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鋤奸：國民黨特務滲透 中共加緊防範

延安鋤奸：國民黨特務滲透 中共加緊防範

2011年03月  　來源：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摘要]抗戰爆發後，國民黨仍加緊派出特務對陝甘寧邊區進行滲透，中共也對此著意防範，並將反奸反特列為整風和審幹運動中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幾乎每次延安特別強調審幹鋤奸之時，恰恰也正是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之際。相反地，伴隨著內戰危機的一度解除，審幹工作亦相應放緩。這種時間上的吻合應該不是偶然的，至少說明國民黨的破壞活動是審幹運動的重要誘發因素之一。 　　[關鍵詞]延安審幹運動；國民黨；特務政策；反共高潮 　　眾所周知，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機關、學校於1942年下半年先後開始審查幹部，並發展到擴大化的程度。在它的高潮階段即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中，更是造成一大批冤假錯案，使審幹工作走偏了方向。關於審幹運動的發生及其擴大化的原因，近年來已有不少論著予以分析，大多歸咎於康生個人或中央決策的失誤。客觀說來，這種著重於問責的思路有其可取之處，但當時的曆史背景和延安所處的環境同樣值得關注。尤其是國民黨派遣特務到邊區潛伏這一因素，對審幹運動的發動影響不小。以往雖然有學者亦曾提及國民黨反共活動對延安發起審幹運動的客觀影響，如秦生的《延安“搶救運動”發生原因探析》（《北京黨史》1995年第2期），但比較簡略。 　　一、國民黨特務對邊區的滲透 　　全麵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盡管再度攜手合作，共禦外侮，但原有芥蒂並未就此消除，依然互相戒備。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防製異黨活動辦法》，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此後，反共論調甚囂塵上，相關措施紛紛出台，特別是國民黨特務的活動更行猖獗。如1939年擬定的《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和《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草案》便提出：“加強特務工作，……組織特種黨團，打入共黨組織”，“策動淪陷區本黨忠實黨員，打入共產黨各級組織，從事內線工作，刺探其內情，並分化其力量”，“策動本黨黨員及優秀青年，打入共產黨所操縱之各種民眾團體及遊擊部隊，起黨團作用，分化其組織，並奪取其領導權”。（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8冊，解放軍政治學院1979年版，第323-324頁。）很明顯，國民黨此時加緊了對中共的特務工作。 　　在這些活動中，陝甘寧邊區無疑是其窺伺的重點。1939年秋，軍統在陝西省漢中縣成立直屬西北特聯站（1943年改稱西北特偵站），由中共叛徒程慕頤任站長。據副站長王明江回憶，這是軍統直接領導的對付共產黨的一個專門情報特務機構，也是軍統局最秘密的一個情報單位。該站通過設立漢中特訓班，先後訓練十多期二百多人，由此構成了其基本班底。西北特聯站在陝西下設延安組（十餘人）、環縣組（5人）、慶陽組（6人）、平涼組（5人）、韓城組（5人）、宜川組（4人）、榆林組（十餘人）、綏德組（7人）等組，曾派人打入延安抗大、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室、魯迅藝術學院和延安專署等機構。他們搜集情報的範圍主要包括：有關中共中央所屬各部會的組織人事，一切重要方針政策、具體措施的指示，各個邊區、省地縣的組織人事活動情況及其施政方針政策，八路軍、新四軍的團以上的編製番號、主官姓名、兵種、兵力、武器、駐地、訓練調動情況等。此外，邊區的經濟、文化教育等情報亦在偵察之列，“總之中共的方方麵麵都是偵察對象”。1940年，該站又在安徽省廣德縣建立了直屬東南分站，並通過浙江麗水特訓班訓練約百餘人，作為東南分站的基層組織成員，專門搜集新四軍情報，並配合軍統局直接領導的忠義救國軍，對新四軍的抗日根據地進行瓦解破壞活動。（參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特工組織》下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91頁。） 　　另外，沈醉在《軍統內幕》一書中也說：“軍統局過去一直把對陝甘寧邊區的特務活動當成重點，戴笠也經常親自主持這方麵的工作，並且異常重視”，軍統“在邊區的一些縣裏都建立過特務組織”，派往延安的特務達百人之多，僅耀縣一地，每年總有幾十名特務由此潛入延安。“軍統派遣特務去延安，是采用偽裝進步的辦法跟著混進去。……許多人去延安時，都帶了介紹信或原來在什麽學校讀書或什麽單位工作等種種證件，這些人被扣捕後，軍統將這些可以混進去的證件沒收下來，交由偽裝的特務冒名頂替混進去。軍統運用這一辦法，曾經有上百的人去過延安。”這些特務都負有搜集情報、從事破壞和發展組織的任務，有的甚至企圖暗殺中共領導人。（參見沈醉：《軍統內幕》，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97頁。）由此可見，國民黨特務當時是煞費苦心、處心積慮地將觸角伸入邊區。

