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曆史事件明鑒錄（上）

中共曆史事件明鑒錄（上） 

文章來源：　文章作者：潘文　發布時間：2006-10-18
 
【看中國報道】

1、中共建黨之初為什麽聽命於蘇共？

中共完全是在蘇共的扶植下建立起來的。從成立那天起，中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成了國際共產勢力的一部份，而且在經濟上接受共產國際即蘇俄的全麵支持、援助和控製，因而需要完全聽命於蘇俄。中共“一大”召開以後，陳獨秀即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機關支出一七六五五圓，其中收入國際支持款項一六六六五圓，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圓。”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業已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元。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蘇俄之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元以上。

天下自然沒有免費的午餐，為了實現蘇俄的目地，中共完全聽命於蘇俄，並在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為摧毀中國國民革命和顛覆本國政府盡心盡力，所采用的手段完全是不光彩的。

2、中共黨員為何要加入國民黨？為什麽同意國共合作（第一次）？

中共在建黨之初，中國人中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人多，而很少有人相信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如何讓中共在短時間內發展起來，蘇共根據自身“背叛與奪權”的經驗，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

而此時的孫中山建立新政府受挫，因此對於蘇俄多次派人來尋求合作的意願也未拒絕，但並不同意將國民黨更名為共產黨，隻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於是，蘇俄根據自身所謂經驗，一方麵命令全體中共黨員迅速加入國民黨，一方麵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稱“絕不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騙取了孫中山的信任。而希望藉助蘇俄勢力的孫中山雖然采取了“聯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則就是“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最初中共並沒有意識到蘇俄讓其加入國民黨的實質意義，直到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給中共送來“特別訓令”，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全體加入國民黨。同年十一月初維津斯基來華時又進一步向中共說明：“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絕不讚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並向中共交底說：“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裏麵去，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由市，中共黨員紛紛加入國民黨，並逐步攫取國民黨的領導權。

在國民黨“聯俄”開始以後，蘇俄一方麵派顧問鮑羅廷一再欺騙孫中山說，“我到這裏來是為了獻身中國國民革命。您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這也是我們的目標。至於共產主義，中國還不具備實行的條件。”但另一方麵蘇俄和中共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留學生中，公開批評、詆毀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本人。

試問，今天哪個國家、哪個政黨會允許另外一個政黨以這種方式發展自己呢？而且手段並不光彩。而中共又何曾允許另外一個政黨以如此方式進入中共？那麽中共又有何理由為自己以後的背叛行為辯護？

3、為什麽國民黨要“清黨”（清洗中共黨員）？

在中國所有的曆史教科書中寫的是：“國民黨背叛了革命，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事實果真是這樣嗎？

曆史的真實是：中共黨員在加入國民黨後，根本不遵從孫中山提出的原則，一方麵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另一方麵中共在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做法下，成功打入了國民黨內部，特別是進入了國民黨的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從而從內部控製了國民黨；中共還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中共黨員。而傳統的國民黨員更加重視的是財政和外交部門，這樣也自然給共產黨提供了可乘之機。

為了蘇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將民族利益置之腦後。比如當一九二四年七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國民黨公開指責蘇俄之時，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個人因蘇俄分裂中國國土，而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讚成外蒙古獨立，企圖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

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不顧孫中山提出的“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原則，在中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等不斷的登載批評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陷和缺點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難怪李宗仁在讚揚共產黨的“革命”熱情時，卻對他們“隻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大為感歎。

正是在中共這種“隻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下，隨著大批中共黨員的加入，共產黨在各方麵開始攫取國民黨的權力，並由此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紛爭。這自然引起了國民黨員的不滿。在國民黨中處於上升勢力的蔣介石為了護黨，於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限製國民黨內共產黨的領導權，並進而提出繼續北伐，在數月之內統一了中國南方。

為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蘇俄與中共首先堅決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1927年初，北伐軍攻克了上海和南京後，鑒於蘇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種種行為，蔣介石決定實行“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4月初，國民黨部隊在上海逐步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同時逮捕並處死了一些中共黨員。在廣州，國民黨也展開了清洗，大批中共黨員和激進份子被捕，一些人被處死。

