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廢除丞相，害苦了子孫和國家

‘宰相’是輔佐專製君主處理政務的最高官職。漢朝名相陳平論說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撫萬民、明庶物；外鎮四夷諸侯，內使卿大夫各盡職務”。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幾乎朝廷內外的事都歸宰相管轄，可見其權勢是非常大的。由於宰相直接管理朝中百官，非常容易率領百官與皇帝對抗、架空君主甚至出現謀權篡位的嚴重後果。
　　
　　明朝建立以後，太祖朱元璋立了兩個丞相，就是左丞相李善長和右丞相徐達。由於當時徐達經常在外麵領兵作戰，所以實權掌握在李善長之手。史稱李善長“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與李善長關係很好，彼此意氣相投。朱元璋把李善長看做是蕭何式的人物，從指揮作戰到軍資供應，李善長經常參與。明朝建立後，許多政策、法規、製度、禮節和儀製等，也都是由李親自製定，或者由他牽頭完成。所以，在最初得以封公的六人中他居於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達、常遇春的兒子常茂、李文忠、馮勝和鄧愈)。然而，明朝建國以後，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權力過分膨脹，從而導致皇權與相權的矛盾逐漸激化，朱元璋也對李越來越不滿意。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長因為長期患病在家休息，很多天沒有能夠前往中書省處理政事，他心裏感到不安，於是上疏懇請致仕(退休)。他這樣做的目的一是表示未能盡職而有愧於朱元璋的信任；二是想借此試探一下朱元璋對他的態度，這是曆代大臣慣用的一招。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朱元璋並沒有像他設想的那樣挽留他，而是馬上批準了他的請求，讓他回家去了。李善長退休後，由於徐達仍然在進行北伐，中書省的工作不能沒有人主持，朱元璋於是提拔了追隨自己多年的汪廣洋為丞相。汪廣洋為人小心謹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對他放心。但是汪廣洋能力一般，辦事乏力，事事請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長趁機將自己的親信胡惟庸推薦進入了中書省。胡惟庸精明強幹，又得到李的指點和他的舊部支持，加上胡惟庸善於逢迎，很得朱元璋的歡心，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為左相，而汪廣洋被降為右相。不久，汪廣洋被朱元璋以“無所建白”貶到了廣東，不久找了個借口把他殺了。於是胡惟庸大權獨掌，飛揚跋扈，專擅朝政，獨斷專行，趾高氣揚，權傾一時。官員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經他審閱，隻要是對自己不利的他便扣留下來，同時他還大肆收受賄賂、賣官鬻爵。大將軍徐達深惡其奸，將他的不法之事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後，企圖陷害徐達。後來朱元璋的重臣劉基(劉伯溫)暴病而死，於是朝中出現了一些不利於胡惟庸的傳言，這更加堅定了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決心，不久，有人上告胡結黨謀反，朱元璋立即下令嚴格追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十年後，又以“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大逆不道”為名，殺死了‘開國文臣之首’的李善長及其全家，並下令肅清逆黨，前後受到牽連被殺的人多達三萬，至此，淮西集團被一網打盡。
　　
　　朱元璋殺胡惟庸之後下詔書說：“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中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以後嗣君，勿得議置丞相，臣下此請者，置之重典。”這顯然是在為廢除中書省和左右丞相尋找借口，他廢除丞相的真正原因並不是由於設置丞相就會“不旋踵而亡”，而是在於丞相權力過大，容易造成皇權的削弱。為了加強皇權，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和丞相，“事皆朝廷總之”，就是為了使皇權兼並相權，以便大權獨攬，威臨天下。明朝政府經過了這樣的改變，一切大權就集中到皇帝手中。
　　
