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蔣介石的用人馭臣術

對最高當權者而言，國事萬千，日理萬機，但未必要事必躬親。想成功者最主要的是做兩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幹部。蔣介石當權時在用人的問題上頗下工夫，煞費苦心，有一套獨特的馭權用人術，其用人原則是，以我劃線，跟我者用；保持距離，親而防近；用人必疑，疏而不遠；提防尾大，以“專”製權，等等。他正是依靠這一套馭權用人術，使其網羅的文臣武將們為蔣家王朝賣命。武夫治國，離不開文臣輔佐常言道馬背上打天下，但不能馬背上治天下，武夫治國，需要文人張膽。蔣介石深明此理。他深知，憑著槍杆子打下天下，但不能僅僅靠槍杆子鞏固天下、治理天下。事　例：蔣介石在奪取最高權位的過程中，就極力網絡有作為的知識分子，建立起由自己掌握的國家政權。成為最高統治者後，他在提拔重用黃埔軍校門生的同時，注意選用一批有才華的知識分子，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蔣介石治國的能力。蔣介石重用的知識分子不少，若加以歸類，大體上有這樣幾種：一是高級幕僚。這批人員專門為蔣介石寫文告，處理日常事務，負責信息的整理和傳達等，當然也包括出謀劃策。在這一人群中，要數陳布雷、徐道鄰等人最具有代表性。陳布雷，原名訓恩，字彥及，浙江慈溪人，１８９０年生於一個茶商人家。他早年想通過獲取功名的途徑走仕途之道，因其天資聰慧，熟讀經書史籍，學習新學，鄉試有名。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步入報業。１９１１年，他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同年途經上海，寄居在《天鐸報》。當時因在《天鐸報》任職的戴季陶結婚請假，請他代理。因展現出舞文弄墨的才華，所以被報社正式聘用為撰述記者。此時辛亥革命爆發，上海各報因懼怕清廷，多稱起義軍為“逆軍”，但《天鐸報》傾向起義軍，以“革命軍”相稱。陳受命撰寫社論，連日奮筆撰書，以“布雷”署名，鼓吹反清革命，張揚革命正氣。“布雷”二字原是高等學堂的同學給他起的外號，因那時他麵頰圓滿，大家戲稱他為“麵包孩兒”，由英文的麵包一詞Ｂｒｅａｄ音譯而成，而他的原名卻日漸被人淡忘。他在報社奉職，曾向當時主掌《民立報》的著名革命黨人宋教仁請教，自此兩人有密切的交往。在《天鐸報》工作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這對陳布雷職業選擇和基本政治傾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１９１２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發表第五篇《告友邦人士書》，初稿是英文，外交總長王寵惠自南京帶到上海，苦於無人翻譯，難以見報。陳布雷看了這一文稿後，一揮而就。同年他回到自己的家鄉在一個中學任教。回到慈溪正好趕上同盟會支部成立，他就加入了同盟會。１９２１年重返報界，在《商報》任職，撰文抨擊北洋軍閥，有人勸他不要過於激烈，以免招惹麻煩。他卻回答道：“主筆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筆”，文膽之氣可見一斑。孫中山對《商報》給予很高的評價，雖有幾家報紙都屬黨員辦報，“可是為黨宣傳最得力的成績，遠不及“商報”，“商報”隻是幾個同誌在那裏苦撐，可稱為忠實的黨報”。１９２６年，在“商報”休刊期間，他與潘公展一起前往南昌，目的是拜見蔣介石。他的此行，除政治選擇因素外，還有受到蔣介石招攬名士的舉動所感染。早在１９２６年春，在廣州的邵力子，奉國民黨中央之命前往上海，邀請上海報界名流聚會，闡明革命局勢，期望報界為北伐造輿論。蔣介石特意委托邵力子將自己親筆簽名的照片轉贈陳布雷，以示對陳的青睞。陳以記者的身份，前往江西南昌與蔣介石見麵。二人見麵如故，蔣介石每三四天必邀陳布雷晤談，談北伐，論人心，議政綱政策，頗有點“隆中對”的味道。蔣介石對陳之所以如此熱情，是因為他急切需要一位既有文才又比較溫和謙恭的人做他的高級幕僚。他雖然留心物色，苦於乏人。