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生平--他是如此熱愛著中國

5月26日上午11時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2004年，89歲高齡的愛潑斯坦以驚人的勤奮與毅力完成了《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一書。他說：“在曆史為我設定的時空中，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曆並躋身於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 　　十字路口———西行·東歸 　　在西方，羅盤據說是指向北方的。發明羅盤的中國人卻稱它“指南針”。指北或是指南並不影響它辨明各種方向的功能，但它確實會使人注意到事物的相對性和觀念的多極性，以及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的、關於對立麵的統一和相互關聯的深刻認識。這種認識甚至已融入到他們的日常用語之中，比如英文裏的How much或How many，在中文裏就成了“多少”，任何東西的長度都說成“長短”。具有更深刻意蘊的是中國話裏“危機”這個美妙而富於哲理的名詞，直譯成英文就是“danger-opportu-nity”(危險———機會)，它反映了對立麵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往任一方向發展的潛在可能性。在現實生活中正是這樣的。從西方的觀點看，以歐洲為中心，中國是在“遠東”。但如果從中國再繼續往東，就到了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對歐洲人來說，這應該是“遠西”了。從加利福尼亞往西走卻又回到了歐洲人眼中的“遠東”。 　　如果我是在歐洲，我會用我的筆和舌為西班牙戰鬥，也可能在“國際縱隊”中用槍來戰鬥。但我是在中國，這裏有一場革命正在進行，我越來越強烈地為這場革命及其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所吸引。我工作的報館和通訊社，除偶有例外，都屬於右翼；而我的聯係對象———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卻越來越多是左翼的。 　　愛潑斯坦與妻子邱茱莉 　　邱茉莉生長在地球的另一端。但她的成長受到同一曆史氣候的普遍影響，使她在成年以後於1939年來到中國。她學過農業，曾在英國約克郡務農，後因經濟蕭條而破產。接著她去接受職業培訓，當過職員，不久被解雇。她加入了失業者的行列，並且認同這個群體，有時參加他們的抗議遊行。 　　後來，她在“太平洋關係學會”這個國際性的學術團體找到了一份工作，並有機會到世界各地旅行。她見到了殖民地(現在稱作“第三世界”)的種種景象。後來，她在這個學會的紐約總部工作，這裏的學者有左派，也有右派。在接觸中，她發現左派學者更開明，同她更投合。在這些左派學者中有中國人，給她的印象很深。他們實際上是地下的共產黨人。 　　隨著世界各地對中國抗日運動的同情日益擴大，邱茉莉在美國積極參加抵製-日貨的運動。後來她到了香港，仍在“太平洋關係學會”工作。我在香港同她相遇，她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和戰時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簡稱“工合”)的支持者。 　　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時進攻香港，後來我們一同被關在日本人設立的外國平民拘留營裏。我們決心同另外三個朋友(他們的參加是必不可少的)一起出逃並取得了成功。 　　1942年，在奔向中國內地的艱險旅途中，我們相愛了。 親臨台兒莊 　　1938年4月，我從充滿樂觀氣氛的武漢去前線采訪，目睹了自抗日戰爭開始以來中國正規軍取得的第一次勝利。 　　戰區司令部設在戰略要地徐州(兩條鐵路幹線的交匯處)，在這裏，我們可以聽到大炮 的轟鳴聲。在火車站的月台上，躺著大批奄奄一息的士兵，如果不趕快把他們撤到後方去，他們是很難活下去的。然而，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在城市的街道上卻依然生氣勃勃。牆壁上貼滿了新的愛國標語口號。部隊和當地應征入伍的新兵源源不斷地行進著。平民生活仍然活躍如常。報童叫賣著報紙。身背廣告牌的人照樣宣傳著正上演的戲劇和電影。學生宣傳隊自發地在戶外表演著時事短劇。在公園裏，婦女帶領著兒童玩耍。 　　我們坐了半個小時的火車，離台兒莊更近了。我們吃力地步行到孫連仲將軍的前線指揮部。孫將軍是一個典型的北方漢子，滿臉胡須，由於前兩周指揮戰鬥，缺少睡眠，過度疲勞，聲音有點嘶啞。戰鬥的槍炮聲依稀可聞，農民已照常在春意盎然的田間勞動。次日，我們越過架設在古運河上的一個浮橋到了台兒莊。到處是瓦礫，遺屍遍野，許多是陣亡的士兵，有一個是農民，在他一隻伸出去的手臂旁也是一隻死鵝(大概他是想把它抱到安全的地去吧)。 　　台兒莊大捷是值得紀念的，這有許多理由。它是華北、上海和南京淪陷以後，中國在正麵戰場上從敵人手中收複的第一個城鎮。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們相信中國和中國人民有決心戰鬥下去，並且有能力取得勝利。對日本侵略者來說，他們在台兒莊的失敗使他們為之震驚，他們軍隊的士氣受到打擊。在日軍一個士兵的屍體上發現的一首詩很能說明問題：“我們戰鬥四小時，拿下了天津，六小時之內，攻克了濟南，一個小小的台兒莊，為什麽用這麽長時間才攻下？” 　　