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育之

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2007年6月12
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於光遠
　
　　龔育之是去年7 月份因心髒病住進北京醫院的。一個多月後，我因為腦血栓
也住進了北京醫院。由於我行動不方便，他便多次來病房看望我，聊些彼此都關
心的問題。後來他出院了，但不久又患肺炎住了進來，舊病添新疾。今年以來，
龔育之的病情時緩時重，聽說幾次報病危。他的夫人孫小禮一直守護在身邊，因
為知道我關心著老龔的病，也時常抽空來病房看望我。從她那裏我知道，龔育之
與病魔搏鬥得很頑強，始終保持著健康的情緒，每當感覺好一些的時候，就口授
文章，讓小禮記下來。可以說他一直在堅持工作，直到生命的終結。

　　雖然這些日子對老龔離開這世界，我已有一定的思想準備，但當這一天真的
到來時，我仍無法接受這個現實，他畢竟隻有78歲，不該這樣早就離開我們。他
還有許多想做的事情、想搞的研究、想寫的文章沒有來得及完成。

　　最初認識老龔是在1950年，那時我在中宣部負責政治教育和理論宣傳，到清
華大學開座談會，了解大學生學理論的情況。他那時擔任理學院支部的宣傳委員，
彼此就認識了。1952年，他來中宣部科學處工作，我們又成了同事。屈指算來，
從那之後我們之間已經有了半個多世紀的交往。盡管我比龔育之年長許多，但二
人之間卻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我們先後都畢業於清華大學，我是物理係，他是
化學係；我們都是在清華參加革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們都在中宣部科學處，從事黨的科技政策研究和科技管理方麵的工作。


　　在中宣部，我們還共同做過一項工作，就是自然辯證法的研究。1956年我們
一起參加製定自然辯證法十二年研究規劃草案的工作。按照這個規劃，在中科院
哲學所組建了自然辯證法組，我兼組長，他先後兼任學術秘書、副組長，參加這
個組的還有陳步、許良英、趙中立、何成鈞、林萬和等；當年我們還一同創辦了
《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誌。老龔寫過不少這方麵的文章，還結集出版了《關
於自然科學發展規律的幾個問題》，影響很大。60年代，《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
登了日本阪田昌一教授《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文章，引起毛澤東的興趣。1964
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找幾位哲學工作者談話，談到阪田的文章。老龔參加了
那次談話，還做了詳細記錄，流傳很廣。8月24日，毛澤東在北京他的住所，又
把周培源和我找去，專門談阪田文章，談哲學問題。60年代開始，我們還一起在
北京大學哲學係和中國科學院哲學所招收自然辯證法研究生。

　　“文革”中，“最高指示”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
鬼”。部長陸定一是“大閻王”，副部長周揚等是“二閻王”、“三閻王”……
我是處長，成了“大判官”；龔育之隻是幹事，也成了“小判官”，因為他參與
過“二月提綱”的事情。開批鬥我的大會，老龔成了“陪鬥”。被打倒以後，我
們都進了“牛棚”，關在北京市委黨校。後來，又一起下放到寧夏賀蘭中宣部
“五七”幹校勞動，從“棚友”變成了“校友”。

　　1975年，我在鄧小平領導的國務院政研室工作，龔育之被從教育部借調過來，
我們又一起共事。那年，胡耀邦、李昌等主持起草整頓科技工作的文件《科學院
工作匯報提綱》，我和老龔先後參加了修改。不久，鄧小平領導的整頓遭到挫折。
“四人幫”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那個文件被指責為 “三株大
毒草”之一。

　　“文革”結束後，上世紀70年代末，我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老龔到毛著編
委會辦公室。雖然不在一起共事了，但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對我
國改革開放理論和實踐的研究。我們還多次一起參與一些文件的起草、修改或討
論。起草曆史決議，他是主力之一，我參與過討論和提意見。起草十二大報告，
我們還在玉泉山一起討論過稿子。起草精神文明決議、十三大報告，他還是主力
之一，我也參與過一點工作。

　　我們的研究方向在許多方麵也是共同的，例如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辯證法、
黨史等等，因此彼此之間有許多共同的語言。我們共同創建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會，
我和他先後擔任過會長。80年代以來，他雖然擔任了繁重的編輯黨的文獻和起草
中央文件的任務，但是仍然關注和熱心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工作。

