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報人的良心1----ZT:盧躍剛萬言書全文

趙勇閣下：

我們必須進行一次直言不諱的談話。閣下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國青年報中層幹部會上的講話令報社許多同仁及我本人極度反感和失望。閣下代表本屆團中央書記處在中國青年報樹立了一個惡劣的形象，一個小官僚“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形象。

閣下的講話，傳達的信息很多，剔除大話、套話和言不由衷的話，擇其要點有三：一、誰要是不聽話，隨時隨地可以滾蛋，雖然閣下的原話是“誰要是不想幹，今天打報告今天就批準”；二、中國青年報是“團報”，不是“抽象的大報”；三、不能用“理想主義”辦報。閣下的講話充滿了教訓、恐嚇和無知。

關於第一點，在座聆聽閣下教誨的中國青年報同仁很清楚，閣下已不是惡狠狠的威脅，而是在重述已經發生的事實。對副總編輯樊永生、《青年參考》主編梁平、記者陳傑人的處理，顯然是“殺雞給猴看”，趕盡殺絕，在報社內部引起了極大的思想混亂。武漢女大學生賣淫的報道有嚴重錯誤，察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記者缺乏經驗，編輯把關疏忽，總編輯通氣不夠。有錯，但是錯不當誅。記者開除，主編撤職，主管副總編輯“辭職”，閣下們開創了中國
青年報曆史上“小題大做”、“黨同伐異”、“落井下石”的先例。按照閣下們的邏輯，自胡耀邦以來團中央和中國青年報的許多曆史都要改寫，因為中國青年報五十多年所犯的錯誤，比武漢大學生賣淫報道失誤嚴重的多得是，處理卻是完全不同思路和後果。和“六四”比怎麽樣？

十五年前，1989年5月11日，就是在六樓大會議室閣下講話的地方，前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啟立同誌代表黨中央來中國青年報就中國新聞體製改革問題與青年報人對話，而且當時無論是代表新聞界與中共中央高層對話，還是廣場現場的報道，後來被定性為“政治導向錯誤”，問題嚴不嚴重？那時的團中央領導如果想投機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萬個理由對中國青年報高層和中層幹部“落井下石”，而且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反彈。團中央沒那麽做。

“六四”開槍以後，團中央一位主管書記來報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樓大會議室發表講話。我忍不住想先告訴閣下講話的效果，那次講話後，奇跡般地消除了青年報人對團中央的某些疑慮和抵觸情緒，將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報人能在國難當頭又前途難卜的情況下，與團中央風雨同舟，和衷共濟。

閣下的講話與那位團中央書記的講話效果為何有天壤之別？道理很簡單，他說的是人話，講的是常理。六樓大會議室是見證中國社會和中國青年報曆史的地方，不管是誰，不管怎樣表現，包括撒野的表現，都會被紀錄在案，都會給曆史留下記憶。報社不同於官僚機構，官僚機構官大一級壓死人，“真理”和“真理”的解釋權，誰官大掌握在誰的手裏。當然，體製內也有明白人。

前不久，胡啟立同誌接受了我和賀延光的專訪。他1989年後，十五年沒有接受過記者的專訪。我們都知道，啟立同誌因“六四”下台，1990年出來工作，當了機電部排名最後的副部長。然而，他很快進入情況，成為打破中國電信業壟斷，形成電信業競爭局麵的“領軍人物”。一般情況下，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未來的總書記接班人，連降五級，實行象征性的、安撫性的、以觀後效性的安置，從權力金字塔的頂尖跌到了最底層，心理落差是極大的，也很難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我問他為官之道，他說，官位再高，並不能說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高，官位再低也同樣不能說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低。他的回答實際上闡釋了做官、做人、做事之間的關係，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能區分出個人的素質和品質。閣下真該聽聽啟立同誌的教誨。

“陳傑人事件”發生後，樊永生主動請辭，承擔稿件終審領導責任，有人說他幼稚，有人請他從報社的大局出發收回成命，他說：“我可以不做官，但是不可以不做人！”說起來，樊永生應該算閣下們的前輩。他1978年就參加了共青團第十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當時閣下們各位還是孩子。他當時有兩個選擇，要麽去剛剛複刊的中國青年報當記者，要麽回江蘇某地當團地委書記，他選擇了當記者。

