手上接過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的工作，到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接到調往廣東工作的通知，在中央辦公廳主任崗位上工作了整整２０年。這在中央辦公廳的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對於楊尚昆的革命生涯而言，也是特別值得追憶的。

　　正是在楊尚昆接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以後，這個黨中央的中樞機構和運行機製，完成了從雛形到完善，繼而走上正規化軌道的進程。在此後的幾十年裏，雖然經曆了幾番風雨變遷，但中央辦公廳始終未脫離楊尚昆為之創立的主旨、機製和大格局。

　　在楊尚昆百年誕辰來臨之際，我們來追溯他這２０年不尋常的人生片斷，以此作為對這位革命家的深切緬懷。

　　楊尚昆在楊家嶺一度基本上處於半賦閑的狀態／抗戰勝利後，黨中央曾計劃遷移到承德／李富春說：“我早想找個替身，現在總算找到你了。”

　　１９４０年底，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的楊尚昆回延安後，就一直留在那裏。雖然他始終還掛著北方局書記的職務，卻經常被中央委派做一些具體的事務性工作。例如１９４１年根據任弼時的提議，參加黨務研究室工作；１９４３年任中央研究局副局長，分工負責關注敵占區黨政軍民工作；１９４４年根據毛澤東建議擔任中央新設的外事組組長兼交際處處長等。

　　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楊尚昆，在這次會議上卻沒能再次當選中央候補委員。此後，因為中央沒有馬上安排楊尚昆具體工作職務，他除了繼續負責與美軍觀察組打交道，管管交際處的事情外，在楊家嶺基本上處於半賦閑的狀態。

　　日本宣布投降後，中共中央很快完成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發展東北並爭取控製東北”戰略決策的擘劃。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隨即成立，從各解放區抽調１１萬人的部隊和２萬名幹部，也開始向東北進發。中共七大選出的７７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此刻就有２１名被派往東北工作。

　　據許多當時在延安的老同誌回憶，那一時期，中共中央的中心機構也曾醞釀向東移動。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冀熱遼中央局並擴大冀熱遼軍區，以李富春為書記，林彪為司令”。任命自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成立以來就實際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為冀熱遼中央局書記，前往熱河省會承德展開工作，更是讓人產生這方麵的聯想。

　　當時的中央警備團團長吳烈在其回憶錄中就對此言之鑿鑿地說：黨中央曾計劃離開延安，遷移到承德，把承德作為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除了決定由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先行到承德，為黨中央的遷移做好各方麵的準備工作外，還決定把中央警備團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吳烈帶領，隨李富春前往承德。

　　吳烈的回憶錄還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日，朱德、劉少奇、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同誌和中央社會部李克農副部長接見了警備團東行指戰員。朱德和劉少奇都講了話，明確指出：為了黨中央更好地領導全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中央準備搬遷到承德去，抽出你們這些同誌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給中央作安家準備。

　　李富春是在１０月中旬離開延安的，走得很突然，因為當時剛好有一架美軍飛機到延安。當飛機離開時，搭載了李富春、高崗、張聞天、王鶴壽、陳正人、何克全、陳光、朱瑞、郭述申、劉英及一位機要員共１１人，飛抵河北省的邯鄲。

　　在中央決定李富春為冀熱遼中央局書記赴熱河開展工作後，分管書記處辦公廳的任弼時，提議由楊尚昆接替李富春一直兼著的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一職。李富春離開延安前，把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的工作向楊尚昆作了口頭交代。他對楊尚昆說：“我這裏做什麽你都清楚，就是這些人、這些事，全交給你吧。”他還開玩笑說： “我早想找個替身，現在總算找到你了。”

　　由於李富春走得匆忙，根本顧不上履行什麽正式的手續，中央書記處辦公廳這麽重要的工作交接，就這樣通過簡捷的口頭交代就完成了。因此，楊尚昆最初接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時間，沒有檔案記載。

　　１９４１年前，中共黨內沒有辦公廳這一機構建製／中共黨內第一位秘書是毛澤東／中共中央委托任弼時、李富春建立健全中央辦公和行政管理機關及各項規章製度

　　楊尚昆接手時的中央書記處辦公廳，還不是一個健全、規範的機構，因為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此刻，始終處在殘酷的戰爭和艱難的生存環境之中，許多機構都是先運行起來再說。在這裏，有必要對中共中央辦公機構的沿革作一番簡單的介紹。

