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與陳伯達、康生的交往

田家英與陳伯達相識是在１９４１年的延安，當時他們同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那時，田家英還不到２０歲，而陳伯達已是身兼數職的“理論家”了。陳伯達寫東西手頭很懶，從不自己查資料，他寫《中國四大家族》就是讓田家英、何均等四人代他查找各種資料後寫成的。
　　解放後，陳伯達和田家英同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又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正、副主任。５０年代，毛澤東比較信任和喜歡田家英，幾乎每天晚上都找田家英，交辦完工作後，總要聊一陣天，古往今來，山南海北。這使陳伯達很妒嫉，常向田家英打聽與主席談天的內容，主席關注的動向，都讀了哪些書?有一次在杭州，陳伯達坐著滑竿從南高峰下來，半途有人告訴他，主席正步行上山，他立即從滑竿上跳下來，並打發轎夫到後山暫時躲避。凡此種種，都讓稟性耿直的田家英反感。陳伯達常卑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但田家英與黎澍閑談時，常以Ｌｉｔｔｌｅｍａｎ代稱陳，意思是“小人”。
　　１９６１年，田家英受毛澤東委托到杭州搞農村調查。這次的杭州之行，田家英與逄先知在杭州書畫社的內櫃意外地發現了鄧石如的草書聯“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本集　，這副對聯田家英早已從３０年代西泠印社出版的《金石家書畫集》中看到過，當時還讚歎鄧石如以善寫篆隸行楷為長，想不到他的草書也寫得這麽好。田家英當即買下這副對聯，興奮得當晚請來林乎加、薛駒一同欣賞。據範用回憶，這副名聯後來田家英請毛澤東欣賞，毛澤東也非常喜歡，特借掛在他的書房裏很長時間。此事讓以收碑帖見長的陳伯達知道了。他幾次當麵向田家英提出將名聯轉讓自己的要求，都被拒絕了。陳伯達碰了釘子，仍不死心，又托林乎加從中說和，此事鬧了好一陣子。陳伯達討了個沒趣兒，竟然向林乎加提出索要浙江省博物館的另一副鄧石如的草書聯“開卷神遊千載上，垂簾心在萬山中”，算是扯平。林乎加直言相勸：“進了國家博物館的東西怎麽好再拿出來，這麽做是要犯錯誤的。”陳伯達隻好悻悻作罷。
　　田家英很不滿意陳伯達購買藏品的德行，遇有好東西，他常常帶著濃重的福建口音和人家討價還價，其“激烈”程度連暗隨的警衛都感到詫異。一次，在北京開中央會議，羅瑞卿走過來半開玩笑地對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說：“三位‘大秀才’在外，一言一行要注意符合自己的身份嘍，舊貨攤兒上買東西，不要為一毛、兩毛和人家斤斤計較嘛。”田家英和胡喬木相視一笑，他們都清楚羅總長放矢之的，隻不過是以玩笑的方式出之，算給陳伯達留了麵子。
　　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有一部明版《醒世恒言》，是康生的贈品，這就涉及到他們之間的一段交往。
　　康生曾幾次對旁人說，他如何佩服田家英的筆杆子，說田編輯毛澤東的文章有如小學生描紅模子一樣準確。他更借田家英在收藏方麵與自己的愛好仿同而謬托知己。
　　５０年代，康生聽說田家英樂事於藏書，便將自己校補的一套明代馮夢龍編纂的《醒世恒言》贈給了他。據專家考證，目前發現的明天啟丁卯年刻本的《醒世恒世》，世間隻有四部，其中兩部?即葉敬池本和葉敬溪本　分別藏於日本內閣文庫和日本吉川幸次郎處。另與葉敬溪本相同的一部原藏大連圖書館，今已不見。此部為衍慶堂三十九卷本共二十冊，估計為解放初期的敵偽收繳品，後為康生所得。康生差人仔細將書每頁托裱、內加襯紙，重新裝訂。有缺頁處，一律染紙配補，由他親自校訂。在該書第一冊的卷尾，康生用習見的“康體”補了一百一十八字，因與書中的仿宋木刻體不匹配，從卷三起，他以筆代刀，嚐試寫木刻字，找到了感覺。他在卷四前的梓頁作了如下表述：“此卷缺兩頁，故按《世界文庫》本補之，初次仿寫宋體木刻字，不成樣子，為補書隻得如此。”據統計，康生在這部書中共補寫七十餘處，約三千六百餘字。這或是康生在建國之初泡病號的幾年中，值得留下的有限的東西。
　　５０至６０年代初期，康生不斷地把自己的“傑作”送給田家英，有其親書的人生格言，有其自鐫的座右銘刻，有時還做些“割愛”，將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跡轉贈田家英。一次，康生患感冒，臥床不起，告凡有來訪者一律拒之門外。田家英購得一幅金農的字，打電話給康生，他一聽馬上坐了起來。
　　兩個人關係發生微妙轉變是在１９６２年的中央北戴河會議之後。那時毛澤東正為“包產到戶”的事氣惱田家英，以至半年不和他說一句話。而康生自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之後，又活躍起來，已重新獲得毛澤東的賞識。康生“審時度勢”，判定田家英的仕途走到了盡頭，這從他寫給田家英的對聯中可看出——“高處何如低處好，下來還比上來難”——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打這以後田家英便再也沒有收到康生寫給他或送給他的東西了。

　　（摘自《商品評介》１９９９年第１１期陳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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