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歲月何其相似

革命與改良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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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批判保皇改良文兩篇

編者按：一九零三年秋，孫中山先生曾四赴檀香山，並在檀香山發表了兩篇批判保皇改良的文章。這兩篇文章，不僅對康有為「隻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謬論進行了理性轟擊，而且對梁啟超「名為保皇、實為革命」之謀略理論和謀略行徑予以了公開揭穿。對不久以後共和革命派展開那一場「革命批判改良」的大論戰，奠定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理論基石。

本刊決定發表孫先生在百年前寫下的這兩篇文章，除掉意在從中汲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以外，更意在指出當代「保共改良」思想與百年前的「保清改良」思想，非但如出一轍，而且同氣相求。而孫先生在文中所批判的前朝「保清改良」之種種論點，當今的「保共改良」思潮皆無出其右。雖然，當年的「保清改良」派僅僅囂張數年，就已經日薄西山，並迅速為共和革命所取代；當今的保共改良派卻在海內外、特別是海外橫行霸道了幾二十餘年，單從一九八九年中共六四屠城算起，就已經是整整十七年了。個中緣由究竟何在，尚望讀者諸君思之。     

 

 

背景介紹之一

 

檀香山有一家《西字早報》，是美國人辦的，在一九0三年十月七日刊出一則報導雲∶「著名中國革命家孫逸仙博士由橫濱乘西伯利亞號船於五日到埠，在本埠秘密或公開運動，華僑深信革命真理，多趨向之。」該報又稱∶「一千九百年九月，孫博士欲造成一新中國，由南省起義，傾覆專製政府，先生所統帶不過六百人，先在香港附近地方發難，意欲攻占惠州，並約別處齊舉，取福建省為根據地。以數百民軍與四千滿洲兵對敵，初獲勝利，後因所約之黨人同時在別處起事，不果，遂令先生之計畫不成，殊可惜也。」這一則消息刊出以後，檀香山的華僑競相走告∶「孫逸仙博士又來了！孫逸仙博士又來了！」像一陣春雷，震動了檀香山，使得此間的「保皇黨」分子心驚肉跳。

原來，國父離開橫濱後，一帆風順，於十月五日（癸卯年八月十五日）便到達了檀香山。檀香山本是興中會的發源地，國父一家人及其長兄德彰先生在檀島，這天又正是中秋節，親朋故舊，閣家團聚，其熱烈歡迎情景自不在話下。

國父這次到檀香山，已經是第四度重遊了。計自丙申年離此以迄這次重來，相隔整整的八個年頭。而今親朋故舊雖為數極眾，然而興中會的會員同誌，卻已寥寥無幾，麵目全非，國父觸景傷情，誠不勝今昔之感！何以如此？原來這其中有個變故。

在前麵已經說過，在已亥年間，國父與梁啟超曾有合創新黨的計畫，因為康有為從中作梗而致擱淺。已亥年冬天，梁啟超奉康有為之命到檀香山來創辦「保皇會」，由於梁啟超對檀香山可說是人生地疏毫無淵源，所以在離開日本前，曾懇求國父寫信介紹認識檀香山興中會的同誌們，矢言「誠意皈依革命真理，誓必合作到底。」國父對人一向以誠相見，不虞有詐，特別寫信介紹其兄德彰先生及興中會的會員李昌、黃亮、卓海、李祿、鄭金、何寬、鍾木賢等同誌共助梁啟超，這可以說得上義盡仁至了。不想梁啟超一到檀香山，便變了卦，別樹一幟。檀香山的一班同誌，在學問上比不上梁，多被梁所說服。同時康有為對梁啟超抓得緊緊的，要他在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分會，又叫他在檀香山募捐，作為發動武裝勤王的餉源。於是，梁啟超就用了「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八個字作為口號，說「革命」與「保皇」，實在是殊途同歸，又詭稱曾經得到了國父的同意。德彰先生及李昌等見梁持有國父親筆函件，又知道梁啟超是維新運動的首腦分子，當然也不曾想到這其中有什麽陰謀，各捐巨金助梁，德彰先生與李多馬且將自己的兒子拜梁啟超為師，求梁攜往日本留學。如此一來，使得多數的檀香山興中會會員都參加了他的保皇會分會。此時，國父在日本得到了這個消息，曾數度寫信勸阻，然而興中會的會員多已中毒過深，無能為力了。檀香山是國父最早創立革命團體的地方，梁啟超之所以能在檀香山立足，是由於國父的作書介紹，如今竟然被梁啟超用如此的手法偷占為保皇會的一大堡壘，這是梁啟超很對不起國父的行為，怎不叫國父失望。