　　雖說中國共產黨早在１９２１年就成立了，但直到１９４１年，中共黨內始終沒有辦公廳這個機構建製。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決定在中央設立秘書一職。在黨內設立秘書製，是由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向大會提議的。經過選舉，陳獨秀擔任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

　　就這樣，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秘書。據此次會議產生的文獻記載：“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秘書，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人之一，主管機關日常工作，包括文書處理和文件資料收集保管等工作。

　　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共四屆一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秘書部（但經查找沒發現能證明這個部是否確實成立及負責人任命的相關文字檔案）。１９２６年７月，在中共四屆三中全會上，決定成立中央秘書處，同時增設中央秘書長主管中央秘書處。第一任秘書長是王若飛。從此，中央就有了秘書處這個機構和秘書長這一職務。在很長的時間裏，中央秘書處都沒有任命過處長，這個機構始終就由秘書長直接主管。

　　１９３３年，中央核心由上海轉移到蘇區。長征時，中央秘書處事實上就不存在了。直到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才決定恢複中央秘書處，直接受秘書長張文彬領導，王首道成為秘書處的第一任處長。

　　中央秘書處雖然重新設置起來了，但中樞的許多工作並不能由秘書處統管起來，中共中央的辦公機構依然不健全，相應的辦公製度和規範也沒有建立起來。陝北根據地相對穩固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軍事機關、邊區黨政軍機關三大係統，呈現出各管一攤，許多事情無人負責，或無章可循的情況。

　　這一現象，給１９４０年春季從蘇聯到延安的師哲留下極深的印象。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初到延安時很不習慣，覺得中央怎麽沒有統一的辦事機構，也沒有統一的作息製度，甚至連必需的收發製度也沒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況時有發生。總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規，遊擊作風很濃。”

　　１９４１年８月，中共中央決定由任弼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富春任副秘書長，並要求他們盡快建立健全中央辦公和行政管理機關及各項規章製度，使中央機關、軍事機關和邊區黨政軍機關三大係統的行政工作規範化、條理化。

　　在這年９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央書記處研究了中央秘書處的工作，確定中央秘書處為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機關。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正式發出通知，以任弼時兼任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為副秘書長，王首道為中央秘書處處長。隨後組建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秘書處被置於辦公廳的建製之中，辦公廳機關都搬進了楊家嶺新蓋的辦公樓，處理書記處的日常事務。不久，經任弼時提議，中央交通局的工作也由李富春管理。

　　經過任弼時、李富春的工作和調整，在延安的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的雛形搭建了起來。從當時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留下的一份序列圖中，可以看出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下轄中央直屬黨委、秘書處、中央管理局等。據楊尚昆回憶，除了上述部門外，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下還設有辦公室。

　　經一些中央辦公廳的老同誌核實，序列圖與當時的實際情況有點出入，主要是機要處並未下轄於辦公廳秘書處。在１９４２年前，機要部門一直有著不同的係統歸屬，如中央機關機要科、軍委機要科、社會部機要科等。１９４２年４月４日，中央曾決定三個科合並為中央機要局，但當年當月的１８日中央又決定“原機要局名義取消”，改為中共中央機要科。這個機要局隻存在了１４天，或者說根本還沒成立起來就又被取消了。

　　葉劍英為楊尚昆討來由毛澤東親筆簽名的“委任狀”／楊尚昆有了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和中央軍委秘書長的雙重身份／搬進中央軍委所在地王家坪

　　在楊尚昆接手前，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一職一直由李富春兼任。盡管當時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機構還不甚健全、製度規範也不完善，可工作卻是既繁雜又重要的。作為辦公廳主任，凡中央最高決策層的重大機密、重要事務都要與聞，置身其中。同時辦公廳的工作又是服務性的，政治重要性、服務多樣性、工作事務性融為一體，事情太多，牽涉麵廣，觸一點往往牽動全身，唯恐這裏那裏會出錯。所以，李富春要找個稱職的“替身”很不容易。