4、1927年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爆發的真實動因。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並實現國家的初步統一後，中共並沒有安心接受這一合法政權，反而在蘇俄的指揮下，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更大的武裝暴動。

1927年7月上旬，蘇共召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不久，又派羅明拉茲來華，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即發動武裝暴亂。在羅明拉茲的決策和指揮下，中共於1927年掀起了武裝暴亂的第一個浪潮，即發動“八一南昌暴動”。不久，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總司令張發奎發兵平叛追剿，中共軍隊乃逃出南昌，逃至廣東，兵敗潮、汕。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二個浪潮是在八七會議之後。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八七會議，決策了中共叛亂的三大政策，即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據中共黨史專家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暴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八七會議決定的另一個大規模武裝暴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以攻打長沙和武漢。秋收暴動從破壞鐵路交通起，但暴動相繼失利。毛被迫在偏遠的山區井岡山落草。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三個浪潮，是由1927年11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這次會議“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蘇維埃階段，現時革命階段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主張“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采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正是在上述的指示下，中共先後在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但是除了廣州暴動外，其它暴動或取消或瞬間敗亡。而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直接參預，和由張太雷、葉劍英等參加指揮的廣州暴動，竭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暴動和暴行延續了兩日，以慘敗告終。此後，在由中共所發動的武裝叛亂中，大都執行了燒殺政策，其情景慘絕人寰。

據中共黨史著作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廣州暴動外，其餘都是農村暴動。這些暴動，除掉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數遭到了慘敗。而帶給百姓的是無盡的災難。不久，中原大戰爆發，中共暫時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5、中共在“中東路事件”上背叛中華民族利益的行為。

什麽是“中東路事件”？清朝末年，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了一係列特權。十月革命後，蘇俄為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的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予以理睬。第二次，蘇俄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直至1924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中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1928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亂，並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暴動的據點，中共亦於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1929年5月27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暴動的許多文件，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中國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人員押送滿洲裏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7月，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隨即，中華民國政府複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采取的適當之處置。

同月，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並於八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蔣介石忙於中原大戰，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而東北張學良部的戰略部署失當，蘇軍很快占領了中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汪清、滿洲裏、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占。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後，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12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複了前沙俄在中國中東路的特權，恢複了蘇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複蘇俄駐中國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而在中東路事件上，中共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得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裏應外合”。原中共領袖陳獨秀，在1929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裏應外合”的武裝暴動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是，他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

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評價此段曆史時，也小心翼翼的批評道：“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眾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不知今天的中共是否還記得這段曆史。

6、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血腥迫害：三十年代初的肅反運動。

三十年代初發生在中共內部的“肅反”運動，是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和計劃的迫害和屠殺行動。

根據史料記載，這次“肅反”運動的目地就是肅清黨內的“AB團分子”。什麽是“AB團”？它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甚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1927年1月，其目地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AB團在成立後三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大暴動所摧垮。此後，江西盡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餘分子，但這個組織並沒有重建。在1927年4月以後，已經不複存在的AB團先是成為汪精衛改組派攻擊蔣介石一派的藉口，後又成為中共內部整肅的理由。

最開始發動肅反運動，即清查AB團運動的是江蘇的瑞金蘇區，而發起人就是毛澤東。當時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贛西南的黨組織與總前委之間在土地革命問題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以毛為首的總前委卻把贛西南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 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麵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占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麵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采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麵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時候（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秘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隻有30萬人。可以說，三十年代初的這場內部大屠殺真正徹底暴露了中共的殘暴本性，而毛澤東等中共黨首為了自身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打壓異己，在此後中共的發展史上亦多次被運用。

7、“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時中共不抗日反而擴大武裝叛國的行為

1931年9月18日後，日本侵占了中國的東三省。此後，日軍又進攻上海和華北地區。在1937年爆發之前，東北人民自組義勇軍以抗日，中華民國政府明有十九路軍、暗有第五軍血戰淞滬的壯舉，政府軍在長城沿線對日本的頑強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輕易南下和西進。全國人民呼喚抗日救國的悲情壯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當此國難當頭之時，卻乘國難而發難，一意堅持和擴大武裝叛國。