後來他對陳布雷有所耳聞，頗有好感，此次，陳布雷來到南昌見麵交談，認為陳擔當此任最為合適，於是，極力挽留，並與陳果夫共同介紹陳布雷加入國民黨。此時，陳雖然還是客人，蔣介石便已開始借用文膽了，他常常要陳布雷代他寫文章，蔣介石《告黃埔同學書》，就出自於陳布雷的手筆。此文發表後引起極大的反響。但陳布雷無意做官，隻願意從旁邊幫忙，他以回報社複命為由，離開南昌。１９２８年１月，蔣介石邀請陳布雷返回南京，並有意讓陳出任總部秘書長，但被拒絕。後來，蔣介石提出讓陳自己選擇職務，陳對蔣說：“餘之初願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點滴為公之助，然機關要職，則非所盼也。”此後，陳雖然還是幹了一段時間的記者，鑒於蔣介石苦苦要求，他還是被網羅到蔣介石的門下，始出任教育部次長，１９３２年３月，擔任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正式成為蔣的幕僚，這一行當一起幹到他離開人間。他是個書呆子，為人也比較正直，也許蔣介石看中的就是這一點，所以隻讓其負責秘書工作，不讓其擔任實質性領導職務。用其所長，避其所短，應其所願，這正是蔣介石用人的嫻熟之處，當然也包含著詭秘狡詐的一麵。這期間，陳布雷為蔣介石起草了一係列重要文件。如《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寫出來後，為避免留下罵名，陳建議不要以蔣的名義發表，這自然將自己洗脫幹淨了，因為一旦署上蔣介石的名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文到底是誰寫的。這篇文章最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陳布雷替蔣介石寫了《告全國同胞書――廬山談話》，內有“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的文字，表達了中國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決心，在全國引起轟動。陳布雷為人謹慎，也非常熟悉為臣之道，對蔣介石或同僚總是恭敬有加，講話文雅，無“天子伴臣”那股子盛氣淩人的傲氣。並且，他不在圈中搞圈，常自稱自己無黨、無派、無係、無權、無勢。他既無多大的權欲，又沒有多大的財欲，與國民黨內一些人貪得無厭、私欲難填，形成鮮明對比，在國民黨內是為數不多的“清官”，蔣介石稱其為古今一“完人”。但就是這樣一個“完人”，無法支撐住將傾的大廈，悲憤交加。在國民黨統治被人民革命推翻的前夕，服安眠藥自殺。陳布雷追隨蔣２０餘年始終不二，以“扶助明君安邦治國”自勵。他為國民黨統治的日益艱危和種種腐敗狀態憂傷不已，隻好仰天長歎，一死了之，成了蔣家王朝的殉葬品，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時代不覺悟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二是專門人才。國民黨統治穩定下來之後，也開始了國家“建設”。但蔣介石手下大都是隨追他在馬背上打天下的人，要他們中的一些人下馬，棄武從文，不僅大多數人沒有這兩刷子，即使有，他們也不願放下槍杆拿筆杆，因為那時的中國，主要還是靠槍杆子說話，有槍即等於有權有勢。當然，他們的確沒有這樣的條件，行伍出身的軍人，在經濟建設、外交、文化等等領域都是外行。為了彌補專門人才的不足，也為了裝點門麵，蔣介石選擇了一批在學術上有造詣、科技上有貢獻的人擔任政府官職，這批人被戲稱為“學者從政”。１９３５年，蔣介石迫於日本侵略壓力，逐漸改變了在退讓妥協中求生存政策，外交上有了一些變化，在政治上注意廣泛地吸收人才。這年１０月，蔣介石邀請翁文灝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何廉等人同時被邀請到國民政府任職，一時間不少學界知名人士步入政界。在這批學者中，突出的是翁文灝，翁是浙江人，１９１２年，在比利時獲得理學博士，成為我國地質學領域第一個博士學位獲得者。當時比利時一家報紙報道：“最好的成績被一個矮小的黃種人奪去了！”翁文灝回國後，進入地質研究所，經過長期實地考察，頗有成就。“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指示當時的教育部常務次長錢昌照為他推薦一批人才。