  　二、中共的加緊防範

　　對國民黨的這些特務活動，中共實際上早有警覺，並製定了相應對策。1939年2月，中央社會部成立，康生為部長，李克農為副部長。中央書記處在《關於成立社會部的決定》中指出：“目前日寇漢奸及頑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細企圖混入我們的內部進行陰謀破壞工作，為了保障黨的組織的鞏固，中央決定在黨的高級組織內成立社會部。”（劉華峰、王雨亭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頁。）從此，社會部就成了中共反特工作的領導機構。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又在《關於鞏固黨的決定》中提出：“為了鞏固黨，必須加強黨的保衛工作和反對奸細的鬥爭，黨內的鋤奸教育與黨的警惕性，必須大大提高，使保衛黨的任務與反奸細的鬥爭，成為全黨的工作。……在審查黨員特別是審查幹部的經常工作中去發現和洗刷混入黨內的敵探奸細托派分子，叛徒和墮落分子。”（《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頁。）10月，中央具體製定了《關於反奸細鬥爭的決議》，其中也寫道：“敵人不僅公開的在軍事上圍攻八路軍，政治上破壞共產黨，而且隱蔽的派偵探奸細混入我們的內部，來瓦解我們的軍隊與政權，破壞黨的組織。……反共分子，自國民黨五中全會後，發布所謂防製異黨的辦法，成立了反共的特務委員會，派遣特務人員到各地進行反共的特務工作，……現在民族敵人階級敵人對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陰謀暗害工作，比任何時候都要加緊了，因此全黨全軍必須最高限度的提高革命的警惕。”該決議還強調：“必須積極的動員全黨加強反奸細鬥爭的工作，以保證黨的政治路線的執行與黨的組織的鞏固，不使黨與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遭受意外的損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181-182頁。）

　　此後，中央又先後發出《中央社會部關於鋤奸政策與鋤奸工作的指示》、《關於大後方黨肅清內奸的決定》等一係列文件，中央組織部也相繼發布了《關於審查幹部經驗的初步總結》、《關於對內奸及不良分子的處理辦法》、《關於審查黨員的指示》和《補充指示》等指示。這些文件的主旨集中到一點，都是反複強調目前審幹和鋤奸工作的重要性，“必須認識目前日寇國特正以內奸政策為中心工作，國民黨中央統計調查室對我黨我軍的領導機關正進行著內線突擊，因此黨的鋤奸工作，須以‘厲行肅清內奸’‘進行反間工作’為主要任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477頁。）。不過，這些指示同時也提醒各級部門要防止“左”傾擴大化傾向，“一方麵要反對對敵人內奸政策的麻木不仁現象，又一方麵要反對亂捉亂殺亂打亂罰的左傾現象。……反對鋤奸工作的擴大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476-477頁。），尤其“在審訊方法上要堅決廢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證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183頁。）。所以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審幹工作還是比較謹慎的，尚未造成大規模全局性的嚴重擴大化。

　　但1942年初幾起重大泄密事件的接連發生，又使中共的反特之弦驟然緊繃。1941年底，軍統成功破譯了延安與中共駐重慶代表團之間往來的密電碼，戴笠幾乎逐日向蔣介石提供延安與重慶之間來往電報的內容。直到1942年1月下旬，這一情況才被蘇聯情報人員發現，並通知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中國中央政府情報機關頭子戴笠掌握了中共和八路軍在重慶的代表的電台工作用的暗號、密碼和發報時間”，“所有中共電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機關查到了，電報被截獲和破譯。1942年有超過60份電報被破譯，導致好幾位重要的共產黨人被捕”。（轉引自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頁。）但軍統究竟是如何破譯這些密電的，蘇聯和中共的情報部門並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內奸自然就成為首先的懷疑對象。

