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年，全國政協副主席胡繩重遊杭州西湖，漫步蜿蜒堤岸，傾聽依舊濤聲，不禁思及26年前的舊事：那正是文革山雨欲來的前夕，他和另外兩位堪稱故友的中共“秀才”曾彳亍此道，麵對蔥蘢草木，粼粼波光，一時拋卻了心頭的凝重。而此後僅半年之間，兩位“秀才”竟相繼撒手人寰，且死後待遇有天壤之殊。一位殯殮之儀盛隆，得“毛澤東的學生”美譽；一位則屍骨無存，被斥為“畏罪自殺”的黑幫。這後者，就是一度深受毛澤東信任倚重、並在建國後黨和國家一係列重要文獻草擬和《毛澤東選集》編纂中殫慮竭思功不可沒的田家英。
田家英何以要在文革浩劫帷幕初啟之際，匆匆含冤赴死呢？胡繩在西子湖畔留下“欲向泉台重問訊”的感歎，然息居泉台的斯人已無法自言，我們隻好在他辭世前前後後的回溯思辨中，尋找更接近於真實的解釋。
1．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突然來到永福堂／楊尚昆是反社會主義的，田家英與楊尚昆關係不正常／田家英打開了一個此前瞥了好幾眼，卻一直沒有打開的精製藍布盒子／深夜裏，戚本禹打來了電話／江青說林克是介子推式的人物／田家英和陳伯達第一次接觸，就感到心寒
1966 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進行到第10天，通過了標誌著文革興起的《五·一六通知》：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定為反黨集團；同時作出處理彭、陸、楊、田（家英）問題的部署，分別成立了針對上述四人問題處理的中央專案小組。盡管在《五·一六通知》通過次日午夜，就發生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服安眠藥自殺事件；但會議的部署，依舊按部就班地進行著。5月22日，是個星期夭。下午3時左右，以安子文為組長，王力、戚本禹為成員的中央三人小組，突然來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辦公室。行動帶著幾分神秘，事先沒有打任何招呼。
習慣於一邊散步一邊談事情的田家英，和秘書逢先知溜達到瀛台去了，隻有妻子董邊在家中。約莫半小時後，田家英回來了，看到客廳在座的幾個人，頗覺意外。這的確是個比較奇怪的組合：安子文，是當時中央組織部的部長；王力，時任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此刻已為能夠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中央寫作班子成員；戚本禹，曾是自己的下屬，原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一個處級幹部。
安子文沒有讓董邊回避，而對她說：你也是高級幹部，坐下來一起聽吧。他隨後照本宣科地說道：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現在宣布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田家英與楊尚昆關係不正常，要做檢查；中央認為田家英思想一貫右傾，決定田家英停職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辦秘書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負責。沒做什麽解釋，也沒容田家英說什麽。
文件清點到5點左右，安子文、王力先走了。戚本禹逗留到較晚，才帶著清點出的大部分文件離去。從來人以後到整個晚上，董邊都在幫助田家英清點文件，包括代中央起草的各類文件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文稿、以及田家英為研究黨史長年收集的中央領導同誌在延安及各個時期的講話。
戚本禹走後，田家英從抽屜裏拿出一個紙質粗糙的小本子，內容是胡喬木在延安記錄的周恩來在整風時期的講話，建國初田家英從胡喬木那裏借來筆記，讓董邊幫他謄錄了一份。他對董邊說：“這個交不交？交了是不是會連累你？”董邊說：“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邊眼前舉了舉，才放進要上交的文件堆中。文件清點得差不多了，田家英稍稍喘息了一會兒，打開了一個此前瞥了好幾眼，卻一直沒有打開的精製的藍布麵盒子，裏麵裝的是毛澤東的墨跡。一張張一頁頁，都裝裱得非常仔細、整整齊齊。這是他跟隨毛澤東後，一點點收集的。有的是毛澤東寫給他的，有的是毛澤東當他麵寫下又準備棄置不要的，可他舍不得丟掉。一方麵他酷愛毛澤東的書法，一方麵他認為這些文字說不定什麽時候會派上用場，例如毛澤東《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就是當年毛澤東寫出後感到不滿意扔掉，被田家英撿起收藏的。沒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間將不會流傳下毛澤東這首氣勢如虹的佳作。田家英時常撫摸著精製的盒子，對董邊說：“這是咱們的傳家寶，也是國寶。”此刻，他呆呆地盯著盒子，思緒異常複雜，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遊移之後，他把盒子放回原處。或許，他認為這不屬於“文件”；或許，他太珍愛它們了，不忍交出。
