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的政治背景

神 秘 的 “ 北 春 ”

在華盛頓，在紐約，在台北，在曼穀，在新加坡，在洛杉磯，在多倫多，在巴黎，在倫敦，以及在香港的一些公眾場合，偶爾會碰到一些以“民運人士”頭銜出沒其中的神秘人物----他們除了叫喊反對中國大陸，其它一概向人們隱瞞，最怕被人問及真實身份。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被台灣情報部門所雇用的職業間諜，而並非什麽“民運人士”。某些“民運組織”（如“北京之春”等）實際上也隻不過是台灣當局設在海外的情報站而已。

2002年9月，“北京之春”雜誌社（簡稱“北春”）的經理薛偉在台北告訴《自由時報》記者，台灣“軍情局”撥給“北春”的活動經費多達兩億元新台幣，“北春”每年必須向“軍情局”提交的情報定額為250件。薛偉接受透過《自由時報》要挾台灣當局，揚言如果“軍情局”停發經費，他將抖出更多的內幕來。這簡直是造反。人們熱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希望借此了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偉後來沒有再拋材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國。這到底怎麽了？實際上薛偉的要挾已經奏效，不久，王丹被“軍情局”委任為“北春”的社長，大筆經費隨即進了他們的秘密賬戶。

2004年5月，台灣《中國時報》和北京《環球時報》相繼報道，北京的國家安全機關從其截獲的台灣絕密文件中獲知，台灣“軍情局”、“情報局”、“國安局”曾設立“移山專案”、“文正專案”、“致廣專案”、“誌翔專案”、“二王專案”，網羅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軍濤、王丹等海外民運分子充當台諜。報道還指出，早在1994年，台灣當局就已經控製了當時海外十七個民運團體。雖然丁渝洲、顏萬進等台灣前情報頭目失口否認，然而現任“國安局”局長薛石民卻向《聯合報》指出，某些被“中斷”資助的海外民運分子挾怨報複，故意外泄報道所指的那些絕密文件。據他分析，泄密者正是薛偉。薛偉聞訊立刻四處喊冤，向《世界時報》表示自己不願卷入台灣情報部門的內鬥。

從上述的紛爭之中，人們不難覺察“北春”的真實背景----它是台灣間諜網絡的海外情報站。為了掩人耳目，“北春”以海外民運團體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報的同時，對民運人士實行監視、控製和利用。

“北春”經常在雜誌上呼籲讀者捐款，以製造它是靠讀者的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實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等方麵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簡稱“NED”）撥款資助，www.ned.org 網站對此並不諱言。“北春”從台灣方麵所獲得的巨額經費，則主要被用於與經營雜誌毫無關係的間諜活動，其中包括薛偉等人經常出入歐洲、土耳其、印度、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台灣、香港等地的花費，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餘名情報人員（他們分別與薛偉等人單線聯絡）的工資和津貼。至於“北春”主辦各類“研討會”和集會示威活動，以及安排民運分子赴台參訪等方麵的費用，則另行向台灣“陸委會”、“台灣民主基金會”、“國民黨海工會”、“三民主義大同盟”、“漢藏協會”、“中華歐亞基金會”、“中國青年團結會”、“僑委會”等機構進行專項審核報銷。

薛偉何許人也？無人知其底細。其實，“薛偉”隻是一個化名而已，他所持證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也都是假的。有人在美國認出他曾經是四川一所監獄中服刑的強奸犯。他與台灣女子鍾淑梅名義上是夫妻，而鍾淑梅真正的丈夫卻正是薛偉的老上司陳政三（原台灣情報官員）。從貴陽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婦張菁在生活中是薛偉的實際伴侶。張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淪，到旺角一帶賣淫，自從搭識薛偉後萌生了移民美國的念頭。兩人在香港和台灣的酒店裏同房奸宿，引來圈內人士非議。據知情人透露，張菁與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經常打架，但由於鍾淑梅的幹預而未離婚。鍾淑梅有時候會無端生事，指責張菁與倪育賢（性侵犯兩名華裔少女案件的被告人）不軌，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偉夫婦的複雜關係，“北春”最大醜聞莫過於社長王丹在台灣與多名男性淫亂而被《TVBS周刊》爆料。王丹盛怒之下提出抗議，要求對方道歉。然而《TVBS周刊》在回複王丹的抗議信時特別指出：有關王丹的性傾向，決非僅僅根據“一位流亡詩人”的敘述和一些網絡文章，而是有多位社會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確切的消息來源。有人為此在網上譏笑王丹“口風越緊，肛門越鬆”。王丹雖不否認自己是同性戀者，卻總回避人們詢問他的“私人問題”，而結果卻是他每到一處總引來人們異樣的眼神，好多人交頭接耳相傳“王丹去台灣賣屁股”，還指著他的後背嘀咕不休。據說劉青和王丹吵架時，劉曾指著王的鼻梁罵道：“你知道為什麽你的咽喉炎和痔瘡總是好不了嗎？那都是因為你不正當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門，上帝才懲罰你！”此外，人們對於王丹的美國的學曆也都表示懷疑，認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灣花錢買的，實際一文不值。

至於“北春”向台灣提交的情報中主要涉及什麽內容，據悉都是海外民運方麵的。“北春”對於民運人士之間的糾紛和衝突，以及民運派係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據自己的立場向台灣提供意見。民運人士的個人資料，比如對兩岸問題的看法、交往範圍、經濟狀況、家庭背景、存款賬號、生活隱私及嗜好等等，都會被“北春”寫入瑣碎的報告之中。或褒或貶，都直接影響著台灣主管人的看法。台灣方麵根據這些情報來決定如何控製海外民運，設法增加某些民運人士的發言份量和活動範圍，而對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進行“封殺”。

“北春”的政治立場是反華反共和分裂中國，為“兩國論”、“一邊一國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叫好，對每一時事的評論都與台灣“陸委會”的論調保持一致。《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與《大紀元時報》、“人民報”、“新生網”、“議報”、“博訊”、“多維”、“中國事務”、“中國觀察”、“民主論壇”、“自由亞洲電台”、“中華評述”、“獨立評論”、“希望之聲電台”、“新唐人電視台”上的評論文章幾乎雷同，有些隻改動一下標題而已，由此可見，他們是隨著一根指揮棒而表演單調乏味的大合唱的，難怪賣不出去。“北春”與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並建議達賴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國主張，此外還掌控著“宗教迫害調查委員會”等組織。

“北春”社長王丹兩年前跑到台灣宣布“海外民運徹底失敗”，被認為是他所說的唯一實話。不過，無論王丹還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運走向窮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錢，而恰恰因為被台灣和美國的反華勢力所豢養而徹底淪為走狗，從而遭到社會大眾唾棄。胡安寧、徐水良、倪育賢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紛紛撰文說“民運已經死亡”，那麽，對於海外民運來說誰是他們的“死神”呢？是中國政府嗎？不是----他們無法在國外抓人和限製民運人士發言。這個“死神”就是台灣當局！正是他們讓海外民運鑽進了台獨和反華的死胡同，並且對民運組織實行嚴密的特務統治，使理性而獨立的民運人士被清洗而完全消失。陰森森的“北春”就好比海外民運的“停屍房”，薛偉、王丹等人不時撩起白布，窺視民運的屍體，生怕它們還會動彈幾下----僵硬了還敢反抗。

蘇煒
Dec.2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