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空城計”的由來及完善等

諸葛亮“空城計”的由來及完善等

曆史千年網：來源不詳

　　曆史上最著名的“空城計”，無疑是《三國演義》第95回描寫的那段故事了：第一次北伐時，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軍撤退安排，並親引五千軍到西城搬運糧草。忽然飛報司馬懿率15萬大軍殺奔西城而來。當時，諸葛亮身邊無一員大將，隻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隊，已分一半運糧草而去，城中僅剩二千五百軍士，戰、撤均不可能。諸葛亮鎮靜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開城門，每一門僅用軍士20人，扮作百姓，灑掃街道。諸葛亮本人則披鶴氅、戴綸巾，到城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身邊僅有二小童，一捧寶劍，一執麈尾。魏軍來到城下，皆不敢進。司馬懿因諸葛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懷疑其有埋伏，立即下令退軍。諸葛亮軍因此化險為夷。

　　可是，《三國演義》是曆史小說而非史籍，它所描寫的諸葛亮“空城計”，許多人認為並非史實。那麽，曆史上有沒有“空城計”?又為何會使諸葛亮成為最著名的“空城計”的施行者呢?
　　
　　一、三國時期確有“空城計”

　　諸葛亮所在的三國時期，史書明確記載的確發生了數次“空城計”。

　　據《三國誌·吳書·黃蓋傳》記載：赤壁之戰後，“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黃)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吳將黃蓋在武陵開城門拒敵之計與“空城計”所不同的是“賊半入，乃擊之”；但因其眾寡，“自以不敵，因開城門”又與“空城計”相類似。

　　據《三國誌·蜀書·趙雲傳》注引《趙雲別傳》記載：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得知曹軍積蓄軍糧於北山下，遂命黃忠前往偷襲，以趙雲屯兵於側，策應黃忠。黃忠過期未還，趙雲率數十騎出營迎視，正遇曹軍揚兵大出。趙雲且戰且退，“公(曹操)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

　　據《三國誌·吳書·朱桓傳》記載：吳黃武元年(222年)，魏將曹仁欲取濡須，卻佯說要攻羨溪。吳濡須都督朱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裏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日：‘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曹仁以為朱桓沒有防備，盲目攻城，被打得大敗。

　　據《三國誌·魏書·文聘傳》注引《魏略》記載：魏黃初七年(226年)，孫權領五萬眾圍文聘於石陽，時逢大雨，石陽城崩未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日：‘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關於此次“空城計”，為《三國誌》作注的裴鬆之因其與本傳“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的記載有差異，故懷疑文聘敕城中人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可能是當時魏人的故事傳說，因而在引注這條資料後特別說明：“《魏略》此語，與本傳反。”
　　
　　二、諸葛亮“空城計"史載有分歧

　　裴鬆之不僅對文聘“空城計”提出了疑義，他更對所引《蜀記》所載諸葛亮“空城計”提出了駁斥。
　　《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蜀記》“郭衝三事”載：

　　(諸葛)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司馬懿)率十二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裏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

　　裴鬆之是不相信這段記載的。他認為，考察史實，諸葛亮從來沒有在陽平關拒守魏軍，司馬懿也沒有到陽平關與諸葛亮交過戰。諸葛亮初屯陽平關在蜀建興五年(227年)，那時司馬懿正以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而屯於宛城，兩人相距一千多裏以外，當無可能進行交兵。司馬懿後來對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興八年與曹真等三路伐蜀，他由西城進軍丹口，遇雨班師，雙方並未接觸；另兩次是諸葛亮最後二次北伐時，他在魏境的祁山與渭南相拒，足跡亦未至陽平關。從情理分析，司馬懿既舉兵二十萬，又知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傳》明說：“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製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一向謹慎的諸葛亮尚不許魏延為“萬人別統”，陽平關又是他伐魏戰爭的重要基地，豈可能“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僅以輕弱自守。尤其這番話是郭衝對司馬懿之子司馬駿說的，而“對子毀父，理所不容”，更何來司馬駿“慨然善衝之言”呢?所以，裴鬆之斷定：“此書舉引皆虛。”[1]

　　不能說裴鬆之對諸葛亮“空城計”記載的駁斥沒有道理。但是，裴鬆之既然將這條資料選輯於《三國誌》注中，就不能說它完全沒有根據。

　　三國之後的兩晉、南北朝時，有關三國的許多史料、傳說被發掘出來，記載諸葛亮的資料相當豐富並且活躍。南朝劉宋人裴鬆之注《三國誌》時，對當時的“異聞”深感“每多舛互”：有的是“紕繆顯然，言不附理”；也有的“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究竟是史實還是傳聞已經“判不能斷”[2]了。這些情況既指整個三國史料而言，亦包括諸葛亮的資料在內。

　　既然那時就已經深感有些資料“判不能斷”，那麽裴鬆之的“駁斥”就僅是一家之言，對該資料采用選注，而不是淘汰的這一引注的事實，仍然表明了對該資料的重視；換句話說，即該資料所載之事還是有可能發生的。