午夜12點過後，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是戚本禹打來的，董邊沒有聽清說的是些什麽，卻聽到田家英摔下電話聽筒的聲音。看到董邊詢問的目光，田家英氣憤地說：“戚本禹好神氣，他算什麽東西，我就是不去簽字！”
戚本禹是50年代調入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工作的，1958年反右鬥爭期間，他被劃到右傾的圈子，還受到過田家英的保護。1963年，一篇帶有明顯政治批判色彩的《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使戚本禹嶄露頭角。在議論是否刊登此文時，田家英曾明確表示反對。該文引起討論後，威為江青所知。
1964年，戚本禹調到陳伯達任總編輯的《紅旗》雜誌社。隨著思想文化理論領域鬥爭的越來越複雜化，戚本禹日益被江青看重。據中共中央主席辦公室政治秘書林克回憶，文革前夕，江青想搭個由她牽頭的寫作班子，就相中了戚本禹。江青還想拉林克當個負責人，林克對此不感興趣。因此江青說林克是個介子推式的人物，寧肯在山裏麵燒死，也不出來做官。
董邊見丈夫臉色不好，想到他一直還沒有吃飯，就勸他先吃點東西休息，有什麽事情以後還可以慢慢說清楚。田家英站著沒動，過了片刻，他像是對董邊，又像是自言自語：“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邊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場……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惡人會有好下場！”
田家英與江青、陳伯達交惡，已不是三年兩載，董邊早就清楚。自田家英被任命為毛澤東秘書後，就和江青有過接觸。建國前夕，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成立初期，田家英與也在此當過一段副主任的江青共過事。久而久之，博學多識、又有深厚理論修養的田家英，對學識淺薄、卻又在批判
《武訓傳》、《紅樓夢》研究上幾度急於露崢嶸的江青，越來越輕蔑。他對江青不敬不畏，避而遠之，這種態度，江青也明了，久而轉為嫉恨。
至於陳伯達，田家英與他共事長達25年，但從第一次接觸就頗黨心寒。當時他和中宣部的一些年輕幹部，參加陳伯達寫作《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班子，在該書的行文及查閱核對摘錄資料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書成之後，他竟質問田家英幹了些什麽，將他人的辛勤勞動一概抹煞。時間久了，田家英對他總是窺探毛澤東的意向，搞政治押寶，打小報告排壓他人的品行，有了更多的了解，有時一點麵子都不留地給予譏刺。
田家英很清楚，戚本禹敢於對他頤指氣使，完全是因有江青、陳伯達企圖加害於他的背景。對此，他並不畏懼，否則，他早就可以柔化對他們那毫不掩飾的蔑視。
2．田家英斜倚在床上，似乎徹夜未眼／田家英與何均坐在一起，氣氛淒愴，田家英突然冒出一句“土可殺而不可辱”／勤務員焦急地報告：田主任不見了／汪東興匆匆趕到永福堂，跟著他的還有楊德忠／安子文通知查邊，馬上到中南海西樓會客廳／逄先知低聲說：夫子是個好人
1966年5月23日淩晨，心事重重的董邊再也睡不著了，既惦記著橫遭打擊的丈夫，又為早已安排好的自己在全國婦聯機關黨組做檢討一事所纏繞。《中國婦女》雜誌被認為跟不上思想文化戰線發展的形勢，作為雜誌總編兼社長，她責不可卸。
她起身到田家英的臥室，見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徹夜未眠，陷入難以自拔的思忖，便勸慰他說：“你的情況主席都了解，有什麽事慢慢總會搞清楚的。”妻子的撫慰，使田家英的內心更添一重淒楚，他欲言又止。幾十年相德以沫，他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觀念和自強不息的精神。雖說她也是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幹部了，可長期從事的是婦女工作，沒經曆大多曲折。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門接觸的許多複雜的情況，平時就沒有向董邊透露，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也不曾同妻子探討，此時此刻此情此背景，更難用幾句話給妻子解說明白。他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在一些問題上，無法求得最親近的人的理解與溝通，這使他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內心分外地痛苦，但他沒有讓內心說不出的苦澀和淒愴形於顏色。