可見，他是把新聞工作當作了終身職業來選擇的。他當副總編輯二十年，新聞敏感，心胸包容，謙虛待人，團結同誌，領導了許多有重大影響的報道，在報社享有很高的威信。我還想特別強調的是，他在報社是有名的謙謙君子。“陳傑人事件”中，他犯了兩個錯誤，一個錯誤是稿件終審疏忽，一個錯誤是用君子的邏輯麵對政客的邏輯。政客的邏輯是什麽？就是落井下石尤恐不及，就是借機擴大事態，把事件人為升級，改組中國青年報高層領導班子。細細觀察整個事態發展的過程，不能不讓人懷疑這次對中國青年報的改組是一場窺伺已久的陰謀。

閣下們的錯誤是，在一個不恰當的時間，選擇了一個不恰當的人物和事件，采取外科手術式的不恰當方法來改組中國青年報，把一個偶發性和常規性的事件政治化，一舉解決中國青年報的高層人事問題。閣下們的錯誤是把中國青年報當作了一個官僚機構的下屬機構，相當程度地惡化（或者說“毒化”）了中國青年報的內部政治生態，想把中國青年報辦成一張聽喝聽令的黑板報。閣下們給青年報人傳達的所有信息已經到位。

但是，閣下們並沒有收到震懾的效果，反而在中國新聞界給閣下們自己製造了一個醜聞，讓中國青年報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恥辱。為了糾正團中央失當、過當的處分決定，給團中央一次體麵地改正錯誤的機會，前不久，中國青年報七十多名編輯記者致信團中央書記處和周強書記，要求恢複樊永生的工作，遭到周強書記的斷然拒絕。七十多名編輯記者一致行動，為改正團中央的一項錯誤決定簽名致書，是史無前例的。當然，在閣下們眼裏，民意狗屁都不是，也不會在乎什麽醜陋的曆史記錄。

我也在信上簽了字。我們心存僥幸。我們對團中央報有善意的期待。我們有理由對團中央報有善意的期待，因為，從馮文彬、胡耀邦到李克強，七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以及他們所領導的書記處，不論是什麽時期，不論針對什麽事情，都對中國青年報報有善意和尊重，甚至對中國青年報的不同意見都報有傾聽和接受的雅量。

當然，他們的雅量有前提，第一，對青年報人有充分的信任；第二，對青年報人的職業標準和職業水準有充分的尊重；第三，對把握大局勢有充分的自信；第四，對大是大非問題有相當的默契和共識。青年報人對這種雅量十分珍視，以至於遇到複雜的政治局麵時，能夠與團中央保持高水準的一致。請注意，我在“一致”前麵的定語，不是“高度的”，而是“高水準的”。“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容易，很被動，直腸子，吃啥拉啥；沒腦子，指哪兒打哪兒，見誰咬誰。“保持高水準的一致”很難，卻很生動，不僅要有政治智慧和勇氣，還要有很高的職業水準。舉一個我親身經曆的例子。

1986年底，1987年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北大學潮，總書記胡耀邦下台，開除了劉賓雁、吳祖光、王若望的黨籍，改革開放出現大回潮，局勢很緊張。這段時間，我在總編室一版上夜班，一天晚上，白班送來一篇團中央擬好的本報社論，標題是“同學們你們要趕快成熟起來”，第二天頭版頭條見報。

值班副總編輯周誌春瀏覽了一遍交給我，說：“躍剛，你看看，覺得怎麽樣。”我看完後說：“內容還可以，但是標題不行，有教訓人的口氣。語句也不通順。”周誌春又讓負責一版版麵的總編室副主任何春龍看，何春龍說：“我同意躍剛的意見。”周誌春問：“你們是什麽意見？”我說：“改。”何春龍說：“改。”周誌春拿過稿子，“同學們”後麵加了一個逗號，刪去“你們要”，我們一致叫好，那種家長式的教訓變成了平等的交流和勸導。改完標題，周誌春打電話請示總編輯和團中央，一致同意。

八十年代末，中國青年報發行近二百萬份，對大學生的影響很大，社論發表後，反應良好。總結起來，我們無非是在大動蕩時期頭腦冷靜，堅持了職業的標準和操守，堅持了新聞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應該有的角色。當然，還有一點私心，就是不願意在曆史的進程中同流合汙，留下惡劣的記錄，哪怕我們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擋箭牌下不承當任何個人的責任。其實，這不僅是個人的職業準則，也是社會道義的要求，更是對曆史後果的警惕。

1993年，我在閣下的家鄉與鍾叔河先生討論現代化問題時，他說，“什麽是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就是每個負責任的個體構成的社會。”以“宣傳”為指向的新聞媒體政策，明確主張“工具論”和“喉舌論”，極端強調黨報的黨性原則，忽視並反對黨報的人民性原則，扼殺編輯記者的人性、個性，扼殺報紙的新聞屬性，鼓勵報社和編輯記者不為自己的職業行為負責任，甚至鼓勵他們投機取巧、助紂為虐，實際是對現代社會的反動，把社會導向專製和蒙昧。我們該總結的曆史教訓太多了。