　　恰在此時，中共在其他地方的組織也發生了一係列重大泄密事件，並釀成嚴重後果。首先是1942年2月，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袁曉軒叛變，供出了大量機密。緊接著5、6月間，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又因叛徒出賣被破壞，廖承誌等負責人被捕，這幾乎使中共在大後方主要的省一級秘密機關遭到毀滅性打擊。此事性質之惡劣還在於，1941年7月國民黨破獲中共江西省委後，某些被捕人員自首投敵後經過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訓練，繼續以原來身份與其上級機關南方工委保持工作關係，伺機全盤破壞。1942年2月，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還曾經製訂了一套行動方案：除準備利用已自首投敵之中共江西省委人員破獲中共南方局外，並準備利用省委中有湘、鄂、粵、閩諸省線索者，“打擊其高級組織”；利用省委中有出身閩西者，解決閩西中共武裝；以省委中過去部屬已為新四軍長官者，“瓦解偽新四軍實力”；利用此次捕獲的經驗豐富並熟悉各省情形的中共武裝戰鬥員30餘員，編為行動隊，“潛去皖省，進攻偽新四軍”。（轉引自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465頁。其野心之龐大與計劃之周密，不可謂不聳人聽聞。而所有這些方案，同樣也是建立在利用內奸的基礎上。）

　　1942年4月中旬，國民黨又開始積極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時局驟然緊張。針對這一緊急情況，毛澤東曾於5月19日寫了一封信並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遞交給胡宗南，內稱：“據報貴部正在積極動員進攻邊區，采取襲擊辦法，一舉奪取延安，……事屬駭人聽聞，大敵當前，豈堪有此，敢電奉詢，即祈示複。”（《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頁。）為了防備國民黨軍隊的突然進攻，中央一方麵做了軍事部署，成立了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另一方麵則加強了清查特務的工作。毛澤東在4月17日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就特別強調，在學習與檢查工作中，要對幹部的思想和組織觀念（即言行）進行審查與鑒定工作。在檢查工作與審查幹部中發現反革命分子，應加以清除，以鞏固組織。（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75頁。）

　　在此期間，“王實味案”發生，促使反奸鬥爭更進一步向縱深發展。6月19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托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托派、日特、國特等三種壞人。（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8頁。）10月19日，他又在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開幕會上指出：我們各個機關學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實味之類的分子，要客觀地、精細地、長期地去清查。11月，他再次強調：既然有第一個王實味，第二個吳奚如吳奚如，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軍委秘書、軍委書記。1937年到延安，後任周恩來的政治秘書，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主任，新四軍第三支隊及江北縱隊政治部主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文藝科長，在整風運動中被錯定為“叛徒”。會不會有第三個王實味，第四個吳奚如，要認真查一查。由此出發，揭發暗藏的奸細迅速成為全黨麵臨的主要工作。中組部在1943年工作計劃中，便把清查奸細列為第一項的中心工作，中央政治局在提交討論的關於1943年工作的12個問題中，也有審幹工作總結和反內奸政策問題兩項。（參見李東朗：《康生與延安搶救運動》，《百年潮》2002年第5期。）

　　三、審幹運動的發動及其擴大化

　　隨著國共關係的逐步惡化，延安的反奸氣氛愈發高漲。1943年春，國民黨開始醞釀掀起新一輪反共高潮。3月，蔣介石推出了《中國之命運》一書，著力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聲言隻有國民黨和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同時極力詆毀共產主義。4月，國民黨中央通知各省黨部和政府，稱共產黨為“奸黨”。在軍事上，韓德勤、蔣鼎文、龐炳勳、李仙洲等部也在各處不斷挑釁，蓄意製造摩擦事件。5月，由於時值共產國際解散，國民黨更在報刊上大造輿論，說“馬克思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並提出“解散共產黨，交出邊區”。6月，胡宗南策劃調集大軍分九路閃擊延安。7月，國民黨軍隊向陝甘寧邊區做試探性進攻。那幾天，在毛澤東發出的每一份電報中幾乎都寫著“內戰危機，空前嚴重”，“戰事有於數日內爆發的可能，形勢極度緊張”。（《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73頁。）