幾天後，錢昌照給了他一份名單，其中就有翁文灝。第二年夏天，翁文灝到廬山與蔣介石見麵，指出：政府有天然保護整個領土的任務，日本帝國主義從東北到華北，亦必由華北進取長江，社會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負責任，因此愈感恐慌。這是當前存亡所麵臨的問題，如果政府負起這個艱巨責任，必能取得全國擁護，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這種重大任務，那麽經濟建設等具體工作，得有確定目標，也可容易集中推動。至於政府任職，我並無專長，惟曆年調查礦產，於主要富源，尚知梗概。蔣介石認真地聽翁的進言，並讚同他的觀點，當時就要翁入閣，但翁表示不願意以學者身份協助政府工作。蔣介石用人，對於那些表示不願意當官的越是重視。翁文灝越是推辭不願意為官，蔣介石就越是要把官給他做。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翁擔任行政院秘書長，１９４７年被蔣介石推薦其出任行政院長，在蔣介石的專家內閣中，翁文灝的職位最高。在蔣家王朝垮台前夕，他並沒有追隨蔣介石退台，而是走上了迎接新中國的光明道路。共產黨既往不咎，對他是尊敬、重視的，他從反動營壘轉向為新中國建設服務，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三是幫閑文人。蔣介石還把一些有社會聲望的文人，收羅到自己名下，這些人沒有具體的職務，他們以國民參政會成員或各種委員會委員的名義參政議事。他們多半被用來裝飾門麵，有時候還利用他們攻擊政敵，尤其是攻擊、謾罵共產黨。葉青就是這類人物，許多反共文章出自於他的手，抗戰時期，在蔣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時，他是撰寫文章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攻擊共產黨的急先鋒。評　析：打天下少不了知識分子，坐天下更是需要知識分子鼎力相助。蔣介石深明此理，且在這方麵花了不小的功夫。首先是廣羅人才。既有通才，又有專才。二是唯才是舉，用其所長。比如陳布雷專長舞文弄墨，且比較溫和謙讓，安排他做私人秘書最合適不過了；翁文灝有技術專長，把這樣的人才引進到政壇安排為高官，可以一舉多得。三是以“誠”相待。“士”者最講究的是“麵子”，蔣介石善於籠絡人心，所以一時也贏得一些知識分子對他的感恩孝忠，被他所用的高級知識分子中有的確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勁頭。但蔣介石獨裁政權的反動本質決定他的用人的局限性。陳布雷之死，翁文灝之離去，在其腐朽，沒落的政權下，再會用人的當權者，也隻能落得“樹倒蜈猢猻”的下場。以我劃線，道不同才高也要棄之蔣介石舉賢用才有一個基本準則，那就是以我為中心，與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與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與自己不同道，不怎麽用，更不用說重用了。事　例：在民國政黨史上，人們一般認為中國青年黨充當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幫凶，是為蔣介石搖旗呐喊的走卒。其實，蔣介石以自己的獨裁利益為尺度，在處理與中國青年黨的關係中，踐行著一條原則，這就是道同則謀，道不同則不相與謀。中國青年黨創建於１９２３年１２月。曾琦在法國巴黎成立這個黨確定的方針是反共反俄。在這個黨創立之初，就積極向國民黨靠攏。１９２４年初，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青年黨開始走上了反對國民黨的道。１９２７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進行“清黨”，曾琦幾次受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逮捕。