　　任弼時提議由楊尚昆接替李富春，顯然是出於他對楊尚昆的了解和信任。１９４０年底楊尚昆到延安時，任弼時正負責中央的政策委員會，研究製訂提交黨的七大討論的各項政策，楊尚昆被安排到這個委員會工作；１９４２年，經任弼時提議，楊尚昆進入由他主管的黨務研究室工作；１９４３年中央調整和精簡機構，成立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的三人書記處，下設組織和宣傳兩個委員會，任弼時和楊尚昆都在組織委員會；中央研究局調整後，任弼時和楊尚昆都在局內各管一個區域的工作；在整風運動期間，任弼時、李富春和楊尚昆又都在中央第三學習小組。在這５年裏，他們有著比較頻繁的工作接觸，楊尚昆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人格操守，得到了任弼時的認可。

　　楊尚昆接手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一職剛兩個月，他在延安的外事活動中屢有接觸的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葉劍英，作為中共代表前往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與國民黨代表、美國代表一起，調處國共軍事衝突和監督雙方執行停戰協議。離開延安前，葉劍英到毛澤東那裏，為楊尚昆討了一張中央軍委秘書長的“委任狀”。

　　１９４４年７月，美軍的一個觀察組進駐延安，中共中央決定設立外事組負責接待事宜，毛澤東提議由楊尚昆任組長。涉及使團的事務，楊尚昆與葉劍英商量。在與美方人員接觸時，中央示意楊尚昆對外以中央軍委秘書長的名義。

　　然而，有了中央軍委秘書長名義的楊尚昆，一直沒有住到王家坪中央軍委的院子裏。葉劍英以為楊尚昆有什麽想法，事先也沒同楊尚昆打招呼，就徑直到毛澤東那裏討了一張第十八集團軍總部（即中央軍委）秘書長的“委任狀”。

　　楊尚昆回憶說：葉劍英拿著“委任狀”，“鄭重其事地對我說，你看，毛主席都簽字委任你了，你趕快搬過來吧”。在晚年追憶此事時，楊尚昆說：“委任狀”相當別致，是用８開大的白紙手工做成的，有毛主席的親筆簽名，可說是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絕無僅有的。“那時，我們調動工作通常都隻是口頭交代，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委任狀’。可惜延安撤退時丟了，不然，倒是很珍貴的文物。”

　　在黨內最初設置中央軍委，還是１９２５年的事，但沒有設秘書長。１９２７年５月，中共五大決定在中央軍委設立秘書長。中央軍委的第一任秘書長是王若飛，以後先後換了多任，周恩來、聶榮臻曾在不同時期當過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一職，是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後中央給楊尚昆的第一項正式任命。有了這項任命後，楊尚昆就搬到了中央軍委所在地王家坪。

　　中共經營延安十餘年，不是一拍屁股就能走／毛澤東指示：“片紙隻字也不要落入敵人之手。”／饒漱石幾次出麵說項，楊尚昆無奈，隻得同意

　　楊尚昆在１９４９年２月一天的日記裏，留下了這樣的文字：“自延安起，３年來均在搬與安二字上工作。”的確，在楊尚昆接手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不久，中央機關隨即就處於長時間的遷徙移動之中。故而楊尚昆曾經說，他在解放戰爭時期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就是組織指揮中共中央機關的三次大搬家。

　　１９４６年６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發動全麵內戰，大舉進攻中國共產黨控製下的各解放區。陝北是蔣介石進攻的重點。到了１１月以後，延安的臨戰氣氛已經越來越濃。身兼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二職的楊尚昆，順理成章地受命擔任了中央機關警衛司令的角色，負責指揮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向後疏散的任務。

　　１１月１１日，劉少奇在中央黨校召開的幹部大會上作撤離延安的動員，說胡宗南要進攻延安，因此中央機關將撤出延安。他隨後宣布，負責指揮撤離和疏散工作的中央直屬縱隊的司令員是楊尚昆，副司令員是管行政後勤的鄧潔，參謀長是總參作戰部部長李濤。

　　１９４７年初，胡宗南的２０萬部隊已在頻繁調動，時有敵機掠過延安上空，中共中央已作出了主動撤離延安的決定。但是，延安是全國革命力量的主腦所在，自從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已在此經營了十餘年，不是一拍屁股就能輕易走的。