梁啟超在檀香山竊占了國父的革命團體，國父隻不過有「不勝今昔之感」，一時並未對梁加以申討，因為國父待人寬厚，樂於與人為善。可是，這時保皇會在檀香山設立的機關報——《新中國》卻沉不住氣了。《新中國》報的主筆名叫陳繼儼，又叫陳義侃，是一個保皇改良派，聽說國父已到了檀香山，又見《西字早報》有國父將在檀埠作「秘密或公開運動，華僑深信革命真理，多趨向之」的消息，深恐保皇黨的基礎將為之動搖，乃在報上惡意抵毀國父為「假革命」。這樣一來，激怒了興中會的老會員李昌、何寬、程蔚南、許直臣、黃亮、林鑒泉等十幾位同誌，大家晉謁國父，要搗毀《新中國》報社，國父雖然勸慰他們不得魯莽，但也就忍無可忍，決心掃蕩保皇黨勢力，於是便在程蔚南所主辦的《隆記報》上發表了一篇富有曆史意義的振聾發聵文章，題為《敬告同鄉、論革命與保皇之分野書》。

 

孫文原文之一

 

「同鄉列公足下∶向者公等以為革命保皇二事，名異而實同，謂保皇者不過借名以行革命，此實誤也。天下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常人置產立業，其約章契券，猶不能假他人之名，況以康、梁之智，而謀軍國大事，民族前途，豈有故為名實不符，而犯先聖之遺訓者乎？其創立保皇會者，所以報知己也。夫康、梁一以進士，一以舉人，而蒙清載特達之知，非常之寵，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維新，言聽計從，事雖不成，而康、梁從此大名已震動天下。此誰為之，孰令致之，非光緒之恩，曷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國而倡保皇會也，其感恩圖報之未逞，豈尚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所信，實則革命，則康、梁者，尚得齒於人類乎？直禽獸不若也！故保皇無毫厘之假借，可無疑義矣。如其不信，則請讀康有為所著之《最近政見書》，此書乃康有為勸南北美洲華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談革命，不可思革命，隻可死心踏地以圖保皇立憲，而延長滿洲人之國命，續長我漢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實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誣妄康、梁一至於是耶？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實明明出諸於梁啟超之口，是何謂誣？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真誠無偽耶？而何以梁之門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視梁為公敵為漢仇耶？梁為保皇會中之運動領袖，閱曆頗深，世情寢熟，目擊近日人心之趨向，風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覺為革命之氣所動蕩，偶爾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業報》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同種之過於恩人光緒，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其師康有為者，是猶乎病人之偶發囈語耳，非真有反清歸漢，去暗投明之實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氣者也。康既刻心臣服以表白其保皇之非偽，而梁未與之決絕，未與之分離，則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偽；而其所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偽。又如本埠保皇報之副主筆陳某者，康趨亦趨，康步亦步，既當保皇報主筆，而又口談革命，身入洪門，其混亂是非，顛倒黑白如此，無怪公等向以之為耳目者混革命保皇而為一也，此不可不辨也。今幸有一據，可以證明彼雖口談革命，身入洪門，而實為保皇之中堅，漢族之奸細。彼口談革命者，欲籠絡革命誌士也；彼身入洪門者，欲利用洪門之人也。自弟有革命演說之後，彼之詐偽，已無地可藏，圖窮而匕首見矣。若彼果真有革命之心，必聲應氣求，兩心相印，何致有攻擊不留餘地？始則於報上肆情誣謗，竭力訾毀，竟敢不顧報律，傷及名譽，若訟之公堂，彼必難逃國法。繼則大露其滿奴之本來麵目，演說保皇立憲之旨，大張滿人之毒，而痛駡漢人之無資格，不當享有民權。夫滿洲以東北一遊牧之野番賤種，亦可享有皇帝之權；吾漢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種族，則民權尚不能享，此又何說？其尊外族抑同種之心，有如此其甚者，可見彼輩所言保皇，為真保皇；所言革命，為假革命，已彰明較著矣。由此觀之，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誌在摧滿而興漢，保皇者誌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與任公私交雖密，一談政事，則儼然敵國，然各有誌，不能相強。總之，劃清界線，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誠能如康有為之率直，明來反對，雖失身於異族，不愧為男子也。古今來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異種，舍忠義而為漢奸者，不可勝計，非獨康、梁已也。滿漢之間，忠奸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舍從違，必能審定。如果以客帝為可保，其為萬劫不複之奴隸，則亦已矣。如冰山之難恃，滿漢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庶漢族其有豸乎？書不盡意，餘詳演說筆記中，容出版當另行呈政。此致，即候大安不既。弟孫逸仙頓。」