在“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無視民意，對日妥協退讓，積極“圍剿”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由於利益目標相近，青年黨與蔣介石有著某些聯係。西安事變後，迫於全國抗日熱潮的壓力，也為了其國民黨自身的利益，蔣介石決定聯共抗日，經過長期談判，最終達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實際上成為一個合法的政黨，這與青年黨利害攸關。於是，青年黨負責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後，由曾琦前往廬山，拜見在那時的蔣介石。曾琦向蔣介石獻計獻策，要求蔣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動的抗日，確保軍政領導；加強防共，維持後方秩序”。蔣介石與曾琦兩次會見，第一次會見時，聽了曾的建議後表示：“很好，待細加研究了再談。”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議後，再次約見他交談了很久。在此之後，蔣介石與青年黨的負責人之一的左舜生簽訂了三黨（加上國社黨）聯合“抗日”的換文。１９４０年，投靠日本的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權，汪極力拉攏青年黨成員，並以“官職”引誘少數青年黨人參加其“部”內工作。為了發展青年黨的勢力，曾琦從重慶秘密繞道廣東經香港、上海到南京拜見汪精衛，並在上海設立青年黨辦事處，親自領導上海、南京部分青年黨徒進行漢奸活動。日本投降後，青年黨黨員劉東岩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拉曾琦回四川，繼續領導青年黨的活動。其實，蔣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參加了汪偽政權，在上海、南京從事漢奸活動，但是，為了反共的共同目標，同時也是為了獲得青年黨對其獨裁統治的支持，蔣介石不僅沒有像對待其他漢奸那樣采取極端的手段予以法辦，也不是像對周佛海那樣暫時的利用，而是繼續讓曾琦擔任國民參政員，同時邀請青年黨參與１９４６年年底的所謂“製憲國大”，參與１９４８年初所謂的“行憲國大”，並分配１００個名額給青年黨。在選舉副總統的鬧劇中，蔣介石要舉薦孫科，排斥李宗仁。而青年黨則不願意舉薦孫科。這是因為青年黨與孫科的關係疏遠，孫科也看不起青年黨。在選舉過程中孫科不給青年黨的麵子，連接洽選票的人都不派一個。青年黨感到如果孫科當了副總統，蔣孫一致，對青年黨沒有好處，於是，他們決定支持李宗仁當選，以便利用桂係勢力的地位及其與蔣介石長期爭鬥的矛盾，造成蔣桂之間的新的對立，企求從中漁利。在投票過程中，青年黨為了不過早地暴露企圖，耍了手腕。第一次投票，一百來張的票全部投程潛。一來各候選人隻希望初選過關，取得複選權，以維持一點麵子；二來由於趙恒惕為程潛拉選票，而青年黨一些人與趙恒惕的關係不錯，故把票投向了程潛。第二次投票，青年黨仍沒有投李宗仁一票，使李宗仁的票數不至於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第三次投票，青年黨把選票全部投給了李宗仁。於是，李宗仁以壓倒的多數取得了副總統的職位。青年黨助李宗仁當選，討好了李宗仁，卻觸怒了蔣介石。據蔣介石的近臣說，蔣介石為此事拍案大怒，大罵青年黨“不識抬舉”，非“教訓一下不可”。不久，取消了原來給青年黨的一個經濟部、兩個行政院政務委員。正在這個節骨眼裏，曾琦因為牙病住院。醫生認為他的這個牙病在國內似乎沒有治好的希望，建議他到美國去治療。蔣介石得知消息後，以此事為借口，給了曾琦兩萬元美金，讓曾琦出國，一方麵治病，一方麵遊曆歐美，進行所謂環球外交。既表示對曾琦的關懷，又達到把與自己不同道的人排擠掉的目的。評　析：蔣介石是具有多重性的政治人物，為了達到維護其獨裁統治的目的，在選才用人上，他有唯才是舉，廣羅知識分子的一麵，還有以我劃線，“忠”我、從我者重用，不從我者輕用，甚至是不用的一麵，這是他用人的主導麵，是其階級本質所決定的，同時也由其心胸狹窄的性格使然。蔣介石對待青年黨負責人的態度，要作具體分析。青年黨靠攏已投降日本的大漢奸汪精衛，喪失民族氣節，不僅不應使用，而應予以懲處。