　　單說大量涉及中國共產黨的曆史與核心機密的文件和檔案如何處理的問題，解決起來就頗費周折。從１９４６年底到１９４７年初，中央機關在周恩來的親自主持下，開始了文件轉移的準備工作。

　　首先是集中文件檔案，將被撤銷部門（例如北平調處執行部）、分散在高級幹部個人手中的文電集中起來。當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一批高級領導人，手邊都保存有相當數量的文件，此時都交給了中央書記處秘書處。從毛澤東那裏交出來的文件有３箱，從周恩來那裏交出來的有２箱又３３包。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也都將自己保存的文件交給了書記處辦公廳秘書處。另外，在延安的各部委的文件，也做了適當集中。

　　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間，中央秘書處收到各方麵交來的文件１．６萬多件。經過整理後，對沒有留存價值的文件，進行了銷毀。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３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與保存密件的指示》下達：重要而機密的文件“指定專人妥善攜帶”，不必留的事務性文件“應即銷毀”。根據這一指示，僅中央秘書處就燒毀文件十幾箱，機要處燒毀的電報達１３３５５件。

　　然而，有些部門行事比較倉促，結果將一些不應銷毀的文件銷毀了。另外有一個單位一次就燒毀１０餘箱次要檔案。這些情況報到毛澤東那裏，引起了一貫重視檔案保護、留藏的毛澤東的注意。他立即指示：“疏散檔案，不要驚慌失措。確實不需要的文電可以銷毀，重要文電一定要保護好，片紙隻字也不要落入敵人之手。但該保存的要好好保存，不能任意濫燒。”他指派安子文到中央組織部等單位檢查疏散轉移檔案的情況，並向各機關傳達他的指示，要求各機關準備撤離事宜要有條不紊地進行。

　　除了大宗的文件材料和物資需要轉移，不能受一點損失外，人員的轉移也是相當繁雜而沉重的任務。延安有許多文職機關、後勤行政部門都要撤離，這支隊伍十分龐大，行動起來不免拖遝，因為其中包括許多老人、婦女、年齡不等的孩子，以及大量的輜重。

　　鑒於此，在楊尚昆擔起撤離延安的組織領導工作後，於１９４７年初就立即行動起來，首先將一批老人、領導人的夫人、孩子３０００多人和一批笨重的物資器材，陸續護送出延安，集結到了瓦窯堡，以防緊急中與機關和部隊同時行動可能出現的混亂。

　　然而，臨近春節了，胡宗南的部隊仍沒發起對陝北的軍事進攻，中央領導機關依然留在延安。於是先行到瓦窯堡的家屬們便有點想家了，提出要回延安過年。楊尚昆沒有輕易應允，因為將這些人轉移到瓦窯堡不容易，為此動用了很多騾馬，以及沿途照應的人力。

　　但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幾次出麵說項，請楊尚昆同意讓家屬們回延安過春節。楊尚昆無奈，隻得同意，放了１０００多人回延安。誰料這些人回到延安還不到一星期，胡宗南就發起了對延安的攻擊。楊尚昆隨即又組織這些人轉移。此時情況緊急，各部門都在撤退，對這些人就不可能像上次那樣按部就班、麵麵照顧，結果很多人嘖有煩言。有的人甚至罵起娘來，說你們也不弄清楚敵情，害得我們腳上打泡！

　　經此一番折騰，讓楊尚昆體會到了為中央服務工作的龐雜與繁難，幸好他提早組織了撤離，幸好放回延安的隻是一小部分人，否則３０００多老弱婦孺和輜重待胡宗南進攻時才著手動作，就真要抓瞎了。

　　當胡宗南發起進攻後，楊尚昆馬上通知預先集結在瓦窯堡的人員和物資開始向東轉移，東渡黃河。因為有中共中央機關，有部隊，還有地方機關和群眾，人馬如潮，在撤退和渡河過程中出現了混亂。好在楊尚昆及時趕到渡口，親自調度指揮，最後總算使這批人員和物資安全順利地轉移到了晉綏根據地。

