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亦忍亦縱忍多縱少的人生--曾國藩之累

作者：劉漢俊 　　拂卻紛繁繚繞的曆史煙雲，我看到一具爬行在封建文化懸梯上、疲憊不堪的骷髏。 　　本文開宗明義，絕無為曾國藩翻案之意。 　　作為竭力維護封建專製統治的重臣，他臉上的烙印是銑削不掉的。作為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他殺人如麻屍山血海，滿手腥穢是洗刷不掉的。但是，這位生於清嘉慶年間(1810年)，顯赫風光於道光、鹹豐、同治三個朝代的中國晚清社會“第一名臣”，卻以“立功”、“立德”、“立言”昭著於世，被傳統文人仕子尊崇為“千古完人”、“官場楷模”。作為著名的嶽麓書院的學人弟子，他繼承了以儒學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師崇程朱理學，倡導湖湘文化，又身體力行“師夷長技以製夷”，成為中國近代洋務運動的先軀。他的身上，附著了厚重的封建禮教色彩和傳統道德觀念，是一位集傳統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之大成的代表人物。看曾國藩，不能忌言他的文化色彩和文化價值。說中國傳統文化，不能忽略其代表人物。即使是有定論者。 　　曾國藩出身於尋常的耕讀之家。從聖人曾參排下來，他是第70代，殘香餘火，不甚旺盛。這意味著曾國藩的起點並不高，但也有遺風可襲。二十四歲那年，曾國藩到京師會試，一試不中，再試又爽。二十八歲及第，在翰林院謀一抄抄寫寫的小職。位卑言輕，謹小慎微，官運未曾騰達。生活有些窘迫和局促，常常不得不央人到揚州去買廉價書。進京七年之後想回家看看，但囊中羞澀，且心憂人走茶涼，飯碗沒了。拮據與艱難，落寞與飄零，從他的一首詩中可管窺：“好栽修竹一千畝，更抵人間萬戶侯”。雖有詩意和情調，卻不難讀出他的失落與淒涼。栽竹不成的曾國藩並不寂寞，他遍覽史書，學識精進，還結交了不少皇親國戚、重臣顯貴、名學碩儒、文人士子，尤其是拜理學大家倭仁、唐鑒為師，令他終身受益，為日後的建功立業和逢凶化吉建立了廣泛的支持係統和人際網絡。 　　1852年，曾國藩官拜兵部左侍郎，算是事業告成了。不久，他外放江西任鄉試正考官。不料在赴任途中接到喪母的噩耗，趕緊掉轉馬頭回家守製。這也讓好不容易爬到一個高處的他滑了下來，並就地轉了一個圈。走長江、入洞庭，千裏奔喪之路顛沛流離，出驚入險，讓他威風喪盡，斯文掃地。威風也好，斯文也罷，都是需要背景襯托的，一旦少了權杖的支撐和風雅的附庸，誰都不過是一介江湖浪子或凡塵俗人。但從廟堂到江湖的位置轉換，讓他既憂其君，且憂其民。 　　求學求官，從文從武，注定曾國藩一輩子都要趴在懸梯上，上上下下疲憊不堪。隻有在荷葉塘為母親守製的日子，是他一生中片刻的寧靜。雖然哀腸百轉，但這位曾氏家族的光彩人在給全家帶來榮耀的同時，在天地萬物親情之間找到了身心的憩園。遠離官場競鬥和繁文縟節，擯棄市聲嘈雜和往來應酬，亦無案牘之勞形。兒時玩耍的場景，讀書時的記憶，親倫的纏繞，辣嗬嗬的湘菜，鄉野村舍裏的腐儒學究，傾慕已久的聖賢遺作，都讓他經脈鬆弛，神遊八極。但是，一朝為臣者不可能有一顆真正意義上的平靜心，曾國藩篤定成不了閑雲野鶴。回鄉不久，揭竿於中國西南部阡陌之間的農民起義，如狂飆烈焰席卷到湖南，清廷地方政權敗勢如摧枯拉朽。曾國藩盡管孝義在身，但在朝廷的敦促和眾人的苦諫下，不得不移忠作孝，墨出山，與太平軍作起戰來。 　　受命於危難之中的曾國藩辦起了團練。這本是一群隻會薅草插秧拖竹排的烏合之眾，還不如當今的民兵組織，頂多不過是預備役部隊。但是在曾國藩的調教訓練下，迅速形成原發的、有組織的戰鬥力。其銳力逼人，不遜於正規部隊的精銳之師，讓綠營旗兵等官軍相形見絀。從團練初辦之日起，曾國藩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就與湘軍命運相連，榮損與共。