然而，蔣介石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抗戰勝利後，不作任何處理，而且還加以重用，有失民族大義。青年黨在選舉副總統中玩弄權術，在蔣介石麵前弄巧成拙，受到冷遇，罪有應得。“內臣”還是用自家人為好“內臣”是指帝王統治時，宮內所使用的官員、太監、護衛官長，還可以轉義為，權貴們的管家、侍衛之類的貼身人員。封建君王使用內臣，一般都比較講究，必須絕對地忠心，唯命是從，而且還能守口如瓶，嚴守皇室的隱秘。其他權謀家對仆人的要求也大體上如此。一是為了自身的安全，二是為了保持正人君子的良好形象。在選用內臣、貼身之人時，首要的條件是是否可靠。在這方麵最為可靠的可能是親戚，哪怕是一點沾親帶故的也行。因為在他們看來，有血緣關係的人與主人之間有著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害關係，會是天然地可靠，至少在他們是這樣想、這樣看的。我們這裏借用“內臣”一詞，是指蔣介石的貼身人員。蔣介石注重以鄉情、親情為紐帶，編織關係網絡。在使用內臣方麵也是這樣。可以說封建宗法思想在他腦子裏根深蒂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遵循人們常說的“寶貴不忘鄉親”的人際關係準則。當他得勢後，竭力從自己家鄉溪口選拔任用自己的親戚、近鄰，將這些人安插在自己身邊，擔任內勤工作。事　例：在蔣介石的侍衛長中，任職時間最長的是王世和。他是王賢東的侄孫，王賢東是蔣家玉泰鹽鋪的賬戶先生，奉化葛竹村人，在這個店工作達２０多年。他家有個堂妹王采玉，年輕守寡，在葛竹村庵帶發修行。蔣介石父親蔣肇聰的第二個妻子病故後，經王賢東的說媒，王采玉還俗再嫁，成為蔣肇聰為繼室，她就是蔣介石的生身母親。王賢東年老回鄉後，由王世和的繼父王良鶴繼任玉泰鹽鋪的管賬先生。王家不僅是蔣家的親戚，而且是至交，有幾十年、幾代人的關係。對王家人，蔣介石是非常信任的。當蔣介石南下廣東的時候，王良鶴托王采玉請求蔣介石帶其繼子世和去廣東從軍。對王良鶴的這一請求，蔣介石答應幫助，但要對王世和作一番考察。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鹹貨店當秤手。蔣介石當麵看他的舉止如何，叫他送一籃鹹貨來。王世和送貨到豐鎬房，蔣介石命他吊在屋柱頂子上。王因個子矮小，取凳墊掛上，隨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腳印，把凳放回原處。蔣經過觀察，認為他做事小心，就答應把王世和帶到廣東去。開始隨蔣任勤務兵，黃埔軍校招生時，批準他為第一期軍校學生。在王世和軍校畢業後，蔣介石沒有讓他到部隊去帶兵打仗，而是留其在自己身邊，幫助自己料理日常事務，１９３９年王世和擔任蔣介石的侍衛大隊長。王世和是一個賭徒，常常誤時不到，曾兩次被蔣介石革職閑置起來；照樣拿軍餉，一遇機會，又將其起用。１９４４年在蔣介石的黃埔係中的得意門生俞濟時接任七十四軍軍長時，調王世和到這個軍任副軍長，隨後到陸軍大學將官班深造。抗戰勝利後，王世和在溪口開設王泰錢莊，初聘他人為經理，後自己兼任。在身邊做事的親戚，雖然經常接觸最高當權者，但地位低下，眼看別人一個個升官，自己１０來年裏還是侍衛，他們心裏總是不太安心。不過，蔣介石對這批人當然有其籠絡的辦法，那就是在經濟上，對身邊人非法斂財，爭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予追究，不堵財路，讓其發財，但不讓他們在政治上處於顯赫位置。身邊的人，往往承擔傳遞信息、保衛安全的職責，雖然官職低下，但在別人眼裏即使在高官眼裏，他們雖位低卻言不輕，不敢小視，各地的高官總是想方設法同他們套近乎，到時候想升官發財，或想辦其他什麽要事的，好讓他們幫助在蔣委員長麵前美言幾句。因為當時，一名外地高官，如果要見蔣介石，必須通過侍衛進行安排，如果不給這些人好處，他就會用各種借口擋駕，使你吃閉門羹。另外，當時全國各地的情況匯報多如牛毛，好的匯報當然希望蔣委員長盡快麵閱，但如果分管各地的文書的人，堅決不給你呈送，你也無法。如果得罪了這幫人，他們專門找你的一些不利的事情向委員長匯報，長此下去，自然就會在蔣介石心中留下惡劣印象，這勢必影響自己的前程。正是因為侍衛位低而權重的特點，在過去王朝，很多官僚都要想方設法地巴結侍衛、太監，給他們送錢送物，那當然還有送美女的。