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引起毛澤東主席的關注，緣於他在 1942 年 1 月 8 日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的雜文《從侯方域說起》，毛澤東讀後非常讚賞。 1946 年毛澤東長子毛岸英從蘇聯回國，中文基礎較差，想到與毛岸英同歲的田家英，便讓他在工作餘暇當兒子的文史教員。
1948 年，老秘書胡喬木推薦田家英做新秘書，毛澤東便把這名 26 歲的“家教”召來，口授一段意思讓他寫篇電文。田家英一揮而就，毛澤東很滿意地結束了麵試。
田家英的初露鋒芒是那篇膾炙人口的“八大開幕詞”。毛澤東有個習慣，發言稿從來不願找人代筆，但是在黨的“八大”前夕，卻破例讓田家英代寫了 2000 多字的開幕詞，會上宣讀時，竟有 34 次被掌聲打斷。會下，代表們稱頌這篇開幕詞鏗鏘有力，鼓舞人心，毛澤東以欣賞的口吻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毛澤東的首肯把幕後的田家英推到了前台。自此，他不僅是毛澤東最信任的秘書，而且是毛澤東身邊最得力的“秀才”。
然而就是這麽一個才華橫溢、才學深厚的秘書、才子，卻在文革剛剛拉開帷幕的時候，自縊於中南海“永福堂”，年僅 44 歲。
田家英的突然辭世，震動了中國最高政壇。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麽作為主席秘書的他，在文革一開始就選擇了死？當一場曆史的暴風雨過去塵埃落定以後，他的死因終於大白於天下。
據現存的文史資料表明，事情得追溯到 1958 年的那場大躍進。 58 年的大躍進完全是違背中國國情的大冒進，暴露出了中央指導思想上左的思想傾向，這使長期在主席身邊工作的田家英對毛澤東的權威性和準確性產生了疑問。
1959 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區進行調查，目睹了“浮誇風”給農民帶來的災難。同年夏天他帶著自己的調查結論上了廬山，明確支持彭德懷的意見，並表明了對辦“人民公社”的否定意見。在此前後田家英還說了兩段石破天驚的話：“如果可能從頭再來，我會嚐試另外一種社會主義。”“離開中南海的時候，準備向主席提 3 條意見：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彭德懷的“萬言書”和田家英等人的意見使廬山會議風向大轉，由糾偏改為反右，彭德懷受到嚴厲批判，田家英也被揭發出有“右傾”傾向並受到衝擊，最後還是毛澤東主席出麵保護了他，認為屬於認識問題，使他過了關。
1961 年初，田家英受毛澤東委派去浙江農村調查。在那裏，他看到了大躍進的後遺症和嚴重的饑荒。回來以後，盡管廬山會議的餘悸還在，田家英仍然冒險上書，要求取消公共食堂。毛澤東作為一個偉人，冷靜下來之後接受了這一意見，並同意田家英起草了人民公社的《六十條》。這一文件對糾正錯誤政策、扭轉農村形勢起到重大的作用。不過，田家英所讚同的“包產到戶”沒有被采納。
七千人大會以後，田家英再次奉毛澤東指示到湖南作農村工作調查。毛澤東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條”。田家英卻發現農村中要求實行包產到戶的呼聲很高，回到北京以後向劉少奇匯報，認為實行包產到戶有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劉少奇表示讚同，並委托田家英向毛澤東報告此事。毛澤東把“單幹風”看做是修正主義路線的重要表現，明確表示不同意實行包產到戶。但是，從實際調查中得出自己認識的田家英，不肯屈從毛澤東的意見。他在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下，給中共中央起草了《恢複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提出繼續放寬政策，不搞“一刀切”。此舉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幾次點名批評田家英。田家英被迫作了檢查，此後盡管他仍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但彼此之間產生了分歧。
田家英的剛正不阿，得罪了三個要人。第一個是他的頂頭上司陳伯達。陳在廬山會議上因為同情彭德懷同樣挨了批判，回來後馬上學會了窺測風向，見風使舵，常常到田家英那裏打探消息。田對此非常反感並守口如瓶，陳便記恨在心。第二個便是江青。由於“離得近、看得清”，長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逐漸察覺到江青染指於政治的野心，便保持距離，由此與江青結怨。第三個就是林彪。 1965 年 6 月 29 日，時為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召集有關人員討論《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前言中寫入了林彪稱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的提法。羅瑞卿對這些提法有異議，為慎重起見，當場打電話詢問田家英這些提法對不對。田家英明確回答最高最活的說法不確切， ------ 說頂峰也不科學，到了頂峰，難道以後不能再發展了？田家英的這些話，不僅引起了林彪的嫉恨，而且成了羅瑞卿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證據。
隨著曆史的車輪轔轔作響，日漸向“文革”逼近，江青日趨活躍，與陳伯達的聯係更加密切。江、陳聯合，逐漸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勢力。田家英自然成了他們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障礙。他們等待著機會。
1965 年 12 月，田家英終於被江青和陳伯達抓住了“把柄”！ 那時田家英隨毛澤東住在杭州，毛澤東正在思索著發動“文革”。從 12 月 8 日起，田家英隨毛澤東從杭州來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解決羅瑞卿問題，打響了批判“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第一炮，奏響了文革的序曲。
會後毛澤東回到杭州，在 12 月 21 日上午，召集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 5 位“秀才”開會。毛澤東談著談著，忽然提及不久前轟動中國的兩篇文章——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和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曆史》。
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 1959 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澤東的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立即把這“喜訊”報告江青。此時的江青正在為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遭到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堅決反對而悶悶不樂，毛澤東的講話無疑是對她極有力的支持。於是，原本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田家英頭上。由於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關鋒和艾思奇幹了一通宵，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對姚文元、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艾思奇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田家英答道：“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事實上田家英不是不知道這段話的重要性，也不是不知道刪去這段話會給他帶來什麽後果，而是出於正義感，他要保護彭德懷和吳晗。然而他的綿薄之力，怎能擋住即將來到的文革風暴。
田家英刪去了毛澤東這段“最高指示”，使江青給田家英安上了一個足以置他於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1966 年 5 月 16 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 5 月 22 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門口，來了一輛轎車，下來的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以及那個因寫作《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正迅速走紅的戚本禹。
安子文向田家英宣布：“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係不正常，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職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書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5 月 23 日上午，掛著清朝乾隆皇帝手書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靜，正值年富力強、生命之樹最為茂盛的田家英自縊在兩排書架之間！
他留下了振聾發聵的遺言：“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十年以後，毛澤東主席在去世前不久懷念起這位跟隨了自己 18 年的秘書，歎息著說了一句：“田家英其實也沒有什麽問題”。既然田家英沒有什麽問題，毛澤東主席為什麽那時不出麵保護他一下，這成了一個至今不解的謎團。
田家英的最後結局，讓人千年一歎。但是深知這位才子的人們說，以田家英的特殊身份，是黨內最早預見“文革”會帶來浩劫的人，他不願看到也不能容忍這場災難。
是的，也許田家英已經看到了文革冰山的一角，也許他已經預感到一場巨大的災難正在向他襲來。
在劫難逃的他，與其屈辱地活著，不如悲壯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