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上台以前的海外民運

國民黨控製海外民運團體內幕

去年年末國民黨安排魏京生訪問台灣時，魏當麵向李登輝索要兩百萬美元的資助。此事見諸於報端後，正在紐約聯合國大樓前絕食的王希哲立即發表聲明，公開指責魏四處要錢隻是為了滿足其個人沽名釣譽的花費和揮霍。魏京生則通過台灣的傳媒進行反駁，揭露說王的背景可疑，因為中共一直在破壞他的籌款努力。撇開民運人士之間爭奪“資源”的老話題不論，單單從國民黨當局的角度來看“海外民運”，想一想究竟台灣需要民運做些什麽，這倒是一個十分有趣而又必須弄清楚的問題。俗話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樣，“海外民運”也決不可能每年白領國民黨的三百五十八萬美元的支票。

台灣操縱“海外民運”的正式機構是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的對外聯絡處和國民黨海外工作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以及“中國青年團結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等所謂的“非官方的民間團體”。現階段主管這項工作的最高級別的行政官員是陸委會的兩名副主委林中斌和鄭安國，其經費直接由李登輝的親信之一劉泰英撥發。九月中旬陸委會對外聯絡處再度召集“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議”，宣布由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擔任新一屆“民管會”的主席，金堯如、林保華(淩鋒)、王元泰(薛偉)、伍凡、蘇嘉宏任北美地區專員。然而不知何故，“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和“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會長楊建利等幾位重要民運人士，則反而因“事務繁忙，無暇兼職”等“其它原因”，而僅列入“民管會”的一般成員名單。

國民黨評估“民管會”是否實現了對民運的“主導”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海外各個民運團體的領導權是否已經掌握在黨或其他可靠的親台人士的手中。如果尚未“達標”，則務必采取行動使局麵改觀。記得當年國民黨曾根據確切的情報獲悉身為“民聯”主席的王炳章一貫對國府陽奉陰違，還私下將台北撥出的巨額經費另立帳戶，並隱瞞多名“民聯”國內成員的資料，於是決定由胡平在“民聯”代表大會上發動“倒王”，將王開除出局。又如，嚴家其當選“民陣”主席之後，由於他處事過於迂腐，還自命清高，不願與台北全麵合作，所以國民黨最後決定推萬潤南出來“競選”主席，將嚴拉下馬來。不過，有時候也會出現民運團體的新任主席抗拒國民黨幹預的情況，對付這種局麵，國民黨通常會采取分裂團體的手段，另立“雙胞”的領導機構，如此一來，“民聯”、“民陣”、“自民黨”、“民聯陣”、“民聯陣-自民黨”都難免陷入“雙胞”的“怪圈”之中，讓外界恥笑不已。筆者據此推斷，國民黨遲早也會選擇“恰當的時機”采取行動，另立一個“雙胞”來取代如今不為它所喜歡的中國民主黨海外總部。

陸委會“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有一份文件曾指出，海外民運必須以向國際揭露大陸地區不良的人權記錄為己任，支持台灣、西藏、新疆、內蒙古爭取獨立的正義鬥爭，推動西方民主國家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麵形成對中共的有效的壓力，促使其最終走向解體，從而自然解除其日益對台灣所形成的威脅。而在一九九九年的年度工作總結報告中，“民管會”高度肯定了現階段“海外民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海外民運”的“主流團體”都能夠同國府維係緊密的聯係，並通過加強互訪、簽訂合作協議、共同抗議大陸領導人訪問西方國家等活動，完成了同西藏、新疆、內蒙古要求獨立的海外組織的“合流”。至於談到“民管會”工作的不足之處，報告承認“民管會”目前仍未能將中國民主黨、法輪功納入“主流團體”之列，以及由於投入海外僑社的工作力度過於薄弱，致使許多原先親台的僑社被大陸當局所“統戰”。

中央社駐紐約記者黃曠春透露，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最近向總統府匯報“民管會”的工作情況時特別強調，今年四月間《北京之春》雜誌社代表“大陸民運”同“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此舉標誌民運工作的新起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魏京生、王丹等知名民運人士在曆次活動中，也能協助國府文宣，讚同台灣擁有決定是否獨立的自決權，並呼籲美國製裁中共；此外，“海外民運聯席會議”等“主流團體”的領導人們都十分關心明年三月的台灣大選，表示他們將自覺同宋楚瑜陣營劃清界線，堅定地支持連副總統競選總統。有鑒於此，李總統已同意待大選結束後將再增撥二十二萬美元投入“海外民運”。

據了解，目前仍然以“海外民運工作需要”為由而定期從國民黨“白手套”處領取津貼、工資或報銷開支的人士主要有文權、薛偉、王涵萬、唐柏橋、伍凡、徐邦泰、倪育賢、齊墨、汪岷、林樵清、萬潤南、蔡崇國、黃慈萍、楊建利、莫莉花、謝選駿、魏京生、盛雪、吾爾開希、陳錫錚、徐水良、項小吉、張偉國、王丹、胡安寧、林保華、辛灝年、於金山、胡平、於大海、馬克任、金堯如、曾慧燕、司馬璐、劉泰、張英、陳勁鬆、高寒、張菁等。由於台灣島內對於國府資助“海外民運”一事素來存在爭議，因此“民管會”要求上述領取款項的人士務必恪守機密，不對外作任何宣示。這一點外界可以從國民黨處理王希哲、魏京生申請入黨之事時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上看得出來。國民黨婉拒王希哲的申請，是因為王事先就將此事向新聞界作了公布，令國府為難；而魏京生則能聽取忠告而審慎為之，這樣就使問題迎刃而解了。

國民黨判斷某位民運人士是否“可靠”、是否能夠與之長期合作的依據主要是來自其安插在“海外民運”中的情報人員所提供的報告。民運圈內人士對於這類秘密報告的可信性素來存有非議和抱怨，而且這種工作機製有時極易引起那些為爭寵而傾軋的情報人員之間競相向台灣寫“黑函”告狀、互揭陰私的亂象。不過在國民黨看來，情報人員的私人操守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關鍵是要考量他們能否兢兢業業地工作，為“二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前途”而打拚。至於情報人員貪汙若幹款項或者玩幾個女人之類的事，國民黨從不計較，甚至反而認為這些把柄或許還能夠成為國府控製他們的緊箍咒。

雖然國民黨並不要求所有的民運人物都能夠象魏京生那樣公開宣講“山東也可以獨立”、“澳門的主權一旦回歸中國就會任憑中共宰割”、“美國沒有必要讓中國先於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話，但是無論如何，國民黨對於那些被認為“有狹隘的國家主義立場”或者“有大中華情結”的民運人物，則已經研判為完全沒有“合作”的餘地。對於這類民運人物，“民管會”認為盡快讓他們從“海外民運”的舞台上消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陳破空
200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