為的是想了解皇帝的活動，以便從中找到一些信息，心中有數，超前準備，以防不測。這樣，在侍衛、內臣的崗位上奉職，貪汙受賄的機會就比較多。在蔣記王朝，雖然名曰民國，實行獨裁統治，其實際情況與封建朝廷差不了多少。蔣介石攫取最高權力後，對自己的生活小節要求比較嚴格，已經同過去生活上的劣跡告別，平時的生活也比較簡樸，至少給人以這種印象。對於官員的貪汙，若知道了處罰還是很厲害的，但對於身邊謀事之人的貪汙受賄行為，則往往是責罵而已，不給真的懲罰。王世和擔任蔣介石的侍衛隊長多年，官雖然老是提不上去，但錢卻是撈得不少。１９２８年，蔣介石下野，到日本考察。他對當時的形勢作了錯誤的判斷，以為他再也上不了台，就打著總司令侍衛長的名義濫借鈔票，買房納妾，大辦酒席，搞得當地人怨聲載道。後來蔣介石從日本回來，家鄉人群起告狀，蔣介石十分氣憤，把王世和叫來，拳打腳踢，狠狠地教訓了王世和一頓。但打歸打，還是沒有把他趕走。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的侍衛長蔣孝先被打死，還是讓王世和擔任侍衛長。蔣介石還有一個侍衛名叫蔣富壽，是蔣氏大家族的人，為蔣介石工作多年，聚斂了不少錢財。在家鄉建了一幢豪華的樓房，蔣介石回溪口發現後，問蔣富壽， “這是誰家的房子”，蔣富壽不敢隱瞞，回答說：“是我的”。蔣介石知道憑借他的薪水是蓋不起這樣的房子的，便問：“你造樓房的錢是從哪裏來的？”蔣富壽一聽慌了手腳，急忙看著在場的宋美齡，宋為他圓場說：“是向我借的”。但宋美齡並不知道房子的造價，蔣介石問借多少錢，宋回答的５００元，而這房子至少要５萬大洋。蔣介石一看謊言被揭穿，火冒三丈，但又不便當著宋美齡的麵發火，隻好在事後自我嘲笑說：“看來自家人難用啊！”這是說的幾個對蔣介石忠心，但自己又不太爭氣，利用職務之便聚斂財富的內臣。這對於蔣介石來說，誤不了大事。在保證安全、嚴守機密方麵是靠得住的。但也有靠不住的。蔣介石的原配妻子毛氏本家的毛邦初，辦事能幹，對他器重，任用其為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負責組建國民黨空軍，所有航空器材大都經過他的手，但正是這個親戚的不軌行為，使得蔣非常難堪。１９４９年，蔣介石在大陸失敗已成定局，害怕美國會凍結其在美國的財產，就讓他到美國以私人名義將２０００萬美元存起來，這樣美國在凍結國民黨政府的財產時，就能夠掩人耳目。毛接受任務後，將２０００萬美元巨款以他自己的名義存起來，等要錢的時候，毛起了私心，不認這一筆賬。蔣介石非常惱火，在派遣特使討要這筆巨款未果的情況下，在美國起訴毛邦初，毛邦初後來逃到墨西哥，２０００萬元被他卷走。由此說來，自家人未必都可靠。評　析：蔣介石的“‘內臣’還是用自家人為好”的用人準則，是腐朽、沒落的用人之道，與他以鄉情、親情為紐帶，編織關係網絡有直接聯係。另外他這樣做，也有特定的政治環境影響。既有保持良好形象的考慮，更從自身安全著想。在民國時期，軍閥混戰，敵我無常，許多顯赫一時的人物，在戰場上能打敗對手，卻被對手所雇傭的殺手殺害。當時的軍閥頭目，都有自己的衛隊，這些衛隊的組成大都是由自己最親信的人。例如馮玉祥有槍旅，劉湘有高級衛隊，劉湘的衛隊全部是由劉姓組成。隻有自己所信得過的人，才有可能在長官危急關頭，不惜一切代價保衛自己的主人。蔣介石當政，成了眾矢之的，何況他自己也搞過暗殺他人的勾當，對其重要性的認識更深了。因此，其衛隊大部分都是自己家鄉人，其領隊又都是自己的親戚。蔣介石對衛隊士兵的挑選，往往是親自過問。由自己點名，加以詢問，詢問的內容很詳細。重用自家人，把選人用人局限在狹小範圍，有種種弊端。蔣介石自家人可信、可用的用人準則並不成功。究其原因，在用人上以是否有血緣、親情的關係論親疏，搞圈中之圈，其實質是結黨營私；而在對待犯錯誤甚至犯法的人的問題上，對於充任“內臣”的親戚網開一麵，搞雙重標準，危害極大。一方麵，因處罰的不公會影響法律規製的權威性，也會影響他蔣某的權威；另一方麵對親戚、內臣的問題姑息放縱，不僅不利於其改正，而且還會使其膽子越試越大，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舉賢圈外人，圈內平衡難對於想成大事，或成就大事已踞高位者的權謀家來說，在權術運作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的兩難選擇，而舉賢用能，與力量平衡兩者之間的矛盾，屬於這類的選擇。