　　這次中央機關大遷移的組織，是楊尚昆接手辦公廳後經受的第一次重要考驗，證明了他的智慧和能力是完全勝任這一領導工作的。

　　中共中央對保管收存檔案曆來非常重視／經過甄別整理，９２箱檔案被精簡到６４箱／中共中央珍貴檔案文件的三次大轉移

　　在這次轉移中，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建黨以來積存下來的檔案文件的處理和轉移。中央機關撤離延安的準備工作，從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１９４７年２月。各部委陸續向延安以外疏散以往留存的檔案資料，當時僅中央秘書處材料科保存的檔案材料，就裝了４窯洞。這些檔案是非常珍貴的。

　　能積攢下這麽多檔案資料，是因為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就對妥善保管和收存黨的機密文件和檔案資料非常重視。１９２３年６月，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建議在黨內建立秘書製，其出發點之一就是加強黨的文件資料的收集和管理。

　　１９２６年中共中央秘書處設立後，就對黨內文件的上呈、下發和留存作了規定。１９２７年，中共中央秘書處下設文件保管處，負責黨的文件檔案的保管工作。在當年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到上海的搬遷中，保管處第一位負責人兼保管員張唯一帶領兩位同誌，化裝成木材商人，將黨的一批機密文電運到上海，藏進了公共租界的戈登路１１４１號洋樓內。

　　１９３０年，在白色恐怖的危險時刻，周恩來親自布置當時的中共中央秘書處草擬了一封《中共中央對秘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全體工作同誌信》，信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求各機關將“不需要的文件，必須隨時送至保管處保存”。這樣，就使得４萬餘件黨內文件，安全地保存到了當時的檔案專門保管機構。

　　１９３１年，作為當時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瞿秋白，曾親自起草了一份中央機關《文書處置辦法》。《辦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黨的文件檔案的收存，“最理想的是每種二份，一份存閱，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

　　到了延安時期，中央秘書處處長劉英曾奉命籌建材料科。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成立後，材料科成為書記處辦公廳的下屬單位，黨的文件和檔案的保管、收存歸到了材料科。１９４６年，在周恩來親自指令下，中共上海工委副書記劉少文從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文庫，取出兩皮箱５０００餘份檔案資料秘密運送到延安。

　　在中共中央機關的大遷徙過程中，為了安全穩妥地輸送和隱藏好中央秘書處材料科保存的４窯洞珍貴檔案，楊尚昆建議為此專門設立一個機構。於是，從中央秘書處、機要處，還有中組部、中央軍委一局、總政秘書處等有關單位抽調幹部，組成了一個統一的材料保管委員會，由當時的中央秘書處處長、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曾三領導，成員有裴桐、趙德芳、仲一、徐邁、謝國寶等１０餘人。

　　材料保管委員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地疏散、埋藏部分重要檔案，這是根據內戰將臨采取的應急措施。先後從延安疏散出兩批檔案材料，第一批共１６箱，運到了陝北保安縣安條嶺中共西北局農場，由中央秘書處派去的田鳳起看守。第二批共１３箱，疏散到陝北清澗縣十家塬子，委托中共清澗縣委代管。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１日，國民黨飛機開始對延安實施轟炸，中共中央機關陸續離開延安。在這個撤離過程中，曾三帶領的一支隊伍動身最早。他們攜帶了幾十箱重要檔案和一部分金條和光洋。金條和光洋是中共中央掌握的經費，一直由賴祖烈領導的特別會計科保管。黨內的幾位年長者和中共領導的夫人和孩子，也在這支隊伍中。

　　為了確保這些人員和這批檔案、經費的安全，中共中央還專門派出１０餘名武裝戰士護送。經過一個多月的驢馱人背，走清澗，經吳堡，過黃河，於４月上旬安全抵達晉綏根據地的興縣劉家曲。

　　轉移到興縣劉家曲的檔案，量大而無條理，重要的和一般的、秘密的和公開的，都混在一起，一旦遇到緊急情況，這麽大量而無區分的檔案材料將很難處理，容易失散或落入敵人手裏。

　　根據劉少奇、朱德１９４７年４月５日《關於處理文件向中央的報告》精神，曾三領導的材料保管委員會將這些檔案文件作了分類鑒別，分成三類：一為重要而不秘密的，如《向導》、《紅旗》及印刷的各種規定；一為秘密而不十分重要的，如某些電報及西北局計劃等；一為又重要又秘密的。在分類鑒別過程中，還將不重要的事務性文件銷毀了一部分，由原來的９２箱精簡到了６４箱。為了以後查找方便，他們還細心地編製了一份《材料保管委員會材料目錄》。