在蔣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圍剿後，中共不僅歡呼“衝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而且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認定中間派是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斷定當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劃。

1931年11月7日，即蘇聯的國慶節，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確認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1932年春，第一次淞滬抗戰之際，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麵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國的侵略於不顧，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而一心謀取自己的利益。

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麵積約四萬平方公裏，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餘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1931年10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

8、“長征”是北上抗日還是逃跑？

1949年後，經毛和他的紅色秀才們製造，並由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傳播，“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便被冠上了“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無限正義和無限愛國的前提。在中共的授意下，“長征”竟成為一曲“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在反複的宣傳中，無數的中國人信以為真，而將中共灌輸的仇視和蔑視投向了“真正為抗日作出巨大貢獻的國民黨”。而曆史的真實是：中共失敗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共根據地後，中共損失慘重，被迫撤離根據地逃亡。為了掩蓋這段失敗和逃亡的曆史，中共在後來的宣傳中用上了“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詞語，用以欺騙世人。中共中央紅軍逃亡先後經過江西，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寧夏、山西，所經地區大部份為天氣和環境非常惡劣的地區，最後於1935年10月20日到達陝西。人員由原來的八、九萬之眾，抵達時僅剩八千人，而由於自然原因造成的減員有一半之多。

對於這段曆史，中共在它對內的正式文件裏也承認是“失敗退出”，而非“勝利長征”。

根據張國燾的回憶錄，可知當時在逃亡的路上，中共領導人對逃亡的地點和目標都是模糊的。“他(毛澤東)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遊擊隊等，均毫無所知。”而毛之所以向北逃亡，是因為“西北隻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裏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麵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毛）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份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

曆史事實告訴我們，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逃亡整整一年後，中共各路殘餘紅軍不僅沒有在言詞上提出抗日，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抗日。

9、陝北劉誌丹之死因再探

陝北紅軍領袖劉誌丹死於1936年4月渡黃河打閻錫山的戰鬥中。但死因十分可疑。一是，當時西北國民黨軍隊的張學良與楊虎城已與中共協定雙方停戰，自一九三五年底，即處在西北無戰事狀態。劉誌丹的陝北紅軍是地方遊擊部隊，如果是毛戰略上擴大根據地至晉西北，為什麽不動用中央紅軍？而隻派遣劉誌丹孤軍深入呢？當時還宣傳，劉誌丹開赴前線，原是為了借道山西到華北去打日本人的，不幸遭到閻錫山的阻擊。這個宣傳大概是為了給中共塗上抗日先鋒的光彩，同時也是給假手消滅派係武裝的一種掩飾。二是當時劉誌丹中的子彈是從背後穿入。難道是黑槍？

一九五二年，女作家李建彤以《劉誌丹》為書名的長篇文藝傳記出籠，遭遇極慘，株連頗廣，而且是由毛親自拿問。前後延續了十八年的文字獄，才給我們提供了揭開雲霧見天日的一把鑰匙。李建彤即劉誌丹兄弟劉景範的妻子，她的女兒劉索拉也是知名作家。盡管書中盡量不寫毛，但毛認為每篇都是影射他，因此大為震怒，許多人被株連，被關被押。由此是否可以推測出毛內心一定深知是誰害死了劉誌丹吧。

10、毛一手策劃的中共紅軍最大冤獄：西路軍之覆滅

長征後，抵達陝北的紅軍一支是由毛等率領的“中央紅軍”，約八千人，另一支是由張國燾、陳昌浩和徐向前率領的“第四方麵軍”，約八萬人，武器精良，裝備整齊。“第四方麵軍”先後被改製為“左路軍“和“西路軍”，陳昌浩為其最高指揮。1936年，毛下令“西路軍”打開通往蘇聯的通道，即進攻甘肅、新疆。次年，西路軍主力約四萬人在甘肅一帶被蔣介石軍隊圍殲，全軍覆沒，同時還遭到以驃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軍”的圍殲。除了四萬人埋骨高原，還有大批女兵被奸殺和淪為乞丐。