別的不說，僅僅從危機處理的角度看，1989年，如果沒有《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會拱出那麽大的火，導致學生和社會各界持續不斷的大遊行嗎？會有後來的學生絕食和情況不可收拾地惡化嗎？“四．二六社論”對局勢的判斷，對學生運動性質的判斷，以及那種殺氣騰騰、準備秋後算賬的口氣，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處理社會危機的障礙和難度，匯合各種複雜的因素，導致了至今讓所有中國人傷痛不已的大悲劇。僅從危機處理的角度看，兩次危機，兩篇社論，兩種效果。

團中央用殺一儆百的方式處理“陳傑人事件”，已經讓我們感到了來者不善，但是，我們仍然報著極大的善意去團中央向周強書記當麵呈交簽名信，直至閣下們踐踏我們的善意。我們的善意是，通過恢複樊永生的工作，修複並調整團中央和中國青年報的關係，在中國青年報和團中央、報社內部編輯記者和主要領導人之間的重新建立信任和信用。我們明白了，閣下們不要報人，要的是馬仔。按照閣下的邏輯，大多數青年報人都該滾蛋。我們的衝突，是兵痞邏輯與秀才邏輯的衝突，是官僚文化與報人文化的衝突。而且，我們還敢推斷，將來如果遇到與1987、1989相當的社會危機，閣下們要的一定是1989年《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而不是1987年的中國青年報社論，因為，閣下們與閣下們的前任比較，私心太重，官氣太重，既不可能有曆史的自信，也不可能有曆史的智慧，當然就更談不上曆史的勇氣。

有人說，今天“中國青年報的曆史才真正開始”，大有“時間開始了”的氣勢。閣下則煞有介事地拿出1951年團中央創辦中國青年報的會議紀要，向青年報人發問：“為什麽要創辦中國青年報？”本來是個青年報人要不斷追問和自省的好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從閣下的嘴裏出來，從閣下製造的講話氛圍和“主子”般的姿態裏出來，實在是別扭，甚至有點滑稽。不過，我們聽懂了，閣下代表本屆團中央書記處追根溯源，對中國青年報的現狀表示了強烈的不滿，重新宣布“時間開始了”。

閣下提出這個問題是想強調：“中國青年報不是一個抽象的大報”，而是“團報”，你們搞清楚一點，我們握有中國青年報生殺予奪的權力，我們才是中國青年報真正的“主子”。其實，成熟的青年報人從來就沒有懷疑這一點，我們報紙的老板是誰，我們辦的是一份“共青團中央機關報”，正是以這種共識為前提，我們遵守著上級和下級、宣傳和辦報、工具和職業報人之間的遊戲規則，在1978年複刊後創造了中國青年報的輝煌，把中國青年報辦成了對社會，尤其對青年人有著廣泛深入影響的“全國性大報”，辦成了備受讀者和業內人士尊敬的“偉大報紙”，而且，當讚賞中國青年報的時候，都要讚賞團中央創造了一個辦報的寬鬆環境。

了解中國辦報環境的人都知道，沒有上級主管部門的信任和支持，不可能辦出一張好報紙。我們在總結中國青年報的辦報經驗時，須臾不敢看輕團中央的作用，特別是胡耀邦同誌在共青團係統培養的並得到良好延續的民主、活躍、敏銳等好的傳統，由此而形成了中國青年報不同於其他報紙的辦報文化。我們承認，中國青年報和團中央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還有發行上的依存關係。

閣下在講話時強調中國青年報發行，今天四十多萬份發行量，百分之九十是公費訂閱。所謂“公費訂閱”，相當多數是團費訂閱，話說白了，你中國青年報的發行要靠團中央，你中國青年報的生存要靠團中央。在中國青年報完成市場化、中國開放報禁之前，這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

我們對此沒有異議。那麽，今天我們的分歧在哪兒呢？我們的分歧在於，閣下們在把玩權術，按照官場規則塑造一張聽話的“團報”，而我們想辦一張推進中國社會進步，青史留名的好報紙；閣下們要馬仔、工具、喉舌，我們進入報社第一天起，就立誌改變黨報幾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說大話、空話、假話的文化”，采取相對中立的政治立場，始終保持相對獨立的新聞價值判斷，做普世職業標準的編輯記者。一言以蔽之，我們的分歧在於對中國青年報辦報文化、辦報理念的理解。