采訪毛澤東 　　我在延安訪問過的中共領導人中，最傑出的無疑是毛澤東———當時是這樣，在曆史上也是這樣。 　　在延安，毛的個人作風是平易近人、十分簡樸的。他常常會步行在塵土飛揚的街道上，不帶警衛，同老百姓隨意交談。在集體照相時他總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沒有人把他引導到這樣的位置上(同我們中外記者團合影時就是如此)。他隨便找個地方站著，有時在邊上，有時在別人後邊。在單獨訪問他時，他不設時間限製，有時會延續好幾個小時，因為對他問完了所有問題之後，他喜歡“反客為主”，轉過來對訪問者提出一些問題，問問他們所了解的情況和所持的看法，以擴大或核對他自己的視野和知識。 　　我們即將離開延安時，他同一兩位同事到我們所住的窯洞招待所來道別，並且送我們每人一張他簽了名的相片。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態很好，充滿睿智。這張相片我一直珍藏著，1945年到1951年在紐約時掛在我住室的牆上，後來我回到北京仍掛在我住室牆上，直到現在。在上一世紀40年代，在印度、英國和美國都曾舉行過關於中國解放區的展覽會並邀請我去作講演，我總是把這張相片借給他們展出，使那裏的人們可以“見到”毛主席。 　　我同毛澤東又有一次單獨的談話。毛主席在交談中詢問國外的一些情況。他聽說我為多家傳媒撰稿，其中有一家通訊社是專向美國工會報紙發稿的，就問我美國的“勞工聯合會”(簡稱“勞聯”)和“產業工人聯合會”(簡稱“產聯”)，哪一家的會員人數更多一些？那時這兩個組織還是對立的，以後才合並。我比較傾向於發展很快的“產聯”，因此就說“產聯”多一些。他說不，還是“勞聯”人數多。事實證明，他是對的。這件事說明，他雖然身居延安的窯洞，但對外部世界的情況還是相當了解的，而且他在同別人討論任何問題之前一定是充分“備課”的。 　　周恩來印象 　　我是在周恩來的窯洞裏采訪他的。這裏隻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和幾個堆滿了書報的書架。一個小小的發報機正開始發送第一批新華社新聞電訊。當我問他所需的無線電器材如何取得時，他告訴我是他裝在自己的手提箱裏從重慶帶來的。他利用經常來往於重慶延安之間的便利，把宋慶齡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我長期為它工作)所募集到的藥品和醫療設備帶到延安。他的座車和行李是不準檢查的，有時他甚至於把許多體積雖小而十分寶貴的物件———如牙科的鑽頭和外科手術用線———放在自己衣服口袋裏帶回去。 　　關於周恩來在重慶時的情況，我有一些個人的記憶，寫下來與讀者分享。一是他的忘我工作。有一次他同外國記者交談時，我發現他看上去非常疲憊，就建議他休息。他的回應是對我狠狠地瞪了一眼，他對我的態度向來是十分親切友好的，這是惟一的一次例外。二是他作為領導的超凡魅力。在青年和老年知識分子的聚會中，他有時事先沒有通報就來到了會場，不動聲色地站在門口，不驚動大家。但大家一旦發現了他，他就馬上會成為一場生動活潑、富有意義的交談的主角。 　　本文摘自《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愛潑斯坦的一生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是國際著名記者、作家，又名艾培，於1915年4月20日出生在波蘭華沙一個猶太人家庭。1917年隨父母移居中國。他15歲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於1931年進入《京津泰晤士報》。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愛潑斯坦作為美國合眾社的駐華記者，先後到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采訪。1938年4月，他奔赴前線采訪了著名的 台兒莊戰役。1939年，他在倫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戰》，報道了中國人民奮起抗日的戰績。 　　1944年5月，愛潑斯坦作為美國《聯合勞動新聞》、《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的記者參加了記者團，深入延安及晉西北采訪。他訪問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寫了十幾篇通訊，在國外重要報刊上發表，向全世界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 　　1951年，應宋慶齡之邀，愛潑斯坦回中國參與《中國建設》(今更名為《今日中國》)雜誌創刊工作，對外宣傳新中國的發展與建設。1957年，他加入中國籍，196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5年4月20日，為祝賀愛潑斯坦七十大壽和在中國工作半個世紀，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為他舉辦了慶祝活動。今年，在愛潑斯坦的90周歲誕辰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曾親切地問候他。 　　他曾參與《毛澤東選集》、《鄧小平選集》的英譯本定稿工作。主要著作有：《人民之戰》、《中國未完成的革命》、《從鴉片戰爭到解放》、《西藏的轉變》、《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等。 　　編輯：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