　　麵對這一危機，延安仍是采取兩方麵的應對辦法。首先是發動宣傳反擊，在輿論上給予國民黨回擊。7月8日，《解放日報》分別發表了朱德致胡宗南、蔣介石電文，嚴厲質問：“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共產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貴方調兵遣將，準備進攻，實為德等大惑不解，謹電奉陳，即希示複。”（《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頁。）此後，《解放日報》又連續刊登《起來！製止內戰！挽救危亡！》（7月9日社論）、《延安民眾抗戰六周年紀念大會關於呼籲團結反對內戰通電》（7月10日）、《質問國民黨》（7月12日社論，毛澤東撰寫）、《起來，保衛邊區！》（7月16日）、《再接再厲消滅內戰危機》（7月18日社論）、《要求國民黨取消敵後特務政策》（8月1日）等文，並陸續發表各個抗日根據地對陝甘寧邊區的聲援和各界人士對國民黨發動內戰企圖的抨擊文章。

　　與此同時，延安也加緊清查特務，以防敵人進攻時裏應外合。3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整風既要整小資產階級思想，同時也要整反革命；過去我們招兵、招生、招黨，招了很多人，難於識別；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我黨實行特務政策，在社會部和中央黨校都發現了許多特務，現在我們要學會識別特務與賢才。（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6頁。）3月20日，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向中央匯報說：抗戰以來，國民黨普遍實行奸細政策，最近從審查幹部中才發現這一政策的陰謀。他提出在1943年的工作中，要把審幹工作當作重要的一項。（參見睆砦：《毛澤東與延安“搶救運動”》，《黨史博采》2004年第1期。）

　　根據康生的這一匯報，劉少奇當天致電華中局陳毅、饒漱石，發出了《關於警惕國民黨特務政策問題》的指示：“最近延安在整風及麵清查幹部思想曆史的過程中，發現大批國民黨特務與日本特務，……今天國民黨向我們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特務鬥爭。”此後，他又向華中局強調：“國民黨的特務政策已經是非常精明、非常廣泛使用的政策，是國民黨目前反對我們的主要鬥爭方式。……我們要把反特務鬥爭看成和軍事、政治、經濟鬥爭一樣的重要。”（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頁。）

　　4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與我黨大量發展黨員以來，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了大批的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足驚人”，因此從1943年4月到1944年4月，繼續開展整風運動，“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種是革命隊伍中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後一種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29-30頁。）4月9日和12日，中央直屬和邊區機關2萬多人分兩批召開工作人員大會，任弼時代表中央書記處作了《特務活動與中央對特務的方針》的報告，提出：“根據我們長期偵察的結果，根據改過自新分子的報告，根據這次檢舉中被捕人犯的供詞，知道國民黨和敵偽的特務機關都有著很龐大的計劃，要打入我們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學當中進行暗害破壞的特務活動，特別是集中注意到陝甘寧邊區進行活動”（轉引自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必須盡快加以清除。4月28日，政治局又決定，在中央書記處下設立一個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劉少奇為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等為委員。遵照中央這一部署，審幹工作在延安全麵展開，並發展成為大規模的審幹運動。

　　由於大敵當前，中央對敵情的估計越來越嚴重。6月24日，中央發出《關於國民黨的特務政策和我黨反特鬥爭的指示》，認為“今天國民黨向我們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特務鬥爭”，“各地所謂左傾進步分子、左傾文化人中有不少是國民黨特務（日本特務也有）”，我們在國民黨區域的黨內“充滿了內奸，有些地方黨的組織，到最後幾乎全部都是內奸，因此在國民黨地區共產黨的組織，很多都成了國民黨或者是國民黨替我們組織的。再經過這些地方黨，又介紹內奸來延安到各根據地”。（轉引自王仲清：《在延安審幹運動中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的問題》，《北京黨史》2000年第2期。）指示還提到：“延安各機關學校各級幹部一萬人中，在整風及全麵清查幹部思想曆史的過程中，發現國民黨特務及日本特務將近一千人。”並斷言：“華北、華中各革命根據地黨政軍民各機關中，暗藏的日特、國特分子，估計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這些分子，關係於黨的生命。”（轉引自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7月13日，政治局又研究決定“加緊進行清查特務奸細的普遍突擊運動與反特務的宣傳教育工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56頁。）。到了7月15日，康生更在中央直屬大會上作了一個題為《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強調現在是緊急時期，內戰危險有一觸即發之勢，因此清除內奸急不可緩，“延安各機關學校更要加緊起來審查幹部，鞏固組織，清除內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第380頁。）。由此出發，審幹運動演變為搶救運動，一時間似乎敵人遍布、特務如麻，造成了嚴重的擴大化。

