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秘書田家英的最後歲月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標誌著文革興起的“五．一六通知”，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定為反黨集團；同時作出處理彭、陸、楊、田（家英）問題的部署。分別成立了針對上述四人問題處理的中央專案小組。
　　盡管在“五．一六通知”通過次日午夜，就發生了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服安眠藥自殺事件，但會議的部署，依舊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五月廿二日，是個星期天，下午三時左右，以安子文為組長，王力、戚本禹為成員的中央三人小組，突然來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
　　習慣於一邊散步一邊談事情的田家英，和秘書逄先知溜達瀛台去了，隻有妻子董邊在家中。約半小時後，田家英回來了，看到客廳在座的幾個人，頗覺意外。
　　這的確是比較奇怪的組合∶安子文，是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部長；王力，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此刻已成為能夠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中央寫作班子成員；戚本禹，曾是田家英的下屬，原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一個科長。
　　安子文沒有讓董邊回避，對她說，你也是高級幹部，坐下來一起聽吧。他隨後照本宣科地說∶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現在宣布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田家英與楊尚昆關係不正常，要做檢查，中央認為田家英思想一貫右傾，決定田家英停職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辦秘書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負責。
　　文件清點到五點左右，安子文、王力先走了，戚本禹逗留到較晚，才帶著清點的大部份文件離去。
　　文件清點得差不多了，田家英稍稍喘息了一會兒，打開了一個此前撇了好幾眼，卻一直沒有打開的精致的藍布麵盒子，裏麵裝的是毛澤東的墨跡，一張張一頁頁，都裝裱得非常仔細、整整齊齊。
　　這是他跟毛澤東後，一點點收集的。有的是毛澤東寫給他的，有的是毛澤東當他麵寫下又準備棄置不要的，可他舍不得丟掉。一方麵他酷愛毛澤東的書法，一方麵他認為這些文字說不定什麽時候會派上用場，例如毛澤東的“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就是當年毛澤東寫出後感到不滿意扔掉，被田家英撿起收藏的。沒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間將不會流傳下毛澤東這首氣勢如虹的詩作。
　　田家英時常撫摸著精致的盒子，對董邊說：“這是咱們的傳家寶，也是國寶。”此刻，他呆呆地盯著盒子，思緒異常複雜，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猶豫之後，他把盒子放回原處。或許，他認為這不屬於“文件”，或許，他太珍愛它們了，不忍交出。
　　午夜十二點過後，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是戚本禹打來的，董邊沒有聽清說的是些什麽，卻聽到田家英摔下電話聽筒的聲音。看到董邊詢問的目光，田家英氣憤地說：“戚本禹好邪氣，他算什麽東西，我就是不去簽字！”
　　董邊見丈夫臉色不好，想到他一直沒有吃飯，就勸他先吃點東西休息，有什麽事情以後還可以慢慢說清楚。田家英站著沒動，過了片刻，他像是對董邊，又像是自言自語：“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邊工作十三年，落得如此下場……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惡人會有好下場！”
　　田家英與江青、陳伯達交惡，已不是三年兩載，董邊早就清楚。自田家英被任命為毛澤東秘書後，就和江青有過接觸。
　　久而久之，博學多識，又有深厚理論修養的田家英，對學識淺顯，卻又在批判《武訓傳》、《紅樓夢》研究上幾度急於露崢嶸的江青，越來越輕蔑。他對江青不敬不畏，避而遠之，這種態度，江青也明白，久而轉為嫉恨。
　　至於陳伯達，田家英與他共事長達二十五年，但從第一次接觸就頗覺心寒。當時他和中宣部的一些年輕幹部，參加陳伯達寫作《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班子。在該書的行文及查閱核對摘錄資料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書成之後，陳伯達竟質問田家英幹了些什麽，將他人的辛勤勞動一概抹煞。時間久了，田家英對他總是窺探毛澤東的意向，搞政治押寶，打小報告排壓他人的品行，有了更多的了解，有時一點麵子都不留地給予譏刺。
　　田家英很清楚，戚本禹敢於對他頤指氣使，完全是因為有江青、陳伯達企圖加害於他的背景。對此，他並不畏懼，否則，他早就可以柔化對他們那毫不掩飾的蔑視。
　　　　　　　　　　　　　　　　　（二）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淩晨，心事重重的董邊再也睡不著了，既惦記著橫遭打擊的丈夫，又為早已安排好的自己在全國婦聯機關黨組做檢討一事所纏繞。《中國婦女》雜誌被認為跟不上思想文化戰線發展的形勢，作為雜誌總編兼社長，她責不可卸。
　　她起身到田家英的臥室，見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徹夜未眠，陷入難以自拔的思忖。便勸慰他說：“你的情況主席都了解，有什麽事慢慢總會搞清楚的。”