 

背景介紹之二

 

國父的這一篇文章，把梁啟超所發明而保皇會所藉以蠱惑人心的「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八個字，一刀砍成兩段，明明白白地劃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這實在是最有力的宣傳檔。此外，國父為了端正視聽，鼓吹革命，喚醒華僑免受保皇黨人的欺騙，並在荷梯裏街戲院與利利霞街華人戲院作大規模的演講會。先後舉行了好幾次，每次總是連續兩三天，聽眾非常踴躍，每次都有千餘人自動前往聽講。聽眾中，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戲院容量很大，當時並無擴音設備，李昌、蔚南等都擔心國父的聲音能否達到全場？其實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國父演說之前，總有幾句開場白，開場白之後，換來的總是一片掌聲和歡呼聲。於是，他稍頓一頓，向前走幾步，將手舉起，聽眾便肅然，屹立不動，國父這才開始演講。國父每次演講都很成功，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次，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荷梯裏街戲院的演說會，那次，國父的講題是「中國救亡圖存之道」，他那宏亮的聲音中仿佛有電力，他的話句句是真實的，每個字都印入聽眾的腦海裏了，待他講完，群眾中響起了如雷的歡呼聲，大家仍不想離開，國父均能不假思索，予以明確解答，聽眾皆表悅服。翌日，《西字早報》便刊出了這樣一篇報導∶

「昨日下午，著名革命家孫逸仙博士在荷梯裏街戲院演說，勇敢而言曰∶革命為唯一法門，可以拯救中國出於國際交涉之現時危慘地位，甚望華僑讚助革命黨。聽眾接納，表示熱誠。先生身穿白麻衣服，頭上短發，恰似一呂宋人，其言論舉動，顯出有感化人群之力，加以態度溫柔，秩序整肅，真乃天生領袖。彼謂首事革命者，如湯武之伐罪吊民，故今人稱之為聖人。今日之中國何以必須革命？因中國之積弱，已見之於義和團一役，二萬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輩四萬萬人一齊奮起，其將奈我何？我們必須傾覆滿洲政府，創設國民，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製，實行共和。又在利利霞街華人戲院演說，聽者亦座為之滿，無容足地。何寬為主席，公演訖，雄辯滔滔，徵引曆史，由古及今，謂∶漢人之失國，乃由不肖漢奸助滿人入關，征服全國。他深信不久漢人即能驅逐滿人，恢複河山雲。」

檀香山的華僑，聽過國父的幾次演說鼓吹革命之後，耳目為之一新，風氣為之大變，從前誤入保皇會的，也有不少人登報要脫黨，甚至指責保皇會是漢奸奴隸。這下子陳儀侃更慌了，既懼於國父的言論宏博，感人最深；又害怕僑胞退黨者眾，於己黨不利。於是，他便用了一個化名，寫了一篇「敬告保皇會同誌書」，刊登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陰曆十一月十一日）的《新中國》報上，說他們主張保皇是為了愛國，反對革命是為了怕列強乘火打劫來爪分中國，希望君主立憲是認定君主立憲為共和的過渡。這更是混淆視聽的無稽之談。為揭發保皇理論的謬誤，澄清一般華僑對於革命的觀念，於是，國父又寫了一篇「駁保皇報書」，登載在隆記報上，來駁斥陳儀侃。