當團練壯大成湘軍，從犬牙交錯的急流險灘中拚殺出來，控製了長江沿線，立即被朝廷視為救命的刀把子，揮殺衝刺，不惜鋒卷刃折。曾國藩本應輕裝上陣策馬揮戈，但是官場上的昏潰、貪婪、腐敗、無能、虛偽、嫉妒、掣肘、陷害，使他不得不疲於應付內耗，練兵習武和統兵打仗的精力十不及一!正是在這種砥勵中，他堅韌不拔，意誌如磐，有一股咬定青鬆不放鬆的精神。每遇困厄屈辱、劣勢慘境，每遇損失折將甚至犧牲了親人、愛將，曾國藩總是咬牙立誌：“好漢打脫牙，和血吞”，聲聲見泣見恨，字字斬釘截鐵。 　　曾國藩與太平軍作戰，初戰即敗，再戰又敗，狼狽不堪，兩次跳江亡命。即使是在戰績輝煌之時，糧草、軍餉、輜重、獎賞，仍事事時時牽製他，隨時都會因觸及地方官僚的利益和敗露一些人的劣跡而舉步維艱、前功盡棄。朝廷的狐疑和責難，滿蒙皇親的排漢勢力和恐懼心理，使他身邊線人密布，暗哨林立。危樓既倒，一木難支，心力交瘁的曾國藩時常感到自己是戴著鐐銬跳舞。封建體製的弊端叢生，帝國王朝的行將坍塌，外憂內患，民不聊生，禍害四伏，舉步維艱，國勢走向衰微的末端，一場革命的暴風驟雨正釀起於青萍之末。 曾國藩具有極其複雜的多麵、多層性格，具有多重價值標準和價值取向，但無論位居兩江總督，還是官至直隸總督，曾國藩總是性情不改，矢誌不移。對朝廷，他肝膽塗地忠昭日月；對朋友，他誠實守信義薄雲天；對家人，他老老幼幼孝感陰陽。論文，他才高八鬥滿腹經綸；論武，他揮兵點將縱橫捭闔。做人，他力奉聖賢；做事，他克勤克儉。論謀略，他能掐善斷，胸藏萬千丘壑；論相人識才，他馭人有術，不拘一格廣納群賢，善聽諫言忠告，身邊謀士密友如雲。用人善從其優，順我者以長補短、以功掩過，逆我者用其所長、以過 克功。對忠勇壯士，他烈馬佩金鞍，寶刀贈英雄。對儒道賢達，他以奇文共賞，珍品相送；對愛財之徒，他散盡千金，慷慨大方。他治軍練兵，力奉封建禮教思想，以“忠義血性”育人，訓練出一支能吃苦不怕死的湘軍。他整飭吏治，獎掖忠勇，團結了一批德才之人。正是曾國藩身上的這些閃光點，在他的勢力範圍內形成了一套道德規範，局部地、暫時地、淺層次地製止了晚清頹廢風氣的急劇惡化，晚清中興之業，曾國藩功不可沒。相比之下，太平天國正缺少了一位像曾國藩這樣自省自律的儒將，缺少了坐天下守江山的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他在道德修養方麵提煉的理念，如聞過則改、戒驕戒躁、勤儉刻苦等，融入並形成了湖湘文化，對包括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在內的三湘學人產生了深刻影響。駕馭權術，曾國藩以文對文，以武壓武，以文降武，以武製文，文武之道機關算盡。他一方麵尊聖內省廉潔自律，一方麵又厚餉養兵，默認甚至縱容部下打家劫舍濫取豪奪，一場惡戰下來，湘勇們沿長江送回湖南老家的金銀財寶綾羅綢緞如山如海。為巴結討好朝廷要員，他不惜以珍品重金行賄。他奸詐多疑，詭計多端，陰氣逼人，殺人如麻，枉戮無辜，有“曾剃頭”之綽號。他力圖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極至，把自己的每一個角色都扮演得淋漓盡致，但又深知水滿則溢，月盈乃虧的天常，心存“求闕”、“惜福”意識。這種欲舒卻卷，且展還藏的心態，焉能不累? 　　他大概厭倦了官場險惡宦海詭譎，骨子裏想做一個“道德完人”。考究了曆代宦官之家興衰史之後，曾國藩精心營造一種滋潤子嗣、澤被後世的家庭家族文化。他語重心長地囑咐子侄門，勤儉持家，不可驕奢淫逸，當以“考、寶、早、掃、書、蔬、魚、獵”八字為本；“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意思是說，即使一人獨處，也要嚴格要求小心謹慎，不妄取妄為；要有一種敬重嚴肅的生活態度和精神狀態；要有一副仁愛慈善之心；要靠勤勉勞作、不懶惰獲得社會地位；“讀書以訓詁為本，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這“八字”、“八本”，是曾國藩自己遵從也要求子女們遵從的一根根墨繩，如今仍閃爍著理性和人性的光芒。