他隻問了董邊一句：“中午還回不回來？”董邊答道：“檢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來。”她並沒有把問題看得多麽嚴重複雜，倒感覺丈夫比昨晚似乎平靜了一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關於董邊離開後，田家英是如何度過棄世前的那個上午的，葉永烈在《毛澤東的秘書們·秘書田家英》中，曾做了如是描述：“就在這一片安靜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裏，獨自度過了人生的最後一個上午！”“安安靜靜，電話鈴聲未曾響過，也未曾有過一個來訪者——他已接到被逐出
中南海的命令，還有誰會給他掛電話？還有誰敢登門拜訪？”
可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有沒有人給田家英掛電話，肯定或否定，我們現在還都不好下斷定。但在那天上午，卻的的確確有人來過田家英的永福堂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時就共過事、建國後仍關係密切的老友何均。
在延安中共中央宣傳部時，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並住在楊家嶺上的同一排窯洞，一起幫助過毛岸英熟悉中國的國情和黨內情況。幾乎在田家英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同時，何均擔任了朱德的政治秘書。建國後，田家英所在的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與何均離開秘書室後任職的中央辦公廳“後樓”，都在一個大院落裏，仍保持著不時的過往。
5月23日上午8時許，何均上班路過永福堂，因風聞田家英停職反省的消息，還沒有聽到正式的傳達，他更急切地想去看看回家英，了解更確切的情況。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兩人心頭都被山雨欲來的濃霧所籠罩，而且又都自感躲不過這場風暴，以往見麵便滔滔不絕的他倆，竟久久相對無語；偶爾交換一兩句，更添淒愴氣氛。他隻記住了田家英當時說的一句話：“士可殺而不可辱。”對於了解內情的人來說，何均感到此言與江、陳的加害相關。就在前不久，田家英還同何均出中南海東門，沿故宮河沿至王府井舊書店，一路談了許多。江青、陳伯達的日趨活躍，戚本禹被重用，使他們感到形勢將有變化，心頭有些壓抑。戚本禹調離秘書室後，曾在何均負責的“後樓”綜合組工作過一段，
因而何均也了解他的為人。
何均在田家英處坐了好一會兒，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會兒。可坐下後，兩人依舊話語不多。過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後，何均見上班時間已經過了很久，還有些事情必須處理，就告辭了。
田家英把他送出很遠，幾乎要到了何均的辦公室。
臨近午飯時，田家英的勤務員陳義國，突然找到秘書室副主任陳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見了”。陳秉忱、秘書室行政負責人、逢先知經商議後，一麵讓陳義國繼續找，同時分頭往回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電話。然而最後匯集的情況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們有點慌神了，但誰也沒往更壞的情況上想。
又過了一段時間，陳義國來報告說：永福堂毛澤東的書房裏像有人。三人隨陳義國來到書房，發現門反鎖著。砸開鎖進入書房，屏風後的情景頓時使他們都驚呆了……他們在田家英的口袋裏，發現了用紅色鉛筆寫的遺書，文字並不太多，現在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汪東興接到電話馬上趕到了，跟著他的還有楊德忠。當他們確認田家英已經死亡後，商議的結果是立即通報周恩來，再由周恩來轉告尚在南方的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自殺……
據當事人之一王力回憶，5月23日午後，王力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約兩點左右，汪東興匆匆趕到會場。過了一會兒，會議主持人向在座的人宣布：田家英自殺了。三人小組成員之一的王力，被通知去中南海處理這一突發事件。安子文大概在這之後也得到通知負責這一突發事件的處理。
