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運掀起抓“特務”的新高潮

徐水良 ----  一個用畢生精力抓特務最後精神分裂的人

啪---- 啪---- 啪----  忽聽得殯儀館外耳光響亮
徐水良被打得眼冒金星 竊聽器從褲衩裏滑出落地

賴怡忠：大陸“民運分子”的內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銳，有時幾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擊的黑函滿天飛，總是千方百計封殺對方的“資源”，並把對方誣蔑成“中共特務”。

遊盈隆：你說得一點不錯。在他們當中，好像已經沒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為“特務”的，即使那些在中國坐牢時間很長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幸免。“中共特務”就是敵人，就得置於死地，就得進行殘酷鬥爭。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頗耐人尋味。

賴怡忠：王丹告訴我，有個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運”裏麵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說成“中共特務”，還說“特務”在各個組織裏都是頭麵人物，正在“領導民運”和“控製民運”。

遊盈隆：我也聽說了。所以，我們不能讓“民運分子”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否則他們就會來台灣鬧。這些中國人很難纏，不光是要錢，還要搞事。林樵清對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認為徐水良是被劉青、薛偉利用來專門攻擊其他派係的。“海外民運”實在太複雜了。

賴怡忠：徐水良誹謗“民運大佬”有時候不顧場合，聽說他在抗議李鵬訪美的集會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會上，也喋喋不休地說張三李四是“特務”，結果被鮑戈打耳光。

遊盈隆：美國那邊的《世界日報》對徐水良沒有興趣，徐水良就說《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這個人很想出名，還自稱“民運理論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報》除了報道過徐水良移民去美國的消息，此後就再也沒有專門關於他的新聞了。

賴怡忠：“民運分子”個個都自以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責《世界日報》排斥他，卻故意捧鮑戈，說它“捧誰，誰就一定有問題；貶誰，誰就是真朋友。”

遊盈隆：《世界日報》是大報，被它用第一版來報道過的“民運分子”其實沒幾個，主要取決於新聞的轟動程度。鮑戈曾好幾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絕食抗議日本天皇訪華，還有他聯絡54人發起修憲運動，1997年他勞教釋放，以及江澤民訪美時他獲準到美國，等等。

賴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周刊》還專門刊登了介紹鮑戈的長篇文章。其實，這談不上捧誰貶誰。凡是主流媒體的熱點新聞，都有可能成為《世界日報》的頭版要聞。

遊盈隆：鮑戈到美國時，紐約“民運分子”沒有通知記者，劉青和吳弘達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國記者湧進肯尼迪機場等候。飛機航班及到達時間是路透社披露的。鮑戈啟程前，法新社和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因為要采訪他，而在上海遭拘留，這樣事情便搞大了。

賴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運分子”出名，大多離不開海外的組織為其呼籲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說的“捧”，比如魏京生、劉念春、楊建利、李少民等。不過鮑戈是例外。

遊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們去美國時，《世界日報》就沒用第一版位置發消息，《世界周刊》也未報道，主要是新聞性不夠強。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們也要罵《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賴怡忠：說句不客氣的話，這個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國，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機會出名。僅僅熱衷於在海外參加一些會議，爭個“主席”什麽的，成不了大新聞。

遊盈隆：不過，那還得看海外的組織是否肯為他推波助瀾地進行造勢。彭明、張林被抓、被判刑，就沒成頭版新聞。想必徐水良要絕望了。據說現在他不斷誹謗王炳章、鮑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寧，靠這樣來宣泄心中的不平，打發每天的時光。

賴怡忠：當初王炳章、吳方城、唐柏橋、薛偉、劉青拉攏徐水良，隻是利用而已，他卻以為進了“核心層”。結果人家開會不通知他，不讓他坐主席台，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記仇。

遊盈隆：他沒想到王炳章不讓他成“正義黨”核心，薛偉沒讓他進《北京之春》，劉青的“中國人權”拒他於門外，唐柏橋不許他碰“公民議政”，《大紀元時報》、“自由亞洲電台”都不請他當評論員，王丹的“憲政協進會”不要他，王軍濤不讓他參與《新聞自由導報》。

賴怡忠：還是林樵清說話一針見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沒他的份”。人家搞活動時通知他來湊個數，或者引誘他去誹謗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錢的時候，卻都背著他。

遊盈隆：徐水良隻要稍微有一點自知之明，就不會以“民運理論家”、“主流民運”或者“民運核心層”而自詡了。被他稱作“朋友”的，沒有一個當他是“朋友”；被他誣為“特務”的，也沒一個把他當“對手”，嫌他不夠級別。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賴怡忠：民運裏邊一定有“共特”，但決非徐水良、陳破空、張菁、唐柏橋所詆毀的人。“特務”隻會一味討好他們，他要刺探情報，要搞離間，就得想方設法往各個組織裏鑽。

遊盈隆：這是起碼的常識。凡是民運搞活動，“特務”一定不肯輕易錯過；凡是有新團體成立，“特務”一定會盡量參加。為了不讓大家懷疑他的背景，“特務”總是要表演反共。他讚同台獨，支持法輪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於讓你把他當“自己人”看。

賴怡忠：對。相反，那些一貫堅持己見，不肯通融，對看不慣的人絕不交往，不參加立場相背的活動，不自吹反共，從不討好這一派，轉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會是“特務”。

遊盈隆：鮑戈就是這樣的人。他不認同民進黨的政見，就一口拒絕訪台，沒有通融餘地。記得那一次受邀來台參訪的有謝萬軍、陳破空、石磊等。我們沒有邀請徐水良，倒不是因為他寫文章反對台獨，那時候他是迎合洪哲勝、薛偉的。徐水良批台獨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賴怡忠：謝萬軍當時告訴顏萬進“鮑戈是反台獨的”，但我們還是想請他來台灣了解民意，接觸台灣政治人物，可是鮑戈很固執。他如果真是“特務”，豈會放棄這樣的機會？

遊盈隆：我們並不要求“民運分子”公開表態支持“一邊一國”，沒這個必要，隻要他們能夠與我們積極合作就行。過去我們對“民運組織”的資助實行“定額補助”，很容易產生弊端，現在改為“逐項審核”，這樣就能使他們的活動更符合我們台灣政府的意圖。

賴怡忠：我們支持他們，他們也得配合我們。總的來說，現在我們比較重視同年輕一輩的“民運分子”打交道，而對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較高，也並不寄予多大希望。

遊盈隆：在台灣，年輕人當中支持民進黨的比例一直高於支持國民黨，他們沒有曆史的包袱。我們轉向支持年輕一代的“民運分子”，是基於同樣的考慮。說白了，即便徐水良讚同台灣爭取獨立的主流民意，我們對他也沒有興趣，更何況這些年來徐水良等總是反複無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