按照閣下的說法，就是反對“理想主義”，反對辦“抽象的大報”。關於後者，我們可以明確地告訴閣下，我們從未有過辦“抽象的大報”的想法並形成什麽辦報理念，中國青年報也從來沒有“抽象”過，性質、主張、目標、形態、策略、技術都很具體，很明確，閣下或閣下們的擔心，無非是害怕中國青年報失控，成為“第四種權力”。我們倒是不擔心在這個層麵上與閣下們取得共識。

我們的擔心是，閣下們為了紅頂子，把中國青年報辦成“中國青年簡報”，辦成宣傳自己政績，滿足某種虛榮心的垃圾場。我們這些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我九十年代初擔任經濟部副主任就知道，之後又聽夜班的同誌說，閣下就是愛在中國青年報露臉，想方設法往報紙塞稿子，“愛崗敬業”，推銷自己工作成績的人。

如果閣下們是在這個意義上強調報紙的“團性”，我們之間肯定有巨大的差異，我們則更強調報紙的公共屬性。這是個老問題。本報團的生活部及其保留的“不可動搖”的、“沒人看”的專版，以及要聞版和綜合新聞版捏著鼻子發團中央和各級團組織各種活動的稿子，就是這個矛盾的妥協。這是妥協的底線，即中國青年報可以為團中央設置垃圾桶，但是決不能把中國青年報辦成一個垃圾報。

辦垃圾報，肯定有人辦，但決不是我們這些人辦。這個問題的解決，我意應該從改變共青團工作作風（首先要從書記處改起），進而改善團的工作宣傳做起。有好的做法值得總結，比如“保衛母親河”、“青年誌願者行動”、“希望工程”等等。對於我們來說，閣下反對辦“抽象的大報”是一個有明顯針對性的假命題，完全可以在技術層麵上解決，不需要討論，不值得討論，與閣下反對理想主義辦報的命題相比，這個問題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不知閣下注意到了沒有，我在行文中，多次使用“青年報人”的提法。這種提法在中國新聞界是獨一無二的。這種提法有兩個含義：一是“中國青年報同仁”，一是把“青年”當作定語，強調“報人”。這是中國青年報傳統和文化的核心概念。在黨報內部“同仁辦報”、“報人辦報”，是我們青年報人身體力行的高度默契，也是青年報人凝聚力、歸屬感之所在，也是青年報人追求報社文化的最高目標。我們以“報人”自居，自持，自傲。

今天的情況我不敢說，我敢說的是，這個傳統和文化曾經排斥“官本位”文化，反對用官僚的眼光評價編輯記者，雖然絕大多數黨報把自己看作官僚係統的一個部分，許多編輯記者當官得到了好處。甚至有極致的例子，某副部級報紙的總編輯們，以把報紙辦得沒人看為己任，以把新聞史上“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毀掉為己任，報紙發行量一天天降下去（聽說發行量不到十萬份），自己的官位子一天天升起來。報紙辦得沒人看，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官升三級。其中的訣竅我們知道，就是強奸民意，把報紙辦給上麵看，就是練習《葵花寶典》——自己閹割自己，把烏紗帽看的比公益、良知重。上麵喜歡什麽？喜歡“保持一致”，喜歡聽話、跟風。這些人，在官場上是“成功者”，在正直的報人心目中，在新聞史上是小醜。

我們不願意同流合汙，還心存辦報的理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青年報的傳統和文化，具有閣下在講話中所蔑視、反對的“理想主義”色彩，這一色彩使中國青年報成為誕生名記者名編輯的搖籃，成為新聞界和大學新聞係畢業生向往的地方。

2000年，我曾主編了中國青年報複刊以來的重要報道選集《本報今日出擊》三卷。我在序言中總結中國青年報的傳統和文化，主要有兩條，即“理想主義加業務民主空氣”。後來，備受老青年報人尊敬的前總編輯王石跟我說：“躍剛，你還要加上一條，就是‘鼓勵出名記者名編輯’。”王石何許人？我估計閣下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報社的年輕同仁則可能完全陌生了。王石可能是中共建黨以來，黨報總編輯中唯一不是因為“錯誤”或者升遷而自動提出辭去總編輯職務的人。

今天回憶起來都覺得匪夷所思。王石1952年調入中國青年報，任吉林記者站記者，1957年春天調到編輯部，參加編輯“辣椒”。“反右”中，“辣椒”全軍覆沒，都被打成了右派，王石因為來的晚、文章少而幸免於難，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1960年，王石因為主筆《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一舉成名，成為影響至今的名記者。