下午3時左右，惦記著丈夫的董邊，剛把機關的事情了清，準備早些回去，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董邊拿起電話，聽筒另一端傳來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的聲音，要她立即回中南海西樓會客廳。
“西樓會客廳是劉少奇同誌接待客人的地方，為什麽要我到那裏去？究竟出了什麽事情？”董邊猜測大概是與田家英的事有關，心裏怦怦直跳。還沒等她理出頭緒，汽車已經開進中南海。
走進西樓會客廳，隻見安子文、汪東興、王力等人已在室內。自1965年楊尚昆調離中辦後，汪東興成為中辦的最高負責人。
就在這小會客廳，安子文代表組織向董邊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殺。這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轟頂，董邊一下墜入萬丈深淵：這是怎麽了，早上還是活生生的，突然就與塵寰隔絕，她隻覺得天旋地轉，無語凝咽……
有關負責人一定要董邊去看一下屍體，並且不斷發問：“田家英死之前說了什麽沒有？”“要不要到醫院去驗屍？”董邊此時腦子裏已是一片空白，隻是機械地回答說：“一切由組織決定，我服從組織。”
從西樓會客廳到永福堂寓所並沒有多遠，出院牆東門，下高台階斜對著的就是永福堂西門，但董邊已不知自己是怎麽走過去的，她無法接受“畏罪自殺”的事實……
院內平日存放毛澤東圖書的西房內，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蓋著那條鋪用了多年的藍色床單。有人拉著董邊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讓她看清楚一點，認可自殺的事實。床單被揭開，董邊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滯鐵青的麵孔，那一向充滿生氣的臉，堆滿毫不掩飾的無盡痛楚和悲憤。她再也無法抑製自己的感情，失聲痛哭……
就在這時，董邊耳邊響起了立刻收拾東西離開這裏的指令。她匆匆地拿了幾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還簡單，連抽屜裏的工資都未帶走一分，就這樣離開了永福堂。董邊向小院門外走去，看到田家英的秘書逢先知正朝她走過來。他在田家英領導的部門工作了近17年，自從擔任田家英秘書後，他們幾乎朝夕相處，關係如師長弟子一般。田家英的突然殉難，政治湍流席卷得如此之迅猛，自己隨即就可能被牽
連、被卷進漩渦，這對一個30多歲的幹部來說，也是難以承受的打擊。
但當他看見董邊後，馬上感到董邊所負載的悲哀和痛楚，比他更沉重，哪怕能為老上級的夫人分擔一絲一毫呢，可他一時竟想不出適當的語言，更何況他此刻也已身不由己，身後已站著看押的軍人。他一點點蹭向董邊，在兩人擦肩而過時，壓低嗓音哽咽地說了一句：“夫子是個好人！”
“夫子”，是中南海裏與田家英相熟的同事對他的尊稱。因為他博學多識又勤於誨人。他生性活潑，喜與人交往，或清茶一杯，或茅台一盞，品酌之間縱論天下，稽古寓今，於人於己，都是一大樂趣。但從此以後，他的故友至交們，再也無法聽到他的侃侃宏論了。
據傳聞，田家英的屍體，還是在做了解剖之後處理的，沒有留下一點遺骸。
3．到韶山後，田家英的認識逐漸發生了變化／陳雲說：應當允許試驗；周恩來詢問農村私有部分可否放寬；鄧小平態度幹脆／劉少奇囑咐田家英先不要說是他的意見／毛澤東突然向田家英發問：“是你個人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安子文要董邊以黨性保證，絕不再提此事
董邊被送到豐盛胡同中央辦公廳的一座機關宿舍大院裏。1965年遷出中南海的楊尚昆家，也在這所大院裏。在那些日子裏，董邊除了在婦聯機關接受群眾批判外，同時還常被中組部、中央專案組找去談話，要她揭發田家英。問得最多追得最緊的就是田家英攻擊中央負責人的言論。他們毫不掩飾對董邊交代的不滿。
田家英自知自己工作崗位的特殊，所以幾乎不同自己的家人談論工作上的事情，更不會同家人議論中央領導人的長短。因此董邊感到在這個問題上，太沒有什麽可揭發的了。但出於對黨的忠誠，她還是盡力冥思苦想，終於想到了一件發生在1962年的事情，可能屬於要如實匯報的範疇：
那是在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劉少奇指派田家英帶隊到湖南他們的家鄉，調查了解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後，農村貫徹《人民公社六十條》的情況，及農村還存在什麽需要解決的問題。在此前一年左右的時間裏，田家英受毛澤東委托搞了一係列調查，參與了《人民公社六十條》、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等文件、指示的起草，以出色的工作贏得毛澤東的高度信任。毛澤東說：六十條的發明權，是田家英的。這一時期，是毛澤東與田家英關係極為和諧、密切的時期。毛澤東此次派田家英到自己故鄉調查，顯然也是寄予厚望的。他親自接見了調查組全體成員，耳提麵命，談笑風生。田家英也希望通過這次調查，在如何恢複農業生產上作篇好文章，為中央草擬一個恢複農村經濟的政策性文件。這是毛澤東和全黨都關注的問題，陳雲也在組織人力深入調查和研究此問題。