成就事業，應唯賢是舉，不論親疏，不計恩怨；然而，權謀家想成就大事業，想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還必須有山頭，結圈子，結黨以營私，這就必然在情感上內外有異，用人上內外有別，圈子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而且圈又具有無限可分性，圈內有圈，爭鬥也是死去活來，在圈內與借用的圈外勢力之間，在圈內這個圈子與那個圈子之間的矛盾需要平衡；舉賢用能與維係平衡是一種兩難選擇。事　例：蔣介石在權力角逐場，可以說玩平衡術還是有一套的，但在他所用的人中，要想做到熊掌與魚而兼得之，也是一件非常難的事。重用楊永泰所引起的風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楊永泰，１８８５年，出生於廣東高州府茂名縣，幼年父母雙亡，由伯父收養。１２歲對縣應考，以第一名補博士**員，科學製度廢除，新式學校興起後，嗣母把他送到廣州求學。在廣州不僅受到西方新學的熏陶，而且還受到革命新風的洗禮。在他所求學的學校被解散後，他北上考入北京大學法律係，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是當時該係“四傑”之一。１９１２年南京臨時國民政府成立後，中國政壇黨派林立，這為楊永泰提供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的機會，他投身於黨派競選政治的漩渦中，成為活躍的分子之一，先後當選為廣東省議會議員、國會議員。袁世凱攫取革命果實，複辟稱帝時，他投身於反袁護國的鬥爭行列。１９１７年北洋軍閥頭目馮國璋代總統，非法解散國會後，他又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護法失敗後，他革命情緒低落，但參政熱情不減，在廣東擔任省財政廳長、廣東省長等職，並參與組織政學會，這個小派別後來發展為政學係。後來東渡日本，在那裏接受新的知識、國外的經驗，探討中國建設和改良問題，草擬了不少計劃、方案，還撰寫了《中國民主政治》一書。１９２８年蔣介石北伐成功後，楊永泰不甘寂寞，希望能夠在蔣介石領導的政治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才華，但由於他在所謂議會政治活動期間，長期在北洋政治圈子內活動，與蔣介石沒有什麽可以掛上鉤的人事關係。無巧不成書，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也在挖空心思地收羅種類人才。政治利益就這樣把兩個南轅北轍的人物聯係起來。一段時間，雖然楊永泰淡出政壇，由於他是位有相當知名度的政治性人物，盡管楊與蔣介石並不相識，但他的名聲蔣介石耳有所聞。政治聯姻，如同兒女間婚姻一樣，需要媒人牽線。這個牽線人就是黃郛。黃郛在國民政府中擔任外交總長，深受蔣介石的信任，但此時他與馮玉祥不合，想找人替代。當他向蔣介石提出此意向時，蔣問他有何人可任此要職。黃對蔣說：“海內有奇才楊暢卿先生，胸羅經綸，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暢卿無不能；暢卿所能者，有時吾還不及，國家大計，望公商之。”聽黃郛所言，蔣介石對楊的興趣很濃，立即約見。楊永泰與蔣介石見麵後，胸有成竹，談起天下大勢，條理清楚，視野開闊，很多見解頗合蔣介石的胃口，蔣真有一種相見恨晚之感。立即邀請楊擔任重要官職。熟悉權術之道的楊永泰已揣摩到蔣介石的用人心態，以退為進，表示不願為官，聲稱中國問題太過於複雜，國民黨內派係複雜，隻願意以在野之身，為蔣介石盡力。楊的如此回答，使蔣介石更是堅定了請楊出山的決心。蔣介石自喻為劉備，將楊比成諸葛亮。做出當年劉備三請諸葛亮出山輔政的姿態，苦苦相勸。楊永泰看到演戲成功，見好即收，雖然顧及黃郛的利益謝絕出任外長，但應允蔣介石的邀請，擔任起幕僚長之職。蔣介石起初對楊以賓師之禮相待，事無巨細，必與之商量而後行之。蔣介石得了楊永泰這個“奇才”，有了一個得力助手；楊皈依蔣介石，也有所獲，從此楊開始進入政治生涯權傾一時的巔峰期。作為蔣介石的重要閣僚，是智囊團的首席智囊。