他既是四方學人的楷模，也是家庭家族的楷模。自曾氏兄弟以下，先後出過外交家、數學家、翰林、詩人、畫家、教育家、考古學家、化學家、女革命家、中科院院士、新中國的高級領導幹部。一個家族盛及五代，在曆史上是不多見的，這與曾氏的家訓嚴明不無關聯。 　　曾國藩終生手不釋卷，枕書而眠，為後世留下1500萬字的文字，尤以散文創作成就著稱。他的文人學者情結甚重，終身追求爐火純青的千古美文和流芳百世的道德文章。他給家人寫了1400多封家書，堅持記日記達200多萬字，著多篇經典範文，可謂字字珠璣，直到臨終的前一天才擱筆。他還編纂了《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書籍。他對書法、繪畫、詩文、收藏等多方麵有精深的造詣和見地，其書論、畫論、文論、書評等精當深刻，為後世效摹。難能可貴的是，曾國藩的這些咬文嚼字多在風聲鶴唳的軍營中、顛沛流離的車轎裏、危機四伏的城牆邊、軍旗獵獵的戰船上進行，多在夜深人靜時、燈火闌珊處進行。疆土的擴展與精神的爬高，都耗人心智、苦人筋骨，一點點地熬幹他心燈的油。 　　曾國藩是一位心思很重的人，一生都處在謹小慎微、驚恐萬狀之中。他為自己在刀叢火海之上支了一條鋼絲繩，“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地踩在上麵，“不敢片刻疏懈”，感言“餘憂患之餘，每聞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澆灼”。他白晝為鬼，入夜做人，時而君子，時而屠夫。角角的頻繁衝突與轉換，令曾國藩痛苦地掙紮在官民之間，文武之間，生死之間，君子與小人之間，佛道與鬼魅之間，坦蕩與詭道之間，痛快與痛苦之間，謹言慎行，懼蹈危機。 　　但是，這一切都被曾國藩用一個字化解——忍。曾國藩外藏內斂的百忍之道，至今為後人歎服。1857年，四十七歲的曾國藩因父喪，第二次回荷花塘守製，這正是他兵事不利、處境尷尬的時候，但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對“忍經”琢磨最多的時候，為他的再次複出，一崛而起奠定了紮實的心理基礎。“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這是他的心得。在收斂低調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與周旋中攀升，“讓一讓，六尺巷”，退一步海闊天空，大丈夫能忍難忍之事，這就是曾國藩。但是，他的“忍”並不是一味的強忍，而是善忍、會忍，當忍則忍，不該忍則不忍。對皇上、太後，以及滿蒙親貴的猜疑、排擠、冷落、出爾反爾和種種不公，曾國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但對誤國誤軍、貪婪無度而又加害於他的人，則“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拍案而起參人一本，或拔劍而起勢不兩立。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榮有辱，但沒有摶扶搖直上九霄，也沒有一失足掉進深淵。雖然沒有片段的精彩，卻有整體的絢爛，總能啟動平抑機能，在高潮時削去波峰，在低潮時填平穀底。在這亦忍亦縱、忍多縱少的人生波濤中，曾國藩顛簸了一輩子。 曾國藩節儉自律，不事奢靡，生活簡樸，克己甚嚴，有時到了苛刻的地步。身為聲名顯赫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始終保持一介寒士之風。床上鋪草席、蓋土布，衣服上常有補釘，一隻竹藤箱伴他轉戰多年。三十歲時做了一件青緞馬褂，隻是每逢喜慶之時穿一次，三十年後依然如新。