1978年中國青年報複刊，王石擔任文藝部主任，1979年擔任副總編輯，1982年堅辭未果，擔任總編輯，至1986年12月辭職，擔任中國青年報新聞研究所所長。他辭職那年那月，1986年12月，我進入中國青年報。我在報社小白樓門口牆上，看見王石用鋼筆寫的辭去中國青年報總編輯的“告示”，不僅吃驚，而且不解。李大同去找王石，問：“老王，你說真話，為什麽要辭職。”

王石說：“說真話，兩條，一條是檢查寫的我頭昏腦脹，屁滾尿流，不堪重負；一條是我們的思想已經老化，跟不上你們了，不能領導你們了。”我也問他這個問題。

他說：“總編輯做煩了，大事小事都找你，提拔幹部，家庭矛盾……每天弄得焦頭爛額，屁滾尿流。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想留住徐祝慶。那年，《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周修強病重，向社長錢李仁提出，調徐祝慶回《人民日報》理論部主持工作。徐祝慶就是從《人民日報》理論部調到中國青年報的。錢李仁給團中央主管書記李源潮打電話，李源潮給我打電話。徐祝慶1982年當副總編輯，人品、業務反映都不錯，想留住他。我跟李至倫說，我願意下，提拔徐祝慶。我害怕至倫誤解，誤解我不願意跟他合作，專門作了說明。李源潮來報社征求中層幹部的意見，都說‘老九不能下’。我仍然堅持，又去找了宋德福（團中央第一書記）。”

王石下台的時候，學潮洶湧，外界多有傳聞，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不好說，但是有一個事實是可以肯定的：沒人強迫他辭職，不僅不強迫，而且極力挽留。那年，他五十三歲，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什麽變故，理論上，他至少還可以在中國青年報總編輯的位子上再幹七年。他還跟我講了第三個原因：“我還想當記者，寫一些大報道，大通訊。”他卸任後，采訪寫作了“李潤虎的幾幕人生”等多篇長篇通訊。“李潤虎的幾幕人生”獲中國新聞二等獎。我把這個故事講完的時候，我的思維發生了短暫的錯亂。我自己問自己：“這個故事真實嗎？中國青年報曆史上真的發生過這樣的事？”

提到李至倫和徐祝慶，我還有故事說。先說李至倫。1986年12月，我在總編室報到後，上了三個月的夜班，然後轉白班。

一天，編前會後，我在白班辦公室看第二天見報的稿目和稿子。頭條是團的生活部的長篇通訊。我發現稿子有顯而易見的問題。我向總編室主任陳泉湧匯報。泉湧指著發稿簽上一個名字說：“你知道他是誰嗎？”我說：“不知道。”泉湧說：“他是本報社長兼黨組書記。”

我知道，泉湧不是拿大官壓我，而是警告我，編前會那麽多報社領導和部門主任定的頭條稿子，長篇通訊，提意見要慎重，特別是顛覆性的意見一定要有根據。而且，稿子是一位老記者寫的。我又看了一遍稿子，堅持我的判斷。泉湧說：“你把你的意見寫出來。”我拿過一篇稿紙，寫了好幾條意見，交給泉湧。泉湧拿著意見就走了。總編室白班和社長、總編輯們的辦公室在六樓同一層。

一會兒，泉湧帶著個高個闊臉的人進來，介紹說：“這是剛來的編輯盧躍剛。”又對我介紹說：“這是社長李至倫同誌。你把你的意見當麵跟至倫說一下。”我說，稿子的情節和細節可能有問題，估計沒有采訪，或者是采訪了，沒有采訪到位。

至倫聽完我的意見，說：“稿子撤下來，明天不見報了，你們找記者談談。”找記者來總編室談，果然，沒采訪，是根據一份材料寫的稿子。我們的意見是，稿子主題不錯，建議記者重新采訪。這時沒有官大官小，隻有稿子的好壞標準。李至倫還有一件事不能不說。1985年10月，葉研去老山前線采訪，出言不慎，得罪了某軍首長，告到總書記胡耀邦那裏，胡耀邦批示說：中國青年報記者葉研問題嚴重，要認真檢查，如果一貫表現不好，又不認真檢查，其中任何一條，就調離新聞崗位。

一天，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書記處書記王兆國打電話給李至倫，落實總書記指示，催辦葉研的處理。李至倫說：“兆國同誌，我們已經派人調查，等調查結果出來後再處理不遲。如果你們不同意我的處理辦法和意見，可以先撤我的職！”李至倫現在是監察部部長、中紀委副書記。葉研被保護下來，後來參加了大興安嶺火災、1998水災、內蒙古雪災、南極和北極等一係列重大報道，獲範長江新聞獎。