　　妻子的撫慰，使田家英的內心更添一重淒楚，他欲言又止。幾十年以沫相濡，他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觀點和自強不息的精神，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門接觸的許多複雜的情況，平時就沒有向董邊透露，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也不曾同妻子探討。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更難用幾句話給妻子解說明白，他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在一些問題上，無法求得最親近的人理解與溝通。這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內心分外的痛苦，但他沒有讓內心說不出的苦澀和淒愴形於顏色。
　　他隻問了董邊一句：“中午還回不回來？”董邊答道：“檢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來。”她並沒有把問題看得多麽嚴重複雜，倒感覺丈夫比昨晚似乎平靜了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關於董邊離開後，田家英是如何度過棄世前的那個上午的，葉永烈在《毛澤東的秘書們．秘書田家英》中，曾做了如是描述：“就在這一片安靜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裏，獨自度過了人生的最後一個上午！”
　　可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在那天上午，有人來過田家英的永福堂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時就共過事，建國後仍關係密切的老友何均。
　　在延安中共中央宣傳部時，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並住在楊家嶺上的同一排窯洞，一起幫助過毛澤東熟悉中國的國情和黨內情況，幾乎在田家英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同時，何均擔任了朱德的政治秘書。建國後，田家英所在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與何均任職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後樓”，都在一個大院落裏，仍保持著不時的交往。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時許，何均上班路過永福堂，因風聞田家英停職反省的消息，還沒有聽到正式的傳達，他更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了解更確切的情況。
　　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兩人心頭都被山雨欲來的濃靄所籠罩，而且又都自感躲不過這場風暴，以往見麵便滔滔不絕的他倆，竟久久相對無語；偶爾交換一兩句，更添淒涼氣氛，他隻記住了田家英當時說的一句話：“士可殺不可辱。”
　　何均在田家英處坐了好一會兒，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會兒，可坐下後，兩人依舊話語不多，過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後，何均見上班的時間已經過了很久，還有些事情必須處理，就告辭了。田家英把他送出很遠，幾乎要到了何均的辦公室。
　　臨近午飯時，田家英的勤務員陳義國，突然找到秘書室副主任陳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見了”。陳秉忱、秘書室行政負責人、逄先知經商議後，一麵讓陳義國繼續找，同時分頭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電話，然後最後匯集的情況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們有點慌神了，但誰也沒往更壞的情況上想。
　　又過了一段時間，陳義國來報告說，永福堂毛澤東的書房裏，好像有人。三人隨陳義國來到書房，發現門反鎖著。砸開鎖進入書房，屏風後的情景頓時使他們都驚呆了……他們在田家英的口袋裏，發現了用紅色鉛筆寫的遺書，文字並不太多。現在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沈海底。”
　　汪東興接到電話馬上趕到了，跟著他的還有楊德忠。當他們確認田家英已經死亡後，商議的結果是立即通報周恩來，再由周恩來轉告尚在南方的毛澤東……
　　據當事人之一王力回憶，五月二十三日午後，王力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約兩點左右，汪東興匆匆趕到會場。過了一會兒，會議主持人向在座的人宣布：田家英自殺了。三人小組成員之一的王力，被通知去中南海處理這一突發事件。
　　下午三時左右，惦記著丈夫的董邊，剛把機關的事情了清，準備早些回去，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董邊拿起電話，聽筒另一端傳來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聲音，要她立刻回中南海西樓會客廳。
　　“西樓會客廳是劉少奇接待客人的地方，為什麽要我到那裏去？究竟出了什麽事情？”董邊猜測大概是與田家英的事有關，心裏怦怦直跳。還沒等她理出頭緒，汽車已經開進中南海。
　　走進西樓會客廳，隻見安子文、汪東興、王力等人已在室內。
　　安子文代表組織向董邊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殺。這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轟頂。董邊一下墜入萬丈深淵。這是怎麽了，早上還是活生生的，突然就與塵寰隔絕。她隻覺得天旋地轉，無語凝咽……
　　有關負責人一定要董邊去看一下屍體，並且不斷發問：“田家英死之前說了什麽沒有？”“要不要到醫院去驗屍？”董邊此時腦子裏已是一片空白，隻是機械地回答說：“一切由組織決定，我服從組織。”
　　從西樓會客廳到永福堂寓所並沒多遠，但董邊已經不知自己是怎麽走過去的，她無法接受“畏罪自殺”的事實……
　　院內平日存放毛澤東圖書的西房內，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蓋著那條鋪用了多年的藍色床單，有人拉著董邊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讓她看清楚一點，認可自殺的事實。