楊永泰給蔣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獻之策對蔣的決策產生很大的影響。首先，為蔣介石“圍剿”紅軍獻策。從１９３１年起，蔣介石先後對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進行三次“圍剿”，均被毛澤東領導的根據地軍民所粉碎。１９３２年，隨蔣到江西行營任行營秘書長的楊永泰在蔣介石發動新的“圍剿”時，向蔣獻了很多計策。在政治上，教育國民黨軍政官員，“剿匪”不能專靠軍事，還要進行“政治改革”；在思想上，向蔣介石建議發起“新生活運動”，想通過這些從政治上孤立工農紅軍。其次，為蔣介石削弱地方軍閥勢力獻策。在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萬裏長征，國民黨軍隊占領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後，楊永泰向蔣介石提出新的建議：借追“剿”紅軍之機，蔣介石入川，製服四川軍閥劉湘。蔣介石采納了楊的建議。當紅軍入川，川軍告急時，與劉湘協議，組織督軍團，使國民黨勢力開始深入四川，並於１９３５年在重慶設立行營，楊永泰以秘書長身份坐鎮行營，協助劉湘處理地方事務。然而，正是這個被蔣介石重用、權傾朝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從自己的政治巔峰跌了下來。常言道“人怕出名，豬怕胖”。這個理適用於官場。在南昌行營期間，楊永泰負責處理蔣的事務，不分巨細，所有國民黨重要軍政文電，都須經他先行過目；軍政要人來南昌見蔣，也須楊批準。他紅得有些發紫，遭到一些要員的妒忌，尤其是遭到以蔣家王朝“家裏人”自居的ＣＣ派的妒忌。他們在蔣介石麵前挑唆蔣介石與楊永泰的關係，而楊永泰是一個老道的政客，越是有人挑撥蔣與楊的關係，他越是借用一切場合和機會表達對蔣的忠心。比如說，蔣介石對在“圍剿”紅軍中打了敗仗的將領常欲處之以極刑，下了“手令”，楊私自將“手令”扣下。但受處罰者並不領情，以為自己遭禍是楊向蔣進言所致。楊永泰的秘書為替楊辯白，出示了蔣的“手令”，楊嚴厲訓斥秘書，說，“蔣是委員長，威望不可損傷，我作為幕僚長，應代之受過”。楊的忠心，蔣是心領神會；對於這樣的“奇才”愛不釋手。可是圈內圈外要平衡啦！如果為了一個政客，而招致眾多親信的不滿，有些不合算。為了緩和矛盾，１９３４年把楊調離幕僚府，派往湖北任省主席。兩年以後，楊永泰在漢口被刺客槍殺。楊永泰被刺案發生，引起強烈的政治地震。蔣介石也責令抓捕、查辦凶手。然而，這案子隻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盡管蔣介石知道到底是哪派勢力所為，但找了一個替死鬼，草草收場作罷。蔣實際上默認了ＣＣ派排擠異己的行為。評　析：舉賢圈外人，圈內難平衡的根子在“圈”。自己拉幫結派，立嫡係，搞親疏，這就人為地設置了用人禁區。因為，派係的圈具有排他性，重用圈外有本事的人，即使對本集團有利，也會遭到圈內人的反對。盡管蔣介石啟用楊永泰，受益匪淺，但是在涉及到圈內圈外的利害關係時，權衡利弊，平衡關係，最終還是以疏遠楊永泰為結局，而楊離開蔣介石不久，就遭人暗殺，即使蔣介石知道是誰殺害了他，也予以默認。蔣為什麽會這樣？原因複雜，正史野史有諸多版本，說法各異，對此事是大相徑庭。其實，說來也簡單，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楊永泰自不量力，在蔣記王朝內想自立門戶，他與熊式輝等人交往過密，被人稱為“新政學係”，這是蔣介石所不能容忍的；盡管蔣介石竭力維係圈內各種利益集團的平衡，這種權術的動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當一種平衡的舉動帶來新的不平衡，而這種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動搖他的統治地位的基礎時，那他就會舍末護本，因此，在ＣＣ係與楊永泰的角逐中，他的政治天平肯定要向ＣＣ係傾斜，“打虎還需親兄弟”，何況政治上的角逐。因此，“楊案”與其說是楊永泰的政治悲劇，倒不如說是蔣介石用人之術所造成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