　　也是在那段時間裏，前委以任弼時名義電告西北局副秘書長曹力如：“前中秘曾三交你保管在安條嶺之文件十五箱，主要是《兩條路線》、《六大以來》、《軍事文獻》等書。其次，為一部分抗戰後，四零年以前各根據地文件原文及各種廢舊印章待在無法保存或轉移時燒毀。在目前敵人亂竄情況下，請再檢查原藏地區是否安全，請你們負絕對保管責任，在危急時徹底燒毀。”這說明中共中央對這批文件和檔案是非常惦記和關心的。

　　１９４７年５月４日，楊尚昆與葉劍英聯名致電前委，報告說曾三等４０人現住興縣曹家坡附近之劉家曲，帶有９２箱檔案；經過甄別整理，現在他們在劉家曲將檔案分成重要又機密的，重要而不機密的，機密而不重要的三大部分，以便在軍情緊急時做有重點的保護和有目的的處理。

　　胡宗南的部隊進入瓦窯堡後，發現了中共的幾箱書報刊物等文獻並劫掠而去，這引起了中共領袖對埋藏在敵軍占領區的中共檔案文獻安全問題的注意。劉少奇、朱德隨即指示材料保管委員會：凡是機密文件，一份也不要落入敵人手裏。現在堅壁在清澗的文件臨敵遇險，一定要派人把機密性強的文件取回來。

　　為落實這一指示，材料保管委員會委派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秘書處材料科副科長穀先南和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杜思如，前往敵軍重圍中的清澗縣十家塬子，把堅壁在那裏的一批文件檔案搶救出來。曾三、裴桐在向他倆交代任務時說：你們要把堅壁在十家塬子的１３箱檔案分為三類進行處理：一是把重要而機密的文件檔案取回；二是把次要而機要的文件檔案銷毀；三是把重要而不機密的材料繼續堅壁在原處，待以後再取。

　　穀先南和杜思如渡過黃河，潛入清澗。在當地縣委幫助和配合下來到堅壁地點，迅速銷毀了７箱文件材料和照片，埋藏了１箱。然後，將整理後剩下的４箱檔案文件帶進了晉綏根據地。

　　１９４８年春季，中共中央各機關開始向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建屏縣西柏坡集中，撤離延安時轉移到晉綏根據地的檔案文件又要進行第二次轉移。在此次轉移前，材料保管委員會作了更充分的準備：一是又搜集和搶救了一批檔案，主要是接收了被撤銷機關的檔案、個人保存的材料、舊政權的檔案和堅壁在陝北的檔案材料；二是把所有檔案都作了分類甄別和處理。

　　１９４８年４月初，精簡後的６４箱檔案被裝入鐵皮箱，全部由牲口馱運，依然是在曾三的率領下，從興縣劉家曲出發，途經嵐縣、靜樂、忻縣、五台山進入河北阜平，於５月上旬到達建屏縣西柏坡。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４日，這批兩經輾轉的檔案文件，又開始了第三次大轉移。在周恩來和楊尚昆的統一指揮下，專門派了兩輛卡車給秘書處，曾三率領工作人員將所有檔案文件裝上車，從西柏坡出發，第一天住涿州，第二天趕到北平。至此，兩年又五個月的艱難險阻終告結束，中國共產黨的這批珍貴檔案文件在三次遷移中完好地保存了下來。

　　楊尚昆和葉劍英對中央的安排有不同看法／由葉、楊擔任正、副書記的中央後委產生／王震說：“毛主席在陝北之所以能夠料事如神，指揮若定，中後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撤離延安後中央指揮機關向哪裏走？中央機關和地方機關的大批人員和輜重怎樣轉移？撤離延安後中央是否仍維持在根據地時的龐大指揮機構？這個戰略指揮機構怎麽運動和實施指揮？在撤離延安的那些日子裏，這些問題一直在中共領袖們的思考之中。

