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2）
蕭軍與毛澤東，一度關係十分密切。他倆初次單獨暢談的曲折，與中國傳統所稱道的權力者“禮賢下士”，士大夫則矜持自守，若合符節。
1938年3月20日，31歲的蕭軍隻身一人，身背褡褳，手拄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步行十幾天第一次來到延安。他原計劃到五台山抗日前線去打遊擊，但路途阻絕，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聽丁玲說起，便很想見見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約個時間與毛見麵，蕭軍竟然婉拒：“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隻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毛澤東不以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蕭軍，請他吃飯。蕭軍還參加了陝北公學開學典禮，毛澤東對文化人開誠布公，對魯迅先生高度評價，並和師生來賓在操場上就著風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給蕭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沒去成，丁玲邀蕭軍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他勉強同意了。到西安，他與蕭紅之間維持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終，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賓一行去蘭州，就一起同行。不久，他與家在蘭州的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學生王德芬結合——王德芬就是蕭燕的母親——又折回四川。1940 年6月，他們夫婦與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來到延安。
以文學家的眼力，蕭軍對毛澤東觀察得挺細。1941年7月18日，他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長談，蕭軍談到魯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戰鬥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動的淚！這是個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著的膀子不能舉起，每次吃飯取菜總要站起來”；毛澤東說未來的新民主主義“‘那是真正平等的社會了……現在蘇聯也還是不平等啊！有等級，有資產……那時候像我們這樣的人，就沒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樣……’他說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個白瓷杯裏撿著泡過的茶葉吃。”（1941年7月20日日記）
在後來一次與毛長談後，蕭軍又在日記裏寫下對毛的觀感：“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他的唯一長處大約就是能夠在鬆弛裏含孕著一種神經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現吧？”（1942年1月1日日記）
蕭軍過去不是很了解共產黨，在延安他對看到的很多東西不以為然。像他去參觀聯共黨史參考資料，“有幾張照片，故意牽強附會以及把列寧、史塔林的照相特別放大，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這些政治追隨者，隻有政治和政治領袖，不會再想到別人……這是奴性的表現”；他評價邊區周圍這些共產黨人“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獨立靈魂的，缺乏教養的，被中國舊社會培植太久了”……
但他對毛澤東另眼相看。蕭燕說：父親性格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為什麽跟毛澤東談得來？從日記裏，感覺我父親和當年的毛澤東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樣是獨來獨往，一樣是不懼壓力，一樣是能忍辱負重，也就是“惺惺相惜”吧。我父親自己說：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最根本還是建立在“魯迅的基礎上”——父親對魯迅先生是五體投地般佩服，所以這世界上誰崇敬魯迅，他就跟誰親。毛澤東對魯迅先生評價高啊，非常尊重，所以父親一下就覺得跟毛澤東感情上很親近。
蕭軍曾公開宣稱：魯迅先生是我的父輩，毛澤東隻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澤東與他談過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飯，至少給他寫過十封信。他說：“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毛澤東有一次告誡蕭軍要經得起委屈，現身說法講他自己“在黨內受過11次處分，但是我什麽都不說……但我是一直準備著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記）。蕭軍頗為之不平，寫出《論同誌之“愛”與“耐”》一文，送交毛審閱刪改後投給《解放日報》（1942年4月8日）發表。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舒群，要求刪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蕭燕說到這裏歎了一聲。“……入城以後，父親經曆過那麽多運動，‘文化大革命’遭受過那麽多磨難，一直對毛澤東還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澤東——因為他覺得毛澤東不是一個糊塗人。”上個世紀50年代不準他出書，他就把書稿寄給毛澤東，毛批給馮雪峰，說蕭軍的書可以出，居然兩部書都給出了——“不過，出了之後馬上又禁了！”
蕭燕說：我父親說他很珍惜在延安的這一段，在我們家，對兩個人不能有非議，一個是對魯迅先生，一個是對毛澤東。不過，父親對共產黨、對毛澤東很多問題還是看得很透徹的，毛澤東進城以後變成什麽樣，他已無能為力，不能改變什麽。他在日記裏提到，這麽多的高官，他就覺得毛澤東和彭真是人物。
蕭燕說，有次劉賓雁聊天時曾告訴他，在後來文壇批胡風、丁玲、艾青的時候，據說有人好幾次要把蕭軍與他們拉扯到一起。是毛澤東給他打了包票，說蕭軍是個獨來獨往的人，不會拉幫結夥，你們不要把他拉扯到一起。“劉賓雁還推測過：在東北時高崗整蕭軍以後，毛澤東為什麽沒有落井下石？可能因為我父親當時講了很多毛澤東的心裏話，比如針對蘇聯，毛澤東在骨子裏對蘇聯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親說的話他很有共鳴，但是他自己不能講，我父親替他講了。”
有位詩人這麽說毛澤東：“蜂有蜂王，蟻有蟻王，毛澤東就是個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場獨一無二地強大。”近距離接近毛澤東的文藝家，大多對他產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蕭軍也不例外。受難與熱愛，在這些文藝家的心頭糾纏。這一代文化人把個人浮沉與民族興衰疊合為一，把所有受難都當作為信念而做的犧牲，這是他們獨有的宿命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