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印度相比時不能忽略社會主義粉飾功夫所占的優勢

中國與印度相比時

不能忽略社會主義粉飾功夫所占的優勢

 

作者：穆正新

社會主義製度的粉飾包藏功夫和民主製度的暴露機製對中印兩國形象業績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如果不借著暫住、收容、市容整頓等嚴厲措施的話，北京上海街頭情況未必比孟買好到哪裏去。

可以想象一下王府井大街兩邊有幾十個人在乞討時是個什幺樣子。嚴冬時節說不定還能在西單街角處或者建國門立交橋下看到“路有凍死骨”的景象。

舊社會沒有農村戶口城市戶口的限製，所以饑民災民大量湧向繁華城市找生路。一部分人走運找到了，另一些人找不到就隻好流浪街頭甚至死在街頭。而新中國的措施最幹脆：不許窮人進入城市流浪，有外國人出入的大城市特別嚴加控製。

於是很快就在洋人可能出現的地方“消滅了貧困現象”。當然饑民的肚子還是有問題，進不了條件較好的城市就隻好到條件差的小地方去設法解決。沒辦法的就隻好餓死在偏遠地區算了。黨才不在乎你餓死在荒郊呢。

黨中央認定必須這樣搞下去“新中國”形象才能光彩。所以，中國漂亮的市容是以幾億人民的隻能在本國城市地區“暫住”的悲慘境遇為代價的。他們可以相當於印度的賤民吧。在某些方麵的待遇可能更低。

社會主義製度的粉飾包藏力量非常強大。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整個國際社會根本沒有察覺到竟有相當於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兩國人口之和那幺多的人類“非正常”地消失了。

因為中國的所有報刊電台隻報道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蒸蒸日上的消息，給外界以形勢大好的印象。而在1984-1985年間非洲的埃塞俄比亞發生的一場饑荒，因為消息被報道出來，就一下子把整個世界給牽動了。幾乎是全球總動員救濟埃塞俄比亞。香港台灣人民都非常同情，紛紛解囊相救。

當時幾個世界著名的歌星首創全球性募捐演唱會。效果非常轟動，募得大筆資金。那場饑荒才不過奪走了100萬左右的人命。我說“才不過”，因為這隻相當於中國“自然”災害後果的一個零頭。世道對中國大陸的華人特別不公平。六十年代餓死的華人是那些黑人的好幾十倍。而在世界各國竟然沒有及時提供援助。連消息都很少報道。

在各國媒體和學術機構的文獻裏，中國大饑荒事件的資料少得可憐。餓死幾千萬華人這樣慘絕人寰的大事，其重要程度似乎隻有埃塞俄比亞饑荒的一個零頭。

這是怎樣形成的呢？主要是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強大掩蓋和粉飾功能發揮了作用。中共不但在媒體上完全封鎖消息，還出動武裝力量封鎖道路禁止災民逃亡。那時中國當局對華南毗鄰港澳地區的封鎖最嚴密。完全造成“關門打狗”之勢，成功地將成千上萬饑民餓死在境內。防止了有害信息傳出去被帝國主義勢力利用。

所以即便在那樣的饑荒年代裏，黨依然驕傲地誇耀著自己的英明領導和中國了不起的經濟成就。還時不時宣傳台灣（後來還有蘇聯）的經濟如何困難，人民如何受苦等等。更不把印度放在眼裏了。


社會主義製度就是不一般。擁有同樣優越統計製度的朝鮮也表現突出。如果朝鮮人不出國逃荒的話，外界隻能依靠朝鮮政府提供的統計數字和電視新聞等材料，那你會覺得這個國家的發展得很好。人家朝鮮女性人口壽命統計數字一直比中國高。你不服不行。拿朝鮮的“驕人”成就和中國比，然後說中國政策不如朝鮮。這種課題由勞動黨中X部辦，必定手到擒來輕鬆的很。


不能說印度政府的統計官員特別誠實，世界上為官的人都想誇大自己的政績。問題在於誇大虛報的難度。民主製度的暴露機製對不誠實官員的造假的限製是比較嚴厲的。民主製度下各種媒體的頭版大多是令人頭痛的問題，要不就是政府的醜聞。

各反對黨靠著破壞現任政府的形象來增大自己掌權的希望。他們當然不會放過任何政府作弊的事件。這種虎視眈眈的監督力量令執政者造假的成本很高，風險很大。搞不好會偷雞不著蝕把米。不但反對黨，其它力量也都多少製約著政府。比如印度有不少人權組織，他們要靠募捐辦事業和維持自己。

當然需要把情況說得嚴重些人家才願意掏腰包。他們會自己搞些調查統計係統，或者會雇傭名牌大學研究所等搞些調查分析。當印度政府說經過幾十年努力印度賤民人數已經大大減少地位提高等等的時候，他們就拿出權威學術機構的報告說情況根本沒有多大改善，有的地方還更差了。有時還捎帶抨擊政府弄虛作假。印度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搞出來的統計數字，就是有虛假成份也不敢太離譜。


中國的統計官員主要靠上級來檢查他們的工作。如果上級好大喜功（幾乎100%的上級如此），則他們的統計數字就必須漂亮。不漂亮就對不起黨。他們隻怕對不起執政黨，決不怕其它黨，也不怕媒體，更不怕什幺民間監督組織。如果他們要造假，就沒有什幺人能擋住。

如果黨中央要國民經濟統計數字好看，決沒有什幺力量能阻止其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