閣下在講話前宣布徐祝慶退休，可是當著報社全體中層幹部，對徐祝慶沒有一個字的評價，哪怕是敷衍的評價。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閣下連起碼的傳統倫理都不懂。按照年齡計算，徐祝慶應該是閣下們的父輩。他1982年當副總編輯的時候，閣下們還是乳臭未幹的孩子。徐祝慶1987年擔任總編輯，1988年李至倫調到監察部後，黨組書記、社長、總編輯一肩挑，繼續著前任的輝煌，在1980年代末，把中國青年報辦成了讓業內和讀者尊敬的“偉大報紙”。

他是中國青年報曆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社長、總編輯。話說的俗一點，沒有功勞有苦勞，連一點苦勞的安撫都沒有，寡情寡義，令人心寒。這算什麽？辭退店裏的夥計還要說兩句虛偽的貼己話呢！徐祝慶怎麽看？青年報人有自己的評價。前不久，我們一些報社的老人為徐祝慶設宴送別，誌春說：“老徐是什麽人呢？老徐是那種在位時不覺得怎麽樣，離開的時候顯得特別重要的人。”這個評價在我們看來是非常到位非常高的評價。老徐沒有辜負大家。他在宴席上發言，首先向在座的一些同誌道歉，向六四以後曾經處分和傷害過的同誌道歉。

本來，大家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為老徐送別，可是老徐挑起了一個沉重的話題。這個話題不僅是曆史記憶的沉重，也是現今狀況的沉重。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認識，中國青年報今天的諸多不如意，總體上是“六四後遺症”。國家、報社、個人的命運是聯係在一起的。

在座的人，都是那段曆史的見證人，都知道在當時的大背景下，老徐一個人根本無法逆轉形勢，不必為那個曆史錯誤和悲劇承擔任何責任。他代表上級的意思，對報社一些中層幹部進行處分，為了盡快過關，保全報社，有的處分不得不違反《黨章》的原則，是可以諒解的。老徐性格內向，不擅交際、應酬，相信這些道歉的話，深思熟慮，淤積已久。我個人認為，他是在澄清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立場，庶幾是良知的剖白。他的剖白令在場所有的人動容。老徐有很多缺點，當場也有人指出這些缺點，但是，有一點大家是共識的：他是個正派人。六四期間，我們與他在局勢判斷和報道思想上有多次重大衝突，我們甚至對他有許多激烈言辭，但是他能不計前嫌，使用和他有直接衝突的人，比如大同、葉研、我。

王石不當總編輯當記者，李至倫保護記者、敢於擔當，徐祝慶忍辱負重、良知剖白，還有許許多多今天沒有篇幅來說的故事，構成了青年報人文化，同時也影響了青年報人文化——確鑿無疑的閣下所鄙視和嗬斥的“理想主義”文化。可能在閣下們的價值觀裏，這些不啻是“傻子文化”、“自殺文化”，與閣下所謂的“現實主義”相差不啻幾千萬裏！我們今天來歸納總結中國青年報文化，是想告訴閣下，中國青年報的文化是青年報人幾代人共同創造的，是風風雨雨半個多世紀的結果。我們對我們所有的行為負責。我們願意傾聽任何批評的意見，我們可以和任何質疑平等討論，惟獨拒絕閣下居高臨下的嗬斥。閣下在我們之間設置了一條鴻溝，鴻溝的兩邊遊蕩著完全不同的兩個靈
魂。

我在《本報今日出擊》“序言”中說：“張建偉經常用加繆的‘西緒弗斯神話’來鼓勵自己，我則願意舉中國治水的例子。比如黃河。黃河是撫育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一條幾千年來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黃河清，聖人出’的詛咒與期待。

麵對黃河，我們愛恨交加。明明知道黃河水永遠不能清澈，明明知道黃河絕難盡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萬苦流血流汗修築的堤壩可能頃刻之間化為烏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變，隻能改善’，卻絲毫不能貶損我們的祖先和他們的子孫滿目希望，滿目絕望中的希望，在黃河岸邊種上一棵樹，為黃河大堤培上一□土，為黃河決口背上一捆薪草的永恒意義和價值。種一棵樹，培一□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積，循環往複，綿延不絕，何等壯觀！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才能感受到不懈努力的‘理想’的高峰體驗，才能登臨懷風，在曆史的偉岸上感受到風雲際會，波瀾壯闊。”