　　依中央原先的設想，是在熱河省承德拓展新立足點，但隨後發現蘇聯囿於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條約，不能幫助中國共產黨接管東北大城市，實現對東北地區的控製，而國民黨卻在美國直接幫助下，實現了迅速運兵東北；同時，承德一帶群眾基礎比較薄弱，不如陝北的群眾基礎牢固，因而放棄了整個中央和根據地龐大機構東移的設想。

　　１９４７年３月末，毛澤東、劉少奇等轉移到了清澗縣的棗林溝。３月２９日、３０日，在此召開了中央會議。經過討論，初步決定將中央機關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陸定一等組成，隻帶很少的機要、通信、參謀人員和很少的警衛部隊，留在陝北與胡宗南周旋。這個班子就是前委，是黨的核心部分，留在陝北既指揮全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又吸引著蔣介石的注意力及胡宗南的２０餘萬部隊。另一部分，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帶領，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擔負中央委托的工作。這部分人員將經由五台前往晉察冀根據地尋找適當的工作地點，最後落腳在河北省的建屏縣。

　　由葉劍英和楊尚昆率領的中央機關的大隊人馬，此時已經進入晉綏根據地。根據中央的最初考慮，葉劍英、楊尚昆隊伍中的絕大部分將隨即向晉東移動，與劉少奇、朱德會合，組成中央工委工作機構。餘下的人員，也不都留在晉綏根據地，而是部分南下疏散到太行根據地。

　　葉劍英、楊尚昆接到中央指示後，立即製訂好了大隊人馬的行軍序列，第一梯隊隨即開始向晉東移動。然而沒過多久，楊尚昆和葉劍英就對這樣的安排產生了新的看法：他們帶的隊伍有５０００多人，無論走到哪裏，安全和供應都是大問題。特別是這支隊伍中有老人和婦孺，有輜重物資，浩浩蕩蕩數百公裏的跋涉，中途還要經過閻錫山的布防區域，危險係數很大。再有就是楊尚昆他們還擔負著在陝北的中央縱隊的後勤保障和與各戰區的通訊聯絡任務，一下拉出相隔一個省的距離，必須再組建一套保障體係。因此他們認為這支隊伍不宜作長途跋涉，不宜離中央縱隊太遠。

　　在行軍一天後，恰巧周恩來親自來到晉綏，與葉劍英、楊尚昆商量部署他們這支隊伍的東移問題。葉劍英、楊尚昆向周恩來陳述了他們的想法。周恩來感覺他們的意見很有道理，隨即將之電告中央。

　　周恩來返回清澗後，中央又進行了研究，隨後於４月１１日發出指示：葉劍英、楊尚昆帶領的隊伍大部分留在晉綏根據地三交鎮，並組成由葉劍英、楊尚昆為正、副書記的中央後委，葉劍英、楊尚昆、李維漢、李克農、鄧穎超為後委常委。

　　由於戰爭形勢所迫，楊尚昆領導的中央書記處辦公廳這個機構此刻已經不能統一行使其原有的職能，甚至不能保持其原有的整體，不得不被暫時分解成幾部分，有的跟隨前委，有的去了中央工委，但後委留下了比較多的人員。原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的部分職能，被楊尚昆帶到了中央後委。同時，此刻交由後委承擔起的一些工作，後來也就都劃歸了中共中央辦公廳。

　　最初被葉劍英、楊尚昆帶到晉綏的人員，包括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社會部、中央黨校、新華通訊社電台、中央機要處、供給部、衛生部，另外還有王家坪中央軍委總部的那一撥人，其中也有作戰部、電台，還有總參三局戴鏡元搞密碼破譯的人，加上為進四川培訓的一批幹部，再加上老人、婦女和娃娃等等，足有５０００人。不久後，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社會部、中央黨校等部分機關計１３００多人，由安子文帶隊，分四批前往河北建屏縣的中央工委駐地，留在後委的還有３０００多人。“延安五老”中的吳玉章、謝覺哉也在這邊。

　　此外，中國共產黨極為重要的文件和一批物資等，也都由後委攜帶保管著。這些人員和文件檔案，都是革命的珍寶，必須認真、負責地保護好，而與此相關的工作，則都由楊尚昆主管的中央書記處辦公廳負責。