然而工作組下去數月，群眾對要求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預料。特別是在韶山，毛澤東的鄉親的呼聲，與毛澤東的主觀意念，差距甚遠。田家英本人也是不主張包產到戶的，但他尊重客觀事實，注意傾聽群眾的意願，逐漸轉變了原有的觀點。
當調查接近尾聲時，包產到戶在全國已呈迅速發展之勢，成為黨內議論的重要話題。立論嚴謹的田家英，專門派人到安徽無為縣，了解推行包產到戶的真實情況，反饋的結論是：包產到戶對於解救遭到破壞的集體經濟的危機，迅速恢複農業生產，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6月底回京後，田家英立即向劉少奇匯報工作（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的態度很鮮明：“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還向田介紹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況和當前的形勢，明確提出統一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並說明要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可以把調查得出的結論在“秀才”中間醞釀。還要田家英在毛澤東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誌的意見，還特意囑咐說先不要說是他的意見，聽聽反應。
回想到陳雲早就對他講過，“安徽搞包產到戶，應當允許人家試驗嘛”；調查中楊尚昆來電話，說周恩來詢問農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寬；向鄧小平匯報時，他的態度幹脆；特別是經過一圈征詢意見後，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領導同誌的意見一致，完全讚同實行包產到戶，認為農村可以有多種多樣所有製形式，盡快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渡過難關是當務之急。既然劉少奇等人的意見是經過認真考慮的，是比較成熟和統一的意見；加之他認為包產到戶、分田單幹，是權宜之計，臨時性措施，等生產恢複了，再引導農民重新回到集體經濟上來，不存在倒退到個體經濟的問題；而且毛澤東是重視實事求是的。田家英更急於將在下邊調查取得的數據、群眾的意見等盡快向毛澤東匯報，以便他及早下正確的決斷。
可當他提出前往邯鄲，向在此視察的毛澤東進言時，另一端傳出來的答複是：“主席說不要著急嘛！”毛澤東剛回北京，田家英就到遊泳池，係統地陳述調查的情況和自己的意見。他談得興致勃勃，可毛澤東卻一言不發，一開始就顯現出不悅的神情。他聽完後第一句話就向田家英發問：“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見他一時沒有作答，又追問：“這是你個人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
熟悉毛澤東的人都知道，他不輕易發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見的意見，他若是同意時，會發表自己的看法，進一步深化問題，揭示主題，闡發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時，往往不做聲，顯出一種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跟隨毛澤東多年，對他的脾氣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做怎樣的解釋，都是多餘的了。他隻是對毛澤東的第二個提問，簡單地回答說：“是我個人的意見。”毛澤東聽後沒作任何表態，很快就讓他離開了。從毛澤東那兒回到家中，田家英情緒很不好，煩悶之情溢於顏色。對田家英的
工作及涉及中央領導人的事情，董邊從不打聽，可這次她感到丈夫思想情緒明顯地異常，便問了一句：“遇到什麽不順心的事了？”田家英也不似往常那樣有所避諱，向妻子講述了剛才發生的事情和自己一肚子苦衷。
董邊是個性情直率的人，聽田家英這麽一說，當即嚴肅地批評道：“政策上的事情，為什麽少奇同誌不去和主席說，而要你去反映呢？你隻不過是個秘書，怎麽能將少奇同誌的主張說成是你的想法呢？”田家英沉重且難過地說：“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講的，但主席從一開始聽意見，就顯出不悅的神情，看來他對包產到戶的問題早在腦子裏考慮過了。他直截了當地問是誰的主張，這不明白地說明他在猜疑這是其他領導人的意見嗎？我如果再往劉少奇同誌身上推，不是讓兩個主席之間的分歧明朗化，影響他們的團結嗎？所以話到嘴邊，沒有說出來。”