　　四、結語

　　由於搶救運動搞得越來越過分，幾乎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地步，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於是，他采取一係列措施，下令停止搶救運動，並著手糾正錯誤，逐步甄別平反，防止了運動的進一步擴大化。

　　今天看來，審幹運動之所以犯了擴大化錯誤，康生難辭其咎。正是他一手炮製了王實味、張克勤和所謂“紅旗黨”等一係列案件，並誇大其詞，才造成中央對敵情的判斷過分嚴重。而在此期間，中央的一些決策也存在著失誤。如1943年8月15日發布的《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原本是為了糾正搶救運動的偏差而製定的，但其中仍然表示：“在審查運動中，一定會有過左的行動發生，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個人的逼供信與群眾的逼供信），一定會有以非為是，以輕為重的情形發生，領導者必須精密注意，適時糾正。對於過左偏向，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93頁。）這種方針在實踐中無疑妨礙了對搶救運動的糾偏。

　　當然也不應忽視的是，審幹運動的發生及其擴大化還有客觀方麵的原因。如前所述，幾乎每次延安特別強調審幹鋤奸之時，恰恰也正是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之際。相反地，伴隨著內戰危機的解除，審幹工作亦相應放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審幹之所以在1943年7月轉為搶救，顯然與當時麵臨的戰爭威脅有關。而後來中央決定停止搶救運動，除了發現其中存在諸多問題之外，也與國民黨於9月宣布無意進攻陝北邊區和停止調動軍隊有關。這種時間上的吻合應該不是偶然的，至少說明國民黨的破壞活動是審幹運動的重要誘發因素之一。而從效果上看，審幹期間也確實清理出不少特務。例如1942年底全線破獲的漢中特訓班案件（又稱“戴案”），共發現軍統潛伏特務32名。（參見郝在今：《中國秘密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頁。）蔣介石身邊專門負責情報工作的唐縱在1942年8月31日的日記中便感歎：“晚在羅家灣座談會討論共產黨問題，切實檢討，對共產黨毫無內線，所得報告，皆空泛無所據，至可驚歎！”（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頁。）中統1943年底檢查工作的文件也反映：僅以陝西、甘肅、寧夏三省調統室係統來說，在陝甘寧邊區內和周邊的特工人員、特情人員629人中，已被共黨發現229人，中調局陝西室在陝甘寧邊區內的秘密據點遭到破壞，反共同盟軍武器全被繳獲，原有的特情不能活動，新的特情開辟困難，交通聯係無法建立，據點工作受到阻礙，情報質量日益降低。該文件還對這一損失表示“言之痛心”。1945年初，戴笠在西安召開的軍統局高級幹部會議上亦稱：軍統幾年來曾派400名工作人員到陝甘寧邊區，被中共發現、逮捕、坦白、失蹤、逃跑、被殺或逃回的達90%。（參見中央黨校彭真傳記編寫組：《延安整風運動和延安審幹運動的聯係與區別》，《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由此可見，審幹運動盡管發生了擴大化，但不應一概否定。任何運動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偏差的出現，尤其是在戰爭的複雜情況下，關鍵是要及時發現和糾正，使之朝著正確方向發展，而不是對負麵影響揪住不放。關於這段曆史的經驗教訓，鄧小平曾經總結說：“在那種異常緊張的戰爭環境中，內部發現壞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腦子發熱，分析不清，聽到一個口供就相信了，這樣就難於避免犯錯誤。從客觀上說，環境的確緊張。從主觀上說，當然也有個沒有經驗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頁。）這個分析是全麵和客觀的。

　　〔作者盧毅，中共中央黨校副教授，北京100091〕（本文摘自《黨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