“複刊以後的中國青年報報道，大概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第二階段是九十年代。兩個意象似可概括：其一，‘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其二，懸崖邊沿的舞步。大江弄潮，欲取肥美之鱸魚；懸崖舞蹈，既攬奇峻之山川。－－驚險而富於挑戰。”這樣的歸納和描述，既有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有知其可而不為之，與閣下所倡導的“現實主義”實在不相幹。我們的靈魂，我相信是西緒弗斯式的，千年治河式的。現在，閣下不但可以蔑視“理想主義”，而且可以嘲笑“理想主義”了。

閣下在頗有玄機的“現實主義”告誡中，暗含著一種“理想主義”幼稚，不切合實際的邏輯。閣下是在以官僚的邏輯套青年報人的邏輯，以官場謀生的手段解構青年報人的文化。有些東西在官場是個玩意兒，出了官場就不是個玩意兒！我們知道，理想主義在中國官場活不下去，胡耀邦就是典型。

理想主義在官場往往被嘲笑被總結。其實，曆史上並不缺乏“理想主義”（如果能叫“理想主義”的話）創造偉大政治人物的事例，如閣下的鄉黨曾國藩。曾國藩之所以能以一介書生打敗太平天國，就是因為他有維護儒教正統的文化理想。如華盛頓等美國獨立戰爭領導人因為他們偉大的理想和政治遠見，不僅創造了《獨立宣言》，而且創造了支持後來一個偉大而強盛國家的《憲法》。那種蠅營狗苟的政客厚黑、侏儒的“現實主義”理論還有什麽可值得說的呢？幾百年前的一天，一位高人來到橘子洲頭，指著湘江說：“湘江不過漓水一餘波耳”。湘江過長沙，已成大勢，其勢洶洶，不過爾爾。

當然，“理想主義”對於青年報人來說，不是狂妄、不食人間煙火的代名詞。青年報人不是桃花源中人，自我審美，自我陶醉，自我得意，總是要察言觀色，“埋頭拉車，抬頭看路”，我們還沒有愚蠢到不清楚自己生存和辦報環境的地步，否則，早就崩盤了。

中國青年報的理想主義其實是很現實的。本報一位副總編輯曾與時任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有一段對話很有代表性：一、堅決不說假話；二、不主動說假話；三、一定要說假話時，決不發明創造。他實際上闡明了三條底線：一個正直的普通人的底線——堅決不說假話；一個職業報人的底線——力求不說假話；一家黨報——中國青年報的底線——被迫說假話時，隻轉述上麵強迫說的假話，雖然是從我們的口裏說出的假話。不僅是假話，還有大話、套話。

時代不知道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打開電視，翻開報紙，假話一點沒少，大話、套話漫天飛。而且有的大話、套話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全黨講，全民講。兩年前，我去江澤民的家鄉江蘇揚州采訪，見到鬧市區有一個巨型的公益廣告牌，上麵赤裸裸寫著八個大字：“江淮之水，恩澤於民。”果然是“恩澤於民”。

兩年後，今年5月1日，揚州火車站通車，揚州人民就享受了現任總書記為前任總書記家鄉火車站通車剪彩的殊榮。“五一”長假，我也在揚州，有幸耳聞了盛況。揚州人民還沒有從現任總書記剪彩殊榮的亢奮中緩過勁來。一位官員向我炫耀：“你們北京火車站通車有這樣的待遇沒有？上海火車站通車有這樣的待遇沒有？”按照級別，揚州隻是個地級市。我說這些，無非想揭示，青年報人有一種曆史自覺，或者叫“曆史警惕”，政客不必為曆史負責，我們必須為曆史負責，要防止政客為了保護既得利益，用“假大空”毀報紙。

董橋說：“新聞是曆史的草稿。”如果新聞成了曆史的垃圾，或是假、醜、惡的幫凶，假、大、空的幫閑，將是何等恐怖的情景。曆史的教訓太多了。在各級黨報不難聽到這樣一種言論，黨報黨報，是黨的報紙，再難看也是黨的報紙，辦垮了也是黨的報紙，跟我們有什麽相幹？一位省級黨報的社長曾跟我說：“我的任務就是把報紙辦的沒有人看。”中國青年報與其他的黨報最大的不同，就是許多青年報人把中國青年報也看作自己的報紙，看作自己的精神家園，看作實現自己價值、理想的安身立命的載體。