思前想後的董邊，最終想起了這樁幾乎被遺忘的事情，便向三人小組匯報。不料剛說了幾句，在場的安子文突然一拍桌子：“董邊，你不要再說了！”臨談完話時，安子文再次要董邊以黨性保證，絕不再提此事。
4.柯慶施說報告越看越沒勁，質問幹勁還要不要鼓／劉少奇引用農民的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讓葉子龍通知田家英，文件不要他起草了，交給陳伯達／鄧子恢、曾希聖都被點了名，田家英在小組會上挨了批
對安子文拍桌子，董邊起初怎麽也想不通：沒的說時，一個勁窮追不舍；剛想到一點，又不讓說了。就在反複琢磨安子文態度變化其中意味的過程中，董邊又追索出更多的往事，把這些事情聯係到一起，她驟然發現許多過去未曾體味出的丈夫難言的良苦用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這是中共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工作會議，參加人數達7118人，史稱“七千人大會”。田家英被指定為劉少奇在會議上代表中央所作的書麵報告的草擬人之一，負責執筆“黨的問題”一章。走過那段曆史的人都明晰，評判黨的問題的文章，大概是最具風險和棘手的文章。而就是這份書麵報告，對建國以來12年、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工作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總結。
報告稿尚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毛澤東建議印發全體與會者，聽取意見。討論中，與會者除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有紛壇意見，主要是對困難和形勢的估計有分歧。有的與會者認為：書麵報告“對過去幾年的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
華東局的柯慶施明確表示不滿，說報告“越看越沒勁”；質問“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麽方法鼓幹勁？……指標還要不要？”會議中，劉少奇在書麵報告的基礎上，做了解釋性的報告。他的講話對困難和錯誤的估計，比原書麵報告更加充分，並分析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人禍”，所謂“人禍”是指我們工作中的失誤。他中肯地說：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總是把成績說成九個指頭，把缺點說成一個指頭，與事實不符。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而成績不是主要的。毛澤東在會上也做了自我批評，同時帶頭承擔了責任，“我是中央主席……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董邊參加了這次會議，分組會討論後，她特別向田家英詢問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分析怎麽看。田家英說：從全國來說，這是事實，有的地方比這還要嚴重。他完全同意劉少奇對形勢的估計，更欽佩劉少奇大膽承認失誤，打破對形勢評判“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老套套。特別是他直言不諱地揭示我黨之所以犯錯誤的原因：除了經驗不足外，更主要的是“不少領導同誌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的民主集中製原則”。
在廬山會議後，相當一段時間裏，這種直率的聲音在黨內不太聽得到了。而在參與起草書麵報告的過程中，在七千人大會上，田家英幾次聽到劉少奇坦言這些許多人避諱的問題，他的無畏勇氣，贏得了田家英由衷的欽敬。田家英還清楚地記得：在廬山會議後期，在毛澤東對彭德懷意見書大張撻伐、形勢急轉直下後，有些人在討論時，也揪住自己的某些言論不放，是劉少奇出麵加以製止，說這些問題不必再談論了。
田家英在遊泳池同毛澤東談論“包產到戶”問題時，他之所以沒有在毛澤東的質問下為自己開脫，把問題向上推倭，固然是因為從大局出發，維護中央的團結；亦不好排除他對劉少奇的敬重和感激的因素。但他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遊泳池談話的第二天，毛澤東便召集會議，當麵批評田家英調查回京後，不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條》，卻在居仁堂搞什麽包產到戶分田單幹的文件。此前，毛澤東決定以中央的名義起草一份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文件，由田家英主持。可會後毛澤東就讓葉子龍通知田家英，把文件起草工作交給陳伯達去做，不必再參與了。
