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奇：你敢不敢像徐誌摩這樣為愛癡狂？

作者：李歐梵 　　作者簡介：李歐梵，哈佛大學教授，1939年生於河南，後隨家遷台灣。1970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專攻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著有中英文著作《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鐵屋中的呐喊》、《西潮的彼岸》、《浪漫之餘》、《中西文學的徊想》、《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現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隨筆集《狐狸洞話語》、《世紀末的 沉思》等。 　　一九一○年，鬱達夫在杭州第一中學念書時，遇上一個“頭大尾巴小，戴著金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他時常看小說，但中文作文的分數總是全班最高的。這個頑皮小孩就是徐誌摩，後來成為現代中國其中一位最重要的詩人。 　　鬱達夫和徐誌摩一生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他們在中學畢業後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鬱達夫去了日本，患上嚴重的抑鬱症，終日失魂落魄。徐誌摩則跑到美國去念銀行學，然後轉到英國，學會了歐美的口味，回國便以詩人之名聞世。鬱達夫和徐誌摩不同的留學經驗，可以說是代表了現代中國兩大類別的留學生：留學日本的以及在西方受教育的。此外，徐誌摩的思想和行為，更是屬於西方傳統中英美的部分，盡管他也熟悉法國文化，足可以跟在法國和德國留學及生活的人溝通交流。 　　大概由於他們教育背景及性格上的差異，鬱達夫和徐誌摩代表了不同的方向。他們二人都是感情極為豐富的人，但他們處理感情的方法卻很不相同；他們都是二十年代著名的文人，所處的位置也很不一樣。鬱達夫以一種自我剖白以及“自我形象”(vision of the self)的方式，不斷擴大他的主觀主義傾向，但徐誌摩則癡如狂地追求愛，並把這傾向推到新的高峰。 　　少年時期嶄露頭角 　　徐誌摩跟鬱達夫是同年(一八九六)出生的，都是來自浙江省。但徐誌摩跟鬱達夫很不一樣，他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他父親徐申如是銀行家和工業家，也是硤石鎮的商會領袖，友人中有一位叫張謇，是著名的企業家。徐誌摩說過：“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裏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徐申如也許是他們家族中最成功的。他在上海開了一所錢莊，當辛亥革命席卷浙江時，他暗地裏把軍火運給革命軍，幫助他們占領杭州。由於他父親高瞻遠矚，長袖善舞，徐誌摩享受了快樂平靜的童年，沒有受到周圍動蕩的社會及政治形勢所影響。他所經過唯一的傷心事，是他六歲時祖父的去世。“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經驗，但我追想當時的心理，我對於死的見解，也不見得比華翁的那位小姑娘高明”。所以，他跟魯迅和鬱達夫很不同，他是在一個溫暖的家庭長大，因而養成了一種樂觀開放，從不多疑善護的性格。 　　徐誌摩四歲開始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十一歲入讀陵石開智學堂，是一所新式的學校，成績是全班之冠，得了“神童”的稱號。一九○九年十三歲畢業時，他已能以熟練的文言文寫出工整的論文。一九一○年，他考入杭州中學，和鬱達夫同班，內向害羞的鬱達夫隻能對這位活潑開朗的同窗充滿羨意，而徐誌摩更因為成績優異而當上了班長。 　　這時候，中國所有新式學校都受到梁啟超一人的影響。徐誌摩後來便成為梁啟超的入室弟子，在早年所寫的文字裏便已清楚流露梁啟超影響的痕跡，他投稿到學校的刊物，當中便有《鐳錠與地球之曆史》以及《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這明顯是受了梁啟超的名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的影響。 　　徐誌摩的才華受到興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朱瑞的秘書張嘉傲的賞識。張嘉璈在一九一五年巡視杭州中學，讀到徐誌摩的一篇文章，很是喜歡。他肯定徐誌摩將來一定會成就非凡，於是跟徐家談好婚事，把妹妹嫁給徐誌摩。張家在江蘇省也是望族，兄弟中還有後來成為知名哲學家的張君勱，以及後來與徐誌摩一起出版《新月月刊》的張嘉鑄。他們的妹妹張幼儀在一九一五年嫁給徐誌摩時隻有十五歲。徐父要把婚禮弄得鋪張華麗，但因為愛兒堅持，婚禮采用新式進行。徐誌摩似乎很喜歡新娘子，她知書識禮，且看來也很開通。 　　一九一五年，徐誌摩在杭州中學(辛亥革命後改名為杭州第一中學)畢業後，先去了上海，在上海大學讀了不久，便轉到天津的北洋大學去。一九一六年，北洋大學的法學院合並到北京大學，徐誌摩便成了北大法律及政治係學生。就是在北京，經由張家的介紹，徐誌摩成為梁啟超的入室弟子。據說，在跟梁啟超見麵時，徐誌摩在這位文化巨人麵前顯得很靦腆不安，平常雄辯滔滔的口才也沒法施展出來。