幾乎所有過去出版的“黨史”都異口同聲稱，這是由於該軍領導人錯誤的執行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結果。但在近兩年出版的一些黨史研究專著和文章紛紛指出，根據中共中央檔案館的資料和徐向前元帥臨終前所撰“回憶錄”來看，當時的“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和徐向前是嚴格按中央軍委的電報指示指揮軍隊行動的。而當時的“中央軍委”的核心成員，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因此，造成是次“西路軍”全軍覆滅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一些學者堅持認為，毛澤東是“有意”讓西路軍覆滅的。這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央軍委的“指揮”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謬的程度。在短短幾個月中，“軍委”一會兒要求“西路軍”“東進”，一會兒要求其“西進”，一會兒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當西路軍損兵折將，好不容易殺出重圍之後，毛澤東竟不顧嚴峻情勢，再次下令“原地堅持”，致使該軍失去最後的生機，被緊追而來的敵軍團團包圍，數萬紅軍精英被屠殺殆盡。對於像毛澤東這樣的“遊擊戰”策略高手來說，這樣的“指揮”，完全違背了他親手製訂的“敵進我退”的戰略戰術原則。而毛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陳昌浩卷入了毛與張國燾的激烈的權力鬥爭漩渦之故。毛要在中央穩固權力，必須先除掉張這個絆腳石。因此，毛除掉張的軍隊也是必然。

陳昌浩也在文革中被迫飲恨自盡。

11、“西安事變”中共扮演了什麽角色？

九一八事變後，中華民國政府軍與日軍已然處於敵對狀態。蔣介石為了集中精力抗日，製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發動了對中共的五次圍剿。中共中央紅軍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遭到致命的打擊被迫逃亡，在經曆了長征後，在陝北重新建立根據地，但仍麵臨著國民黨的圍剿。而當時國民政府為了應付西北形勢的需要，特別任命蔣介石任西北剿匪總司令，副總司令為東北軍的張學良，及第十七路(西北軍)總指揮楊虎城，共同擔任剿共任務。

當時中共的一貫支持者，一心想在其它國家進行紅色顛覆的蘇聯亦開始麵臨著戰爭的威脅。蘇聯意識到了改變對外策略的重要性，因此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也為了自身的生存，中共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稱：“隻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隻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為了生存危機，中共於是向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宣傳。在1989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著述中已經明白無誤的說道：“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

1936年4月，作為一方軍閥的楊虎城為了擴張自己的軍事勢力，終與中共結盟。此後，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內地，回歸陝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國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楊部，非但已與中共暗通款曲。然後，再由楊虎城去謀合已經被中共包圍的張學良。就張學良而言，其周圍亦有多名中共黨員和“左傾”分子，他們掌管了張學良一切秘密活動，一切與共產黨聯係的技術工作，以及東北軍全軍的人事工作。中共抓住張學良和東北軍喪土失家的“情結”，接近他，然後包圍他，從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麵，獨攬大權”，“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忿事急躁”的“少帥”張學良，終於不知不覺的改變了他的是非觀。

在中共的滲透下，充滿野心的楊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張學良同蔣介石在政見上的分歧加劇，他們反對蔣的剿共計劃，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張學良的幾次麵諫，都遭到了蔣的訓斥。為了督促張、楊剿共，蔣介石於1936年10月和12月兩次來到西安，布置剿共計劃。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決定實行兵諫，即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介石劫持扣留。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戰士全部被殺。九十年代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當時“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中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的陰謀。而並非僅僅是張簡單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張。

由於目前對西安事變的內幕尚未完全弄清楚，更由於中共著意加以渲染，熱情歌頌事變的發動者，一直主張抗日的蔣介石不僅蒙冤難申，更使後人意識不到這場政變對國家、民族命運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這無疑又是一個曆史的“倒錯”，是曆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嚴重惡果。而作為幕後策劃者的中共，之所以以大量的謊言不遺餘力的讚美事變的發動者，就是為了掩蓋當年自身不顧民族大義的醜惡行為，以掩蓋自身是西安事變的幕後策劃者。誠如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所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