一個多月後，北戴河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對包產到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在分析問題出現的原因時強調：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有一部分是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些知識分子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
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誌，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鄧子恢、曾希聖都被點了名；田家英在小組會上挨了批，毛澤東更加深了他對田家英“思想一貫右傾”的印象。江青乘機給回家英扣上“資產階級代表”的帽子，並到處宣揚。
經曆了這一係列會議和變故，站在田家英這個特殊的角度，或許他已經隱隱約約地察覺兩個主席之間，在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方針政策認識上的差異：毛澤東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把困難局麵產生的原因，分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感到過於刺激，不願意接受；把包產到戶視為不能容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他在給毛澤東的書麵檢討中，在涉及包產到戶問題時，依舊隻字未提劉少奇委托一
事，一個人默默承受了打擊和委屈。
董邊記得在那段時期，田家英一再提到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維護中央的團結。但她始終沒有弄清楚他指的是什麽，他內心無處傾訴的苦衷。此時此刻，她才漸漸明晰。
隨著運動的升級，矛頭漸漸指向劉少奇，董邊也參透了安子文厲聲製止她言及此事的用心：包產到戶是搞資本主義的一大罪狀，當年田家英從維護兩個主席的團結出發，把“罪過”攬到了自己頭上；如果自己把這內情一說，這“罪狀”不就又安到劉少奇的頭上了嗎？既然田家英已經逝去，就讓他一個人頂著這一“罪過”吧。
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包括劉少奇被公開批判的時期，董邊始終緘口不言此事。
5.毛澤東說回家英：你也是搞本本主義／“秀才”們的政治嗅覺還不夠靈敏／毛澤東重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田家英提出：有關海瑞罷官的話，是毛主席附帶言及的，不必放在紀要中／“篡改毛主席著作”
包產到戶事件，客觀上造成了田家英和毛澤東之間的政治裂痕。在此後整整半年裏，毛澤東既不理也不用田家英。田家英心裏非常鬱悶，有時甚至流露出消極情緒。他曾對董邊說過：“搞政治風險大，一不小心就會跌到漩渦裏。”他還曾幾次同董邊認真地商量，提出離開中南海，到下邊去當個縣委書記，認真搞點調查，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該如何搞。
性情耿直的董邊，雖然並不認為丈夫在大的路線是非問題上總是那麽正確，但她相信田家英的為人和他的出發點，相信他即便犯了錯誤，也是思想認識上的錯誤。她完全讚同支持四家英下去的想法，並願意和他一起下去。她對他說：“你當縣委書記，我當縣婦聯主任。我也一直在上邊工作，很想多接觸些基層的情況和同誌。”
田家英的要求沒有被批準，毛澤東不放他走。酷愛史學的田家英，又向毛澤東表露了離開現崗位，潛心研究清史的願望。毛澤東說：“噢，你也是搞本本主義！”仍然沒有同意。按逢先知的分析：毛澤東對田家英“雖然已不那麽信任，但工作上還需要他”。
1965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談話。當時，毛主席提議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選擇幾本出版，出版時每本均應由中國人為之作個序。這實際是一次打招呼，要“秀才”們考慮一下先選擇哪幾本，如何作序。談完後他說過幾天還要商談一次。可在此之後毛澤東突然前往上海，在那召開了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羅瑞卿的“錯誤”進行批判。但在杭州的田家英、胡繩、艾思奇等人，並沒感到政治空氣的驟然變幻，在等待毛澤東再談的一個月裏，甚至有些優哉遊哉。田家英還帶秘書逢先知，重遊了1961年搞調查去過的嘉興等地，為那裏喜人的變化，感到歡欣鼓舞。直到毛澤東重返杭州，於12月21日再次談話，他們仍然沒有發現什麽異樣。