回來後，他寫了一封很謙卑的信給梁啟超，表達他的敬重之情，並談了自己的抱負。梁啟超後來也說徐是自己其中一名最鍾愛的弟子。徐誌摩還開始熟讀梁啟超的作品，大受觸動，更從《紅樓夢》裏借來句子：“弟子的也該燒了。” 　　一九一八年春天，徐誌摩和張幼儀的兒子出生了，舉家因為這新生命的來臨而高興萬分之際，徐誌摩在那年夏天登上郵輪，橫渡太平洋，到美國留學去。麵對著洶湧的波濤，少年的雄心給激發了，他寫了一封長信給家人和朋友，當中的思想內容充分見到梁啟超的影響： 　　況今日之世，內憂外患，誌士責興，所謂時勢造英雄也。……誌摩滿懷淒愴，不覺其言之冗而氣之激，瞻彼弁髦，惄如搗兮，有不得不一吐其愚以商榷於我諸先進之前也。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會之惡流，幾何不喪其所操，而入醉生夢死之途，此其自為悲憐不暇，故益自奮勉，將悃悃愊愊，致其忠誠，以踐今日之言，幸而有成，所以答諸先生期望之心於萬一也。八月三十一日徐誌摩在太平洋舟中記。 　　這封信所表達的不外乎一種含糊的、天真的政治熱誠，這在當時年輕人中很普遍。由於他父親原是要他繼承父業，將來打理錢莊的業務，因此，他在一九一八年秋天在克拉克大學注冊的是主修銀行業及社會學的。念社會學大概能夠反映徐誌摩要改革“社會的罪惡趨向”，而選擇克拉克大學卻可能是出於另外的考慮。 　　克拉克大學是由商人喬納斯·希爾曼·克拉克(Jonas Gillnan Clalk)以及教育家格朗維爾·斯丹利·賀爾(Granville Stanley Hall)在一八八七年創辦的，最初隻開設研究院課程，是美國最早的兩所研究院大學之一，另外的一所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在第一任校長賀爾博士領導下，克拉克大學吸引了很多知名學者到來，當中包括佛洛伊德，他應賀爾的邀請，在一九一○年到來，作了五次心理分析的演講。徐誌摩入學的時候，克拉克大學以克拉克先生遺願所設立的基金來開設了三年製的大學課程，並為一些財政短細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入學的手續也較簡單。也許徐誌摩和其它中國留學生就是為了這些實際原因而湧到克拉克大學去的。由於徐誌摩隻念過三年高中，大概是以一種轉校形式調過來的。由於克拉克大學的學術要求很高，徐誌摩與四位從中國來的室友(其中一位是李濟，後來成為著名的考古學家)設定了嚴格的作息時間表：“六時起床，七時朝會(激發恥心)，晚唱國歌，十時半歸寢，日間勤學而外，運動跑步閱報。” 　　盡管這時候身在異鄉，但徐誌摩仍然繼續在老師梁啟超的影子下生活。除了修讀弗蘭克·M·曼金斯(Frank H.Mankins)的社會學和哈裏·E·巴恩斯(Harry E.Barnes)的曆史科外，他還埋首於梁啟超所寫的《意大利三傑傳》，這是向國人介紹加富爾、馬誌尼、加裏波第的英雄事跡的作品。在一封寫給梁啟超的信裏，徐誌摩記下了初抵麥斯省晤斯忒(Massachusetts，Worcester)的感受：“生計國人於此不及百，學者十人而已。此間人士切心戰事，上下敵汽，愛國熱忱，可為敬畏。其市則供給日匾，物價日昂，生活艱難。”當時，歐戰剛結束，他也浸淫在全鎮的興奮歡愉中。可是，當他聽到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利益轉與日本時，他感到很憤慨。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舉國抗議巴黎和會的決定，徐誌摩卻隻能遠在美國東岸新英格蘭的一角遙作呼應。 　　一九一九年六月，徐誌摩以優異的成績在克拉克大學畢業，轉到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科學，一年後取得碩士學位。他的政治熱情並沒有減退。據說，他曾經為中國留學生組織了不少課外活動，還是“中國留美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的活躍成員。他的書架上放滿了有關蘇聯的書籍，使他在留學生中得到“鮑爾雪微克”的稱號。他也為社會主義所吸引，他說“我最初看到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前期的，勞勃脫歐溫(Robert Owen)一派，人道主義，慈善主義，以及烏托邦主義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衝動”。 　　青年徐誌摩的激進色彩，其實在當時的中國學生中是很普遍的。他們的政治取向是要建立一個“新”的中國，藍圖卻是來自外國的。政治上的激進主義，就像青年徐誌摩所展露的一樣，是要為國家服務，而不是要反對國家。對徐誌摩以及其它留學生來說，在海外留學是一種實際的訓練過程，以準備他們日後回國擔任重要的位置。徐誌摩在寫給親友的信中所顯露的使命感，他在克拉克大學嚴謹的工作時間表，還有他所吸收的西方社會主義作品，全都指向這種實際的方向。以他的家庭背景及網絡，徐誌摩很可能很輕易便在政治或財經方麵大展拳腳，而無須經曆鬱達夫的挫敗。但據徐誌摩自己說，他從政治轉往寫詩，當中的過程完全是出於意料之外：“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Hamilton！……我這樣一個人如果真會成功一個詩人——那還有什麽話說？” 　　(摘自《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李歐梵著，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