　　以裴鬆之對諸葛亮“空城計”資料的駁斥而言，以諸葛亮不讓魏延“萬人別統”證明不可能派魏延率大軍，就顯得武斷了些。因為，諸葛亮雖然因謹慎而不許魏延“萬人別統”去行“子午穀奇謀”，但卻是將魏延視為大將而讓其多次領軍出戰的，如建興八年遣魏延率軍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即是明證。

　　所以，有關諸葛亮“空城計”的記載，寧可存疑而不宜斷然否定。
　　
　　三、曆史上有諸多“空城計”

　　廣為傳布諸葛亮“空城計”的是產生於元明時代的《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的創作者，之所以要繪聲繪色地描寫諸葛亮“空城計”，除了要“狀諸葛之智”外，想必是受到了曆史上諸多“空城計”的影響。因為到此時，曆史上已經發生的空城計，除前舉

三國時期的幾次空城計外，還有很多。

　　據《春秋經傳集解》卷三魯莊公二十八年記載：公元前666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秩之門。”鄭示楚以閑暇，“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認為“鄭有人焉”，不敢進，等諸侯援軍一到，“楚師夜遁”。

　　據《晉書·劉琨傳》記載，西晉末懷帝永嘉年間(304年－313年)，劉琨“在晉陽，嚐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複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據《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一記載，南朝劉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十一月，“(後)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部下不解，以為是輕敵。蕭承之說：“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複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據《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三記載，隋恭帝義寧元年(617年)五月，“突厥數萬眾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唐公李)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

　　據《舊唐書·張守珪傳》記載，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年)，吐蕃寇陷瓜州，瓜州刺史張守珪“領餘眾修築州城，板堞才立，賊又暴至城，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日：‘彼眾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製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璉縱兵擊敗之”。

　　據《十國春秋》卷七《周本傳》記載，五代吳高祖天裙十五年(918年)七月，閩、楚、吳越將兵二萬攻信州，信州兵不滿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信州數匝。信州刺史周本“命啟關，張虛幕於門外，召僚佐登城，數作樂宴飲。飛矢雨集，略不為動。吳越疑有伏兵，解圍去。”

　　以上所舉，僅是《三國演義》成書前在曆史上真實發生過的許許多多“空城計”中的幾例而已。它們無疑為《三國演義》創作“空城計”提供了可資汲取的豐富材料。
　　
　　四、《三國演義》對“空城計"的完善

　　諸葛亮治蜀二十年，安撫百姓，約製官吏，賞罰公平，法治嚴明，被人譽稱為“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3]。而且他清廉謹慎，克己奉公；對待部屬，開誠布公，操勞國事，鞠躬盡瘁。所以，當這個傑出的政治家退出了曆史舞台，就引起了蜀人的深情悼念，《襄陽記》記“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到蜀漢末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這種“蒸嚐止於私門”的紀念活動更加廣泛而深入，朝廷被迫在沔陽為之立廟。

　　由於諸葛亮對當時社會的影響很大，又深得民心，所以產生了許多有關諸葛亮的故事傳說。諸葛亮死後約四十年，陳壽在《上諸葛亮集表》中即說：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谘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袁準也在《袁子》中說：“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日‘雍也可使南麵’，諸葛亮有焉。”

　　在有關諸葛亮的傳說裏，除了繼續表現他憂國勤政外，還突出了他戰勝強敵的傑出軍事才能，而後一點，多少是有悖於史實的。

　　《三國誌》所注引的諸葛亮“空城計”，即是突出他的軍事才能的。本來，如果僅是《三國誌》的注引，影響不會很大，就像曆史上發生的許多“空城計”一樣，不下功夫在史料中征引，是不會為許多人所熟知的。諸葛亮“空城計”之所以影響特大，完全是《三國演義》的功勞。

　　據蘇軾《東坡誌林》記載，還在北宋時，當時城裏小孩就帶錢去聽“說三國”的“講史”。除了說書藝人“說三國”外，還有影戲、戲曲表演三國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刊行的《全相平話五種》中的《三國誌平話》，文字雖簡率，卻已具有後來《三國演義》故事的主要情節。《三國誌平話》中，也有一個諸葛亮“空城計”故事，主要內容是：曹操引軍攻紫烏城，孔明令偃旗息鼓，軍人街門作樂，百姓帶酒與之作樂；故事結局是：魏延等殺敗曹軍。

　　《三國演義》的創作者沒有將故事停留在《三國誌平話》的水平上，它依據曆史資料、民間傳說、評書戲劇等，大大豐富了三國故事的內容。它大寫特寫了諸葛亮的“空城計”，依據的是《三國誌》上的注引以及曆史上發生的“空城計”的一些細節，從而構成故事的主要內容。它描寫有聲有色，具有一定的曆史真實感，使讀者多不懷疑其曆史真實性。

　　由於《三國演義》廣為傳播，影響很大，可謂家喻戶曉，諸葛亮的“空城計”也隨之廣為人知。《辭海》有“空城計”條，除諸葛亮“空城計”外，未闡釋曆史上發生的任何一次“空城計”，就很能說明問題。

　　注釋：
　　[1]《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蜀記》。
　　[2]裴鬆之：《上三國誌·注表》。
　　[3]《三國誌·蜀書·李嚴傳》注引東晉習鑿齒評。