　　後委在三交鎮安置妥當後，楊尚昆立即向留在三交鎮的各工作機關明確了任務，要求所有工作人員轉變作風，盡快適應新環境，立即展開工作，為轉戰陝北的中央縱隊全力做好服務。為了便於工作，楊尚昆把原先互不統屬的中央機要處、中央秘書處和書記處辦公廳合在了一起，搭起了後來的中央辦公廳的新構架。

　　據楊尚昆回憶，當時中央後委擔當的任務有好幾項：第一，架設電台，偵察敵情，當好中央耳目。在葉劍英、楊尚昆的指揮調度下，軍委一局、二局、三局合力采取應急措施，在三交鎮建立起８部通訊電台，同全國各根據地、戰區前後方和蔣管區有關秘密電台建立聯絡。為了讓中央工委及隨工委同行的隊伍順利通過同蒲鐵路進入晉察冀根據地，後委電台加強了對傅作義、閻錫山部的監視，及時傳遞出相關信息。同時通過監聽和聯絡，搜集掌握各路敵情變化，向各根據地指揮部提供情報。第二，建立晉綏轉報電台，保障中央和全黨全軍的通訊聯絡通暢。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組成的前委，是解放戰爭的指揮中心，全國各地的重要事情，都要向這裏報告和請示。但為了與敵軍周旋，中央縱隊沒有固定駐地，行動必須既秘密又快捷，因而這支隊伍必須非常精簡幹練，也不能把過多的事務集中在這裏處理。為避開敵人偵察，前委也不可能架設大功率電台，隻能自帶幾部小電台，和少數地區直接聯係。

　　中央決定，在葉、楊領導下，在晉綏建立中央後方大台，負責收轉中央與地方各地來往電報，並通報各地。中央同所有各方麵的聯係，包括陸路遞送和電波拍發，絕大多數通過後委大台，以避免敵人從電波密集和人員來往頻繁中偵知中央指揮機關的所在位置。中央後委同前委隻由一部電台聯係，因兩地距離不很遠，隻需要較弱電波就可以保持聯絡，所以進攻陝北的敵人始終沒有弄清中共中央機關到底在哪裏。

　　在轉戰陝北期間，通過後委轉報大台與中央聯係的達１４家，其中包括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領導的中央工委；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軍區前後方；東北、華北軍區前後方及冀熱遼分局、中央局等。中央還規定：東北局、華東局、邯鄲局、晉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戰略區也應經常同中央工委及葉、楊後委電台聯絡。中央還電示李維漢、李克農，凡緊急而重要軍政、特殊情報，須隨時分別通知有關的前後方電台。通過轉報，中央同全國各地、各戰區之間構成一個電波網絡。

　　為了縮小前委這個指揮機關的目標，使蔣介石、胡宗南難於搞清楚毛澤東帶領的中央指揮機關到底在哪裏，當時還做了許多迷惑敵人的動作。例如中國共產黨的新華廣播電台在太行山廣播新聞，呼號仍用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胡宗南部曾偵測得知廣播電台在太行山，一度誤以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機關到了太行山。其實，毛澤東和中央核心一直在陝北。

　　除了電台聯絡以外，任弼時於１９４７年７月指示後委，將各地送給中央的文件材料由曾三負責，分土改、財經、武裝政策及黨的組織狀況、思想動態等專題加以整理，寫成簡明提要，由李維漢、李濤分送各部門。為了將由後委整理出的這些文件材料及時送出，中央決定將交通科設在後委，由原中央秘書處交通科科長王凱負責，歸李克農領導，保障了前委經過後委與各中央局的陸地秘密交通聯係。

　　在戰爭時期，軍事鬥爭是第一位的，而要取得軍事上的勝利，情報、指揮消息傳遞是否準確、及時是非常重要的。數十年後，王震在回顧轉戰陝北的曆史時說：“毛主席在陝北之所以能夠料事如神，指揮若定，中後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匯總整理、通報和交流人民解放軍各部的作戰經驗；根據中央委托，指導蔣管區的群眾鬥爭兩項任務，也由後委承擔了起來。

　　後委還有一項相當繁重的任務，就是為陝北前方的中央縱隊補充人員，運送物資。轉戰陝北初期，中央縱隊從領袖到警衛部隊總共隻有８００人，後由後委從地方篩選出６００名精銳人員，補充到了中央縱隊，使中共首腦的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