 

孫文原文之二

 

「陰曆十二月二十九日，檀埠保皇報刊有「敬告保皇會同誌書」。此書出於該報主筆陳儀侃之手，而托他人之名，欲間接而駁仆日前之書也。書中所載，語無倫次，義相矛盾，可知作者於論理學（LOGIC），一無所知，於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更懵然罔覺，所言事實，多有不符，牽強附會，本不欲推求詳辯；然其似是而非之理，最易惑人，故逐條駁之，以塞毒，而辟謬論。彼開口便曰愛國，試問其所愛之國為大清國乎？抑中華國乎？若所愛之國為大清國，則不當有「今則驅除異族，謂之光複」之一語，自其口出。若彼所愛之國為中華國，則不當以保皇為愛國之政策；蓋保異種而奴中華，非愛國也，實害國也。彼又曰中國爪分，在於旦夕，外人窺伺，乘間即發，各國指認之地，照會政府，不得讓與別人雲雲。曾亦知爪分之原因乎？政府無振作也，人民不發奮也。政府若有振作，則強橫如俄羅斯，殘異如土耳其，外人不敢側目也。人民若能發奮，則微小如巴拿馬，激烈如蘇威亞，列強向之承認也。蓋今日國際，惟有努力強權，不講道德仁義也。滿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區盡失，發詳之地已亡，浸而日削百裏，月失數城，終歸於盡而已。尚有一線生機之可望者，惟人民之發奮耳。若人心日醒，發奮為雄，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腐將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國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窺伺爪分之事哉！既識引管子之作內政以寄軍令，何以偏阻漢人行革命而複祖邦？今日之作內政，從何下手？必先驅除客帝，複我政權，始能免其今日簽一約割山東，明日押一款賣兩廣也。彼滿清政府不特簽押約款，以割我賣我也；且為外人平靖地方，然後送之也，廣東之新安縣廣州灣已然之事也，倘無滿清之政府為之助桀為虐，吾民猶得便宜行事，可以拚一死殉吾之桑梓。彼外國知吾民之不易與，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則彼雖食欲無厭，猶有戒心也。今有滿清政府為之鷹犬，則彼外國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拱之便矣，故欲免爪分，非先倒滿清政府，別無挽救之法也。乃彼書生之見，畏葸存心，不識時勢，不達事體，動軋恐逢人之怒.不知我愈窺伺，我能奮發，則彼反敬畏，豈有逢人之怒之理哉？如其不信，吾請陳儀侃日日向外人叩頭，日日向外人乞情，試能止外人之不照會清朝以索地否？清國帝後今日日媚外人矣，日日宴會公使及其夫人矣，媚外人之中，又與俄為最親慝矣；然而據其發詳之地者則俄也。不逢人之怒，莫過於今日之清帝後，以儀侃之見解，則必能免於爪分矣，信乎否乎？既知中華亡國二百六十年矣，不圖恢複，猶竭力以阻人之言恢複言革命，是誠何心哉？彼固甘心以殉清朝之節，清亡與亡，清奴與奴，洵大清之忠臣義士矣，其如漢族何？而猶囂囂然執「毋寧」二字以罵人為白奴，是真強辭奪理矣。彼曰∶革命之說，原本大易。又曰∶中國固始終不能免於革命。其言是矣。乃何以又曰∶中國今民智為萌芽時代。夫大易者，中國最古之書，孔子聲辭，稱湯武革命，順乎天也，豈由湯武至於今，經二十餘朝之革命，而猶得謂之萌芽時代耶？其所引法國三大革命曰∶經盧梭、達爾文、福樓特爾諸大哲學家提倡建設，而不知達爾文乃英人，當法國第一次革命之時，彼尚未出世；當第二次革命之時，彼尚未成學；當第三次革命之時，彼尚未聞名於世。其第一部著作，名曰∶《生物本源》，出版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當時英國博物家尚多非其說之不經。迨十餘年後，始見重於英之學者；又十餘年後，始見稱於世人。今該主筆大書特書曰∶達爾文有與提倡法國三次革命之功。彼所指之達爾文，或是達爾文之前身乎？想該主筆必精通三世書矣，否則何以知之耶？又雲∶法國死於革命者一千二百萬人。該主筆嚐識吾人之革命，不起於京師，想亦熟聞法國之三大革命皆於巴黎矣，而巴黎之外，無死於革命者。試問巴黎當時人口幾何？作者知之乎？且巴黎雖經三次之革命，而未遇揚州十日之事，無廣州洗城之慘。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於革命，三次計之，亦不足此數，毋乃該主筆以一人轉輪數十次計之乎？若此則非吾所敢知。彼既曰∶革命之結果，為民主政體也，胡又曰∶有建設者謂之有意識之破壞，無建設者謂之無意識之破壞，彼等是否建設，吾不敢知雲雲。夫革命破壞也，民主政體者建設也，既明明於革命之先，定為民主政體矣。非意識為何？曰政曰體，非建設為何？該主筆以一手之筆，一時之言，其矛盾有如是，斯亦奇矣。彼又嚐謂中國人無自由民權之性質，仆曾力斥其謬，引中國鄉族之自治，如自行斷訟，自行保衛，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雖不及今日西歐之美，可足證中國人稟有民權之性質也。又中國人民向來不受政府之幹涉，來往自如，出入不問，婚姻生死，不報於官，戶口門牌，鮮注於冊，甚至兩鄰械鬥，為所欲為，此本於自由之性質也。彼則反唇相稽曰∶此種野蠻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彼言？