　　床單被揭開，董邊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滯鐵青的麵孔，那一向充滿生氣的臉，堆滿毫不掩飾的無盡痛苦和悲憤。她再也無法抑製自己的感情，失聲痛哭……
　　就在這時，董邊身邊響起了立刻收拾東西，離開這裏的指令。她匆匆地拿了幾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還簡單，連抽屜裏工資都未帶走一分，就這樣離開了永福堂。
　　據傳聞，田家英的屍體，還是在做了解剖之後處理的，沒有留下一點遺骸。
　　　　　　　　　　　　　　　　（三）
　　董邊被送到豐盛胡同中央辦公廳的一座機關宿舍大院裏。一九六五年遷出中南海的楊尚昆，也住在這座大院裏。在那些日子裏，董邊除了在婦聯機關接受群眾批判外，同時還常被中組部、中央專案組找去談話，要她揭發田家英。問得最多追得最緊的，就是田家英攻擊中央負責人的言論。他們毫不掩飾對董邊交代的不滿。
　　田家英自知自己工作崗位的特殊，所以幾乎不同自己的家人談論工作上的事情，更不會同家人言論中央領導人的長短。因此董邊感到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什麽可揭發的了。但出於對黨的忠誠，她還是盡力冥思苦想，終於想到了一件發生在一九六二年的事情，可能屬於要如實匯報的範疇：
　　那是在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劉少奇指派田家英帶隊到湖南調查了解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後，農村貫徹“人民公社六十條”的情況，農村還存在什麽需要解決的問題。
　　然而工作組下去數月，群眾對要求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預料。特別是在韶山，毛澤東鄉親的呼聲，與毛澤東的主觀意念，差距甚遠。田家英本人也是不主張包產到戶的，但他尊重客觀事實，注意傾聽群眾的意見，逐漸轉變了原有的觀點。
　　當調查接近尾聲時，包產到戶在全國已呈迅速發展之勢，成為黨內議論的重要話題。立論嚴謹的田家英，專門派人到安徽無為縣，了解推行包產到戶的真實情況，反饋的結論是：包產到戶對於解救遭到破壞的集體經濟的危機，迅速恢複農業生產，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六月底回京後，田家英立即向劉少奇匯報工作（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的態度很鮮明：“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還向田介紹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況和當前的形勢，明確提出統一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並說明要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可以把調查得出的結論在“秀才”中間醞釀。還要田家英在毛澤東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誌的意見，還特意囑咐說先不要說是他的意見，聽聽反應。
　　回想到陳雲就早對他講過，“安徽搞包產到戶，應當允許人家試驗嘛。”調查中楊尚昆來電話，說周恩來詢問農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寬；向鄧小平匯報時，他的態度乾脆，特別是經過一圈征詢意見後，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領導同誌的意見一致，完全讚同實行包產到戶，認為農村可以有多種多樣所有製形式，盡快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渡過難關是當務之急。
　　可當他提出前往邯鄲，向在此視察的毛澤東進言時，另一端傳來的答覆是：“主席說不要著急嘛！”毛澤東剛回北京，田家英就到遊泳池，係統地陳述調查的情況和自己的意見，他談得興致勃勃，可毛澤東卻一言不發，一開始就顯出不悅的神情。聽完後第一句話就向田家英發問：“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個體經濟為主？”見他一時沒有做答，又追問：“這是你個人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
　　熟悉毛澤東的人都知道，他不輕易發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見的意見，他若是同意時，會發表自己的看法，進一步深化問題，揭示主題，闡述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時，往往不作聲，抱以一種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跟隨毛澤東多年，對他的脾氣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做怎樣的解釋，都是多餘的，隻是對毛澤東的第二個提問，簡單地回答說：“是我個人的意見”。毛澤東聽後沒作任何表態，很快就讓他離開了。
　　從毛澤東那兒回到家中，田家英情緒很不好，煩悶之情溢於顏色。對田家英的工作及涉及中央領導人的事情，董邊從不打聽，可這次她感到丈夫思想情緒明顯地異常，便問了一句：“遇到什麽不順心的事了？”田家英也不似往常那樣有所避諱，向妻子講述了剛才發生的事情和自己一肚子苦衷。
　　董邊是個性直率的人，聽田家英這麽一說，當即嚴肅的批評道：“政策上的情況，為什麽少奇同誌不去和主席說，而要你去反映呢？你隻不過是個秘書，怎麽能將少奇同誌的主張說成是你的想法呢？”田家英沈重且難過地說：“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講的，但主席從一開始聽意見，就顯出不悅的神情，看來他對包產到戶的問題早在腦子裏考慮過了。他直截了當地問是誰的主張，這不明白地說他在猜疑這是其他領導人的意見嗎？我如果再往劉少奇同誌身上推，不是讓兩個主席之間的分歧明朗化，影響他們的團結嗎？所以話到嘴邊，沒有說出來。”
　　思前想後的董邊，最終想起這樁幾乎被遺忘的事情，便向三人小組匯報，不料剛說了幾句，在場的安子文突然一拍桌子：“董邊，你不要再說了！”臨談完話時，安子文再次要董邊以黨性保證，絕不再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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