這次談話持續了3個小時，話題還是從選書和寫序始，但談得海闊天空，談到中國古代的幾次戰爭，談到中美關係，談哲學，談當時的思想界，其中還插入了《海瑞罷官》。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寫得好，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好處是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彭德懷是海瑞，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把曆史學家吳晗的劇作《海瑞罷官》，與彭德懷的問題聯係起來，提出了一個尖銳的政治話題。
第二天，毛澤東同彭真、康生等人談話，再次重申了21日與秀才們談的看法：《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原本毛澤東就寫序同幾位“秀才”講的話，幾個人知曉，依照毛澤東的思路完成交代的任務就行了。可一向尊重毛澤東的田家英，聽了如此豐富的宏論後，感到這個以學習馬克思主義為主題的談話非常重要，加之作為中辦副主任的傳統工作習
慣，遂提議整理成紀要送給中央其他同誌。
具體參加整理紀要的有田家英、胡繩和關鋒，由關鋒執筆。當整理到關於罷官一段言談時，田家英認為談話的主題是馬列主義經典的學習，而《海瑞罷官》寥寥數語，是附帶提及的，同其他附帶言及的話一樣，不必放在紀要中。胡繩支持，艾思奇也同意回家英的見解，執筆的關鋒就按照他們的決定，搞了一份沒有《海瑞罷官》內容的紀要。
在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中，是這樣敘述此事的：“原本隻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田家英頭上”。仿佛田家英是被動的，並不情願搞紀要。“由於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關鋒和艾思奇連夜整理，幹了一通宵，就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對姚文元、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很顯然，這樣的敘述是與真實情況不符的。艾思奇並沒有直接參加紀要的整理工作，他從杭州返京不久即因病逝世了。關鋒最初整理出的紀要，原本就沒有言及《海瑞罷官》的話，根本不存在從紀要中刪除的問題。關鋒在完成紀要稿後，曾提出毛澤東有關《海瑞罷官》的言論不寫進紀要“行不行”的疑問，但田家英、胡繩對此沒有理會。
回京後，關鋒將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等語寫入紀要傳了出去，引起了江青的憤怒。因為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精心策劃的。最初，她在北京組織人寫文章，可搞不下去，才到上海找張春橋。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文章由姚文元執筆。文章寫成後，江青隻給毛澤東一人看，當毛澤東提議讓中央其他領導人過目時，
江青極力說服他：不要送周恩來了，因為一送周，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他們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這些情況，田家英都不知道，江青封鎖得很嚴密，連中央的核心領導都被她瞞過了。
10多年後，董邊在拜望胡繩同誌時，和他談起此事。胡繩回憶說：關鋒後來糾纏不休，非要把那段話加上。經過一番周折，最後隻好加進去了。我們在此事的處理上，的確缺乏政治敏感性，關於《海瑞罷官》的話雖然是附帶的枝蔓，但分量很重，不可小視。而且後來這篇講話的真正“要害”，恰恰是我們不主張放進的那段話。原先的主題，倒不再被提起了。胡繩告訴董邊，以他同田家英的接觸了解，能明顯體會出家英主張刪去那段話，與他1959年參加廬山會議，對彭德懷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罷官》來進一步譴責彭德懷的思想感情是分不開的。
在失去毛澤東信任後，田家英仍然敢於在有人反複強調之後，把毛澤東講話中不符合事實的內容置於紀要之外，他雖然當時沒有意識到這恰恰是講話的“要害”，但這仍需要極大的勇氣。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這最終使他陷於“篡改毛主席著作”的萬劫不複罪責。
注
本文係與田家英女兒曾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