　　但皇帝一人當然管不盡這許多事，需要幾個秘書幫他忙，這些人的辦公地點在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還有文淵閣、東閣兩閣。這些處都在內廷，所以這些人就稱為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內閣學士原本的官階隻五品，而六部尚書是二品，可見內閣學士在朝廷上地位並不高。上朝排班，大學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書的下麵。在明太祖時，內閣學士不過像是皇帝的顧問，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隨時問他們，聽他們意見，做皇帝之參考。奏章批答，從前是宰相的事，現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親自動筆，便口授大學士寫出，這所謂“傳旨當筆”。由皇帝吩咐下來，這事怎樣辦，那事怎樣批，他們隻照皇帝意見寫下。所以照理，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政治大權還是在皇帝，不在大學士。
　　
　　中國麵積和歐洲一樣大，而人口遠多於歐洲。可想而知每天中國要發生多少事情。有個統計，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後八日間，內外諸司送到皇宮裏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反映了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皇帝的辛苦就不用說了。以前漢唐宋的皇帝們隻要決定國家大政方針就行，明朝皇帝們不僅要決定大政方針，還要處理以前由丞相處理的日常行政事務。一年到頭辛辛苦苦，那時可沒有雙休日，而且明朝皇帝不象清朝皇帝，累了有避暑山莊、木蘭圍場、頤和園、圓明園等皇家園林可去，隻能呆在紫禁城裏。
　　
　　明朝開始的首都南京畢竟氣候溫暖，等到朱棣遷都北京以後，明朝皇帝又要多受一層罪。北京故宮，前麵三大殿，是朝會之所，後麵如乾清宮等，由皇帝住宿。皇帝天天要到前麵來辦公，距離挺遠，北京的氣候，冬季嚴寒夏季酷熱。而會議上朝總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會，皇帝也須黎明即起，等到太陽出來便散會了。一般做官的大多住宮城外麵。早上跑進皇宮有很遠的一段路，卻得七點以前就要去。到了紫禁城，還得下馬，仍準騎馬的隻有少數幾個人。一律須先到朝房，靜候皇帝上朝。皇帝出來，天還沒大亮，遇到天氣寒冷，那時也沒有現代防寒設備。火爐很簡陋，生些炭火，不過擺擺樣子而已。明製一天有三次朝，稱早朝、午朝、晚朝，如實則皇帝要三次出麵見群臣及民眾。明製常朝有兩種：一叫禦殿，一叫禦門。禦殿又稱內朝，是在大殿內朝會議事。禦門是到奉天門。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麻煩。明太祖是開國皇帝，天下是他打來的，有精力可以應付。明成祖也還是親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從北京打到南京來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親裁庶務。再下去的兒孫，生在深宮，長於婦人宦官之手，精力逐代萎縮，便不能這樣做。甚至不能天天出來上朝見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裏老等著，也不能群臣們說了話，皇帝無辭可答。後來皇帝便隻有偷懶，把政權交付與內閣，閣權慢慢地重起來。
　　
　　明朝最初是皇帝親自在內閣，後來有些皇帝不常到內閣，由內閣條旨票擬送進去批。甚至有幾個皇帝則長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變成怕見大臣了。於是經年累月，不再到內閣，一切公事都要送進宮裏去。最有名的就是萬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幾十年皇帝，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但也不能盡怪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們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宮，而要處決一應國家大事，這何等的不容易。明宣宗宣德和明孝宗弘治堅持天天上朝，結果兩人都沒有活過四十歲，而明世宗和明神宗後期都躲在宮裏不出來，兩人都享國長久，
　　不上朝被人罵昏君固然不好，但畢竟還是命最重要，無怪他們要怕事偷懶，避不上朝。隻該怪明太祖訂下那製度的不好。
　　
　　再者，如果皇帝和內閣日常不見麵，於是皇帝和內閣中間的接觸，就多出一重太監上下其手的機會。皇帝有事交付與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內閣有事，也同樣送太監，再由太監上呈與皇帝。這樣，太監就慢慢地弄了權。甚至皇帝嫌麻煩，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監批。批紅的實權，落到太監手裏，太監變成了皇帝。當初明太祖廢去宰相，一麵卻也預防到太監預聞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鑄了一塊“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的鐵牌，掛在宮門裏。可見明太祖心裏清楚，廢了宰相後，太監易於得到權力。然而明太祖規定不準立宰相，這是他後人遵守了，始終沒有敢違背。至於不準太監幹預政事，他後人卻沒有遵守。結果明朝後期太監專權得厲害，害苦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