但是，我們尚可從西安事變發生後引發的全國反應，來得出西安事變是如何的不得人心。事變爆發後，引起了全國各界一片抗議和譴責之聲。清華大學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對，被中共吹捧為戰士的聞一多的態度猶為鮮明。為此，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聲明”。平日在課堂上從不講多餘之言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衝衝的說道：“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

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內部一派主張武力討伐，維持綱紀；一派主張和平救蔣，避免擴大內戰。準備全麵侵華的日本則暗中竊喜，他們希望中國內亂擴大，以利進一步侵華。而麵臨戰爭危險的蘇聯，為避免日本北攻，希望利用中國牽住日本，而蔣介石是當時中國抗日的唯一領袖，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隻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麵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斯大林一聽到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絕不容許中共殺蔣。此時西安事變的真正策劃者的中共一方麵希望借張之手，殺掉蔣介石，一方麵要絕對服從斯大林的電報指示，隻好在自嘲中，決定由他們這一夥策劃殺蔣者，去說服張、楊不要殺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西安事變，雖由軍閥所發動，由中共所策反，然而，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蘇聯的新沙皇──斯大林。

為了執行蘇聯的指示，中共派出了所謂“和平使者”，實際上為主要策反者的周恩來到西安麵見蔣介石。在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對其動以“天倫之情”，一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從而最終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而周恩來亦由陰謀策反者而成為出賣張、楊者及“和平調停者”，從而成為陰謀武裝政變──西安事變的“全麵勝利者”。

中共終於贏得了喘息時間，也正因為張、楊發動了西安事變，幫了中共的大忙，所以在中共的宣傳中都被稱為英雄。但事實是，西安事變的後果是嚴重的，使日軍提前發動了侵華戰爭。

12、為何張學良有生之年未回大陸？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深深的懊悔中，於25日陪蔣介石回南京，表示負荊請罪。為什麽張學良要送蔣呢。除了個人性格愛衝動的原因外，至少還有幾個原因。第一、國內反應（人民、地方軍閥）跟張想的完全不一樣，都對他的行動予以譴責。第二、蘇聯的反應讓張十分失望，覺得被騙了。第三、中共的變化讓張十分生氣。張說過這樣的話：“我救了中共，你們卻這樣對我。”第四、覺得對不起蔣介石。

1954年，張學良見過蔣後，寫了《西安事變反醒錄》。張認為自己當時對共產黨認識不清，為實現抗日心願，以致害了國家，害了人民。十分後悔。蔣的第二個兒子蔣緯國生前回憶了與張學良幾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後就抱著我痛哭說，老弟啊，我這老哥哥做錯了事啦！”1990年6月1日人們公開為他過90歲生日時，張引用《聖經》中的話：“我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張從來沒有抱怨過蔣對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國後，紐約時報采訪他時，張解釋他決定送蔣離開西安並接受懲罰時說：“那是叛亂，我不得不負起責任。

就這樣，張學良的一生為了他曾經的魯莽行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直至客死異鄉，再不曾回到故土。

13、是誰領導了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

迄今為止，受中共宣傳，許多中國人都認為抗日戰爭是在中共領導下取得的。如果去參觀北京的抗日戰爭紀念館，不難發現這種明顯的傾向性。但事實恰恰相反，領導中華民族抗戰的領袖是蔣介石，為中華民族浴血奮戰的是國民黨軍隊。

一組數字可以說明問題：，從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八年的全麵抗戰中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即達二百餘位。而中共軍隊無一員高級將領陣亡，打的也不過是敵後的遊擊戰。想想看，中共拍的電影中哪一部是與日軍硬碰硬的戰鬥？所以公正而言，蔣介石才是為中國做出巨大貢獻之人，國民黨軍隊才是值得可歌可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