他身體長期虛弱，年輕時得肺病，常咯血，晚年得心血管病，頭暈目眩耳鳴，視力極差，辨字識人都困難。牛皮癬伴隨終身，心情一不好就奇癢難耐，夜不成寐。肝、腎不好，還患有疝氣，可謂百病纏身苦不堪言。曾國藩一輩子爭鬥在三條戰線：官場、戰場 和病魔，惟有第三條戰線他從來沒有贏過。榮華富貴、錦衣玉食不曾充分享受，倒是凡人百姓的貧寒痛楚他都沒能逃脫。 　　1870年的曾國藩已病態殘狀，日薄西山。但是這輪正黯然西墜的殘陽仍無可逃避地被一團烏雲裹脅和掩噬。這團烏雲，便是中國近代史上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當時，在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下的天津，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像一座一觸即發的火藥庫。一樁必然發生的偶然事件，導致了天津人民對洋人洋教和帝國主義的憤怒，烈焰濃煙頃刻間焚燒了洋人和他們的教堂。朝野震驚，異邦盛怒，中外兵爭之勢如箭在弦。已是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明知處置這樁涉外事件左右為難裏外不是人，但不得不奉旨行事。他寫好遺囑，拖著殘弱之軀上路了。從保定到天津，近在咫尺，花甲之年的曾國藩卻走了他一生中最難走，也幾乎是最後的一段路。畏難與感傷情緒淤積在腸排解不開，他迷惘地對孩子們說，如果一死，請孩子們將他的遺體從運河沿長江送回湘鄉老家，“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他甚至對曆年奏折、所作古文家書都做了交代，不必刻印送人，隻留兒孫觀覽。而且還放心不下子孫們的教育成長，留下眷眷拳拳的家訓感言。天津，是曾國藩人生的滑鐵盧。走完這一段路的結果，是廣大民眾把一頂帽子扣在他的頭頂：“賣國賊。”海內聲討一片，他為京師湖南長郡會館題寫的匾額被憤怒的國子監學子們砸爛。一代名臣，落得如此落寞、如此淒涼的晚景，雖屬個人宦海沉浮、聲望起落，卻也是一個朝代的投影、曆史的必然。 　　處理“天津教案”不久，曾國藩又奉旨回到兩江總督的位置。不知是聖意還是天意使然，曾國藩人生的坐標，又一次回落長江。不過，這輪黯淡失色的長河落日，仍然發出了最後一縷回光——1872年2月，他領銜上奏朝廷獲準，與李鴻章、丁日昌等人一道，把包括詹天佑等在內的第一批四十名中國幼童，派往美國留學。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向海外派遣公費留學生，這項前所未有、功在後世的創舉把近代中國的洋務運動推進了一大步。幾天之後，曾國藩便一病不起。 　　1872年3月12日，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病逝南京寓中，終年六十二歲。他沉重而勞累的一生，終於謝幕了。大江浩蕩，巨浪淘沙，淹沒了在長江上廝殺馳騁了半輩子的一代驍雄。 　　展開曆史的畫卷，定格曾國藩的一生，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釀造的精英，也是封建腐朽文化孵出的惡果。他成帝王之業，修自己之德，既有忠君愛民之心，也有成全一己之德的私心；有誠實守信的一麵，也有虛偽奸詐的一麵；既有扼斷長江占山為王的糾糾霸氣、匪氣和豪氣，也有文人腐儒特有的怯懦、自卑和心虛；他既可以把道德文章做得冠冕堂皇讓人心悅誠服地奉為圭臬，又可以翻覆雲雨殺人不眨眼。曆史的局限、時代的局限、社會的局限，成為曾國藩人性的枷鎖。 　　拂卻紛繁繚繞的曆史煙雲，我看到一具爬行在封建文化懸梯上，疲憊不堪的骷髏。 　　本文節摘自《午夜的陽光》，湖南文藝出版社2005年3月版。 　　(編輯：獨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