仆既雲性質矣，夫天生自然謂之性，純樸不文謂之質；有野蠻之自由，則便有自由之性質也，何得謂無?夫性質與事體異。發現於外謂之事體，稟賦於中謂之性質。中國民權自由之事體未及西國之有條不紊，界限軼然，然何得謂之無自由民權之性質乎？惟中國今日富於此野蠻之自由，則他日容易變為文明之自由。倘無此性質，何由而變？是猶琢玉必其石具有玉質，乃能琢之成玉器，若無其質，雖琢無成也。彼又曰∶中國人富於服從權勢之性質，而非富於服從法律性之性質。試問無權勢可以行法律乎?今日檀島，若政府無權勢以拘禁處罰犯法之人，其法律尚成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體也；權勢者，治之用也，體用相因，不相判也。今該主筆強別服從法律與服從權勢而為二事，是可知彼於政治之學毫無所知也。彼又曰∶立憲者過渡之時代也，共和者最後之結果也。此又可見彼不知立憲為何物，而牽強附會也，夫立憲者，西語曰∶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經，非革命不能改也。過渡者，西語曰∶TRANSITION，乃變更之謂也。此二名辭，皆從西文譯出，中國無此成語也。該主筆雖不知以為知，而妄曰CONSTItUTION 乃TRANSITION時代，何可笑也。推彼之意，必當先經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乃合進化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為破天荒者則然耳，若世間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則我可以取法而為後來居上也。試觀中國向未有火車，近日始興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則中國今為火車萌芽之時代，當用英美數十年之舊物，然後漸漸更換新物，至最終之結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車，方合進化之次序也。今彼以君主立憲為過渡之時代，以民主立憲為最終之結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壞，而始得至於民主之域也。與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為便耶？夫破壞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專製之時代也，必先破壞此專製，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既有力以破壞之，則君主民主隨我所擇。如過渡焉，與其滯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岸，為一勞永逸之計也。使該主筆若不知民主為最終之結果，其倡君主立憲猶可說也。乃彼既知為美政，而又認為最終之結果，胡為如此矯強支離多端相辯難也？得毋以此事雖善，誠為救中國之良劑，但其始不倡吾師，其終亦不成於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讓他人為之，故必竭力阻止，以致不成而後已，是重私心而忘公義也。彼又曰∶會外人何以圖羊城謀惠州，而利用洪門之勢力？不知革命與洪門，誌同道合，聲應氣求，合力舉義，責有應盡，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門之宗旨，而令洪門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又仆前書指以滿洲之野番，尚能享皇帝之權；而彼則曰∶豈不見各國憲法雲雲。仆所指乃當今清國專製之皇權，而彼引各國憲法以答，真強為比例，擬於不倫矣。彼又曰∶所謂保皇者自我保之，主權在我，非彼何我也，不得謂為滿奴雲雲，此真夢夢也。今光緒皇帝儼然在北京，日日召見臣工，日日宴會公使，有時遊頤和園，有時看西洋戲，何嚐受彼之保，其言之離事實，何相遠之甚也。彼又曰∶今則驅除異族，謂之光複舊物，不得謂之革命，此拾人之唾餘，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其書中最得力者，為托某氏之言曰∶弟前十年故為彼會中人，今已改入保皇會矣雲雲。其是否屬實，姑毋容辯；但據其所述誓詞，則知彼非門外漢，亦升堂而索入於室也。不然，豈有下喬木而入幽穀者哉?不觀其他之入保皇會者乎?多以保皇為借名而誤入者也。該主筆又從而引申其說曰∶蒙古與滿洲且不辨雲雲。蒙者蒙古也，滿者滿洲也，豈於蒙滿之外，更有此言也？可知其平日荒唐謬妄，強不知以為知，夜郎自大，目中無人，真不值識者一哂。仆非文士，本不欲與八股書生爭一日之長，興筆墨之戰；但以彼無根之學，以訛傳訛，惑世誣民，遺害非淺，故不得已而駁斥之。倘彼具有天良，當知慚愧，早日悔悟，毋再現其醜也。又其人存心刻忍，觀其所論蘇報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災樂禍之心，毫無拯弱扶危之念，與保皇會友日前打電求救之意，亦大相反背，其手段之酷，心地之毒，門戶之見，胸度之狹，於此可見一般。今特揭而出之，以質諸世之公論者。」