中國青年報的“報人文化”、“同仁文化”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生長起來的。為了生存，我們也妥協，進取中妥協，突圍中妥協，創新中妥協，錘煉出了許多讓新聞界同行稱羨不已的博弈理念、技術和技巧，與理想主義和民主業務空氣一起，構成了中國青年報文化。八十年代後期，反自由化，一些左派痛恨中國青年報，係統搜集中國青年報的報道“罪證”，結果是“鏡中花”，“水中月”。所以，青年報人對任何傷害中國青年報的行為都特別敏感，包括對閣下的講話。

閣下在講話結束前為此次講話定了一個調子，說閣下是在和大家“談心”。我們也想跟閣下、閣下們“談心”。然而，“談心”是這麽“談”的嗎？閣下以為聽閣下講話這幫人是吃屎長大的？閣下以為台下這幫人智力低到連什麽是“談心”，什麽是“訓斥”都分辨不出來？閣下代表團中央書記處要求中國青年報領導班子“要加強學習”，我認為中國青年報領導班子是“要加強學習”，但是團中央書記處特別是閣下本人更“要加強學習”。為什麽這麽說？因為閣下眾目睽睽“開黃腔”。閣下說要保證中共永遠的執政地位，必須依靠筆杆子、槍杆子——“兩杆子”。

我們聽得懂，閣下在引用閣下湖南老鄉毛澤東的“兩杆子理論”。兩杆子理論，說的好聽一點是“政治哲學”，說的貶義一些，是“統治術”。可是閣下忘了，那是革命黨的政治哲學。在革命黨奪取政權和早期鞏固政權時期，這套政治哲學的潛含邏輯是筆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裏，筆杆子後麵站著槍杆子，控製輿論，輿論一律，想怎麽說就可以怎麽說，想怎麽做就可以怎麽做，誰要是敢於質疑和反對，就亮出槍杆子，於是幾十年萬馬齊喑，於是“謊言說一千遍就是真理”，1949年以來政治運動不斷，二十多年民不聊生，總結經驗，其中一條就是中國共產黨一直在革命黨的軌道裏運轉，主要精力用在了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上，折騰別人，折騰自己，最終折騰中華民族，以至1959—1962“三年困難時期”餓病交加，至少2700萬人非自然死亡；以至釀成十年浩劫，六四悲劇。

有人說，中國近現代的曆史是湖南人和四川人的曆史。湖南一百多年來產生了曾國藩、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一係列影響中國曆史走向的政治、軍事、文化人物。閣下也能算三湘子弟中的一個人物，敢於在中國青年報六樓這個見證曆史的地方，在二十一世紀，講什麽執政黨的“兩杆子”理論，幾乎就能解釋為，在人類社會民主化潮流浩浩蕩蕩情形下，中共要鞏固執政地位，一靠控製輿論，二靠暴力。

有閣下這樣的湖南革命黨後起之秀墊底，難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湖南還在廣大農村搞什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了。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選擇經濟體製改革，市場經濟道路，就是按照那套革命黨理論瞎折騰，已經嚴重動搖了執政的合法性，不得不承認嚴酷的現實，不得不向人民的經濟要求做出妥協。

到了今天，執政黨必須正視人民的政治要求了，因為生產關係已經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矛盾一觸即發。實際上，中共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問題早已在民間和執政黨內部有識之士、包括胡溫高層中提出來了，即政治體製改革已是迫在眉睫，這不僅關乎中共的命運，也關乎中華民族的福祉。說白了，對於中共來說，就是必須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並且在服膺《憲法》的前提下，通過民主渠道，解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否則，後果太嚴重了。我們聽明白了，閣下的回應是“兩杆子”理論。“兩杆子”，“兩”也可讀為“二”，“兩杆子”可以讀為“二杆子”。在互聯網時代，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在民主化潮流時代，我們不得不遺憾地宣布，閣下的“兩杆子”理論是一個“二杆子”理論。我真為閣下擔心，擔心讓當今立誌改革的當權者聽見閣下的思想如此混亂，如此無知，會斷送閣下的政治前程；更擔心閣下這樣的政客一旦執掌了更高的權力，可能為禍國家。

說閣下“無知”不冤。閣下把民調80%支持率的印度總理瓦傑帕伊突然被顛覆，歸罪於媒體輿論導向出了問題，這種解釋很像閣下的湖南老鄉毛澤東解釋尼克鬆下台。毛澤東的老朋友，美國總統尼克鬆因水門事件下台，消息傳來，毛澤東在中南海紅牆裏的理解是：“有人想整他。”閣下與毛澤東犯了同樣的錯誤，就是對民主製度的無知。無知無畏。不展開說了。

忍無可忍，遂有洋洋萬言，唯望閣下好自為之。

盧躍剛2004/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