　　多年的交往，使我和龔育之之間建立了很深的友誼。每年中宣部原科學處的
同事們聚會，他都熱心參與。在朋友們為我舉辦的學術活動研討會上，他不僅親
臨會場，而且非常認真地準備發言。近年來，我開始寫些黨史方麵的回憶著作，
完成後都要給龔育之看，他也總會作出些評論。他說：“如果說《文革中的我》
還應該算是一本涉及黨史的個人自述，那麽，《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論’》就是一部黨史方麵的史論專著，而《我親曆的那次曆史轉折》
和《我憶鄧小平》就是帶有個人回憶色彩的黨史方麵的史實專著了。”龔育之認
為，在黨史研究方麵，能發表一些結合個人經曆的著作是非常有意義的。他是黨
史方麵的專家，能夠得到他的肯定對我也是一種鼓勵。

　　2001年，龔育之送給我“不背初衷，與時俱進”八個字。按照他的解釋，就
是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管經曆了多少複雜和曲折，都不背離最初的理想、
追求和信念；同時，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是一個盲目信奉的馬克思主
義者、抱殘守缺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應是在曆史的實踐中不斷反思的馬克思主義
者，在開拓未來中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覺得這既是對我的一種肯定，也
體現了他本人的精神境界與追求。

　　在我的心目中，龔育之是一個好學勤思、知識淵博的人，他不僅具備自然科
學方麵的學術功底，在哲學、曆史等社會科學方麵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寫過許多
有學術價值的文章。他還是一個思維敏捷、治學嚴謹、才華橫溢的人，是黨史研
究領域的專家，曾參與起草和修改了一係列中央重要文件以及中央領導人的重要
講話，為黨的許多重大理論創新和政策製定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是我們黨內不可
多得的人才。他又是一個不知疲倦、忘我奉獻，一貫做事認真周到的人，也正因
為如此，他撰寫和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承擔了比別人更多的工作，也為這
個國家和黨，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心血。

　　我想，也許是因為他太累了，太需要休息了，所以才走得這麽早。如今他安
息了，卻留給我們——他的老朋友們無盡的思念。在前年我90歲生日的一個聚會
上，龔育之寫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概括了我在過去70年間所做的一些主要工
作。後來，這篇文章以《我認識的於光遠》為題發表在2005年第10 期的《炎黃
春秋》雜誌上。在文章的末尾，龔育之以四句話表達了對我的祝願：“人生九十
古今稀，學貫兩科今更奇，不背初衷堅信念，與時俱進奔期頤。”還說 “人生
百歲，叫做期頤。我們希望：十年之後，再來共同祝賀於光遠同誌百年大壽”。

　　老龔這麽寫，意思是祝願我活得更長一點。言猶在耳，餘音繞梁，沒想到他
反而比我走得更早。想起這些來，我心裏就很是難過和悲痛。

　　《財經》雜誌希望我能夠寫一篇緬懷龔育之的文章。我想，盡管老龔的主要
研究領域並不在經濟理論和財經問題方麵，但他對我國理論研究和宣傳方麵所做
的工作和貢獻、他站在時代的高度創造性地研究理論和曆史的科學精神，的確應
該讓更多的人了解和學習。我在病中，不能詳盡回顧我們的交往和友誼，寫下這
樣一些簡短的文字，也許是寄托對他的哀思的一種最好的方式。

　　2007年6月18日
　　
　　龔育之小傳
　　
　　龔育之，1929年12月26日生於湖南湘潭，原籍長沙；1948年入清華大學化學
係。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科學技術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全
國政協常委、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
名譽理事長、中國軟科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理事長、中央黨校建
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
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等職，
被譽為“走入中南海的智囊人物”。

　　龔育之是中國科學技術哲學和相關學科的奠基人之一，1953年開始發表科學
技術哲學方麵的文章；1956 年協助於光遠主持製定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中的
《自然辯證法（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十二年研究規劃草案》；1955年
確定“控製論”一詞的漢譯名稱；1957年合譯控製論創始人維納的代表作《控製
論》；1961年出版新中國科學技術哲學方麵的第一部論文集《關於自然科學發展
規律的幾個問題》。

　　1956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科技哲學研究室前身）成立後，龔育之成為兼職研究人員，1962年起兼任副組長。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找幾位哲學工作者談話，龔育之與吳江等人一起參
加了談話。

　　1984年，龔育之成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的第二批自然辯證法專業博士生
導師，任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在北大招收自然辯證法專業碩士研究生；1991年起，
在北京大學招收科學技術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1997年起，在中央黨校招收科學
社會主義專業博士研究生。

　　龔育之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科學思想、馬克思主義科學論、毛澤東思想、鄧
小平理論和當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與政策的研究；曾參與《毛澤東選集》和《鄧
小平文選》的編輯工作，參與中共“十一大”至“十五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他在科學技術哲學專業的主要著作有：《關於自然科學發展規律的幾個問題》
（1961年第一版、1978年增訂版）、《科學哲學社會》（1987年）、《自然辯證
法在中國》（1996年）、《龔育之文存》（三卷，2000年）、《科學的力量》
（2001年，合著）。
　　
原載《財經》2007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