 

背景介紹之三

 

檀香山的華僑們，經過了國父與陳儀侃的這場筆戰，又聽過國父多次的演說以後，看清楚了革命與保皇的確是兩回事，也漸漸了解愛國與救國也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參加國民革命。於是，若幹曾經一度上了梁啟超的當，或灰了心的興中會會員，又紛紛重新集合於國父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旗幟之下。一般的愛國華僑，也由於國父的精神感召，救國之心油然而生，革命的風氣，與時俱進。希爐埠的華僑們，很想聽到國父的革命主義，大家特推毛文明為代表，邀請國父前往演說革命主義。

那毛文明，就是庚子年在廣州西城寶華大街長老會上力勸史堅如「勿再入險地」的毛文敏。因堅如事發，怕遭連累，才改名為毛文明，逃到檀香山希爐埠任傳教士。說起來，他雖然未見過國父，可是他在庚子年與史堅如同時加入了香港興中會，也可以算是老同誌了。

因希爐埠的華僑，因久儀國父的豐采，由毛文明等人代表負責籌辦，舉行盛大歡迎會，恭請國父前往演說革命主義。國父在檀島各埠雖然演說了不少次，但每次都是自行主動召集的，而公開歡迎大會的，這還是第一次。國父非常欣慰。歡迎會的位址，是假座希爐埠的耶穌教堂，自動前來的歡迎群眾，總在三千人以上。

國父在演講之前，曾興奮地告訴大家∶「餘頻年奔走革命，到處均有演說，所講者不下千數百次，而每次皆自動召集，有公然開歡迎會者自貴埠始，貴埠僑胞熱心革命，誠可謂加人一等。」

國父講演完畢，李昌、毛文明等均向國父建議∶檀島僑胞，經國父數月之鼓吹，耳目為之一新，原興中會已趨式微，應謀複興。國父接納，即於當日在檀香山正埠溫逸街三樓，招人入會。檀埠的何寬、鄭金、李昌、程蔚南、鍾水養，希爐埠的毛文明、黎協、黃振、廬球、李華根、劉安石、賀唐安、黃義、鄭鎏等同誌，他們非常熱心，到處聯絡同誌，並吸收新同誌黃旭升、曾長福等數十人，請國父主盟，依例當天宣誓，辭曰∶「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如有反悔，任眾處罰。」誓詞與東京特設「革命軍事學校」之誓詞完全相同，會名也不用興中會原名，而改用「中華革命黨」五字，國父之所以要改訂團體名稱，是由於國父此時已蓄意擴大興中會宗旨及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